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原创 渠公
四川开办中医学校的历史情况不明。
1932年春开办的泸县鸿仁医学校是史载泸州最早开办的私立新式医学校，是现代中医风潮波及泸州以后出现的新事物。
泸州篦子街，百年前泸县革命医医医校旧址
时隔近百年，坊间能查到的泸州鸿仁医学校资料大多互相传抄，内容大同小异，呈现递减之势。现存泸州档案馆的《泸州卫生志》最为详细：“民国21年（1932年），泸县医学界人士阴懋功、谢晋三、张龙辉、曾国谦、周正德、王人叟、严璗五等……开办鸿仁医校。”条目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没有提王仁叟为鸿仁医校校长；第二，王仁叟排名办学第六；第三，鸿仁医学校开办时间为1932年春。同书相应条目以及凡涉及“泸县鸿仁医学校”的其它历史记载则都将王仁叟排办学第一或唯一，并点明校长王仁叟。此条目记述或许另有所据，甚至人名也记作“王人叟”。“王人叟”人名我们在其它地方也看到过。王仁叟的书稿，有几种自题“叟稿”，不著“仁”或“人”，让我们颇费猜测，莫非他也曾自著“王人叟”？而一所办学只两年多的学校两任校长名王仁叟、王人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重要的歧义在“泸县鸿仁医学校”的创办时间及它与“泸县革命医医医校”的关联。
“泸县革命医医医校”存在的证据出现在上海中医书局1931年出版的王仁叟《新中医五种》，该书扉页有作者王仁叟半身像，题名“中医革命医医医校校长王仁叟先生肖像”。
秦伯未序说：“新中医五种，民国十九年蜀南王仁叟先生著，翌岁举以示余”，这是补正泸州市志的史料。《新中医五种》事实上完稿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之前，其时王仁叟已经是泸县“中医革命医医医校校长”，也就是说泸县“中医革命医医医校”办学在1930年之前，在鸿仁医学校开办之前。泸县“中医革命医医医校”于其它史志无载。现存所有有关泸县私立鸿仁医学校成立时间都记载为1932年春，没有例外，也没有言及前身。现在出现一所成立于1930年之前的泸县“中医革命医医医校”，这就有问题了，“私立泸县鸿仁医学校”的成立时间将决定于其与泸县“中医革命医医医校”的关系。两校校长都是王仁叟，如果“私立泸县鸿仁医学校”确是泸县“革命医医医校”的延续和更名，那么“泸县鸿仁医学校”的成立时间就将提前。究竟是两所互不相干的学校还是一校前后身？现在的史料仅能证明历史上确曾有一所泸县“中医革命医医医校”，校长王仁叟。
前引秦伯未序和王仁叟自序也能佐证其内在联系。他俩关于书名的分歧，在用“中医革命”还是“新中医”。如今出现泸县“中医革命医医医校校长”这个证据，可知王仁叟最看重的“中医革命”，“革命医学，实自我始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来有自，他已经有了一年以上办“革命医医医校”的心得。书与校，校在前而书在后，一体两面。亦可揣测秦伯未是了解情况的，虽然反对用“革命”作书名，却理解作者用意，并且赞赏，这才最终保留原序。
泸县“革命医医医校”是什么学历教育？这个真不好说。学制仅两年，能学什么？那时办新式教育只需在政府备案，其余自行其是，并没有严格的学历规定。新式学校的目标都一样，学以致用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洋公学”与北方的燕京、清华齐名，它的学历，既有小学生，也有大学生，还有留学预备生（后来分解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工科大学）。“革命医医医校”的字面意思是 “医”（教育）医生的医学类学校，换言之，学校招收执业医生，招医生而教育之，补齐短板。所谓短板就是中医风潮中被攻击的那些方面，从理论到实践。教育目标不妨就理解为培养“新中医”。也就是说不招白丁，不会从药性、汤头起讲。重点讲中医医理医道，中、西医理比较。相比今天，你可以理解为进修学校，你也可以比附研究生教育。在王仁叟，是从实际出发，“市医”误人，必须明白从头。就如恽铁樵所言“凡治中医者，罔不知《素问》、《灵枢》、《伤寒》、《金匮》之可贵。卒之治病者，或不读以上四书，或虽读之而茫然所得。不敢用其方，即用之亦不能通其变，则其功过不相当。若是者，亦安在其可贵哉！”与陈虬、丁甘仁引进西方学校教育体制改造旧的教育体制不同，王仁叟针对的是“市医”，目标则是造就未来“道医”。你说那是什么学制？
癸卯除夕亥时
后记
由“扁鹊到王仁叟”引起的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涉及民国泸州中医界本事、清末以来中国世纪中医风潮、“新中医”的发生发展和定型、王仁叟其人。作为仁叟公四世孙，破桥籍人，我的初衷不外是为家祖立一小传，介绍他的身世、他在世纪中医风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新中医五种》（《医学革命》）、他创办的泸县革命医医医校以及他的遗稿现状等等，补足中医博物馆藏，泸州人知泸州事。红尘滚滚，社会性遗忘可憎，但要唤起记忆又谈何容易！我给这个系列设定一个上限：只谈王仁叟平生的社会学意义及其涉及的时代背景，只做社会学探讨，止步于中医学。仅仅因为深信中医学与国学同源双生，对一些紧要的文史问题我才不揣冒昧强聒置喙，但也点到即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中医学，知进退，不管“医术”还是“医道”，不妄议，更多的话留给熟悉中医本事和中医史的人。还有一个使我望而却步的原因，王仁叟遗稿现状。实际上王仁叟一生著作甚伙，他当年选取五种投到中医书局出版，还剩余十几本手稿至今深藏箧中。
王仁叟百年前自署“叟稿”的遗著手稿
通读他的手稿并为之句读、打印，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他不凡的中医学思想，他豪言“革命医学，实自我始也”背后的苦心孤诣，他对“新中医”的贡献大部分都还藏在这些手稿中，不为世人知晓。这些手稿一日不出版，就一日无从深入谈论王仁叟。与其三言两语，浅尝辄止，不如继续谨守深藏，留待来者。现在坊间已经陆续出现了《新中医五种》新版本书籍，比如天津科技出版社本，还见到了单行本（五种分为五本）发行，看来学术界已经关注他了。相信葆有王仁叟大量遗稿，已经为他塑像的本地政府对此情况不会不闻不问。我们可以等待。
王仁叟遗著稿本
“新中医”继续失语、缄默。如果从19世纪初列强用重炮强行轰开国门，输入西学，逼得中医救亡图存算起，迩来两百多年了；如果从恽铁樵提出“四时的五脏”说，中医医理得以贯通，中医学理系统臻于完善算起，也已百年；如果从王仁叟、秦伯未正式为“新中医”命名，《新中医五种》出版，“新中医”概念定型算起，也有八九十年岁月过去了。究其原因，我们不讲强弱、不讲压制，只从理念着眼。西学、西医的科学基础与中医医理的整体观、“天人合一”、“大化流行”、人体小宇宙理念本来就风马牛不相及，是两套观察、理解世界的理论，不能兼容（中医的宇宙观还包含了人自身，主客体统一）。西医从来没有理解中医，而中医的屈从更是直接导致了“新中医”的世纪失语。具体原因还是我们缺少大师，《周易》、《内经》、《伤寒》、《难经》、《本草》那样的大师，不能自白于世界。所幸时代来到今天，经典物理学支撑的科学观终于受到了怀疑冲击，科学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更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虫洞、量子纠缠的锋锐刺破了科学坚硬的外壳，观察者终于进入了客体范畴；而马斯克“脑机结合”的成功更证明了打破人我界限、物我界限的可行。新的西学学理或许有望为“新中医”背书，从而为中西医结合开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在量子物理科学里，中医的整体论、系统论、天人合一、大化流行还有那么难理解吗？王仁叟“新中医”的“气化真理”踵迹恽铁樵，应该很快受到重视了吧？
渠公识于甲辰正月初七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