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下的世界霸权演进：摆脱自嗨诅咒的中国，未来既需制陆制海更要出太空精华热点

2024-05-18 19:42:00 342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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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下的世界霸权演进：

摆脱自嗨诅咒的中国，未来既需制陆制海更要出太空

吾球商业评论

然而，我早已看穿了一切

【《伊丽莎白一世与西班牙无敌舰队》。海洋是全球化的重要通道，围绕海洋的争夺，曾经此起彼伏】

吾球商业地理：

为什么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及古印度，都成了逝去的文明，唯有华夏文明生生不息？来自草原之狼，以及海狼的刺激，有些不免耻辱，但真的给了中国输血乃至再生的机会？今天的中国，为什么需要陆权、海权两手抓，还要像战国末秦人出山东那样，出太空？不管如何，我总选择相信自己的国家，面对竞争和未来，一定会不断走出舒适区，摆脱自嗨诅咒，将文明续写到底。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王千马+综合；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哟嚯

四川不仅有美食，更藏着无数值得打卡的古镇。不说成都附近的洛带、街子、黄龙溪，让我尤其感兴趣的，还有五凤溪。五凤之名大概得自于其境之山，自北而南而东，一路尖峰拔列，遥望之若冲霄之凤，其峰之尖且高者有五。这个名字也透出它位于某山脉之中，因位于成都之东，知道的都知是龙泉山脉。

今天，这个始于汉，兴于唐宋，清置场镇的古镇依旧保存完好。湖广人的“禹王宫”、陕西人的“关圣宫”，还有江西会馆“万寿宫”、广东会馆“南华宫”，都是非常值得一见的古建筑。

在我看来，四川的古镇大多保存完好，在于它藏身好，加上抗战时期，四川幸运地躲过了日本的侵略，少了兵燹的荼毒。当然，它也不是完全隔绝世界。事实上，除了傍山，它还依水。像五凤溪，有终年水色透明，流动缓慢的“黄水河”，从街镇流过，并在不远处汇入四川盆地的著名大河——沱江。这也让古镇成为了成都最知名的商贸流转之地，曾是川西第一大水陆码头。

和此有得一比的还有雅安的望鱼古镇。2021年7月，在一片水汽氤氲之中，我穿过了那位于周公河上的石桥，看着身边那需要拾级而上，在视野里很近但又很遥远的建筑，心头涌上一股停车坐爱枫林晚、深山老林有人家的诗意。这是茶马古道上的一座古镇。建于明末清初，主要建筑坐落在突兀于山腰的一块巨石之上，因巨石形似一只守望着周公河游鱼的猫而得名。尽管离雅安城区也就30多公里，但因周边都是曲折的山水，显得路途格外漫长，像经久不衰的山间回响。

尽管已经长久没有再次光临这些古镇，但我知道，自己一定不会遗忘它们。在它们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它们的历史，更能看到古老文明如埃及和两河，在地球上发展的投影。

只是，就像被和平时期的城市化急速边缘的古镇，这些影子也掉进了落日的余晖，不知道能否等到下个朝阳的到来。

在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的大作《地理与世界霸权》中，它毫不客气地将这个世界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的出现，定位在了埃及。

和前面提到的那些古镇一样，埃及不仅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温暖的气候，而且受到了地理条件的严密保护。古埃及不仅拥有像尼罗河这样的宝贵资源——这条自南而北汇入地中海的河流，有着两个源头，一个位于常年降雨的地区，一个位于季节性降雨的地区，让古埃及有着具备充足水源的沃土，更重要的是，它的两侧是漫漫大漠，在尼罗河上游方向很长一段距离内都没有河水冲刷形成的河谷，而只有被瀑布分割开的峡谷，这也意味着，埃及的南部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再加上埃及的北边是大海，在人类对海洋尚且一无所知的时候，海洋也像沙漠一样提供了巨大的保护。费尔格里夫说，像具备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并适合早期文明生长发育的地方，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

也正因为不存在入侵或入侵的可能性，使不同形式的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文明）在漫长的时间里于此得以缓慢自然地发展，而在过渡时期又不受外来干扰的影响。

和埃及相似的，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从北向南穿过高原和沙漠，并最终在今天相拥汇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自巴格达以北不远处起始的下游地区，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冲积平原，并在这平原上形成了许多沼泽和湿地。

这是埃及的修改版。沼泽、湿地，以及外围的沙漠，能给这里提供保护。而且，那时候的波斯湾，比现在要大得多。在数千年的发展中，这里的巴比伦人过着平和安宁的农业生活，并逐渐演化出较高的生活方式，学会如何制造砖来建造房屋和城镇，比埃及人更早开凿运河，所以，在埃及已经成为一个单一国家存在了上千年之后，最初的巴比伦帝国也在阿卡德的萨尔贡的统治下诞生。

问题是，随着巴比伦的生活半径逐渐外扩，尤其是他们通过劳作使得沼泽区域大大减少之后，来自沼泽外面的外来民族，开始以羡慕和嫉妒的眼光注视起这片唾手可得的沃土。最终，一个接一个外来民族占据了巴比伦尼亚，统治着巴比伦人。比如来自东北山地的埃兰人、加喜特人，还有来自居于底格里斯河中游的西北草原的亚述人。之后，米底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相继来到这里。无数的为非作歹，让巴比伦利亚直到20世纪初，与从前的沼泽地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也像埃及，文明起了个大早，但最终也难以为继。

对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遭遇，费尔格里夫认为，这是得之地理环境，也失之地理环境。就像温室里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到最后反而容易过敏，或者生杂七杂八的病。他说，在长达4000年的时间里，埃及鹤立鸡群，其居民对这种保护已经养成了严重的依赖，以至于根本无力抵抗外来之敌。

用我的圈友吴波老师的话说，在低纬度有充足平原地带、自然生存无忧无虑，同时因为周边易守难攻而没有频频外敌威胁的国度、地区，往往缺乏自然和战争的淬炼而难以形成精神主宰的力量，以及与这一力量所密不可分的集权制度，因而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只能拥有躺平千载、浑浑噩噩的宿命，最后也因为生产力的进步、舒适区沧海桑田锁钥关隘的不再，难逃第一轮全球化的残暴叩击。

这也让我想起了评书中描述中国历史那些大一统的王朝，一开始励精图治，但承平日久之后，不免就文恬武嬉，最后无一由盛转衰，不堪一击。我把这种情景称之为“自嗨诅咒”。

所以，一个文明要想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有个不被打断发展进程的环境，一方面需要接受不断的机体刺激。

不知道从何时起，中国的职场中开始推行“狼性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姜戎《狼图腾》这本书给这个风尚推了波助了澜。它把狼视作“好汉”、“勇士”，更将其当成勇猛顽强、奋勇向前和坚忍不拔的品格象征。在有些草原文明中，狼的形象往往连着鹰头和鹰翅，扑向狮子、猛虎，以表示对凶悍和刚烈的歌颂。但在我看来，作者其实是借狼性，来讴歌草原文明。

甚至，作者认为，草原游牧民族代表着狼性文化，意味着进取；中原农耕民族则是羊性文化，代表着保守。这也构成了此书的核心观点。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中原王朝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围绕着15英寸等雨线的你进我退，曾一度成为了叙事的主流。从周王室面临着戎狄的压力，到秦汉之后，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更是层出不穷，前赴后继。对主流历史而言，这些北方民族带来的无疑都是不好的记忆。尤其五胡乱华，更让汉人损失惨重，恨不得驱之而后快，而封狼居胥更是成为出将之追求。但是，今天站在整个中华文明的立场上，我们得承认，正是这些游牧民族不断施加压力，给了生长于相对封闭环境当中的早熟的农耕文明一次次自我反思和更新的机会。《狼图腾》也一次次表达出，中国历史能够绵延不绝，就在于草原游牧民族能够轮番入主中原，给孱弱糜烂的中原文明输血。所以，每次北方游牧民族和汉农耕民族的战争，不是非正义，相反都是腾格里（上天）在拯救中国。

“性格这么软弱的民族实在不配占据这么辽阔肥沃的土地，”书中写，“不过腾格里还是没有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毕竟华夏民族的脑和手闻名于世，最早驯化了野生粟和稻，创造了丝、茶、瓷、漆业，贡献了四大发明等先进技术，以及浩如烟海的文史哲经。尤其是四大发明：指南针帮助西方民族成为真正的航海民族，帮助他们成为能在大洋中辨别方向的海狼，帮助他们发现新大陆，攫取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造纸、印刷术和火药又帮助西方民族摧毁了中世纪愚昧和坚固的封建城堡。华夏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苍天有眼，腾格里还是派出了它的大儿子——草原游牧民族，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农耕弟弟，继续给它输血，硬化它的脊梁，让它重新站立振作起来。”

换句话说，这种轮番入主中原，或对农耕文明的捶打，其实就是一种有益的外部刺激。虽然对个体来说是残忍，但对整个文明来说，是一种进步。

这未尝不是中华文明发源很早，和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同为四大文明，但也只有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并在不断地冲击、融合下壮大的根本原因。

和古埃及以及两河流域相似，中国也是一个有着地缘优势的国度。我曾在《城市战争：国运、时代及世界三重奏下的中国区域沉浮》中，将中国形容成一个相比封闭的“四合院”。北边是沙漠和草原，东边、南边是茫茫大海，而西边则是青藏高原……它们将中国温柔在拥在了怀里。在陆权时代，只有一条河西走廊，成为联系中原与西域，乃至西方的孔道。而从青藏高原一路而来的长江、黄河，更是为南北中国赋予了旺盛的活力。

某种意义上，前面提到的五凤溪和望鱼，是古旧中国的缩小版。它们都依赖着自身的地理优势，一度成为这个世界的亮点。

这里也有问题。那就是中华文明在不断的刺激下，机体免疫变得更强，身体也更健康，那为什么两河流域会在不断的刺激下，成为历史？难道是因为刺激过量，还是因为两河流域面积不够，容错率不高？

还有个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华文明的融合，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都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对立的两面，那么，在失去了北方的刺激之外，中华文明还能不断地汲取外界的能量么？

幸运的是，摆在这个国家面前，除了草原之狼，还有“海狼”。

“大海洋洋，忘了爹娘。”这首流传于近代宁波帮中的童谣，折射出了广袤而未知的海洋，对人的心理压迫。何况在海洋尚且为人充分了解之前，很多人更是望而生畏。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率10万大军、战舰800艘，分水陆两路远征希腊，然而，在萨拉米斯，小小的海上城邦国家雅典孤注一掷，利用其船小灵活、在狭窄海湾运转自如的优势，以接舷战和撞击战反复突击，最终摧毁了薛西斯的舰队，葬送了这个东方大帝国有效控制海洋的任何企图。这也让雅典奠定了成为海上帝国的基础，而波斯就此由盛转衰。

今天，当我们探讨波斯失败原因，“薛西斯并不缺乏舰船，它缺乏的是对海洋的认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费尔格里夫说，“在这场战役结束时，薛西斯手中能够作战的船只仍多于希腊人，但由于薛西斯来自大陆，海洋在他的眼里是一个陌生的事物。他不是一名水手，他信不过大海，于是选择了撤退。”这种撤退是在薛西斯的战舰数量仍占优势的情况下的选择，“意味着承认海洋已超出波斯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外。”波斯帝国终究也是昙花一现。

在这方面，体现得更明显的还是腓尼基人。这个喜欢海洋，把海洋视作通道的族群，曾经创造过这个世界在商业上的辉煌。他们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了西顿、毕布罗斯这些贸易中转站。因为商业的繁荣，以及位于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相互连接的节点，让它们成为了出色的世界城市。然而，希腊人逐渐蚕食了他们在爱琴海沿岸据点，而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更是通过把黎凡特的全部海岸乃至亚历山大港都纳入自己的囊中，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力。但即使如此，他们依旧在地中海西部，如非洲的突尼斯，建立了自己的帝国。首都迦太基城（今突尼斯城）。这也让非洲北部海岸、西西里岛西部、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班牙南部都处于迦太基的统治之下。

但是，随着罗马的崛起，迦太基的命运开始奔向没有想象的未来。经过古代史上著名的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7年，迦太基城被罗马军夷为废墟。这也让费尔格里夫感叹，当迦太基因丧失了制海权而崩溃时，这种崩溃是完全而彻底的，腓尼基人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相比之下，面向海洋（地中海）而生长的希腊、马其顿、罗马则相继成就了自己的伟大。对海洋的发现和开发，让它们获得全球化的第一波红利。

但话又说回来，同样是利用海洋，腓尼基人为什么早早打卡下班？这也跟它在陆上的经营缺失有关。它们轻而易举地葬送了东部海岸，而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的帝国，却失之于和土著之间的关系——当它们的统治也像亚述对其征服地的统治那样，采用的是高压手段，帝国越发展，土著人与商人之间的情谊也被对征服者的嫌恶和仇恨所取代。相反，希腊、马其顿、罗马有着自己的根据地。与此同时，罗马人通过道路的修筑，以“条条道路通罗马”将更多的区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换句话说，正是兼具海洋和陆地的优势，让希腊、马其顿和罗马，成为了历史最为精彩的章节之一。在这中间，今天的希腊由于地缘环境并不优越，被山丘、半岛分割得支零破碎，正如柏拉图面对希腊的感叹：9000年（漫长的时间）的风暴将希腊半岛的泥土不断吹入海底。如今所剩下的只是土地的残骸，所以它最终还是被拥有更多腹地、也不缺乏对海洋了解的马其顿所征服，甚至连波斯、埃及和印度都臣服于其下。希腊文化也随着它的铁骑而传播到各地。能打败强者的，是新生的更强者。公元前148年，在迦太基城被摧毁之前，马其顿也被罗马征服。

不过，罗马的发展似乎也逃不开“历史周期律”。当它们远离帝国以外的敌人的威胁，享受的承平日子太久，后来的罗马人也逐渐丧失了防御和统治的能力。当敌人最终真正到来时，蛮族的铁蹄放过了更新也更富有朝气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但是古罗马城却在它们的面前陷落了。

不过，正如狼性文化对中原农耕文明的改进相似，在费尔格里夫看来，蛮族入侵，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对于促进物质层面的巨大进步也并非没有作用。“他们使西方对世界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这些入侵使西方民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世界远比地中海地区要大。”可以说，它对未来导致哥伦布及其追随者完成地理大发现的一系列事件，也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如果说罗马帝国的扩张，将地中海当作了自己的内海，推动了海洋文化的发展，那么，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逐渐进入了海洋一体化——而这轮的全球化风潮，让更新的势力，跃入世界的舞台。

如果没有海洋一体化，这个世界依旧是“平”的——那个时候远航的水手，总是会担心自己在海上走着走着，就陷落进了地狱。但是，随着迪亚士绕过了诺恩角、瓦斯科·达·伽马驶向印度并带回了香料，此后，在历史上就不再有两个分割的大洋而只有一个大洋，“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而作为葡萄牙的竞争对手，西班牙也加入了地理大发现的行列。不过，和葡萄牙人将所有的精力放在探索已知的向东的航线不同，西班牙人支持的哥伦布及麦哲伦，却是向西走——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麦哲伦最终绕过了南美大陆，穿越太平洋到了东印度群岛。尽管“中道崩殂”，但他的船队依旧将那里的香料带回了家乡。所以，在我看来，麦哲伦同样伟大。但问题是，葡萄牙人通过地理大发现，踢掉了中间商，将原来由阿拉伯人居中经营并获取暴利的商品，改由自己的船只来运输和经营，但西班牙人却对香料贸易没有太多的兴趣，水手们更愿意干的是打仗、传播基督教，以及夺取黄金和白银。

在费尔格里夫眼里，黄金和白银并不是能量，而只是能量的象征。换我们的老俗话，就是不能当饭吃。

不得不说，尽管通过征服拥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但问题是，这些黄金和白银大多流入统治者之手，很难惠及普通民众。夺取黄金和白银，不像贸易那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并由此产生内生力。而且，掠夺和征服容易导致反抗。

这也导致西班牙尽管掠夺了巨额财富，但最终却刺激了英法荷等国家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使得欧洲与外界的联系由地中海地区转向了大西洋沿岸,而随之16世纪中期的安特卫普、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也成为了欧洲经济中心。而且，因为对葡萄牙的征服，它还一度毁掉了葡萄牙的发展潜力。所以，它算不上是真正的海洋国家。

相反，通过海洋贸易，以及发展工商业，让荷兰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海上马车夫。它们不仅主宰了东印度群岛，而且还在巴西、圭亚那建立了殖民地，并在去往东印度群岛的途中对开普敦进行了殖民，让毛里求斯和锡兰成为自己的属地，甚至还控制了北美的门户阿姆斯特丹……不过，荷兰自身也有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其所在的莱茵河三角洲面积太小，难以供养大量的人口。因此拥有共同利益和情感的群体的人数必然不多。当它在面对非真正海洋国家时，它能占得上风，但是，一旦竞争发生在它和真正海洋国家之间时，荷兰也很快自身难保。

来自近邻的英国无疑是它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个和欧洲大陆隔着英吉利海峡，四面为海洋包裹的岛国，一度被视为世界的尽头。但周围的海域，无疑为其提供了安全保障。而对大洋的发现，更让它试图建立起通往东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的交通线。随着1600年荷兰人把一磅胡椒的价格从3先令提高到了6先令，出于自卫考虑，英国也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51年，克伦威尔更是颁布了《航海条例》，所有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产品，必须由英国或产品生产地（或制造地）的船只进行运输。这是向荷兰人发起的挑战，与荷兰的战争自然也随之而来。

对荷兰来说，它还面临的问题，是法国人的威胁。介于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法国，有着天然成为海洋霸主的优势。它头顶英吉利海洋，脚踏地中海，但是对欧洲大陆的追求，让它的历史总在三种倾向中摇摆，一个时期内自给自足的信心占了上风，另一个时期向陆地扩张的企图又起了支配作用，再一个时期获得海洋霸权的欲望又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在英荷的较劲中，它一会儿吃瓜，看英国和荷兰人单挑，一会儿又联合荷兰对抗英国，接着，又和英国联手对抗荷兰……总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这也让它遭到反噬，最后，英荷联盟对抗法国。

尽管此时，法军在数量和装备上均超过了英荷两军总和，但最终，法国精疲力尽，而荷兰更是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地位。它在1713年的《乌德勒支合约》中一无所获，它的航运业和海军全都消失不见了。英国则成了大赢家，获得各种贸易支配权，和推动扩张、保护贸易的新基地。尤其是在17世纪的最后十年，出现了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英格兰银行，更使得伦敦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仅凭一张纸币就能随意换来黄金的地方。

某种意义上，英国的海上贸易回血是支撑其海上军事霸权日渐做大的根本。这也是工业革命能在英国率先铺开的原因。人口贸易和殖民地贸易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以贸易为主要内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这是工业革命能够持久进行的原动力。用马克思他老人家的话说就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而正得益于工业革命，让分散的德意志拥有了“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新版本——那就是条条铁路通柏林。柏林不可避免地成了德意志的地理中心。而一个现代的德意志帝国，也在普鲁士的主导下，得以成型，并与法国有了更深的冲突。

至于法国、荷兰、西班牙的衰败，表面是海上舰队的那几次决定性战败，但在朋友吴波看来，“根本上还是因为他们在陆地上的好战带来的力量净流失，强烈地连累削减了海上盈余。”这些战争包括1667-1668年法国西班牙遗产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主要是西属荷兰的12座城市。还有就是1688年至1697年法王路易十四在位时进侵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同盟战争，以及四年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让他感慨法国，“放着面对着的广袤地中海之海洋世界中央不顾，放着自身于欧洲西海岸必经之路的大段海岸线优势不顾，放着本应如俄罗斯寻求征服土耳其那般全力以赴征服之的西班牙不顾（甚至直布罗陀这一必争之地都一度让给了英国），放着那么多要害的海洋伟略、胜负师都不顾，而深陷于欧洲那些旷日持久只亏不赚的大陆战争不能自拔。”

但这也不能说法国很傻很天真，事实上，荷兰、葡萄牙的衰败实质上就在于领土和腹地之败，众所周知，这两个欧洲小国都没有能够与海上霸权相匹配的庞大陆地纵深，这也意味着它们就难以拥有充分的战略底蕴、文化积淀和抗打击资本。

从这里，也可以一窥美国之所以后来居上，而中国之所以在面对众海狼冲击之时，依旧能在跌倒后不断爬起来的原因。

如果比较同位于亚洲的两个文明——中华文明和古印度文明，你会发现它们都有山的护翼，有海洋的阻隔。像印度次大陆北边有高耸对峙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西部延伸着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东部与孟、缅交界地区，有像“天然墙壁”一般的若开山脉做阻隔。但要命的是，在大陆的西北部，位于兴都库什山脉有个小开口——开伯尔山口。自从公元前1750年开始，自雅利安人以来的无数侵略者，如波斯人、希腊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借助着开伯尔山口强硬的闯入了印度次大陆，古印度文明备受蹂躏，自此湮没在历史长河。相比而言，中华文明对西域的经营以及河西走廊的重视，从玉门关到嘉峪关的设置，让中国在陆权时代还是多少远离西方铁蹄的践踏。

相比而言，古印度文明在面向海洋时，要远比中国安全。因为南部山脉的存在，让它离海近的地方都是山，靠近阿拉伯海的地方，有西高止山脉，靠近孟加拉湾的地方,则有东高止山脉。相反，中国的海岸线就显得一览无余。

这也让中国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便不断地受到来自海上居民的骚扰。尤其是倭寇的入侵，就像欧洲大陆面对维京人那样，让人头疼不已。随着晚清政府统治力的日渐衰弱，这种小规模的骚扰逐渐演变成了长久的疼痛。尤其是以英、法、西、德、俄等列强对中国市场或领土的觊觎，让它们用洋枪洋炮撬开了中国的大门。

和中国有得一比的还是美国。尽管1776年方才建国，但是它不断通过南北战争、购买路易斯安娜、吞并佛罗里达、强占德克萨斯并打通太平洋……一步步地壮大自身，让自己成为面向海洋又具有广袤陆地的大国。作为英国人的后裔，美国并不排斥海洋文明。随着美国西方开发变得日益重要，也让旧金山与中国之间的交通线也随之重要起来，但这段长达6000英里的航程，需要在中途建立一个加煤站，而最短的路线便是取道日本。这也让此前孑然独立于亚洲东部，甚至对大发现时期的西方文明采取排斥态度的日本，其根基在顷刻间便发生了动摇。在黑船来航后选择开放的日本，很快成为了海上强国，并将自己侵略的矛头指向了西边的近邻。

在闭关锁国，只留广州一口通商的年代，海洋对中国来说是负担，而不是财富，但对西方来说，这是链接自己和神秘东方的通道。

沙俄对中国东北的蚕食，除了对土地的掠夺之外，它们还看上了海参崴以及大连这样优良的港口。北极熊尽管面积广大，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主要的海疆位于北冰洋、波罗的海、北太平洋里海和黑海一带，始终缺乏合适的优良的军用港口和出海口，所以对中国东北一直虎视眈眈。今天的大连，其实就是俄语“达里尼”的音译，而“达里尼”的意思，就是远方的城市。

不得不说，这些海狼的到来，无疑又一次刺激了中国晚清那日益衰老的躯体。就像我在《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中一书中承认，尽管租界是耻辱的象征，但上海也正是在这八面来风、中洋杂糅之间，成就了今天的特色。没有西方商业，以及建立在商业契约上的规范化准则的进入，上海乃至中国能否由小国寡民，融入进今天的全球化大市场，还值得怀疑。

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大门的打开，伴随的是坚船利炮，这让近代的海洋文明等同于工业文明。如果说海洋一体化，让很多边缘的国家，成了这个世界的中坚力量，那么，谁抓住工业文明，并不断在其浪头上跃迁，谁就会成为新的时代强者。

美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这个星球最具实力的代表，正在于它后来居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开始成为主导力量。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气发明，到以煤气和汽油作为燃料的内燃机的诞生，再到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技术引发了蔓延至全球的科技革命……让美国人在不断的革命和科技进步中，被一步步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幸运的是，选择用大刀片对抗侵略的国人，最终也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今天，我之所以在无数的文章中点赞宁波帮，正在于长期受着西风美雨熏陶的他们，将实业当成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中国工业史上很多第一，都是他们的创造。

有文章做过这样的统计：李容、费纶志、盛植琯向英国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轮”，首开国内进口现代化商船的先河；叶澄衷开设第一家属于华人的五金店；严信厚开办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方液仙创办我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虞洽卿创办当时我国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三北航业集团；刘鸿生创办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厂——大中华火柴公司……

今天，当我们回头审视中国在近代苦难的行军中，从屈辱走向辉煌，从失败走向成功，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原因。

一是，多年来的外部刺激，让中华民族形成了内敛坚韧但同时也勇敢冒险的精神基因，骨子里也刻上了深厚的家国情怀。我们一度是沉睡中的狮子，连跳蚤都爬上来咬上一口，但一旦醒来，肯定要震惊世界。

二是广袤的腹地，给了中国腾挪的空间。得承认，沙俄看中大连，是因为大连的港口优势，还有大连背后的东三省，西方列强看中上海而不是其它什么地方，也正在于上海沿海，而且背后连接着长三角这一广袤的腹地，再沿着长江向上游，又可以进入两湖，以及巴蜀。但是，这个统一而并非分散的腹地，很难让人一口吞下。这既是旧中国在西方列强轮番冲击下依旧坚挺的原因，也是日本没办法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重要原因。日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建立了工业全门类，成为世界最为知名的制造大国，也在于这广袤的市场。作为全世界唯一的十亿量级的单一市场（是指一套法律、一套税务体系、一套商业规则、一种语言、几乎同样的市场策略就可以搞定全球最大的市场），它可以为中国企业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规模化发展，能够将供应链的价格降到最低，能够最大限度的分摊技术成本。这也推动着各种工业门类在中国落脚。换句话说，再花钱的事情分摊到每个人头上都不叫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明是包容的，也是不断融会贯通并自我修正的文明。就像知乎上有人说，秦亡于过度集权，就有汉初的无为而治；汉亡于外戚和门阀，就有隋唐的科举壮举；唐亡于武人割据，就有宋明的文官政治；明亡于乡绅政治和土地兼并，就有日后的土地革命；而船不坚炮不利的百年屈辱，就有了今天科教兴国的总战略……当然，也有了今天拥抱海洋，打造蓝海战略的进取。

如果说当年上海的崛起还是被动性的，但日后沿海城市的开放，则是这个国家拥抱海洋文明的主动尝试。

总而言之，中国要在这个争斗不休的世界，能持续稳定地站立下去，就必须要不断地走出舒适区，摆脱自嗨诅咒，时刻居安思危，谨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相应的，尽管这个世界炮火不断，而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霸权，也在不断地挑战我们的底线，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刺激”，并要努力适应这种刺激中的成长。

当然，西班牙的没落，也不断提醒正在急速壮大中的我们，以及那些虎视眈眈的对手，这个世界的发展维系在和平以及不断的文化、商贸交流当中。像当年西班牙式的征服，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好处，同样也不会让自身永远强大。

此外，我们还要谨记这样几点。一是要努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并通过行政壁垒的打通，以及水公铁的串联，进一步推动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和完善。这是我们立足的根本，也是这个世界其它国家很难拷贝的优势。我们不能将这些大市场分割成一个个藏在山区的古镇，这样的古镇可以成为文旅热点，但在今天现代化交流和协作面前，已经很难适应需要。

二是在重塑腹地的同时，我们既要制海，更要制空。尤其随着机器人、无人机的研发，以及对太空的探索，制空权无疑是制海权的延伸。正像吴波兄所说的那样，在这个太空时代，我们必须要始终维系资源和财富的良性循环、维系贸易生态的外部开放性，如果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会进入一场无论过程中还是结束后都将赔本巨亏的战争，那就一定不要开战；如果测算后确定从月球矿产中的盈余远超过在地外和地月之间的战争（或者竞争）损失，那就值得投入；如果竞争对手沉湎于在地面与其劲敌的持久消耗对决，而看不了太空的机遇，那它一定会失败。未来的中国，必须要拥有类似于战国末秦人大出山东那样的宏壮追求，而全力以赴投奔太空，那么从大航海时代开启至日不落英帝国霸权确立的那段历史必将重演，而华夏民族的崛起，更将是出地球而开花结果、足迹遍布近日诸行星的太空崛起。

如此，整个太空都是我们的屏障，而朝阳也将随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