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传至第八代帝王咸丰时，已经是国运衰竭。当时正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南有太平天国起义，定都南京，占据南半个中国；北有捻军作乱，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省攻城掠地，打击动摇清廷根基，更有地方盗贼蜂拥而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在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家住在洛宁县大明村上疙瘩的张姓三兄弟分家，长子得良、次子得中，居住于老宅内。三子得申，携一家五口，长子立宽、次子立太、及一女儿，于正月十五日，迁居到大明村西北约五里的湾子沟村，在一处避雨窑内安身。十九世得申公，便是我湾子沟村张姓始迁祖，后又生二子立顺、立中。

得申公率四子叩石垦壤，开荒种粮，又在湾子沟北边的朝阳土崖上，凿窑打洞，以荆棘为墙、篱笆为门。当时，湾子沟乃是荒山野沟，荆棘丛生，饿狼野狐白昼出没，时有豹子野猪现身其中。

尤其到清光绪三年（1877年）至四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更有蝗灾飞过，遮天蔽日，蝗虫过后，树叶花草一扫而光。据《宜阳县志》记载：孙得滋先生笔记：“宜阳、洛宁河水尽竭”，“夫弃妻，父弃子，强者杀人以食”，“十室之邑留之二三”，“人食人肉，尸横遍野，腥气冲天”。光绪四年（1878年），“人相食，母食子肉”，“先死者一家食之，虽有不忍食者，亦不敢葬于野，于家暂埋其尸”。

在这凶悍的年景里，我先祖一家人，怎敢在这荒山野沟中居住。于是，在一天晚上，套上牛车，拉上仅有一点粮食及农具，举家迁移到城村村暂住，待灾荒年过后，再返回家。据传说，离湾子沟西约一里许，居住着一户姓刘的人家，一家数口尽皆饿死。

1911年，清帝逊位，民国建立，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新政权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军阀混战，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城头时刻变换着大王旗，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土匪刀客肆意横行。我先祖在院内离地面二三丈高的崖上打洞为窑，把粮食衣物藏于内，并置大量石块以防刀客土匪抢劫，晚上睡於天窑之中。湾子沟村西约三里的山坡上，住着一户叫马由娃的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白天土匪把他一家数口尽都杀死，财产被抢劫一空。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先辈们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据查，我先祖数代，都没有活过六十岁。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新政权把旧时代的污泥浊水涤荡已尽。

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人们发家致富空前高涨，生活逐渐好转。

一九五六年，成立互助组，接着成立初级社，高级社。

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土地，牛车农具，俱都充公，按劳分配。男人去地劳动一天，挣十分工，女人只能算八分工。年终，再根据一家人的工分之多少，来分配粮食和财产。

当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提出口号“超英越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刮起浮夸风。据当时报载：西平县小麦亩产高达七千多斤，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一九五八年秋后，大炼钢铁，成立大食堂，一个生产队几十口人或一百多口人，同在一个食堂里吃饭。把农民家里的锅和铁笼等铁器物件，尽数收回并砸碎，再回炉炼钢。男女青壮年不是去陕县龙脖建设水库，就是去渑池县大炼钢铁，地里的农活没有人干，导致田地荒芜，粮食急剧减产。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后，老百姓食不果腹，土地不犁不耙就下种，每亩产量几十斤到上百斤不等，每人每月可分十五斤原粮，四斤红薯顶一斤原粮，政府提出低标准瓜菜代。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史称：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人们吃糠咽菜，甚至剥食榆树皮，可以说当时走百八十里路，看不到一棵完整榆树。然后再把玉米芯砸碎，放在石磨上磨下来，用榆皮面做皮，玉米芯末做馅儿，包成馍状蒸熟吃，人吃后大便困难，用手扣、用棍剜，苦不堪言。老人们饿得得了浮肿病，孩子们饿得走不动路。

一九六二年，纠正极左思想。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在北京七千人大会上做报告时说，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起会场上阵阵热烈掌声。会后农户每人分得二分自留地，三分借地，人们生活慢慢开始好转，趋于温饱。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人们疯狂闹革命，游行示威，搞大串联，打内战，庄稼没人种，田地再次荒芜，人们又过上了食不果腹的日子。那时，我们队每年小麦总产量不过5000斤到8000斤，扣除征购，留下种籽饲料急动粮外，平均每人可分到小麦30斤到50斤。六七年更少，每人仅分到小麦17斤，年年吃国家统销粮。

一九六七年之后，地下水位下降，井里没水，人们到几百米深的沟底水泉处，往坡上担水吃，陡峭的羊肠小道，走到半坡时，就是想临时休息一下，也放不住桶，担一担水一个来回，需要两个多小时。每逢栽红薯磨粉时，去大明村、下洼村等处拉水，直到二零一五年村里通上自来水后，才彻底改变了人畜的饮水向题。

一九七六年，三位伟人逝世后，四人帮倒台，中央开始拨乱反正，把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

一九八一年，全村通上了电，结束了以煤油灯、蜡烛取光照明的历史。。

一九八二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士地承包给农户，结束了二十多年来公有制的体制，撤销公社为乡。新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跟过去的生产队时，相比粮食产量，翻倍甚至几倍的增长，当时的万斤户，万元户戴红花，受上级表彰，非常光荣。家家卖余粮，户户有存款。

随后，农民手里有了钱，就准备盖新房，改善居住条件，不过当时都还是土木结构的小房子，就这样，也改变了湾子沟建村以来，百十年没有房屋的历史。

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进入九十年代，农户开始购置手扶拖拉机，摩托车，三轮车，户户有了电视机。

进入21世纪后，青壮年开始走出家门，到经济发达的地区打工挣钱，有了钱就嫌居住条件不好，又要建设新村，在旧村的岭上规划宅基地，建设新农村。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群众全部搬进新村。新房都是一砖到顶，百十平方的面积，四壁粉刷雪白。

二零零五年，村里装上了程控电话，实现了身不出户，就可以和亲戚朋友通话的便利。至此，村民有啥事儿再也不用和远方的亲戚朋友们捎信，发电报、写信了。同一年，国家免去了农业税。群众在村西的山坡上栽满柏树，现在已有一两丈高。

二零一零年，手机开始进入家庭，农村田野里的通信信号塔也开始建设的到处皆是，手机信号有所改观，手机的普及改变了农村闭塞的环境，只要拿出手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打电话，极大的方便了亲戚朋友之间的通话问题。

二零一五年，村里的土路铺上了水泥路面，改变了出行环境。一九八二年由河底镇通往洛阳的客车，由一天一趟，改变成一天两趟，从村边经过，大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条件。

再后来，耕地告别了耕牛和手扶拖拉机劳作，统统选用大型机械犁地，收麦时，用上了大型联合收割机。全村一百多亩的麦子一天收完，再也不用弯腰弓背，头顶烈日，用人工镰刀收割。

二零二二年，燃气进入农户。村里先后出现七八个大学生，村民打工挣到钱后在城市买房，住进了城市。还有三四户没买房的，也在城市租房打工，常年不在家。

湾子沟村于咸丰五年（1855年）建村，由当时的五口人，发展到现在一百余口，分居在郑州、洛阳、洛宁、宜阳、三门峡、四川等地。现在村里常住人口只有几十口人。

从十九世祖得申公到现在二十七世，衍传八世，一百七十余年，在外人员常年不回家，就是叔伯兄弟相见，也形同陌路，见面不识。看到湾子沟村现在的情况，我不胜唏嘘，高兴的是，看到湾子沟村的后人走出了山野乡村，进城买房；但不愿意看到的是，居住了一百多年先辈们辛苦创立的家业即将消失，不知道是喜是悲？我不知道再过百十年后的湾子沟村，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

编后记：

今春从郑州回来，看到村里路两旁的荒草没膝，家家门上落锁，诺大的一个村子，只剩下三个近七十岁的老人。以前鸡鸣狗叫，孩子们打闹嬉戏的场面不见了，虽说是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却显示出一派萧条之象，无不令人感慨乡村的兴衰变化之大。

清咸丰五年（1855年），自先祖得申公迁居湾子沟村以来，至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已历八代，繁衍生息一百余口。

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普遍提高，纷纷进城买房，迁居于城市，多年不曾回家，就是同宗至亲相见，也多不相识。

写此文之目的，就是告诉后人，牢记先祖创业之艰辛，没有先辈们的艰苦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后，再告诫我湾子沟村后人，今后，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牢记，你的根在湾子沟，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为祖宗争光，都要为民族的复兴事业贡献力量。

公元二〇二四年夏，写于湾子沟

作者简介：张红彦，洛宁县河底镇杨坟村人，生于1947年，高中毕业，一生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