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国《苏东坡——扁舟越大江》简评

徐胜利

2019年10月，我有幸应邀参加夏建国先生所著《适意武昌的苏东坡：苏轼全传·鄂州卷》（初稿）征求意见座谈会。一转眼，整整四年时间过去了。2023年10月，我收到夏建国先生所著《苏东坡——扁舟越大江》一书，不由得喜上眉梢。回家之后，匆匆地翻阅一过，禁不住想写上几段文字，以表达我的祝贺与钦敬之情。我觉得，夏建国先生所著《苏东坡——扁舟越大江》这部史传体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奠定了鄂州东坡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填补了鄂州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空白，值得向苏学研究界和全社会推介。归纳起来，这部书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显著优点。

一、选题准确，填补空白，揭示了东坡对鄂州的文化价值

自1983年建市以来，鄂州市在城市建设发展上主打的一直是“鄂文化”牌、“三国文化”牌和“武昌鱼文化”牌。“东坡文化”研究在鄂州市社会科学界、文学艺术界以及文化和旅游系统长期未能受到重视，导致“鄂州东坡文化研究”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自有研究成果了了无几。直到近几年来，受黄冈市、惠州市、儋州市、眉山市、诸城市等苏东坡行迹和影响所至的各个城市“弘扬东坡文化，建设文化名城”的影响，“鄂州东坡文化研究”低迷冷落的局面才略有改观。2018年，民间“苏迷”发起成立了鄂州市苏东坡文化研究会，鄂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鄂州社会科学》(内刊)开始设置“鄂州东坡文化研究”专栏，不时有论文发表。但据笔者见闻所及，除了10余篇专题论文和30余篇文化散文之外，还没有出版过一部鄂州东坡文化研究专著。我市东坡文化研究现状表现为可供研究的资料稀少、零碎、散乱，急需挖掘、整理和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夏建国先生以一己之力撰写了这部《苏东坡——扁舟越大江》，花费数年时间反复打磨，终于得以正式出版，是十分不容易、不简单的。

为什么夏建国先生要选择这一研究课题，撰写出版这么一部史传体著作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迫切需要一部系统梳理苏东坡的武昌（今鄂州市，下同）行踪和遗迹，全面分析苏东坡与武昌的文化因缘，深刻揭示苏东坡对鄂州的文化价值的研究专著。而夏建国先生所著《苏东坡——扁舟越大江》，由于选题准确，就成为“文章合为时而著”，填补鄂州东坡文化研究空白的成功力作。

《苏东坡——扁舟越大江》这部书的主题是分析古代武昌对苏东坡的重要影响，揭示苏东坡对当代鄂州的文化价值。东坡与武昌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成就的。正如作者所言：“苏轼贬谪黄州期间时复扁舟越大江，为其蝶变升华、以厚重东坡文化跃上文坛巅峰提供了诸多养分，也在古武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苏东坡正是通过“时复扁舟”武昌，为其“释放精神压力，消除孤独苦闷；改善物质生活，缓解贫穷困顿；加强诗友交流，促进文学创作”，寻到了一剂良方，帮助自己从“寒饿”困顿、苦闷抑郁中走了出来，实现了“黄州突围”。而“武昌这座古城以多情的土地、胜绝的山水、厚重的人文、淳朴的友情，接纳抚慰苏东坡，让其得以宣泄解脱，沉淀升华；促其日益旷达乐观，超然物外；使其越来越钟情适意于此，以至于离开多年后苏东坡仍深情地呼唤：‘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我相信，夏建国先生所著《苏东坡——扁舟越大江》的出版发行，对推动鄂州东坡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促进鄂州文化旅游事业的繁荣昌盛，必将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二、体例恰当，突出重点，梳理了东坡与武昌的文化因缘

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获罪被贬而谪居黄州，与隔江相望的武昌产生了一次旷古烁今的因缘际会。当时的黄州属淮南西路管辖，武昌则是荆湖北路鄂州的属县，作为一名戴罪之臣，苏东坡是不敢在武昌长久居留的。因为根据宋朝的法律规定，“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苏轼离开黄州赴汝州上任时，在《赠别王文甫》信中说“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就是这个原因。因此，苏东坡与武昌的关系，就不可能那么密切，其生活事迹也不可能那么丰富。在撰写《苏东坡——扁舟越大江》时，只能突出重点，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来进行叙述。

作者夏建国先生十分明了撰写此书的难度，在设计体例、撰写大纲之初，就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在本书后记中就此问题写道：“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来撰写此书，既填补苏轼研究空白，又可在更大的范围内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我选择以下三个方面问题，作为探究撰写此书的重点：苏东坡缘何钟情适意、感激眷念古武昌？古武昌对贬谪戴罪的苏东坡实现‘黄州突围’有何贡献？苏东坡在鄂州历史上留下了什么？基于此，我在书中旗帜鲜明、细致入微地记述苏东坡跟古武昌的特殊情缘，以便突出鄂州市苏东坡文化的独特历史印记和本书主旨。”

《苏东坡——扁舟越大江》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简要分析了苏东坡被贬谪居黄州、钟情适意武昌的文化因缘。第二至六章分别挖掘和梳理了苏东坡在武昌樊口、西山、车湖、葛山等地的交游与行迹，重点展示苏东坡“交朋结友、游山玩水、饮酒赏花、吟诗作画”的逸兴豪情，“礼佛悟道、修生养性”的精神追求，以及“心怀社稷，情系苍生”的儒家情怀。这五章从不同方面进行重点叙述，全面具体地揭示了苏东坡缘何钟情适意、感激眷念武昌的原因。第七至八章则着重叙述苏东坡离开黄州经过武昌时的惜别之情，以及其后对武昌的深切眷恋，补足了苏东坡的武昌情缘。第九至十章是对本书主题的分析，集中揭示了武昌的独特山川地理、浓郁人文气息对苏东坡实现“黄州突围”的贡献，以及东坡遗迹和东坡文化对武昌的深远历史影响。由于作者采取的是“以点带面、突出重点”的编纂体例和写作方法，最终实现了“让读者能通过本书，对苏东坡一生功业有比较完整的了解”的写作初衷。

三、史料详实，注重证据，实现了普及与提高的完美结合

作者夏建国先生认为：“鄂州市的苏东坡文化，主要形成于苏轼贬谪黄州、扁舟武昌时期。其最核心、最有亮点的，恰恰是苏东坡因对古武昌的钟情适意、感激眷念所衍生的大量诗文、逸迹、佳话。”这是因为，苏东坡谪居黄州仅有四年零两个月时间，虽然“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几乎半个月就要往返武昌一次，但他在武昌的行踪依然是间断性、碎片化的。所以，只能从他的诗、词、散文、题跋、书信之中，去挖掘、整理其行实、交游、创作和思想资料，从而梳理其人生历程，分析其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传统的唐诗宋词阅读方法，主要是运用考证、训诂、注释、点评等手段来认识作品，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这种阅读方式努力进行文言与白话之间的转换和沟通，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但在《苏东坡——扁舟越大江》这一类史传体著作中，却不能适应写作和阅读的需求。只有对诗词作品进行通俗易懂的赏析、解说、演绎，凭借着优美的语言和浪漫的想象，以及对作品开展的现场勘查和情景重建，才能最终引导读者重返作品的历史现场，领会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

作者夏建国先生自言：“为了方便读者更深入、更真实地把握鄂州市苏东坡文化，书中大量引用苏东坡有关诗文和相关历史资料，特别是注意考证引用全国各相关地域在苏轼文化研究中涉及今鄂州的史料，并着力挖掘探究鄂州市当地与苏东坡文化相关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另外，苏东坡纵游武昌的历史机缘主要来自其贬谪黄州，所以本书对苏轼在黄州期间所写名篇佳作尽量涉猎，对其中与古武昌历史人文、山川地理有内在联系的内容，做了大量充分的考证探析，并适当加以演绎。”作者夏建国先生深谙“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在本书中大量引用古今名人特别是苏东坡的诗词文札，以此来挖掘和考证苏东坡“时复扁舟”武昌的史料，还原苏东坡遨游武昌时的历史现场，梳理苏东坡在武昌的游踪行迹，解析其中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据笔者粗略统计，仅是本书正文中重点引用的苏东坡作品就有诗词90余首、散文书信80余篇。“这些都在书中以醒目的方式呈现在每个章节前和书文内，以便尽可能地使本书占有资料真实充分、主要内容于史有据、叙述观点准确妥帖”，从而不仅保证了本书的理论性和科学性，而且增强了其通俗性和可读性，实现了普及与提高的完美结合。

最后，应当指出本书的一点不足。由于编辑、校对、出版程序十分复杂，“失校”是常有之事，因此，“讹、脱、衍、倒”的文字差错在所难免，希望有机会再版时予以订正。在此略举数例：如本书第3页第7行“岷江，经秦国李冰（前302—前325）父子鬼斧神工、因势利导的改造”，句中李冰的卒年应为“前235”。又如第7页第12行“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制科无常，所以待天子每亲策之。’”句中引文应为“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又如第23页第20—21行诗题“《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句中“忽”字之后脱一“记”字。但是，瑕不掩瑜。夏建国先生所著《苏东坡：扁舟越大江》这部书，确实称得上是一部鄂州东坡文化研究的力作、佳作，值得我们为之广泛地宣传和推介。（作者为鄂州市社会科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