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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川‖我的下乡岁月(9)
【结束篇】
【天地间】李东川摄
当你领悟到享受孤独的意义时，那曾经的纷杂思绪就会沉淀，于是你会发觉，清净思绪中的每一段历程都是独一无二的，并在无为状态中获得生命的最大圆满。
——作者的话
上山下乡的岁月已经过去五十五年了，至今我还记得徐德贵当时在临离开下乡地方时说过的那句话“以后屙尿都不朝这个方向”。
还记的徐德贵吗？
就是那位蒸了五斤生米煮的米饭，足足吃了四斤多，最后因没吃完赌输了倒赔上六斤的那个哥们儿。
他是我们一块下乡的七个人中，身体最壮的。
也是我们下乡七个人中第一个操起犁头犁田的人。
要知道在乡下能赶牛犁水田的人那是绝对的壮劳力，因此他也是我们七人中第一个挣上满分十分的人。
“屙尿不朝这个方向″是四川话中一句狠话，话里包含着“伤心”、“狠毒″、“深仇大恨”的味道。
可见我们的上山下乡给他带来的痛苦记忆，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至少于我而言，对他的这情绪我是深表赞同的。
前排左起:杨世贵、杨世华、宋亚永
后排左起:宋新生、李东川、徐德贵(他是我们七个人中第一个挣十分工的人)
尽管如此，在下乡的那几年中，农民们的那种朴实还有他们敬畏天地的那些行为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的上山下乡是在1968年12月23日报的名，正式下乡是在1969年1月。
后来有人明白了下乡日期应该是从报名之时算起，所以我们那批下乡知青，后来基本上都把下乡日期找了回来，改到了1968年，事实证明找回一年来，工龄就增加了一年，到退休时工龄就是四十五年了。多少还是能增加一点点利益，我因嫌麻烦，没去找，所以我的工龄比其他人就少了一年。找不回来，能把这事说出来，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1969年初，我们下乡没多久就到了年关，于是我们都回家过年了。
过完年回到生产队我们下地干活，吃午饭时，我们的房东刘万才(我们那一排房屋住着两户农家，还有个房东是方树清，是我们的生产队长)，来到我们屋里对着正在吃饭的我们三人说:晚上下工后来我家打锣。
他这一说，说得我们三人都有点懵:“打锣”？我心想打什么锣啊，问题是我们一点都不会呀！
在四川这地方，人们有几个爱好，一是有事沒事的都喜欢“泡茶馆”，“打麻将″，再就是“打锣”耍。
那个年代“茶馆”已被划在“四旧”之列，运动一开始就禁止开放被关闭了；“麻将”是赌博被禁止了。
唯有这“打锣”那边都够不着，没人管没人问的保留了下来。
汾洞大队大队部就在我们第四生产队，那年头在大队部晚上就断不了有“打锣”自娱自乐的。
大队部离我们住房不远，也就有个一两百米吧，所以当锣响起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珙县川剧团”唱的川戏:《水漫金山寺》《十五贯》《四郎探母》.......
现在想想四川的锣就挺有意思，不管是红白喜事，还是人们自娱自乐，一律敲打的都是川剧锣鼓鼓点。
因为从小常在人们办丧事时听见敲打的川剧锣，所以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好像这川剧锣就是专为办丧事敲打的，听起来心里总是有点别扭。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川剧锣鼓也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并且愈发喜欢了。
唱戏敲打的锣，用在婚庆上能理解，用在自娱自乐上也能理解，唯有用在办丧事上觉得有点违和。
2013年在我母亲的丧事上，我才一下对川剧锣有了更深的认识:所谓“红白喜事”大概只有在四川才充分体现了红与白中“喜”的含义。
关于“生死观”，别的地方我不了解，但和山东相比，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在山东当人去世时，人们是以哭嚎来表达悲痛的，在山东老家，当我把母亲的骨灰送回老家时，一路上，我的嫂子表姐表妹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那个伤心，那动静全庄就能听见。
而两天前在四川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我们家住的院子里扎起了灵棚，整个白天锣鼓声不断，每来了致丧者，就有人专门负责燃放鞭炮。
院子里摆放着五、六张麻将桌，致丧者礼毕后就坐在桌旁或亲自上桌打麻将，或坐在一旁饶有兴趣地观看。
整个场子全是一派欢快的气氛。
像这种场合我在四川时也参加过一些，都是这么个样，也没有什么违和感。
母亲的灵棚在院子热闹了三天三夜，就是在母亲的守灵期间，我一下想到了四川人的诸多与众不同之处——在“生死观″上，四川人那种潇洒乐观精神，反映的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独特看法，在他们看来死亡不是一种消失，而是一种解脱，是“成仙”，是“升天”。
我想这也是与川南一带信仰道教有关吧。
所以他们会敲锣打鼓，会燃放鞭炮，会聚众打麻将娱乐。
对“死亡”，他们都是如此态度，所以当我们在飞机上听到四川的打麻将声；在茶馆里听到人们吹牛扯把子、打金钱扳，看到茶客们眯缝着眼睛，享受着掏耳捶背松骨的惬意神态，还有更有味道的川剧玩友座唱时，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里—是—四—川！
当寻找我们下乡七个人的照片时，我才发觉我们七个人竟然没有留下一张影，相信个中原因你们和我一样明白。照片前排左起:李东川、林天来、后排左起:杨世贵、王开义
这篇文章是《我的下乡岁月》结束篇，所以把一些四川的风土民情简单介绍一下，想必各位也能理解吧。
还是回到房东刘万才邀请我们晚上去他家“打锣”这件事上来吧。
我们刚收工回到住处，刘万才就打发他家娃儿过来叫我们了。
我们就住在一排房子里，我们住的耳房在这头，刘万才的住房在那头，中间住的是队长方树清一家人。
从房子的这头到那头也就十多秒就到，刚一跨进刘万才屋里就闻到了一股腊肉香味儿。
只见昏暗的电灯泡映照着的八方桌上摆满一桌吃的东西:有腊肉、口条，猪耳朵，中间汤碗盛着满满一碗猪膀蹄汤；还有巴丝子(一种红苕丝做的甜食，酥脆可口)、炒米糖、巴果子、猪儿粑、黄粑......
说句实在话，因我父母都是山东人，他们是不会做这些名堂的，这么丰富的乡野美食一看就让人馋涎欲滴，一点不夸张我都听到了林天来、宋新生咽口水的“咕噜”声，当然我也不例外。
“请、请、请”，“大家请了，不要客气哦！”
后来我才发觉在珙县乡下做客，他们的礼数真多:比如说上饭桌坐定后，他们会把热毛巾拧干递到你手里让你擦手擦脸；席间他们嘴里“请”字不离口；他们会不断给你夹菜，直到碗里装得满满的盛不下为止；吃饭时，他们的家人会在你碗里的饭快吃完时，从背后冷不丁地再给你扣上一勺子米饭；刚吃完饭，热毛巾又拧上来了，仍是擦手擦脸。
那晚上在刘万才那顿饭真是太美味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晶莹剔透肥肥的腊肉，足足有一巴掌大小一巴掌厚，往嘴里一塞一咬，那油就顺着嘴角流下来，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那香而肥腻的腊肉从食管滑丝般溜下，在胃里打着旋慢慢滑进肠道。
于是刘万才的“打锣”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美好记忆，别忘了那可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啊！
我们的房东刘万才、方树清还有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是水稻收割以后，他们把刚碾出来的新米蒸的第一甑子米饭盛在碗里，插上一双筷子摆在屋外的坝子上，虔诚地朝天朝地拜了几拜，然后用筷子挑岀米饭洒向空中洒在地上洒向房顶上。
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能有这样的丰收年景，能有饭吃都老天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么一句很平实的话，就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我觉得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感谢这个感谢那个的教育，就是杜撰出来的不复存在的东西，还不如我们的乡民房东明白事理。
尽管在那个年代“敬天敬地敬鬼神”被视为迷信活动，这情景却没有给我们带来丝毫意外的感觉，相反他们“敬天敬地敬鬼神”的虔诚神态，却深深铭刻在了我心底，从此萌发了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感。
上小学时，我们是同学，是真正的发小，这大概源于我们的父亲都是外省人，父辈们都是“进军大西南”来到四川的。前排左起:宋新生(其父亲安徽人)、李东川(父亲是山东人)。后排左起:宗希平(其父亲江苏人，小提琴就是他从上海给我买回来的)、王建军(其父亲是山东人)
在下乡的那几年乡下人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吃苦精神，这一点尤其在我回到山东老家后感觉更深。
北方的乡下人，冬天因天寒地冻的，地里什么活儿也没了，于是就整天猫在家里，于是冬天里的北方乡下人就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形象——出门在外，耸肩弓腰双手笼在袖筒里。
四川的乡下人可没有这福气，他们经营的那块土地一年四季都闲不住，春种夏播秋收，插秧收稻，点包谷种麦子收包谷割麦子，冬天则是糊田坎耙田犁田。一年四季都要经营蔬菜。
那些年头回到山东，当我在冬天只能买到萝卜、芹菜、大白菜时就十分怀念在四川的冬天里那些品种丰富的蔬菜。
在见识了很多地方的乡下女人后，在我看来四川乡下女人是最能吃苦的了，挑、背这些重活女人一点不比男人差。
一年四季你都能在田间地头看见她们忙碌的身影。
清晨，天刚蒙蒙亮时，挑菜背菜上街买的基本上都是勤劳的乡下女人。
赶场天，除了卖叶子烟、卖中草药大力丸的是男人外，卖其它农产品的基本上都是乡下女人了。
直到前几年回到四川基本情况还是如此，赶场时更多的男人则是泡在茶馆里，或坐在酒肆门口，来上一小搪瓷缸酒独饮，或围坐在一起，打上一碗酒，一人一口喝“转转酒”，用不着什么酒肴，一人喝了后用手抹一下碗边递给下一个人喝，就这样转转着喝下去，酒量小的喝上几圈后就地倒下，这也丝毫耽误不了大家喝酒的兴致，酒照旧次第转着暍下去。
四川乡下的女人可没有这福气，那些年在茶馆里在酒肆处是基本上见不着女人的。
我们下乡时也这样喝过酒，尽管是喝“寡酒”(什么菜肴也没有)但却是有滋有味的感觉，有时想想还很怀念那个味道。
转眼间，我们离开下乡那地方已五十多年了，长期在山东的我不知道曾经狠狠发誓“以后屙尿都不朝这个方向”。的徐德贵回去过“汾洞”没有。
也许是在山东的缘故吧，我倒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怀念那山那水和那些人了。
三十多年前和二十多年前，我曾和宋新生两度回到我们的生产队，记得我们还在大队书记王永福的家门口和我们曾住过的那间小耳房前面留过影，在第二次我们去时就惊讶地看到我们住的那间小耳房已完全坍塌了。
那时都是用胶卷拍照，我不是一个仔细人，几十年拍的胶卷因无数次搬家倒腾再也没找着，当然我和宋新生的两次回乡留影也找不着了。
当我从我们在下乡时曾经在这座点过苞谷的“七角山″下来时，看到了刚一进村就与之聊了一会天的他。
“东川″，他叫出了我的名字。他对我说他就是刘万才的儿子，我一下怔住了，于是想起了55年前他父亲以“打锣”的名义，邀请我们三人去他家吃的那顿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丰盛的年饭。
2018年年初.我和杨世贵在巡场不期而遇，于是我们约好去我们的生产队看看。
我们住的房子完全消失了，曾经的大队部，大队支书王友福的住房只剩下了一溜残墙断壁(记得二十年前和宋新生来时，那拣房屋还很完整)。
在寻找我们下乡的住房时，我看到了一位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一位老者。
我们走近他问道:当时有几个在这里下乡的知青住的房子在哪里？
他说那房子早就没有了。
我问他刘万才方树清呢？
他说他们早就走了。
我问他你还记得在你们这里下乡的李东川、宋新生、林天来吗？
他说他还能想着李东川。
于是我跟他谈起了1969年那个春节期间，刘万才请我们“打锣”请我们吃的那顿丰盛年饭。
当时我真的有点动感情了，我也看到他混浊眼里含着的泪花。
我们向他告别说是去他屋后的“七角山”看看，我们曾在这座山上点过苞谷，记得有一次我挑着粪桶在山坡上往点上苞谷的窝里浇粪时，一头的绳子突然断了，翘起来的粪桶里的大粪汤浇了我一身。
当我们从山上回来路过刚才那位老者的房屋院外时，我看见了他正站在路边，好像是在等我。
我和他打了个招呼，就在我从他身边走过时，
“东川″，他一下叫住了我，
我一下停住了脚步。
“东川——”，恍惚间我觉得这声音是从遥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仿佛穿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飘到了我的耳畔。
他说我就是刘万才的儿子，你们下乡来到这里时我还很小，你们肯定记不得我，但我知道你们，刚才我一下想起了你。
我只觉得有个东西在我心里涌动，那一刻我的眼睛肯定湿润了。
在聊天中，乡亲认出了我们，于是我们知道了在五十多年间，这里发生过的悲欢苦乐故事。
走到村外，一个小卖部门前有很多人在那里闲聊。
看到一个年龄与我们相仿的，杨世贵上前问道:你还记得当时下乡到你们这个队的李东川吗？
那人没有丝毫犹豫马上点头说:记得，记得。
杨世贵指着我说:他就是李东川。
那人看了看我，仿佛要从岁月的时光里寻出五十多年前那个李东川的模样来。
结果很令他失望，于是只有一声感叹:老喽！
是啊，我们相识时我还是少年，如今在经历过青年、中年、跨进了老年的我们还能不老吗。
我一下想起了那位抛鞋垫的姑娘，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姓罗。
于是我仔细描述了小罗的模样，他终于知道了我打听的是谁了，只听他叹了口气说道:她已经走了有好多年了，那姑娘命苦啊！
听到这里，我竟然出奇的平静，耳畔响起了一首歌: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有感觉，当年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
突然就想“遗憾”对于人生来讲，也许就是一种完美。
因为她已经把“美好”留在了我心间。
前段时间当我与杨世贵打电话，说起我要把我们下乡的故事写出来时，他提出来一个要求，说是等我回四川时，一定联系我们一块下乡的七个人回到我们的生产队看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徐德贵。
我相信岁月会改变一切。
当然也包括曾经发誓“以后屙尿都不朝这个方向”的徐德贵。
【竹林深处】 李东川摄
我们总是怀念曾经的过往，但你是否想过，追不回过往的遗憾，对于人生来讲，也许才是真正的完美。
——作者的话
李东川
祖籍山东省莱芜，1952年出生于重庆市，成长于川南。1970年代从事摄影，1980年代从事摄影理论研究，论文被汇入第三届，第六届全国摄影《论文集》，有10余万字的论文、评论文章在国家及各级专业刊物发表。1999年出版《李东川五言古体诗集》。后致力于散文创作，已创作散文作品700余篇，散文集《旧日时光》已由团结出版社于2021年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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