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直觉思维高度发育的民族，由此也造成一个诗歌的大国和哲学的小国。从大量的古典诗歌中，能看到这个民族“感情细腻，思维粗糙”（崔健语）的特点，虽然这些诗歌是传统士大夫之作，但作为一种文化最典型的载体，从许多诗歌中还是能够看到，内容虽然多元，但抒情用笔却轻淡的特点，用钱钟书的话说就是“笔力轻淡，词气安和”。

有大量的话别诗和描写自然山水的诗歌，许多诗不过借着意象拐弯抹角地吐吐槽，隔靴搔痒地骂骂娘，隔山打牛地骚骚情，站西楼上望望月，想想情郎或追念一下那个和自己搞过一夜情的女子，或拍拍栏杆做做梦，意淫下庙堂，发泄一下自己不被重用的愤慨……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精神生活受限的国度倒是对身心健康有好处，因为大家都凌空蹈虚，不敢大胆做自己。诗人也是人，何必太认真！

冉云飞先生说，学习古典诗词是为了更好地作一个现代人，这句话论证起来似乎有点麻烦。至于诗词鉴赏考试，我觉得学生在很多情况下是“盲人摸象”，因为古典诗词昌盛的那个时代氛围已经不存在了，考试则是碰碰运气，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与传统文化的隔膜。

有人认为，要做个现代中国人，就从不练毛笔字，不写古诗词开始。这话在偏激中有一定道理。不管是古诗词还是书法，都是一种文字游戏，这种游戏不需要耗费太多思想智慧，诗词是文字游戏，书法更是文字游戏。如果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空洞化的表征，那么诗词则是中国文化唯美化的象征，用于抒情则可，而对推动社会进步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古诗词是乡土社会的文化表征，简洁、凝练、意象寄托，文艺味很浓，许多诗词看不出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欲说还羞的样子，让人徒然猜测。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有美在里面，但总不酣畅淋漓，不管写作还是鉴赏，都是耗费时间的一件事。

胡适当年就反对学习写作这些劳什子，在他眼里，律诗与京剧、武侠小说、缠小脚、抽大烟一样，都是“下流”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当时的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呻吟，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痛斥古诗词“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魂”。

胡适大声疾呼，写诗应象写文章一样，要做到以下八点：“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但把这八条去了，古诗词还能叫古诗词吗？

胡适认为，诗歌应该“读来爽口听来爽耳”，不要搞得太复杂。这一点，李白先生、白居易先生还有孟浩然、王维诸先生做得最好，李商隐的诗歌就算最早的朦胧诗了，大抵他老兄就没想让你们看懂，人家是用诗歌给自己写的心灵日记，后人非得削尖脑袋把自己陷进去看看人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实在是枉费心机，得不偿失。

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建议人们断然摒弃古体律诗、绝句、五言、七言古体形式。他说：“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念，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胡适在自己的新诗《尝试集》中表明了自己的写诗态度，“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诗的内容才是根本，形式只是外在的东西，不必过份追求，真正应该追求的，是“追求诗的内容之进步”。要在诗里表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而这一切，都是古体诗所难以达到的，所以，胡适抨击古体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无实物可言”。

胡适对于那些“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的诗格非常不满，指责其简直就是“亡国之哀音”。胡适对那些“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的家伙们痛加讽刺，嘲笑他们的文章里满篇的“蹉跎、寥落、飘零、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残更”等陈辞滥调，是“最可憎厌”的文字。

胡适提议大家写新诗，他自己带头写，《尝试集》就是开路之作，虽然诗歌的韵味、手法、意象使用的水平不高，但在当时却大受欢迎，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

胡适的用心大抵不在反对旧体诗歌，而是着眼于思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