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 刘 沙

朱海燕

2006年11月底，持续多日的暖冬突然冷了起来，从塞外吹来的寒风将北京街头树上的残叶扫落下来。30日晚，我在办公室正忙于编务，突然接到原铁道兵创作组组长冉淮舟的电话，他告诉我，刘沙同志扵11月29日清晨走了。除家人之外，没惊动任何亲友。她静静地走了，没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声哭泣，一点伤痛。

寒冷送远客，归意也从容。老天骤降的寒冷，莫不是默默为这位革命前辈送行来吧。

吕正操将军和夫人刘沙

刘沙同志是吕正操将军的伴侣，与将军战斗、生活、相爱了一生，走时，她没和将军作最后的告别，自己驾鹤西去，走进了蓝天白云之中。她患病住院多年，入院不久，她像安详地进入梦乡一样，静静地休息了几年。而这次，她真的永远地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再也不会回到花园村那个温馨的家中，再也不会回到将军和亲人们的身边，再也不会与我探讨冀中抗战中的一些问题……她是大爱者，她离开这个为之奉献了一生的世界时，不愿惊扰他人，脚步轻轻，像一片白云飘去。

放下淮舟的电话，我踉踉跄跄地走出办公室，冬季的寒风，凄厉入骨，使人难以忍受。几只乌鸦，哀鸣着从我头顶飞过，让人心碎，仿佛夜色都被这哀鸣声撕裂。那一夜我没有睡好，时时梦见老人的身影面容，仿佛耳边响着她那亲切的话语，使我整个地变得恍惚不安起來。总觉得我和她在一起，或是研究关于冀中抗战纪实的文稿，或是我搀扶着她走向白洋淀，走进冀中大平原，步入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岁月。

山色无穷，无边往事，一例冷清清。那几天的处境，我便是在这般光景中度过。

我想的很多，1980年秋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使我这个与北京远隔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昆仑山下的一名铁道兵战士，竟然和敬爱的吕正操将军联系在一起，和刘沙同志联系在一起。从那时开始，我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直至他们生命的终点。

那年，铁道兵文化部创作组组长冉淮舟到青藏铁路采风，我是铁道兵七师文化科的一名战士，有幸陪同他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万里长天下的荒漠里散步，谈人生，论文学，总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由于干部制度改革，因我没有走进院校学习的机会，提干基本无望。我向淮舟坦露心迹，准备年底退伍，或报考大学深造，或作一介布衣耕耘农事。

淮舟认为，凭我当年在青海文坛享有的一定声誉和具备的文学创作实力，在铁道兵部队里也属佼佼者，回乡择其他途，实在可惜，他让我在部队安心工作，关于前途问题，他说，他返京之后，一定向一向爱才的吕正操将军反映，解决我的提干问题。那时，将军任兵党委书记、铁道兵第一政委。

淮舟并非铁道兵出身的作家，他是孙犁先生的门下高足，1980年初，经孙犁先生向吕正操将军推荐，他来到铁道兵的，之前，他是天津《新港》文学杂志的副主编。因这种关系，他在将军面前是能够为一名战士进言的。淮舟离开格尔木时，带走我发表的一些作品，回京后立即转交给刘沙同志。

刘沙同志是个文化人，曾任北京大学数力系党总支书记。“文革”开始时，聂元梓在北大校园贴出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时，刘沙就以大字报的形式，对聂元梓给予迎头痛击。这在当时，若没有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是断然不敢这样做的。

后来，她出任八机部教育局局长，对文章，她是能够掂量出分量来的。

不久，淮舟来信告之：“刘沙同志对你的文章非常赞赏，她已将你的文稿交给了政委。政委对你的文章同样十分欣赏，他对你的提干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没过多久，在将军的直接过问下，我被提拔为干部。

提干不久，我又在吕正操将军的关照下，调入北京铁道兵机关。有一度时间，刘沙希望我到将军身边做秘书之类的工作，但我想自己不胜其任，当作家或当记者更适合自己。淮舟将我的想法转告刘沙，她十分高兴地说：“那好啊，秘书工作拴人。我们这个国家不缺秘书，缺少的是大作家和大记者，我支持他。”不仅是刘沙同志支持，吕正操将军也十分支持我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有着十分宽松的环境，那时名作迭出，全国轰动，作家头上灿烂的光环是那样诱人。再说，当年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吕正操将军军务那么繁忙，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作家的扶持与关注，在他的培养下，冀中抗日部队里走出了孙犁、梁斌、王林、李英儒、杨沫、徐光耀、刘流等一大批灿若星群的作家，能步他们的后尘，在将军的指导下，而迈上文学的道路，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啊。记得1986年夏天，我陪将军在北戴河小住期间，当年抗日时期，曾是儿童团团长的张曙光，已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了，他当着将军和刘沙的面，要我到内蒙古去做他的秘书，职务正处，那时我29岁，这的确是前途光明的诱人的仕途啊。刘沙同志代我拒绝，她说：“你别误人的前途了，当记者、作家更适合于他。”这样，我又一次避开仕途之路。

刘沙

刘沙同志1918年出生于白洋淀岸边一个叫北冯的村庄。1935年，她考入北京师大附中高中，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不久，加入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她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冀中平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刘沙同志出生入死，战斗的足迹遍及冀中平原，她和那些并肩战斗的姐妹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生死情谊。她曾不断地把自己在峥嵘岁月的生活与感受写成诗文。但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她并没有走上作家的道路。每当回忆起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她的激动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当她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便开始组织编写有关反映战争年代，主要是冀中军民抗日斗争生活的文稿。她除了担任“冀中文丛”的顾问外，还协助吕正操将军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她对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十分怀念，她说，要趁老同志还在世的有利时机，对史料，能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待老同志离世后，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后人也无法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是家事，是国事，更是历史文化的大事。她认为，抗战时的这些史料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稀有的文化资源，是赓续传统的最有力的实证，要抓紧抢救，整理出版，传之后人。1986年6月，当我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毕业后，刘沙同志就和铁道部部长丁关根商量，将我从《人民铁道》报借调出来，协助她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年7月，几位从冀中抗战烽火中和刘沙一起战斗的老姐妹，来到北戴河海滨休养。我和刘沙同志也赶到那里，白天座谈采访，晚上整理文稿。读着那些蒸腾着硝烟炮火的文字，我被革命前辈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情的波涛犹如渤海之潮，汹涌澎湃，拍岸呼啸。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革命斗争故事整理出来，这是一部多么宝贵难得的时代教科书啊！那时，刘沙同志已年近古稀，但她依然保持着一腔火热之情，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干什么总是全身心投入，从不以自己是老干部，而轻看他人。同她有交往的人都知道她外柔内刚，关键时刻不怕风险，有胆有识，敢冲上前去，负重担责。她对自己所作所为心中有数，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她心中有泰山一般的定力。她对自己有一种难得的自控力，这其实也是一种内在的高素质的体现。每当我把整理出来的文稿送给她审阅时，她都非常认真地逐字逐句地阅读修改。她有较深的文字功底，修改稿件从不拖泥带水，语言铿锵有力，有很强的节奏感。她不喜欢“娘娘腔”，不喜欢无病呻吟。对文章结构，章法布局，她提出的意见都能够从大局着眼，把握脉胳，直达核心。和她一起讨论文稿，她能诚心善待，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心态，没有一点老资格、老革命的架子障碍，她的那份恳切真挚，实在令人尊敬。我想，如果不是她早年有那么多的写作实践和对事物的深刻认识，是很难达到这一高度的。

淮舟多次对我说，和刘沙同志接触，总觉得有一种东西在感动着你，激励着你，燃烧着你。我仔细想过，这究竟是什么一种东西呢？说到底，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无私忘我的精神，一种自觉工作的精神，一种乐于助人的精神。按理，她将我从《人民铁道》报借调去，首先应该先整理她自己的书稿。但是，她总说，不急，把其他几位同志的书稿整理完再说。在她身上，不仅有着普遍革命前辈经过长期工作锻炼和战斗洗礼的高尚品质，也有着她自己的许多独具的闪光之处。

在北戴河那段时间，她也表示出一点惋惜，几位在冀中一起战斗过的战友都到了，唯有《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同志因身体状况欠佳没有成行。她对我说，杨沫要是来了，该有多好啊，她的故事更加动人，带有更多的传奇色彩。你采访她，她会传授你更多的写作方面的经验。

在北戴河期间，有些生活上的小事总是使我难忘。开始，她安排我和吕正操将军一起就餐。和这么大的首长一个桌吃饭，我感到很不自在，不敢多吃了，又怕吃不饱，不敢吃快了，又不敢多说话。碗、碟那么小，反复盛饭就很不好意思。我拘束得像个小媳妇。于是，我提出到食堂就餐，她笑着问我：“你是不是怕政委（那时，吕正操将军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她总习惯于称呼他政委，因为此前将军任铁道兵第一政委）？他是老兵，你是新兵，都是当兵人，怕他干吗？”她批评我放不开，没有记者的那种潇洒。

还有一次程子华同志看来望吕正操将军，刘沙同志让我到门口去迎接他。刘沙交待我说：“你就称呼他子华同志就行了，不要左一个首长，又右一个首长，共产党人不要那么庸俗。吕正操将军和程子华同志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抗日战争时期分别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作为一个晚辈称呼他“同志”是不是不够尊重呢？我有些犹豫。但是，见了面我称呼程老为“同志”时，没想到程老格外高兴。现在回想起来，他们那一代老革命家在人际交往方面是那么纯洁，没有一点庸俗气。现在，我们经常讲要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如果连这样简单的称呼都不能继承下去，还何谈继承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呢？

那时，我在刘沙同志的直接指导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为河北省副省长韩启民同志整理出版了《年轻的时候》，为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明同志整理出版了《离乱与安宁》，为天津市顾问委员会常委罗云同志整理出版了《热土与亲人》，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常委齐岩同志整理出版了《夕下拾零》，为北京炮兵司令员李健少将整理出版了《烽火连天》。共计150万字。

这些书的出版，都凝结着刘沙同志的心血！

她对书中的每一件事，都要求做到准确无误，一是一，二是二。她说，我们写的是革命历史，它的纯净度必须像黄金一样，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经得起后人的追问，不能因为是写自己，去拔高，做伪史。有一件事情涉及到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同志，为了把事实搞清楚，她亲自打电话给石少华，帮我联系采访事宜，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白为止。

待我整理以上几部书稿之后，刘沙同志才考虑自己的书稿，每晚七点，她派车接我，十二点，再将我送回。天天熬至深夜，我怕她身体受不了，劝她不要这么急，每天谈两个多小时即可，健康是第一位的。她总是说：“没事，革命者永远是年轻，这点辛苦劳累，比起战争年代又算什么。”

吕正操与夫人刘沙和儿子

刘沙同志曾多次委托我到冀中老区，到她战斗过的地方，去看望和访问当年掩护过她的堡垒户，虽然那些掩护过她的大娘、大爷不在了，但他们的孩子们依然像当年接待八路军战士那样来接待我这个后之来者。他们把我让坐在坑头上，一句一句“朱同志”地喊着，很亲很热，使我心里暖流滚滚。他们向我讲述刘沙的故事，那是一个年轻的刘沙，战斗的刘沙，英姿飒爽的刘沙。从冀中人民口中，我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刘沙同志的认识。每次，我从冀中回来，向她转告老区亲人们的生活状况和老区人民的问候时，她的脸上就布满笑容，眼睛里闪烁着泪光。她是那块英雄土地的女儿，她怎能忘却那片生她育她，并在那里战斗的土地呢！

刘沙同志一生历练丰富，能屈能伸，踏实而达观，经历了炮火硝烟，时代风雨，国事沉浮，但她对革命的信仰却始终如铁。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多少人退步了，放弃了，淹没了，变质了。而她对民族的事业，对未来的前程，却从一而终，毫不动摇。她的行为和境界证明了这一点。岁在晚年，她为自己守住了高洁，求得了心安。她曾留下这样的真言：“岁月不饶人，对当前瞬息万变，五彩缤纷的新事物，有些看不惯，也跟不上了，但求管好自己，健康长寿才有意义。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人生的大幸。”

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作以自勉：

夕阳无限好，

黄昏夜复明。

留得千里志，

奋蹄勉征程。

刘沙同志的丧事十分简朴。她凡事不喜张扬。反对“办生做寿”。她生前多次嘱咐家人，她死后，不举办遗体告别。因此，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我都没走近她的身边。她不声不响地走了，我无法超越阴阳界线，再与她进行交谈了。但我时常感觉她并没有离开我们，她或许比某些生者距我们更近。在她西行的路上，她是能感受到一个晚辈对她的深切思念的。

作者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槛外人 202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