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泸州名医王仁叟系列(六)

原创 渠公

 王仁叟  (1879—1939)

     我们不知不觉都在做潮流中的事，却满以为是自我选择。比方我此刻写下文字，也许过不了两年，我就会意识到那不过是时代大潮中一只随波逐流的纸船随风浪起舞而已，我的同辈人此刻都在做一样的事：无事可咨，退而书写家事。当年王仁叟著“新中医”若干种时，也是踌躇满志，“革命医学，实自我始也。”然而百年后，我们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却洞若观火，明明白白那就是“西学东渐”、“中体西用”、“改良维新”、“师夷之技以制夷”、“德先生和赛先生”等时代大潮催促下一朵浪花，一朵积极的浪花做出主动应和。仁叟公只是被时代选择了。

     甚至王仁叟对泸州中医事业发展最值得书写的两大贡献：阐明“新中医五种”、创办泸县革命中医医医校，也仍然是时代大潮裹挟的产物。

     这样说并非否认或贬低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这样看更加突出江城在那一世的中医大论战中不可忽略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巴蜀文化圈、巴蜀中医界勇立潮头推波助澜的战略地位。而奠定这地位的首功便推破桥中医王仁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标新立异，独创“革命医医医校”，深切时弊，惊世骇俗，影响深远。当世中医若论革命的坚决，确实无出其右者。而化育新中医，提振泸州中医事业和名望，王仁叟当推泸州第一人。这简单了吗？

     我这样说，并非随意，证据确凿。王仁叟在《新中医五种自序》中说“及晚近丁氏丛书，俱独具手眼，先得我心，而益信吾见之不左。”这里他引为同调的“丁氏”，正是民国中医风潮中风云人物丁甘仁。

丁甘仁（1866—1926）

     清末民初，丁甘仁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中医，名气之大，众望所归，连外侨也纷纷前来求医。丁甘仁亟感中医传承发展之落后于世界，中年立志兴学，引进先进体制发扬中医作育人材。1915年他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闻风而来求学的人遍及全国。1917年聘任名医硕学谢利恒为校长，学校名望更随之大增，桃李满天下。后来的一时俊彦程门雪、黄文东、王一仁、张伯臾、秦伯未、许半龙、丁济万、张赞臣、张次公都出自这所学校。上海逐渐成为名医荟萃之地。两年后他又创办女子中医专门学校。1920年丁甘仁发起成立“国医学会”，首次把各自为政的中医组织起来，第一次有了同行交流，相互切磋讨论。初步成功后又一鼓作气成立“江苏省中医联合会”，自任会长，发行《国医杂志》，将上海的影响特别是清中叶以来的世纪中医风潮迅速推向全国。丁甘仁著作出版有《药性辑要》、《脉学辑要》，遗著《丁甘仁医案》、《丁甘仁医案续编》行世。王仁叟自序中所举“丁氏丛书，独具手眼”，应该就是《国医杂志》丛刊。这本杂志以及当时报纸给泸州王仁叟送去了东方的“林中响箭”。

     一般认为丁甘仁1915年创立的“中医专门学校”就是中国第一所采取欧西体制办学的新式中医学校，事实并非如此。2000年，经国家中医研究院、中华医史学会考察认定，陈虬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浙江瑞安创办的“利济医学堂”才是我国第一所采用欧美体制办学的中医学校。这所新式学校学制五年，集教学、医疗、科研为一体，办学十八年，培育出300多名中医师，学校遗址也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虬（1951—1904）

     陈虬是名医，又是清末浙江著名的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社会贤达。他熟谙中医经典，孜孜不倦，勤求古训又能别出心裁，一生著医书二十余种。他为利济医学堂手订了《习医章程》，1894年刊发在校刊上的《利济教经》是我国第一部自编的中医教科书。1897年利济医学堂创办《利济学堂报》，刊发了中医学讲义、师生变法维新倡议、医学争鸣文章。利济医学堂比上海的中医专门学校早办了30年。只是因为上海是近现代中医风潮中心，举手投足天下望风景从，而瑞安僻处浙南，影响较小，声名不彰。利济医学堂是晚清改良维新的产物，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由辛亥革命催生，后者眼界、思路、格局比之前者已有了历史性进步。

     史称丁甘仁为“中医临床家、教育家”，回避了中医学和中医理论的贡献，回避了晚清以来的中医大论战。丁甘仁是实干家，办学、办中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杂志传播信息是他最大的成就。陈虬的年代更早，同样也是一位“临床家”、“教育家”，贡献亦在此。真正直接参与中医存、废大论战，勇于冲决时代局限，做出重大理论建树，挽狂澜于既到，缔造新中医理论基础，让中医在中、西医论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堪称“新中医”一时之表的是恽铁樵。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等22种著作和他创办的上海铁樵中医函授学校是“新中医”的扛鼎之作。

   恽铁樵(1875一1935)

     恽铁樵是个奇人。16岁中秀才，后入南洋公学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外语等实务，1911年毕业入商务印书馆做编译，翌年便出任《小说月报》主编，译介西方小说风靡一时，文坛崭露头角。不幸长子14岁罹患伤寒（白喉）不治身亡，次子、三子接踵死于同样病症，四子跟着又染白喉，病势沉重，中、西医俱告束手。恽铁樵与家人商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药而死”。他凭借自己早年对中医、中药的了解，特别是对五行生克的精研，亲自为孩子大胆投喂经方“麻黄汤”加减，竟然一剂见效，起死回生。痛定思痛，恽铁樵感于市医误人，毅然弃文学医，就学于伤寒名家汪莲石。他不肯循规蹈矩，发愤穷究中医群经义理，凭借雄厚的国学根柢，特别用力于《内经》。“间尝思之，医书浩瀚，必通《素问》，然后得其纲领；《素问》难读，必通甲子五行，然后破竹而下。”并于1920年悬壶济世，“间有西医谢不敏，不佞治之竟愈者”。他对此并不满足，“然总未奠确立不拔之基”，继续精研。同时积极参与中医大论战，著文批驳当时西医余云岫所作甚嚣尘上、针对《内经》釜底抽薪企图排斥、消灭中医的《灵素商兑》，直击问题所在，以《易经》抉发《内经》深厚底蕴，从而提出前无古人的中医新理论、新见解。这期间他创办了“铁樵中医函授学校”，打破时空界域，传播新的中医理念，影响迅速扩大。

     1922年恽铁樵《群经见智录》问世，振聋发聩（必须指出，那个时代与现在不同，“智见”并不足夸，只能用作谦辞，等而下之。上等的是明道、悟得、是不可言传——引者注）。他著书不因袭前人成见，一扫引经据典的考据癖，不附和时行见解，独辟蹊径革新旧说，系统整理了《内经》这部中医第一经典。《群经见智录》返本归元，从《内经》着手，却引儒家经典《易经》进行比较研究，从中阐发医经要旨，独得之秘，诸如五行、四时、甲子、气运、六气、七损八益等。他着重指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 ，以此与实验科学针锋相对，坚定维护中医“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五行生克”，人体小宇宙等基本理念。特别是天才地将人体血肉之躯化为四时之气阐发，化实为虚，使中医彻底摆脱心物二元论，被西医痛诋的“医以意”由此周延而自成体系，不用再拾西医牙慧，从而立于（西学攻击）不败之地。恽铁樵中医革新的主张与此前大多数同仁如陈虬、丁甘仁、谢利恒等立足点并没有不同，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吸纳西医的名物知识，但“道”不可移，必须建立在传统中医大化流行理念上。这也是易经理念。恽铁樵的贡献在于他更彻底更雄辩，补苴罅漏，使中医传统理论体系趋于圆满。西学可以质疑中医，但从此无力撼动中医了。并存不悖。恽铁樵之后，易数之学也越来越成为医道必不可少的学术底气，而童生举子转医比之由汤头歌诀进阶的医师也有了更多优势。

     王仁叟自序中只提丁甘仁没提恽铁樵。但很难想象他没有受到同时期恽铁樵的影响。恽铁樵早生王仁叟四年，成名早得多，文坛、杏坛俱获重名。他的《群经见智录》1922年印行，借函授以行，王仁叟已经读到丁甘仁的《国医杂志》丛刊，没理由不了解恽铁樵的新中医思想。王仁叟的《新中医五种》1930年成书，1933年发行，比恽铁樵迟了差不多十年，王仁叟著作的方法论，他的心雄万夫，群经背景，自出机杼，六经注我气概，甚至孟子雄辩文风，则与恽铁樵神似。他的许多理论生发，也给人接踵而至的感觉。王仁叟敢说“革命医学，实自我始也”的豪言，最大的障碍恐怕就是恽铁樵这座大山，他必须攀过去。他攀过去了吗？应该说，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年代，新思想、新现实、新理论层出不穷，王仁叟借助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有可能站在前人肩上的。《新中医五种》对于历代名医著作之评论从《内经》、《伤寒》一直点评到“现代唐宗海《中西汇通》评”，这是恽铁樵《群经智见录》曾经走过的路，也一样的独立见解，拒绝踵迹前人，“凡我涉焉而未精，略焉而不详，姑置勿论可也。”我们将继续探究。

     陈虬、丁甘仁、恽铁樵、王仁叟四人，同生清末民初，都是童子业出身，都由儒而医，国学基础雄厚。医学活动时期参差接续，自1885年至1939年，都参与了世纪中医思潮，都曾开办中医新学，都撰写了等身的中医著作。要说新中医理论的自洽，首推恽铁樵。要说新中医的革命性，中西合论，高屋建瓴构筑理论新大厦，当推王仁叟。王仁叟的活动时期也最晚。四人存世都差不多60载，恽铁樵名最高，寿命也最短，生年 57。呜呼哀哉，天妒英才，至今让人哀惋！

(作者王定天  笔名渠公)

编辑   蓝集明  202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