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与朋友谈到准备将已出版的《荆楚帝国》改编成影视作品时，碰到了一个“一直大到模糊不清”的问题。

诗云：“惟汝荆楚，居国南乡。”

雄踞南乡的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国土面积最大的诸侯国，其拥有过的版图究竟有多大？除了苏秦、张仪等人的模糊估计外，谁也说不清。 虽然在大争之世，国界此消彼长是惯常现象，但也不至于是一笔糊涂账。经过笔者十多年的考察研究，可以认定：从江汉腹地到汉中、商洛（商於之地）的西北部边界，到阆中、遂宁、宜宾的西部边界，到梁门、泰安的北部边界，东至于海，南至云贵、两广、福建全境，都在楚国的版图或控制范围之内。

有人说楚国的势力没有越过岭南，可能是单纯依据楚国某段时间的兵力或实边贵族所到达的某些个地点而言。楚与秦不同，楚民、吴民、越民，与岭南百越之民的民性相通，譬如语言、习俗、心理相近，楚民进入百越之地，不至于像秦民进入百越之地那样，遭致激烈的反抗；加之楚对百越多年“抚有蛮夷”的怀柔政策，在百越部落中形成了较大的向心力。吴国亡于春秋晚期，国土被楚、越瓜分，民即归顺；越国亡于楚威王时期，之后在楚怀王的穷追之下，残余越军和越王余族渡海逃往浙东南和福建地区，却仍能在这里建立起瓯越国和闽越国。这两个残余政权均为楚国的附庸，以后随楚起兵抗秦、反秦，参加楚汉之争。

楚国在“奄征南海”和“南收苍梧”之际，就已经深入到了两广地区，广州越秀山上至今仍留有“楚廷”的遗迹。这个“楚廷”即使不是建立在楚国大扩张时期，也极有可能是在秦军南征之后，由南逃的楚军残部和楚宗室人员在此组建的抵抗政权，以此组织两广地区的百越人民进行抵抗。一大证据是原百越各部落高度分离，“朝服于楚”，兵力不强，秦军五十万人马分五路进攻百越，开始打得比较顺利，占领了福建等大片土地，其中一路进入到百越腹地番禺（广州）时，突然遭到强力抵抗，之后双方在两广地区相持达三年之久，秦军损失惨重，“伏尸流血数十万”，秦军主帅、国尉屠睢亦被乱箭射死。鉴于楚与百越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秦征百越亦是征楚的继续，楚国残余势力必定介入；百越虽然有深山老林和热带气候可资利用，秦塞、巴蜀之兵也擅长山地作战，也有不怕热的，如果没有先进的组织力量和与秦百战的战斗骨干的介入，百越是不可能有如此坚韧的持久战和超乎想象的杀伤力的。任嚣接替屠睢之后，改变战略思路，先全力消灭“楚廷”政权，而后凿渠打通粮道和向百越移民渗透，继而平定百越之地。

再说云贵，楚为了侧击秦国的巴蜀大后方，在庄辛的推荐下，楚顷襄王派遣与乐毅齐名的楚大将庄跷，率楚军进入云贵地区的且兰、夜郎、询叠、滇池，将其拓展为楚地。后因庄跷遣部将回陈郢向楚王奏报，在经过秦楚激烈争夺、楚军败走的黔中郡途中受阻，前路关山重重，夹击秦国之计落空。庄跷遂在云贵地区建滇国，称滇王，开发西南边疆。这些都是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记载的。

还有人认为秦拔鄢、郢之后，荆州之地不再为楚所有，因之楚国的地盘大大缩水。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当年秦军突袭鄢、郢，将楚国的两座都城夷为平地，并设置南郡，意在威慑楚国，不要企图前去动其生命线，即秦的巴蜀大后方、大粮仓，根本就没有打算固守鄢、郢；加之当时秦国战略重心在关东的魏、赵、韩诸国，过早地与楚决战，胜算不大，甚至会受到魏、楚诸国的夹击，不符合其远交近攻的策略。不久白起、司马错两路大军全部或一部撤回关内即是明证。

楚顷襄王迁到城阳城后，命庄辛、庄跷带领越地楚军，趁秦军后撤之机，收复了“江旁十五邑”，除先前属楚的江州、僰道、金沙江一片继续被秦占据以外，基本上夺回了楚扞关以下、江汉两旁被秦占去的城池，重设巫郡和黔中郡，楚倾襄王还携宋玉、唐勒、景差等，到这一带游览过兰台之宫和云梦之台。至于秦、楚双方后来除了提到秦楚在黔中郡的几次争夺外，均极少提到江汉之地，因为此时楚国的重心东移，黄淮平原和江东成为其核心地带，这里已成了对秦、楚双方都无足轻重的偏远之地。

现在南方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的研究热点不断翻新，那时的这些地方就有了城池和水利设施，经商、周、秦、汉时期的发展，南国这些故地应该有更多的出彩之处。由于汉代以后为突出中原皇朝正统地位的需要，先秦南国的历史特别是楚国的历史，遭到有意无意到淡化，致使这一时期南国社会的历史面貌，相对于北国商周秦汉的历史面貌而言，一直处于分离化的碎片状态，没有一根红线将其社会历史的进程贯穿起来，但见楚、吴、越之间的交手，未见其内在联系和“非秦即楚”的发展趋势，整体面目模糊不清，只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笼统的“南蛮”印象。这是有悖于南北中华文明的各自生长、相互渗透、相向而行、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的。

这根红线其实是有的，它就是楚国的历史红线。

周天子曾对楚成王的使者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在楚国广大国境内，有苗族、华族和许多其他小族”；“苗族（三苗）的楚国统一南方” ；“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建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的条件”。这些论断与笔者的研究是相通的。

说到底，楚国历史不应该是断断续续的历史，周秦时期的南国社会也不应该是无序的碎片化社会。事实上，那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学术成果，对后来的人们太重要了，那时的文明已经给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底色，那时的历史已经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根性。仅就湖北地区而言，那时的“楚”和“鄂”在这片土地上打下的历史印迹最深刻、最久远，楚人、楚地、楚风、楚韵、鄂郢、鄂邑、鄂县、鄂省的身份，从三千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惟楚有材”的美誉如影随形，今人今事仍以此指代、以此自居，没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我们熟知的埋葬两千多年帝制的武昌首义中，激励湖北新军向敌冲锋的口号便是“楚虽三户，灭清必楚！”多么强大的精神穿透力呀！我们在赞叹之余，惟有用科学的方法、艺术的样式，还原楚史本来的历史面貌，让楚文化的光芒光前裕后，才能无愧为这片热土上的子孙。（严明公）

严明公，本名严家明，笔名斯蓝、岸然，湖北鄂城县人，华中师院毕业后，曾在鄂城师范函授部任高师函授教师;1980年考取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实习研究员，先后任省社科院研究员、民政厅处级干部、民政职业学院三级教授。四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学理论、方法及社会发展研究，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余种。主要文章有《我们要创建什么样的社会学》《论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社会研究法与社会调查》《论解放思想与调查研究的辩证关系》；主要著作有《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社会主义社会学原理》《社会关系论》《社会机制论》《社会组织论》《都市隐居》《江汉来风》《布谷鸣嘤》《真理是朴素的》《弯弯人生路—见证共和国六十年风云》；参与写作《左岭区域志》(任主编)、《荆楚帝国》(严家明、严如月、严文珺著)、《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与戴大祝同任主编）、《中国城市管理》(与夏书章同任主编)、《民政工作手册》(张德江任主编，严家明任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