精华热点 老男人的故事【八十】
邹星枢‖好爽一个夏
【净】 李东川摄
那天我和儿子聊起了“信仰”，我说信仰就是自己内心的坚信。坚信是什么？是膨化剂，它最终会使信仰充斥你的整个精神世界。
——编者的话
随着落叶的枯黄，越发怀念的是那个一闪而过的爽夏。
年纪就像穿堂风，再过几天就要吹进我第七十九岁的厅堂了。
我喜欢夏天，缘于我喜欢水里戏耍。
每个人每年都有一个夏天。
但我总感觉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都是我最值得
看看任何一种花木，就明白所有的枝叶都向往空间。
我是在八十年代获得了此生所可能获得的过去从没有过的天空与空间。
人格平等。此前几十年我是被社会列为贱民的人，眼睛几乎都养成了仰视的习惯。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了平视的本能。
只有到这个时候，都活到三十多岁的我才体会到直起腰杆走路真好。
思考的天空。虽然是最初的，肤浅的，但毕竟铁屋子开出了一块天窗，我得以伸出半个头颅，双眼看到飘舞在蓝天的五彩祥云，脸庞感触到和风温存的爱抚，两耳听到细雨美妙的圆舞曲。获得了我最大的财富——时间，我可以二十四小时地基本上活出这个名叫邹星枢的男人的本我的样子，体验到从未有过的体验，写出我心之所想的文字（只要写了就满足了我之所愿）最重要的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而过去连这个欲望都不知为何物。
再不人云亦云，报纸广播老师领导说什么就什么，从不过自己的脑子（恐怕自己也已经没有了脑子）。
这一切都受益于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开明领导，以及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宽厚、宽容和宽松的“三宽政策。
同仁们一直是彼此之间发心宽厚、对事宽容、环境氛围宽松。
令人身心得到极大的舒展愉悦从而爆发出最大的创造力。
那时大环境给了我们厚爱：全省仅七位每年享受省特别经济补助的戏剧作家我市就占了两位（金额大约有十个月工资）。
由省厅出资送京进修的极少名额中大都少不了淄博。
最直接的是我们内部的和谐融洽相互支持的关系，使每个人有足够多的激情、时间和经费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去。记得我有两次出发正碰上爱人生病，为了让我安心出差，承杰主任都去医院探望慰问。
京洲那时候身体多病主任更是倍加关心。有个文化局长曾明确要求我们只搞舞台剧，其他文学样式属于作协的范围。
室里只有我什么都写，我多次外出写电视剧，室领导从未阻止或为难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我发现了一个素材只适合写电影剧本，于是要去广西一个监狱体验生活大约几个月。
主任很为难，说你可以去写话剧，也不耽误你同时写电影剧本。我说我后来写不出话剧怎么交代？他说那也没有人说什么，谁又能每次深入生活都有收获。这样领导问起来我也好交代。
我说这个素材压根就没法写舞台剧，只有电影才是最好的体裁。他说你看你刚出去写电视剧用了很长时间，刚回来两天你又要去写电影，局长怎么想？我不好给你报销经费啊。
我说那我就自己掏钱吧。当晚我正在家准备行装，承杰主任来了。说你这个人啊就是任性。这样吧，我拿来五百元，算是室里给你的赞助。只给这么些多了不够你自己出。我十分感动。但也仅仅是被他的为人宽厚所感动，仍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我已经给他造成了两难的尴尬境地。
刘主任他还几次阻止了我惹麻烦：大概是九十年代初，刘主任从济南回来，说郎咸芬不当省剧协主席了，由某厅长接任。
我一听就火了：剧协怎么就堕落的这个地步了，竟然选一个高官当主席。像什么话！
我退出中国剧协。说着就拿笔写信。承杰说人家厅长哪里得罪你了，不是对你很好吗？当不当剧协关你邹星枢屁事？看你还气得这熊样！
我说我是生整个戏剧界的气。主席孬好也要从影响大的编剧、导演、演员里出，怎么竟是谁官大谁当了——承杰打断我话说，你以为厅长是争那个没用的空头衔？也许争的人太多没办法摆平了才不得不当的呢。
有几年我可能是惹事太多，文化厅凉了我几年什么活动都没我的事，我也乐得就此什么能挣钱就写什么，反倒日子过得更滋润。
这期间一次承杰开会回来说，会上一编剧的署名权被侵犯与厅长当面闹翻，写了封公开信揭露此事。并把那封信给我看。
我看后当即拿起办公室电话找到那位编剧说：我坚决支持你的做法。他越是厅长越不能让他！你争的不是名利，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应该被尊重的人权！这也不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是我们大家的事。我佩服你的勇气。山东就缺你这样的好汉！如果有需要给我电话，我与你站到一起。
刘主任气得一把按住电话说行了邹星枢，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大是吧？！主任劝了我好一会我才消了气。承杰主任还有一次按我的电话：省《戏剧丛刊》主编给我来电话，说我某个剧本哪里哪里不好，决定不给发表了。
我说那是你还没有看懂。
他很不高兴地说：我没有看懂？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多少年了我看不懂？
我说位置高不等于水平就高，从前高也不等于永远高，难道你就没有看走眼的时候？
承杰气得一下扣死了电话说你邹星枢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吧？人家搞戏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哪里呢。你怎么连对长者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了？正说着电话响正是那位主编的来电，声音很大显然是震怒了，严厉地斥责了我一番还说承杰你当主任的应责成我向他道歉。承杰答应着放下电话，严肃地批评了我一番。
这时我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就拿起电话真诚地向他道了歉。看来他听出我的道歉不是装的，口气也软了下来，说以后不许再这样了，今天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一年后，我惊异地看到那个剧本居然还是刊出了。不知道换了主编还是他看懂了。刘承杰主任真的是位宽厚长者，每每有人反映我这问题那问题，他都替我说好话，说你们就拿他当个怪人好了，但可能正是有这点怪脾气才能写出好剧本。大家多多担待给予理解。
正因为除了这些，还有更多的数也不清的事情，我才一直留在这里，多次放弃了调回济南老家的大好机会。我舍不得这些人，以及难得好的创作环境。其实内心里也惧怕：怕换个地方没人能容得下我这样的不讨人喜欢的人。
【光明顶】 李东川摄
在一个懂得知恩、感恩、报恩者的心里永远充满着爱与光明，他在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已。
——编者的话
邹星枢
1946年生于济南故郡黑虎泉畔，性喜清涟而不耐浊浑。曾上山下乡、进工厂多年，创作的二十几部大戏在国家中心期刊及省级专业期刊发表或剧院演出，三次搬上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教学舞台；《绿帽子》由五十年代著名导演张琪宏和北京人艺、中戏及国家话剧院等艺术家在北京公演；中、短篇小说散见于《钟山》、《雨花》、《清明》、《百花洲》等文学期刊，晚年致力于随笔及诗歌探索。拍摄电视剧几十部集。 作者刻意追求的，无不是尽力摆脱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定式，努力探索共同人性中爱与善的张扬和恶与恨的批判、以及人的尊严以及生命权利的普世价值，至今致力于人的灵性和精神探索。斗争或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定式，努力探索共同人性中爱与善的张扬和恶与恨的批判、以及人的尊严以及生命权利的普世价值，至今致力于人的灵性和精神探索。
【庄子逍遥游】 于受万画
编辑:李东川
2024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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