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老男人的故事【六十三】
谭延明‖那些岁月(中)
【心相】 李东川摄
仿佛美化苦难苦难就会消失似的，恰恰相反，美化苦难的结果是苦难会叠加而至。
——编者的话
中午十一点多，来了五六个人，其中一个人背着一个瘦小的人进来了。
那背人的一个劲嚷嚷，他真有病真有病，怎么样，说我瞎汇报，这回信了吧！那被背的病号是小个子，干瘦干瘦的，脸色腊黄，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喃喃重复一句話:我不偷懒，不是二流子。
这是剛从陕西宝鸡来辛店九二三建设安装炼油没备的十化建安装建设公司的职工病号，姓谢，和背病号的那位都是公司下放到‘第一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劳动改造的“臭老九”。
病号病情看上去很严重，被扔在病房后那些人就走了，原来他们带他来，是要来证明他是不是装病逃避劳动，结果一诊断，是肝癌已经到晚期了。
他就一个人蜷缩在床上，身边什么人也没有。
他有气无力地告诉我们，他已病了半年多了，在病情不断加重时，还被逼他爬高焊铁塔。他那同伴竭力为他求情，并写了保证书，如果他没病，病不严重就当破坏革命生产处置，这才来到了医院。
这人身上穿着小帆布工作服，口袋里只有早中晚三张牛皮纸饭票(这是为被改造人员专用的饭票，在伙食方面比一般工人要低不少)。
本以为下午会有人来安排他，结果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开饭也没来人。
我便用牙缸分了半份蛋花菜汤和病号享受的两个鸡蛋给他吃。
这是他来医院的第一餐饭。
一连三天都没人来过问，查房的医生总是问来没来陪人，说多次打电话给十化建驻辛店九二三建设工地的十一分公司，本以为下午会有人来安排他，结果一直都没见来人。
没办法我便向同病房的李栾两位病友提议，我们三人轮换着将每人的两个鸡蛋拿出来，早上三人均出一份稀饭给他，他们都非常同意，小李每次还将用医院证明买的白糖挖一勺加在他的稀饭里。
第五天早上查房被告知十化建答应来人。
那天晌午，十化建来了一个革委会成员，将一个黄书包放在他床头桌上就要离开。
我还有一点药水没输完，躺在下病床一看这情况，这还行，一把薅下针头喊病友：别让他走了！
我一喊，病友们都反应过来了，墩实粗壮的的小栾一下抵住了门，一米八多爱打蓝球的小李一把揪住那人的后脖领。
那人喊道：他不是我们单位的，他是总公司放下来改造的臭老九！
小李说，我看你不像个好东西！
那人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我是革命委员会班子成员，地道的工人阶级革命派！
看出来这伙计不是善茬，于是我便地对他讲，解放军还优待俘虏呢！
这家伙没办法只好留下来，坐在陪护木杌儿上还沒忘了教训奄奄一息的“臭老九”。
“臭老九”活脱脱一副木乃伊，紧闭深陷的双眼一声不吭。
我们大意了，这家伙借着出去弄饭跑了。
又过了两天栾李两病友出院了。
病房因有重症病号没再进人。
连续三天尽管医院多次电话催这病号单位来人，却一直没人照面，只剩下我陪着这个可怜的“臭老九”。
第三天晚上这病号实然精神起来，(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吧)坐起身来，滔滔不绝向我讲述他的身世。
他叫谢耀祖，三十五岁，湖北恩施山里农民的孩子，毕业于上海交大，也许在今天从上海交大毕业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但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却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挣不脱的桎梏。
妻子大他三岁是老家县城小学老师。
一直拉到深夜十一点多，最后他请我帮忙给他妻子发封电报。我欣然应允，他将手腕一块新的上海表撸下来给我，表示感谢。我不好驳这位可怜人的面子假装收下。他躺下后我将表装进他那黄色挎包里。
他这一躺下便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中，没再醒来。
又过了四天，早上天刚亮，他妻子来了，对他说:弟弟，我带你回家。
我立马走到他跟前，把昏迷中的他从病床上抱起来，放在他妻子背上。
他妻子背起他刚走出医院门口，就见他头一歪，死在了她妻了的背上。
【夜空】 李东川摄
漫漫长夜遮掩了无数的过往，不知你信不信，眼睛看不透的东西，会在心灵中清晰的显现。
——编辑的话
谭延明
笔名:雁鳴，戏称:二哥大碗茶。1949年出生于淄博张店。自幼喜爱文学，诗人，淄博市大爱文学交流中心主席，法人代表，《东方作家》杂志社社长，淄博市三丰电气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原董事长。多年来其诗歌、散文散见于各级文学刊物。
【罗刹海市】 于受万画
编辑:李东川
2024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