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老男人的故事【六十九】
李东川‖我的下乡岁月(4)
【春花】 李东川摄
这世间唯有两样东西不可触摸，一样是记忆，一样是思念。听说，记忆无花却永远盛开，思念无用却永远清晰。
——作者摘录
当我在写到我们下乡中的这段经历时，我一下想到了“人性”。
“人″作为自然的一份子，自然属性对人产生的影响是来自于骨子里，无法改变的；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一份子，社会属性之于人产生的影响，并不是人本性的散发，而是社会这一外界因素作用于人而处在永远的动态变化中。
比如对于“善与恶”的认识，我更趋向于他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混合作用的结果。
没下乡之前，在小小的县城里，我们一块下乡的七个人既是发小又是同学，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童年玩伴儿。
比如王开义，我们既是同学，还是住在一个院子仅有一路之隔的邻居。
当时在上学时，我们都会站在自己家门口朝着对门吆喝一下“开义”或“东川”“上学了”，于是便结伴而行。
小小的年龄，有时为了一些连现在都想不起来的鸡毛蒜皮的事，闹开了别扭，于是那一声吆喝没有了，我们开始各走各的去上学。
隔不了几天王开义的“家家”(外婆)，准会来我们家问:又是啥子事哟，怎么不一块去上学了。
孩子间的矛盾和“过家家”一样，哪有什么真事，马上又和好如初了。
杨世贵则和我从小学就是同学，在县委院子就住在一排平房里，整天腻在一块儿。
林天来家也是和我们在一个院子里，他比我高一级，虽然不像同龄的王开义、杨世贵玩得那么密切，平时也常在一块打个篮球什么的，关系也是很亲近的。
还有宋新生、徐德贵、张和翔，我们既是发小也是小学的同学，只是后来宋新生因其父亲调到宜宾地区工业局，他也跟着去了宜宾，尽管如此，串联时他选择了和我们一块步行串联；我“狼窜”时，经过宜宾就是去他家借了二十元钱(现在想想觉得不可思议，才十五岁的我居然还敢借钱，并且还是一笔巨款，那时的二十元就够三、四口之家一月的生活费了)；最难以置信的是他下乡并没有选择与在宜宾的同学或朋友一块，而是选择了和我们一起在珙县下乡。
记不得在哪里见过的这句话:千万不要试图去考验人性。
想想我们一块下乡的这七个从小一块长大的、曾经亲如兄弟的哥们儿在下乡时的那些往事，我深深地被“人性考验”这句话所折服。
现在回想起来，同样是“下乡知青”，它们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大差异，在我眼里可以说得上是“天壤之别”。
在我认识的下过乡的朋友中，我认为在“下乡群体”中最好的是到兵团，那是属于半军事化性质，住集体宿舍、发军装、吃食堂，可谓“衣食无忧”。
其次是去农场，农场也是典型的集体生活，大家一块出工，一块收工，一块吃饭。
再就是有“知青点”的下乡。
由“知青安置办”拨专款建知青点，大家住在一排房子里，有专门的食堂还有专人做饭。记得1975年(我是1971年底回到山东老家，1974年参加的工作)我参加了“张店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当我看到所在村“知青点”那些知青们，一收工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饭时，就想起了我们一块下乡的七位哥们儿的经历。
如果把“下乡群体”分成三、六、九等”，我认为“插队落户的下乡知青”就是其中的最低层。
之所以把“插队落户”作为“下乡知青”中的最低层，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三年中为“吃饭”的那些痛苦时光。
下乡时间不长，我们就为“吃”闹得不可开交了。
虽然第一年还吃着国家供应，但朝夕相处，同吃一锅饭引起的矛盾，就在这帮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中引发开来。
在那个年代，人们在一块儿最喜欢打的赌就是看谁吃得多。
我们下乡的七人中有两个饭量最大的，一个是三队的徐德贵，再一个就是我们四队的宋新生。
记得有一次三队的杨世贵兴冲冲地来我们队告知:我们与徐德贵打睹，他说他能吃下五斤生米煮的饭。
五斤生米煮的饭，即使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也绝对能管五人吃饱了。
为了蒸这五斤米，他们在农户家借了一个大甄子，当米饭蒸熟了打开时，面对那满满一甄子饭，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徐德贵的肚子，心想一斤生米蒸的饭就能把它填得满满的。
但结果却是很出乎我的意料，那五斤米的米饭他居然吃了足足有四斤半。
没吃下五斤，赌输的徐德贵只好挖出了六斤米赔上，自己却胀得难受了好几天。
和宋新生打赌是吃两斤生米煮的饭，这次宋新生赌赢了，却因撑坏了肚子两天没岀工。
当时我就想两斤就把大肚量的宋新生撑得这个样，那四斤半的米饭徐德贵是如何硬撑下去的啊！
渴望是对精神或物质严重匮乏超越想像的追求，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几个没见过或经历过“打赌吃饭”的荒唐事。
下乡不久，因饭量大小存在的差异，引发饭量小的伙伴们心里不满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儿了。
没多久，三队的四个人和我们四队的三个人就分灶自己煮自己的饭了。
我不知道别的下乡知青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三队四个人每顿都是一人一灶，我这里说得“一人一灶”可不是一个人有一个灶台，而是四个人共同使用有一个灶台，谁先占下灶台就谁先煮，然后按先来后到一、二、三、四排着队，一个一个轮着往下煮。
所以每当队长刚一吆喝“收工了”，他们最要紧的事就是赶快回去占灶台，后到的就只好静静排队等候。
我在四队，从四队到三队，两个队离得不远，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偶尔晚上我也过去玩玩，不止一次，我看到的都是，有的已经吃开了，下一个人才下手做饭，后面的人则坐在门坎上静静的等着。
记得有一次，天早已黑了，我去玩。
坐在门坎上排在第三位的王开义见了我，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我都饿昏了。
当看到他这个可怜巴巴的样时，我不由想我们住在一块时每天上学的快乐时光，看着眼前的状况，我真是想掉泪。
而此时的第二个正忙活着做饭，王开义至少得在半个多小时后才轮到自己煮饭，而第四位张和翔，还要等将近一个多小时才能轮到自己开始煮饭呢。
等最后一个吃上饭时，差不多已是晚上十二点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他们，都是只有16、7岁的孩子啊！
当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打电话询问王开义时，他说当时他那一句“我都饿昏了”确实是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
而在与杨世贵通话时他说的一句话更是勾起了我无限感慨，他说:当时我们比那些在农村土生土长的、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可怜多了，他们至少在干完活回到家时还能吃到口现成的饭。
生活总是会逼着人们去适应，时间不久，我们就掌握了做饭的窍门，就是在做晚饭时把第二天早上和中午的饭一块煮好，免得还没吃饭就又得出工了。
在四队的我们三个人也因饭量差异，煮饭分成了两帮，林天来自己一灶，我和宋新生两人一灶，相对于三队的四人四灶，我们的三人两灶就比他们轻松了不少。
尽管在当时大家因为“吃”闹了不少别扭，但小小年龄那颗单纯善良的心还是没有泯灭，不管是谁来了家人或朋友看望，我们都会合在一起，共同招侍，等朋友走了再各做各的饭。
现在想想当时我们七个人，尤其是三队的四个人，尽管大家一收工就为占灶冲锋，但他们四个人从没有为煮饭的事发生过争吵，更别说打架了。
当50多年已经过去的今天，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才一下意识到:我们七个人并没有因生活困苦而闹得陌如路人，这应该归于我们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那丝人性吧，虽然很微弱，却是很坚韧！
我们七人中，杨世贵是第一个被招工走的，他被招进了自贡石油化工企业，在四队的我们三人中，宋新生是第一个跳出了乡下，被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挑选走了。
他们离开农村让我最感欣慰的就是:再也没了“扎根农村”那种前途渺茫的无望感了。
【晨曦】 李东川摄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人说沉浸在回忆里是老了的表现，当时甚为赞同。老了后才真正领会到了回忆之于老人的意义:它将会永远把你留在那个岁月里。
——作者的话
李东川
祖籍山东省莱芜，1952年出生于重庆市，成长于川南。1970年代从事摄影，1980年代从事摄影理论研究，论文被汇入第三届，第六届全国摄影《论文集》，有10余万字的论文、评论文章在国家及各级专业刊物发表。1999年出版《李东川五言古体诗集》。后致力于散文创作，已创作散文作品700余篇，散文集《旧日时光》已由团结出版社于2021年正式出版。
【西湖主】 于受万画
2024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