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民办教师任用证书

曹正城

江河奔流，岁月悠悠。

金秋九月，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我打开书柜，蓦然看到一张已珍藏了近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湖南省武冈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发给我的民办教师任用证。凝视着这张已泛黄的证书，我的思绪又一次回到那难忘的1977年。

1974年元月，我高中毕业，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在家乡湖南省武冈县荆竹公社乙冲大队第四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一道手握锄头和犁耙，开始了脸朝黄土背向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尽管辛苦，业余时间在煤油灯下自己也学着写点小诗小文，因此在当地有点小名气。

1977年五一劳动节刚过不久。一天下午下着蒙蒙细雨，我戴着斗笠、背着棕蓑衣、拄着一根蓐田木棍，和十多个男女社员在一块大水田里对早稻进行第一次中耕。忽然不远处的田头上，有人在呼喊我:“曹正城，请你过来一下！”我循声望去，原来是我们大队的杨秘书。我赶忙走上田埂，来到他的眼前。

他兴致勃勃地说:“小曹，给你带好消息来了。我们大队的小学，现缺一名民办老师，经大队党支部研究，报公社文教办同意，决定在全大队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中公开招考一人，其中确定推荐你也参加这次考试。”我听后，感觉好像是在做梦一样，这等好机会怎么会落到我身上呢？民办教师虽然不如国家公办教师按月拿工资吃皇粮，但一年能在生产队记三百多个工分，每月还有好几元生活津贴，比起农民天晴落雨、下雪冰冻也要下地干活可强多了啊！

我半信半疑地问:“杨秘书，咯是真的？”解放前，因爷爷家中有些田土，土改时爷爷被划为富农成份。在农村，当时他属于“地（地主）、富（富农）、反（反动派）、坏（坏人）、右（右派）”之一被管制专政的五类分子对象，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其子孙参军、招工招干、升学入党等均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对招工招干等好事，我有自知之明，从来不敢抱有任何一丝奢望。

杨秘书见我露出怀疑的脸色，便解释道:“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已半年多了，一切都在开始拨乱反正。毛主席也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看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你高中毕业有好几年了，在生产队务农能吃苦耐劳表现很不错，大队、生产队和群众对你的印象蛮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就放心做好迎考准备吧！”

听到这里，我那不解的心情也开始豁然开朗起来。

一个星期后，我和我们大队20多名回乡知青走进了那久违的考场。望着那既陌生又熟悉的道道试题，我激动又紧张的心在咚咚地猛跳，握笔的手还真有点微微颤抖。考试分语文和数学两科。由于几年没摸书本了，自我感觉试题难度较大，但还是按时交了答卷。

大约十几天后，大队秘书十分高兴的告诉我，说我这次考得还不错，成绩名列第一。根据这次招考的原则，经公社文教办和大队研究同意，让我填写了一张民办教师录用审批表。

当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天空中的月儿格外明亮。公社文教办的一名负责人，在大队杨秘书的陪同下来到了我家，正式通知并祝贺我被录用为武冈县荆竹公社乙冲小学的民办教师（武冈文教局第二年才发任用证书给我）。听到这一喜讯，我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公社和大队的领导，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底层已被社会边缘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使我们终于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一支粉笔写春秋，三尺讲台育桃李。

尽管我在乙冲小学仅执教了两年，但我用心、用情、用力扑在了整个教学上。由于教学成效显著，1978年底我胸佩大红花，出席了“文革”后武冈县文教战线空前绝后的首次先代会（在全县近万名文教工作者中，仅评选出460名先进个人），第一次受到了县委书记何广德的接见，并聆听了武冈县委副书记何作国所作的开幕辞和县委宣传部部长林春苗所作的工作报告。1979年夏，我通过高考离开了这所学校，但我一直深深怀念它、感恩它，因为它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一站；同时，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所教的那些学生，尤其是他们那一张张葵花般天真烂漫的笑脸……

如今，这张《民办教师任用证书》，虽然已经陈旧，但它是我走向社会最难忘的开端和永恒的纪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当时乡村开始启用“五类分子”人员中可以教育好的优秀子女、改革选拔优秀人才由推荐制趋向考试制的历史见证。（2023.9.27）

作者简介：曹正城，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正处级），高级经济师，邵阳市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曾担任大型苗学专著《情韵苗乡》（上下册，2022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执行主编，著有《财苑拾零》,获邵阳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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