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回忆录播讲之十

作者：赵洪洋    播讲：杨建松

　　斯托伊德教授，我的导师，也是萨尔州立大学洪堡医学院神经外科主任。他在工作中面色严肃，业余时间交往中却和蔼可亲，通往他办公室过道的一扇大门，赫然张贴着中国康熙大帝的图像，也许是象征着主任的权威。他对中国医生特别有同情心，我和我的中国同事除了在学业上得到他的指导与帮助外，在生活上也都得到了他的关心和资助，有一位同事因德语无法交流，他为这位同事联系了德语教学机构，并支付了学费。 

　　他为了让我了解德国医学教育的概况，带我拜访萨尔州大学教学的负责人，他给大学生上大课时，也让我感受他生动的教学方式。他有很多合作的临床科研团队，他也常让我参与这些科研团队的课题研讨，开拓我的科研视角，提高我的科研理论和实践水平。

 　　作为科主任，他在颅底和肿瘤外科方面技艺精湛，他曾担任德国颅底外科学会主席。他的手术干净利落。他常与口腔科、耳鼻咽喉科和整形外科医生联合完成颅底外科手术，他的领导能力、手术能力、协调能力和个人魅力使得各科合作医生对他敬佩有加，大家合作起来十分愉快，手术成功率也很高。他对我也十分信任，一些非关键手术，他都让我动手完成，以致对外国医生不屑一顾的年轻医生和手术室护士对我刮目相看。 

　　斯托伊德教授还是德国神经外科学会继续教育委员会主席。一次他带我参加继续教育委员会议，他首先向委员们介绍了我这个中国医生，那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还没有系统的继续教育管理机构和继续教育项目，所以我对此也很感兴趣。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避免德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在未来都变成了脊柱外科医生。当时德国的中青年神经外科医生都热衷于学习脊柱外科，一是这行的病人多，收入高，学习时间不长，容易上手，以这项技术开私人诊所可行性高。德国的大多数神经外科的脊柱手术量平均占科室30%-70%之间，神经外科的脊柱手术量远超骨科。所以大多数神经外科医生都在从事脊柱外科工作，而做脑血管病开颅手术和颅底外科医生日渐减少，会议提出，建议科室主任要增加脑血管病开颅手术和颅底外科的继教项目，硬性指定一批年轻医生从事上述工作，并提高其收入。会后委员们共进晚餐。来德国前，都知道德国人喜欢喝啤酒，但我在与德国医生交往中，除非是夏天休闲中喝啤酒多，一般的聚会和晚宴大多是喝干白和干红葡萄酒，我也是在德国期间学会并喜欢上喝干白干红葡萄酒。医生们的会议正歺一般由厂商提供，但酒限量。正歺后医生们一般还会留下来聊天，继续喝酒，这时的酒由在座的医生轮流自愿请客，常常边喝边聊到深夜。 

　　作为科主任，除了忙医疗、教学、科研外，还要当总经理管经济。一是医疗收入，二是拉政府和企业赞助。科主任周末也到办公室，起初我以为是在办公室准备教学和科研资料，后来医生们告诉我，主任周末在办公室主要是算经济账，科室的和科主任自己的。斯托伊德还担任了一家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董事长是当时德国总理科尔的夫人。科主任有经济顾问，有时科主任也会叫我去听一下经济顾问给他讲德国的经济形势，怎么理财，怎么合法避税。我回国前，科主任还专门让经济顾问给我讲一下回中国后如何理财。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经济顾问给我说，发展中国家任何时候买房都会赚钱，他还告诉我当时中国B股价格低于净资产，应该是投资的好机会。回国后我用有限的资金和贷款照做，果然收益不菲。 

　　上世纪 90年代初，虽然改革开放十年多，中国已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进步，但在世界仍属贫穷国家，西方人普遍瞧不起中国人，一来，中国近代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压迫，饥寒交迫，受尽凌辱，是被列强骑在脖子上欺负惯的民族，并被侮称“东亚病夫”，海外华人自卑感强，不敢认自己是华人，而以唐朝盛世为荣称自己为唐人，把华人群居地命名为“唐人街”。二来，“文革”动乱使中国刚刚复活的经济濒临摧毁，历经文化劫难，国弱民穷，从中国来的华人被认为是脱离苦海来淘金的，来与西方人抢饭碗的，所以多数西方人对华人持不友好态度。有鉴于此，我也保持中国人特有的谦恭礼让和低调姿态，当然其中也带有一些自卑感。但斯托伊德教授却以有我这么一位中国学生和医生而自豪，除了上述带我参加各种活动外，有时也带我参加上流社会的一些聚会，如著名企业家还有政府高官的聚会。这些聚会，我避免和主任同桌，以免别人对主任带我这样低级别医生一起，引起非议，会议我也选后排坐位去坐。但斯托伊德教授总是拉我与他同桌进歺，开会时，他总是坐第一排，也非拉我和他坐在一起。一次，斯托伊德教授参加市长举行的一次会议，他像通常那样拉我和他坐在第一排。会议还没开始，他离座走开了一会儿，这时一位会议工作人员走向我，问明我身份后，说这排座位是留给VIP的，并请我到后排就座。我听从了工作人员的安排，并不以为意。斯托伊德回到原座看我不在，便在会场中找到我，并让我坐回原座，我向他说明原由，他找到那位会议工作人员说，我是他邀请的尊贵客人，并让工作人员给我道歉，我说没关系，但工作人员还是给我道了歉，也让我有些过意不去。  

　　在我访问学者一年快要结束时，斯托伊德教授听取了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总结，我在总结中报告了我跟随几位主治医生、教授和科主任学习临床技术的收获，从成功和失败手术病例中学到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和教训。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科学实验方法和技术。科主任对我综合的科室临床技术分析，觉得很恰当和全面，他也对我如此了解他的下属有些吃惊，并觉得很有价值。他听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尚未完成，国内资助金马上会到期停止，他说愿意资助我完成博士学位工作。我谢绝了科主任的好意，因为当时同济医科大学领导来洪堡医学院访问，领导告诉我，附属协和医院要成立伽玛刀中心，意欲让我担任中心负责人。经我考虑决定按期回国，日后再找机会来德国拿博士学位。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主任听，他很高兴我的选择。并说在我方便的时候愿意邀请我再次赴德完成博士学位。斯托伊德教授所说绝非虚言，在我此后的医学生涯中，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是我事业有成的重要因素。我庆幸自己不仅有国内的伯乐，也有国外的伯乐。

　　作者：赵洪洋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协和医院二级教授、主任医师、硕,博士导师 、 德国萨尔州立大学带薪教授。湖北省神经外科学会第八届主任委员、第九届名誉主委、湖北省第一届神经外科医师协会主任委员、湖北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总主编神经外科亚专科学丛书一部、主编专著三部、副主编专著二部、主译专著二部。近两年在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发表诗歌、散文及朗诵作品6篇，获得2020全国抗疫征文“逆风奔跑的人”一等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江日报、武汉春秋杂志、今日头条、湖北朗诵艺术家公众平台、都市头条、北京天合朗诵艺术团平台发表文学和朗诵作品六十余篇。参编三部抗疫诗文集。

　　播讲：杨建松，网名铁马豪歌，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省朗协语言艺术研究与实践基地副主任，《都市头条》认证编辑。

编辑：杨建松　图片采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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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回忆录

之一　初到德国的惊叹与尴尬

之二　我在德国做科学实验工作

之三　我在神经外科监护室

之四　德国神经外科临床见闻——我的全新体验

之五　在柯曼达夫人家过元旦

之六　《让德国年轻人理解中国》

之七　《在科主任家的两次“有苦难言”》

之八　《我在德国的良师益友（1）》

之九　《我在德国的良师益友卡斯帕医生》

之十  《我的导师和朋友斯托伊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