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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议称谓 //《泉城晨话》第201期
杨延斌
在写下“闲议称谓”四个字的时候，猛然想起1976年春天一件事。我调到黑龙江省浩良河化肥厂分配岗位后，就给稻花香的姐夫写信，把厂子说得像花园一样漂亮，想让姐姐姐夫放心。等了几个月没接到回信，担心姐姐家出事，就又写信问姐夫。
这回姐夫回信了，第一句就怒气冲冲道：杨延斌，我是你姐夫，不是你的同志！我羞愧地使劲儿照着肚子捶了两拳。我后悔在信封上写了同志二字。都说姐夫小舅子没深浅，但我和姐夫之间却是深浅有度。对于我，有恩的姐夫说话就是道理。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2700多天，我没惹他生过气。没想到因为“同志”二字伤了姐夫心，我追悔莫及。
刚调到一个知青占主体的单位，我感觉啥都新鲜。比如北京知青对家人直呼其名，还主张一家人像同志式相处才好，所以他们给父母或弟兄姐妹写信，都在信封写上某某某同志收。那时我就是没见过世面的
其实姐夫是个连队连长，没点胸怀岂能领导五百多人？他本没在乎我在信封上写了个“同志”收，只是别人一起哄说：你小舅子刚走就开始叫你同志了，要是几年不见面，还不把“同志”也去喽？姐夫一想也是，这小子不是和我掰生嘛，所以他就伤心到落泪。
看看，就因为我在信封上写了个“同志收”，惹得姐姐姐夫好长时间不理我。可能我对天下人甚至对领袖都称“同志”，也没什么不妥，唯独那个最亲的人听到这个称呼，才会伤心失落。
1977年7月，我因为发高烧，半夜十二点多摔倒在厕所水泥地上不省人事，被一个叫盖魁海的哈尔滨知青下夜班时发现。他叫起几个人，用门板把我送到厂职工医院。我的脸摔变形了，摔坏七颗牙，只能流食，需要人护理。我是在车间抢着干苦活累活，浑身沾满灰尘，之后在洗澡时突然断热水，意外被凉水一激。厂里按照工伤处理，打电报让姐姐来护理我（特批照顾）。
姐姐含着泪说：延斌，别人看你在信封写同志，你姐夫脸上挂不住，流了好几次眼泪。我也挺生气！姐夫是亲人，哪能叫同志呢？你一走，他想你想得像丢了魂。你姐夫对你比亲弟弟都亲，他能不气吗？
想想也真是，姐夫是养育我多年的亲人，我称姐夫为同志，这不是把亲人从怀里往外推吗？我为什么要赶那个新潮？
按照长幼有序传统，别说对家人不能称同志（特定场合除外），就是朋友和同事之间，称声姐，叫声妹，一声兄一声弟，既是礼貌，也显得亲近尊重。这是咱中国人的习惯。
我觉得对亲人的称谓，就算将来世界大同没有了国界，也不能不顾传统习称。而且越是保住自己民族传统，就越具世界性。比如听到“阿妈呢”，就知道是朝鲜族。听到“额吉”，就明白是蒙古族叫妈妈。有些东西再好，不合适的就不能拿来。如果为崇媚洋气而丢了“土气”，那就是替人消灭自己文化。
有一次我在去北京的高铁上，听到一个小男孩叫外婆，老太太不答应。再叫，老太太还是嗔笑着不答应。男孩的俄罗斯爸爸把儿子拦在怀里说：记住，你是中国人，要叫姥娘或者姥姥。老太太借势说：大外孙你记住，姥姥姥爷都不喜欢你叫我们外公外婆。
我们不能容许洋称谓如外公外婆，把姥姥姥爷等传统称谓逼进博物馆。
姥姥姥爷的称谓，就是今天的话题。外婆是境外来语，不符合底层大多数人的传统习惯，我是极力抗拒的。有句几千年的古话说：三辈不离老娘根。要是说成三辈不离外婆根，听着多别扭啊？我们中华民族的语言环境，为什么要向外来语种靠拢呢？不是所有的洋玩意儿都不好，也不是所有的传统都需要继承。这里有个多数和少数的问题，多数人抓住不放的传统，坚决不能丢。
不妨到农村或者底层民众中去体验体验，要是让孩子把姥姥姥爷叫成外婆外公，不用家人说，左邻右舍就会纠正孩子：咱这可不兴这么叫，要叫姥姥姥爷才对。
社会上就有那么一些人，似乎浑身的骨头都发贱，明明吃着中国粮食长大，却以为只要穿个洋马甲，就能沾上外国人的洋气儿。其实就是到境外生活去，也改不了中国人的黄皮肤。我们生来就是中国人的底盘，你就是改了国籍，也改变不了内存。
我天天接送两个外孙儿上下学，就经常听到当姥姥姥爷的对叫他们外公外婆不满意。
姥姥就是姥姥，姥爷就是姥爷，为什么有些人非让孩子叫外公外婆？要是孩子们张口闭口叫外公外婆，老人们耳不顺，心里也感觉远。
管姥姥姥爷叫外公外婆，就是有从形式到语言，拿着姥姥姥爷当外人。当下有多少孩子在姥姥姥爷陪护下长大？再对老人称外公外婆，岂不真成外甥是姥姥家狗，吃完就走了？这些年，从衣食住行到行为习惯，从文字语言到口头语言，我们丢了多少自己的东西？
2023年12月2日于济南
作者简介：杨延斌，笔名水务。《都市头条·济南头条》首位特约专栏作家。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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