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新春回乡问访记：在今天，我们又该如何振兴自己的故园//王千马精华热点

24-02-25 22:11 108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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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新春回乡问访记：

在今天，我们又该如何振兴自己的故园

王千马

城市头条/桐城

没有不被水流过的土地

没有不被商业塑造的城

【未来的乡村，还能留住我们的孩子吗？|摄自王千马】

吾球商业地理：

乡村，是我们新的目的地，还是回不去的故土？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王千马+综合；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哟嚯

正月初五，村支书杨东飞带着他的副手，来我家拜年了。东飞是我的小学同学，有知识，而且从他爸那里学了一手的医术，所以就留村为人民服务了，最后竟被选为了村支书。这次上门拜年，一是冲着我这个同学的情谊，还有就是看我从外乡回来，表示一下欢迎。他随手还带着两盒东西，不贵，但很有特色，由万新村生产的瓜蒌子。

我这个村就叫万新村，属于桐城市金神镇。在往前推十几年，它应该还叫新胜村，属于还没有被金神合并的老香铺乡。

万新村的尴尬：山不是山，水没有水

我对香铺乡的得名一直充满着猜测，大概它是做香火起家的。后来看朋友写的文章，说严凤英刚闯荡江湖时，曾在香铺唱过戏。在我的印象中，老香铺多年来就一直萎靡不振的样子，就纵横两条街，而且还是躺倒的丁字型——从丁字路口向东到香铺初中，短短数百米，就似乎囊括了它的“一生”。如果回万新村，不走田畈，走公路的话，也得从那个丁字路口向东南走，过同学严锋家的代销店，一口大塘，再经过粮站门口，差不多就到了万新村的琚庄了。如果再往南走，就到了万安。万安在当年应该属于靠近嬉子湖的杨公乡，不过在拆乡并村的过程中，它和新胜组成了今天的万新。

和大半个老香铺相似，万新也属于丘陵地区。尽管周边没有落差很大的上坡下坡，让人对丘陵的感受不是太深刻，但是我家周边所在的田地，还是有不少高田和低地，相对不那么齐整。更有特色的是，房前屋后种植大片松树。我们习惯将这些种植松树的地方叫作山头。夏秋之交一刮风，就满山头都是人，以妇女和孩子为主，他们背着花篮，拖着耙子，收集吹落的松针作为做饭的柴火——我们把这叫做耙柴。此外，我们还将死后的乡民称作“上山”，因为他们大多会葬于此地。尽管柴火不愁，但在看天吃饭的过去，这里算不上什么好地方。因为除了挖出的几口池塘，就没有太多的水源。它们除了承担饮用、洗衣服，以及夏时男人洗澡，以及牛打滚等“功能”之外，到了天旱无雨，还会放水入田，只是往往因为水量不足，分配不均，而导致村民之间火气十足。所以，双港白果的外婆家舅舅总是会说，外婆把女儿嫁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是“渥”掉了——类似于把好东西丢在了脏水里。

双港南距万新大概十几里地的样子，听名字就知道它近水，甚至有两个港口。我一直不知道这两个港口到底在哪里。但我熟知的是，位于白果一条圩埂上的外婆家，从来就不愁用水，反而担心水太多，搞不好就破了圩。只要没这样的灾难，圩内的稻田在四季当中就安然地转换着它那吸引人的色彩。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圩外的那条河。在没有日后那种大修大建之前，河内的沙子堆在河道上，踩着软软的，在河水不充盈的时期，被阳光晒得暖暖的，将脚杆插在里面像是做了个舒适的沙疗。河水起来后，它们又俏皮地藏在水面下，偶尔被搅动起来，像小鱼儿似的，擦着你的皮肤，不知道又溜到了哪里。以后读书，看有文章说，恒河里的星星像是地球上的沙子，我就想起了那一河的动人。只可惜的是，随着圩埂上的土屋逐渐被砖瓦房子甚至是楼房所取代，河道的沙子常常被“就近取材”，到最后只剩下深一脚浅一脚的淤泥，而河道沿岸更是被破坏得让人不忍注目。

【外婆家的河。以前没有桥的时候，需要撑排才能过|摄自王千马】

慢慢长大之后，才知道我们桐城这块热土属于多元地形，从西北到东南，由山及圩，梯度逐次降低。西北边，是大别山的余脉，有大小二龙山自潜山进入桐城，两脉逶迤，峰回路转，“山尽山复起，宛若龙眠形。”所以呼之为龙眠山，宋画大师李公麟因退隐于此，号为“龙眠居士”。到了东南，便是著名的嬉子湖。有河自龙眠山而出，像一条玉带一样，将龙眠山与桐城市区，以及嬉子湖串联在了一起。所以呼为龙眠河。作为桐城的母亲河，它其实并不为嬉子湖所独恋。同样还有来自龙眠山区的挂车河汇入此。在左拥右抱之后，嬉子湖方与菜子湖连体，并过枞川汇入长江。

这也让嬉子湖周边，成为了地势较矮的鱼米之乡，“诞生”了桐城的万亩大圩——包兴联圩，也是我小时常称的包圩。

【桐城地形图|来自网络】

正因为水系发达，且山水相依，让桐城自元末明初时便成了移民之地。查阅家谱，这里很多大姓都来自江西的瓦屑坝。像六尺巷典故的主人公——和其子张廷玉同为清初“父子双宰相”的张英便回忆，“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这也是桐城农耕兴盛且耕读传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让万新有些汗颜的是，尽管桐城山美水美，但是它作为山与水的过渡地带，说是山头却不是山，看是和包圩比邻而居却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河道，成为了一个水资源欠缺之地。这也难怪让几个舅舅对我母亲嫁到此地颇为唏嘘。

但是这里的人是聪明的，不屈的。

办企业不行，就搞经济作物

2023年下半年，我曾在宁波的慈溪待过相当长的时间，调研它的民营经济，以及其前身乡镇企业的历史及变革。这块“唐涂宋土”之地，土地基本是从海里夺来的，不多，也质量不高，多为盐碱。当农业没办法养活更多人时，向非农领域求发展，也成了这块土地向海而生的应有之义。这也是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黎明农庄粮油加工厂诞生在此地的重要原因（又一说法是江苏的春雷造船厂）。

在我的印象中，万新也发展过自己的村集体经济。位于上庄生产队西头的老村支部附近，就有一家村办小工厂。父亲说这里曾做过毛笔，还做妇女用品——我的堂兄王从兆因为学过裁缝，还在这里干过。但我印象中记得最清晰的是做过草绳厂。面向一口大塘的厂房，里面有几排机器，像纺纱一样，吐出了一条条跟今天手机数据线粗细的草绳来。过去农民去供销社买盐买糖，没有塑料袋，都是用草纸包装，然后系上草绳，以固定并助于提取。记得父亲当时在这个厂里算是老师傅，还带出了几个漂亮的女徒弟，有年不知是不是过节，女徒弟们还一起跑到家里看望父亲——这大概是父亲人生中最巅峰的时刻了。只是不知什么原因，草绳厂无疾而终了。甲辰龙年春节，跟父亲聊到这个话题时，才知道草绳厂是被时代给“淘汰”了——随着无纺布的出现，草绳很快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当然，父亲也提到了当年乡镇企业容易搞不好的原因，比如说贪腐，比如说用人不当。他还提了当年万新还发展过另一种产品，被安庆某地方选购，结果供销员回来之后，说销售款在路上被盗了。最后也没有问责，不了了之。因为村里的领导，是供销员的亲戚。但是这笔款子到底有没有被盗，到今天都是一笔糊涂账。无疑，这样的经历，对今天发展乡村企业，依旧不失有借鉴意义。

没办法搞集体经济，好在改革开放，允许很多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其它领域找路子。我还记得自己读村小时，小学附近的生产队就有人开始种植甘蔗，发展经济作物。后来，我在双合队的老表，就开始尝试养殖牛蛙，种植蟠桃和葡萄。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不堪从稻田里获取微薄收入的父亲，也在各种致富信息的吸引下，养过一段时间非洲大蜗牛，后以失败告终。接着，开始回归农田，和村民一起种植西瓜。

这也让我的青春岁月增添了不少乐趣，也多了无数艰辛。在桐城，“双抢”无疑是很特有的名词，正好是暑假，抢收抢种，所有老人孩子都要参与其中。这种劳动强度足够辛苦，如果再种西瓜，就更劳累了。记得西瓜成熟的日子（不是催熟），每天一早父亲就要架起板车，去瓜田装上四五花篮西瓜，然后拖着这些西瓜穿街走巷叫卖。因为经常要遇到上坡、过坎，所以需要我搭个帮手。父亲前面拉，我在后面推。不仅要一天走上几十里地，而且心态还得像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一样“心忧瓜贱愿天热”。这对我们父子二人都是考验，而且，守着西瓜，我们再热也不舍得吃上一颗。像这种状况，在我身上延续了好几年。直到甲辰农历的春节，我从桐城市区回万新，沿老安合路至棋盘岭左拐上去往香铺的老路，似乎还从车窗外看到当年那位鞠背躬腰、哼哧哼哧推着板车前行的少年。但也正是这样的辛劳，支撑了我的学业。也让万新乃至整个香铺在无数次的叫卖声中，成为桐城著名的“西瓜乡”。不过，等我进入桐城中学，学业重了，这种日子少了，但此时的父亲，也在双合老表的支持下，“转型升级”改种葡萄了。相对来说，葡萄不需要两个人同时出动了，只要一个人骑着车，车后面再架上两花篮就可以了。

就像宋丹丹在春晚中的那句台词，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某种意义上，今天万新发展瓜蒌子产业，和过去可谓是一脉相承，也是朝花夕拾。

今天很多人不太清楚瓜蒌子是什么，它和南瓜子以及葵花子有点像，也是没事嗑嗑玩的。只不过，它更肥实一点。在《本草纲目》中，它在炒用后具有“补虚劳口干、润心肺、治吐血、肠风泻血、赤白痢、手面皱”的功用。村里愿意拿出山头上的土地集中发展瓜蒌，并做成炒货，无疑也是一种发展集体经济的手段。这也说明，我们今天的村干部，还大多是好的，是为了乡村的发展服务的。

【万新村出产的瓜蒌子，敬请品尝|摄自王千马】

但有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时隔多年之后，我们还要走这样一条路？这又捎带着推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该如何振兴自己的乡村？

我们的年轻人，会成为

乡村和城市的“夹心饼干”吗

也就在我于1997年读大学之后，我们的新年逐渐没有年味了。一方面，改革开放下的包产到户，让很多农民逐渐不愁吃喝了。以前过年冲着的鱼肉，也没有那么诱人了。另一方面，村里的人开始选择外出打工，像我所在的小咀生产队有一半小年轻在没考学之后，都选择到北京搞装潢。或者，跟着伯伯叔叔们开始做刷子、吹塑、搞包装，生活的轨迹也逐渐往镇上甚至附近的新渡聚拢，所以过年时不是不回家，就是大多冒个头，点个卯，然后又闪回了。所以，我们生产队的过节还是相对“健康”，除了老一辈，年轻人聚在一起打麻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多年不曾出一桩赌博案件。

父母变得更辛劳了。因为年纪大了，他们也不能像他人那样出去打工，只能在门口做做零活。曾有几年，王家小爷（我堂伯）夫妻俩都去上海给儿子带孩子，丢下几亩田，全交给了父母。为了从田里多抠几分钱，父母起早贪黑，两个人背起了十几亩地的种收任务。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很难找到人帮忙了。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恩父母，尽管父亲脾气不好，让我深恶痛绝，但是没有他们的付出，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也正是得益于乡民们前赴后继地奔赴北京、上海，还有广州、深圳，我们这个位置尴尬的乡村，也逐渐富裕起来。村里建起了不少二、三层小楼，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向公路边靠拢，沿路建设新家，这也让香铺到万安一带，几乎屋连着屋，已经看不到我初中时的那种除了稻田、荒塘、坟墓，就别无人家的荒凉景象。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也绝非年味变淡所能比拟的。其中之一，就是农村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以前靠天吃饭时，秋冬季的大塘，除了要捕年鱼，还有就是组织人工清淤，但这种印象似乎只停留在我脑中一次，别再无它有。此外，那时我们好歹还有一条水渠通往水库。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自己高中暑假时“看水”的经历——当水从水库上放下来，为了防止他人截留，所以水渠沿线都要派人看守。曾和王家一位大爷合伙，于夜间看守一段渠道，而安顿之地，正在几处坟茔之间。夜深人静时，水流哗哗，更添几分静谧，还有几分鬼异。然而，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人能有这种难得的经历了。不要说看渠，就连原先的渠道，也被各种房屋占据，彻底地成了一条废沟，甚至尸骨不存。

尤其是到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这本是对农民自古未有的一种关怀，但是它在我们这里也带来了一种不好的副作用，那就是抛荒严重——反正土地不交税，爱种不种了。反正种了也不如打工来钱多。只可惜父母分身乏术，不能“接盘”更多。这种局面到了土地可以流转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而有了一些改变。已经有好几年，除了几分菜地，父母已经彻底地不用操持农事了，因为队里的田地基本上都被人承包。这样一来，父母不仅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打拼，而且还当上了靠租地吃饭的“地主”了。

这无疑是包产到户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乡村农田自古以来散乱差的弊病，让以前的各自为战变成了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提升了农田的利用效率，也相应地降低了经营成本！尤其是在这次春节回家，看到了老家的农田正在推广弯改直，与此同时，小田改大田——尽管位于丘陵地带，弯改直小改大有一定局限——但是它让我看到了发展机械化种植的前景！多年前从考文垂到伦敦沿路看见的那种成片绿地的情景，再次闪回在我的眼前，也许这样一来，中国的农村也许用不了那么多人，只需要了一个像西方那样的农场主，就可以独自管理一大片地带了！

【万新村的弯改直小改大|摄自王千马】

但问题是，这是中国想要的么？它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本意么？如果这广阔的乡村要不了这么多人，我们的城市能接纳么？

说实话，在这个祥和的龙年春节，我却有着无数的担心！首先，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土地兼并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无数农民起义的缘由！我相信这种土地流转和以前的土地兼并不是同一回事情，但它带来的影响也很大。在我这个春节受邀写的一份内参中，我就谈到，如何保证农民的权益不受侵犯很重要——一是弯改直小改大的资金监管问题，二是土地确权问题。以前散乱差的时候，由于田埂的存在，多多少少还能确认某块地“属于”谁，现在打破了界限化为一体，好是好，就怕时间一长，你不知道哪块土地属于自己了。但这还不是致命的，更让人担心的是，随着农民和土地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除了拿点“租金”就没有了其它的农事，中国的农民还会是农民嘛？他们会不会身在故乡，但是土地的“游子”？或者，被推得远离故乡，成为身和灵魂兼具的“游子”？

所以，不难想象，很多年轻人初一刚过，就急吼吼地返程。因为乡村除了亲人，已经没有其它的牵挂。所以，在诗歌里有炊烟、牧笛，稻香，以及听取蛙声一片的乡村，很容易就蜕变成了空巢乡村、老人乡村。但问题很快又来了，这些远去的年轻人真的能在城市找到他的落脚点吗？我是很难想象那么多人挤在有限城市里的局面。在我看来，万亿城市是中国发展的引擎，而广大的县域更是中国发展的潜力。但是，城市如果不能全盘接纳他们，而他们又很难回到农村，相应的，他们即使有意愿回农村，农村却不给他们提供机会，他们岂不是成了被牺牲的“夹心饼干”？！

也就在这个春节，我走在新渡的双新经济开发区，尽管开工寥寥，但是有不少人骑着摩托车到处找工作了。我曾在黎明印务待了半个下午，就碰见两拨人上门问询。这里的老板杨先生说，由于外界经济形势的问题，最近有乡友返乡后就准备留下就业！这显然提醒我们的乡村和城镇，又该如何做好准备，来应对这样的返乡潮？

【春节就开始急吼吼打电话找工作的乡民|摄自王千马】

所以，当看着村支书拎着礼品来看望我，我还是既高兴亦激动的。感谢村里对我们这些在外游子的重视，但同时，我也看到了，今天的乡村并没有彻底地“放弃”自己，不管是朝花夕拾也好，是转型创新也好，它们也在努力地发展自身的产业。

说起来，农业是乡村发展的基本盘。在扶持乡镇民营经济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多元产业，提升农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才是乡村发展的根本，也是将人留住的根本。

这需要政府、村集体，以及每个乡民的齐心协力。

多元化产业，才是乡村振兴的推手

也就在这个甲辰龙年的春节，因为走亲戚，以及其它类型的拜访活动，我除了数次往来老家与桐城市区，以及新渡开发区，还走访了双港白果的青城村，小姑妈所在的长春村……无不从交通、建设、居家等方面，让人既感受到了中国乡村欣欣向荣的一面，也感受到了中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可能。

此外，我还去了近在咫尺，但这大半生还第一次“踏足”的金神天林。天林位于金神与市区之间，在过去应该和香铺一样，都是乡，但后来都无一例外被金神“收编”。我对天林不熟，但我父亲熟悉。今天的天林橡胶厂的女主人胡茜乔说她的爷爷曾是天林毛笔厂的厂长，我父亲就立马送上一副尊敬的神情，因为当年的天林毛笔厂在我们这一块可是赫赫有名。只可惜祖父的突然病故，加上自身命运的波折，让她那位写得一手好字、渴望走出去的父亲胡树斌，只能留了下来，并子承父业，在1996年接管了乡里的橡胶厂。这个橡胶厂经过改制，在他手上曾有过短暂的辉煌，2006-2010年，企业纳税跻身桐城市前100名，他本人也因此当为市政协委员。然而，内心是个书生的他，并不擅长经商，而且受条件限制，像地处偏僻，软硬件落后、经营模式单一，让橡胶厂好景不长，严重滞后，而他本人也在经受了病魔数次侵扰之后，在2023年11月份终究没有扛过去。

作为一个女生，胡茜乔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跟着父亲创业，但那时还有父亲的羽翼，现在一个人要肩负所有，不免有些吃力。但是她并不想放弃这份父亲曾投入热爱的事业。不过，她也不想再像过去那样做下来。

对她来说，在这个早已转型升级的年代，自己这个橡胶厂半死不活，已没多大意义。但是，它却是桐城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如果，利用这些厂房，加上厂区内部还有一座历史比较悠久、深受周边百姓喜爱的火神庙，将橡胶厂打造成一个带有桐城乡镇企业博物馆性质的文旅项目，未必不是一条出路。更重要的是，厂区位于大片的田园之间，与当地知名的嬉子湖也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这些都是能为它加分的优势。说到这里时，她的眼神熠熠，充满着期望。她所需要的是能否找到合适的合伙人，以及能否寻求到当地的支持。对这个个子并不高，但选择坚强和未来的女生，我选择相信她的相信。

在天林之外，我还在正月初八，去了一趟“反方向”的青草镇。老早就听说，文有西乡，武有东乡。由于与万新隔得相对较远，对它的过去，我了解不深，但今天的青草，走出了吴曼青、方复全、吴立新、程堂明四位院士，却是毫无疑问。这个有一半土地位于龙眠山区的大镇之所以人杰地灵，我听过的一个说法是当地水土很好，富锌，所以生长在这里的人都很聪明。也正是在正月初八下午，我在镇长郑元为的陪同下，前往尖刀咀，看着从岳西山区发源而来的大沙河，至此被一辟两半，分成一条为柏年河，一条为人形河，两者在乌鱼宕再次合流，最后擦着嬉子湖的底部，汇入其身边的菜子湖——不禁深为感慨，来自人民的智慧，不仅将汛期脾气有些暴躁的大沙河给驯服，而且，还“勒令”它为青草以及下游留下了大量优质的沙土。当这里的人每天都能喝到这种被沙砾过滤的水，不聪明都不可能。与此同时，它也让我进一步意识到，这条河其实也是外婆圩埂外那条河的上游，我曾经热爱过的沙子，其实也是从这里滚滚而来。

【尖刀咀依旧保留着时代的印记|摄自王千马】

【大沙河曾经是水患，今天则意味着巨大价值|摄自王千马】

如果说胡茜乔利用工业资源来图谋转型，那么，身为青草镇镇长的郑元为，则打算充分利用它的自然资源，和人才资源。这个从桐城中学走出去的桐城人，当年听从母亲的呼唤回乡参加建设，曾当过市里招商部门的负责人，眼界相对开阔，谋划也比较深远。他希望利用这片广阔的沙地，打造青草独特的亲沙项目，让更多的人在和沙子的“对话”中找到和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另外，他也看到了安徽省正举全省之力建设合肥的同时，也在打造“大黄山旅游示范区”——这个旅游示范区毫无疑问有皖南的黄山市、池州市，以及宣城市绩溪县、旌德县、泾县，但这一次，它还将江北安庆的潜山市、岳西县、太湖县，以及我们桐城市一并纳入进来。郑元为因此意识到，今天的安徽旅游，不仅要继续力推皖山皖水，还要着力于“皖人”。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著名文化品牌“桐城派”的桐城，是“皖人”中不可缺失，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那么，掌握着重要人才资源和山水资源的青草，一定不能在这样一次战略机遇中错失机会。更重要的是，过去的青草，是桐城到安庆“西大路”的重要驿站，今天的青草，也是无岳高速（无为至岳西，为沪武高速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安徽“五纵十横”高速路网中的“一横”）的重要枢纽。

【被治理一新的青草村庄|摄自王千马】

相比较青草一直名声在外，在整个桐城，还有一个地方“深藏不露”，那就是位于长江边上，被安庆和枞阳所包裹，仅靠着一条枞川“脐带”，和桐城保持着联系的鲟鱼镇。

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我知道那里对桐城的重要意义——它的存在，让桐城在和枞阳分家，而杨桥、罗岭纷纷被划入安庆的情况下，至今依旧是“沿江城市”。而且，它还是引江济淮枢纽水口。尽管只有2.8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也只有千人左右，所以，哪怕身边的枞阳对它虎视眈眈，但桐城绝对不会放弃它。

也就在正月初九，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安庆市见到了宜秀区副区长张泓。此前，他曾是桐城市鲟鱼镇党委书记。他告诉我，别看鲟鱼小，但它是安庆市首批命名的“小康乡镇”之一，连续多年人均年收入、人均财政贡献、人均GDP居桐城市第一。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鲟鱼的航运发达，但重要的是它们不仅把眼光盯在面前的长江，更重要的是“通江达海”，全情拥抱广阔的蓝洋。

和青草镇努力尝试融入“大黄山旅游示范区”一样，鲟鱼镇的发展无疑也为今天的乡村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那就是提升自己的站位，让自己成为全球发展的某个节点。哪怕只是其中最微小的部分，但在全球的放大镜效应下，也会能量惊人。

尽管这次春节，我在桐城乃至整个安庆待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十来天的问访，还是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这片热土。同样，它也让我意识到，没有产业的支撑，乡村一定会问题重重。但不管是全球化也好，还是像万新那样做“土特产”也好，未来的中国，一定会通过产业来重新塑造乡村，提升乡村。我们需要谨记的是，没有广大乡村的富裕，和振兴，就没有这个国家的崛起。

相信有我们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有乡镇基层干部的用心谋划，有留守在这里，热爱这里的每一寸山每一捧水的乡民的勉力同心，我们的乡村不可能没落，也不会成为回不去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