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往事并不如烟之我的四枚徽章故事
作者：孙爱民
2023年“七一”前夕，我居住所在的社区党支部领导走访退休党员，向我赠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一书，并颁发一枚“党员徽章”。徽章在鲜红的党旗下镌刻着毛主席当年题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熠熠生辉；社区党支部领导还亲自把“党徽”别在我的左上胸襟。那一刻，令我心潮澎湃，思绪油然而生。这枚“党徽”是我一生走来所佩戴的第四枚徽章。记忆一下子回到了58年前，佩戴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时的悠悠岁月。
在当时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人民对毛主席都是无比崇敬和热爱。各种质地的“毛主席像章”广为发行，广大革命群众都竞相佩戴，都为能拥有一枚“毛主席像章”而骄傲和自豪。因为“毛主席像章”是个人“成份”的象征，只有“根红苗正”的人，只有做到“三忠于”、“四无限”的人，才有权力和资格佩戴，“黑五类”及其子弟是没有那个权力和资格的。所以在人群中随便瞭一眼就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的那枚毛主席像章是圆形铜质的，比当年的“5分”硬币略大一周，制作精致，上面镌刻着毛主席身着绿军装，在天门城楼上手扶栏杆接见“红卫兵”时的上身照片。在1967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小学一批同学“入队”，当上了“红小兵”。我的启蒙老师刘玉祥先生亲自颁发，并为我别在了左胸襟上方，然后又很严肃地告诫我们如何佩戴和保护好“毛主席像章”。我极其珍爱和以千倍万倍地虔诚看待那枚“毛主席像章”。刚刚佩戴上的头几天晚上，都激动地没有睡过好觉；学校劳动时我会摘下来包好，生怕磨擦出划痕。佩戴上神圣的“毛主席像章”，仿佛我们自己也了不起了，走路都是昂首挺胸的那种姿态。为了让我们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大队党支部凡是召开批判“黑五类”斗争大会，学校都要组织我们“红小兵战斗队”的队员参加。我们“红小兵”胸别“毛主席像章”，肩扛红缨枪，腰上扎着样式不一的“武装带”，有的是麻绳，有的是布条之类，还有的扎着大人的皮裤腰带，就那样也足以让我们精神抖擞，耀武扬威的不行不行。“根红苗正”，使我们享有先天优越性；“毛主席像章”，给了我们对“黑五类”施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胆魄和力量。我们曾举着右拳对“毛主席像章”宣誓：“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那一茬“娃娃”，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硝烟”洗礼，但也绝对是“共和国”和平时期，最早熟、最坚定、最忠诚的“革命战士”！我们年纪虽小，可是，血脉里流淌的都是“革命的红色血液”。“无限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无限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个时代的“烙印”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灵魂里。现在一晃“奔七”了，大脑中的好些内存已经清零。但是，那枚“毛主席像章”，和时代如火如荼“红流涌动”的记忆，如刀刻斧凿般，再也消除不掉了。
在1972年7月小学毕业前夕，我被学校团支部批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获得了人生的第二枚“徽章”，我是佩戴着“团徽”升入初中的。佩戴上那枚金光闪闪的“团徽”，既标志着我已经结束了美好的少年时光，也昭示着我是一名“先进青年”。“共青团员”的称号既是个人荣誉，也是一份责任；面对“团旗”的庄严宣誓，胸前的那枚“团徽”，都无时无刻地警醒着我、约束着我：“要做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要做合格的共青团员”。从那时起，我就与“团徽”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佩戴“团徽”到了1987年的7月，是我30岁的那一年。彼时，我是“超龄服役”的“基层团支部书记”。
记得我退休后的一次回老家，与亲朋好友聚会，恰好遇到我的小学老师、也是当年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张凤山先生，先生兴致勃勃地与大家谈起，当年是他亲自批准我加入“共青团组织”、亲自领着我在“团旗”下宣誓、又推荐我当了学校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我们五间房学校是“带帽小学”，属于小学带初中的那种模式。我对张凤山先生礼敬有加，我们交谈时先生坐着，我恭恭敬敬地站在先生面前。是先生的“知遇之恩”与“政治提携”，使我后来在十几年间都与“共青团组织”紧密相连，以至于一生都对“共青团组织”怀有深情地眷恋。因为在我青春似火的年华，“共青团组织”赋予了我神圣的责任，给与了我崇高的荣誉；“共青团组织”这个平台让我充分地扮演了很是光彩的角色，更使我得到了锻炼，使得我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提升，“工作能力”有机会得到“摔打”，成长和成熟与日俱增。当我进入架玛吐镇高中读书时，我担任了班级“团支部副书记”。“团徽”时刻让我严格要求自己，“团旗”为我指引着努力方向；我曾在心中默默誓愿：要做同学表率，要在各个方面起到带头作用。二年的高中生活，我连续获得班级每学年评选三名“三好学生”中的一名，连续获得校级“同年组”三个平行班，每学年各班级唯一的一名“三好学生”。毕业离校时，四张“三好学生”奖状，是老师和同学给予我品学的奖赏，是毕业后我给父母的成绩回报。要说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思想尤其简单，除了“政治挂帅”，其它都不重要，也不懂。我们那届高中生的命运受时代影响较大，1974年9月1日开学，到1976年7月21日毕业，我们学习文化课的时间，仅一年有余，其它时间是“劳动实践”走进了课堂；我们的确愧说读过高中和有点“文化”，但却属于名副其实的“劳动者”。
因为彼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我们的必由之路。那枚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团徽”，又伴随我走进了农村那个新的“课堂”。
人生的旅途有时可能命运多舛，但也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临头，有如“运交华盖”一般，我就属于“交运”的那一个，而且是我们那波“回乡青年”中的“唯一”。
我们大队有四个生产小队，总人口在千人以上，在全旗的各大队按人口排名绝对靠前，我们大队“回乡青年”较多，当时还有十余名天津“下乡知青”没有返城。时代造就了我们那一代人，时代也局限了我们那一代人；我们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无疑也属于特殊的人。
所有的青年人想要有“出息”，得到“招干、升学、招工、民师”等机会，是要连贯“通关”的。一是必须要过“政审关”，政治审查得合格，政治是否坚定可靠，思想是否积极进步，家庭出身是否“根红苗正”，这一关定“生死”，是由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共同把关的；二是要过好“劳动关”，个人的每一张劳动“工票”就是一本“秋后账”，必须热爱劳动，参加劳动出满勤，且不能偷懒耍滑；三是要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关”，每一位贫下中农都是“老师”，他们都是评委，有“举牌子”的权力，他们要是不“入眼”，别说“招干、升学、招工、民师”了，想“挪个窝”干点“轻巧活”的机会都不能有；四是还要有“四个优先”硬件中的其一：有党团员身份、是大小队干部、是“劳动模范”、参加劳动时间满二年以上和对农业生产有特殊贡献者。
我在高中毕业的当天下午就去小队向队长报到，并开始下地劳动。当时的生产队长曾经当过“民办教师”，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在他的“门下”，我得以“近水楼台”。就在我第一天参加劳动的当晚，在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上，经他提议，生产队全体社员选举通过，我当上了“组长兼记工员”，成了“队委会干部”，接着我又被补选为小队“团支部宣传委员”，不久我又被大队党支部任命为大队“民兵连副连长”，兼任大队“治保委员会副主任”。在“回乡青年”和“下乡青年”中，是绝对的“凤毛麟角”。我十分清楚，我虽然得到了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信任，但是，那不是我可以骄傲的资本，我必须时刻以“共青团员、先进青年”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干出“名堂”来。“确保思想不滑坡，行动不走样，经得起任何考验”。我积极要求进步，主动靠进“党组织”，被大队党支部列为重点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
当生产队“打头的”不是脱产干部，每天既要给社员分派活计，还要领着大帮社员干活。为了能有“出息”，我是铁了心地干苦活、累活、脏活，没有别的选择。劳动实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骡子是马在“溜”的过程中能见出高低上下；好在我是“胎带”的农民血统，生长在农村黑土地；干农活只要不吝啬力气，慢慢就会熟中生巧。虽然我从“回乡”到被“招工”，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我是“打头的”，所以基本农活我都亲力亲为经历了一遍，还是勉强可以称为“基本农民”的。
应该说，在当时艰苦的劳动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重复的“机械行为”。我的大脑中不止一次闪念过“这可什么时候是头”的想法。因此，确切地说，我积极劳动的目的并不单纯，一直是抱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思想，等着“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动机虽然不卑劣，但绝不是有多高尚，无论怎么表现都是主观为自己。因为“窝”在农村确实怎么都“不见亮”，外面的世界是我们所有青年人的梦。所以当时，不管是“下乡”的还是“回乡”的青年，都在“拉屎攥拳头暗使劲”，别看谁也不吱声，私下都憋着一股劲儿。
那是一种明里暗里的竞争。竞争看似公平，实则绝对“不公平”。因为，有的人付出了九分努力，却连一分运气都得不到；有的人就是靠一分努力，却凭借了九分运气。我就是属于那个“九分运气”加持之人。
在1976年的腊月，农村打完“场”，送完“公粮”，分完“人口粮”，在等着年终“决算”的时间里，就进入了“猫冬”阶段。而我则领着几名社员没有“猫冬”，利用在高中“农业科技”课本上学来的知识，通过“熏肥”方式促进肥料发酵，积造“农家肥”。原材料遍地都是，主要是驴马粪，还有生产队打完“场”，场院里堆积的大量“圪挠”，辅料是从社员家里收来的大粪。操作方法也及其简单，就是利用生产队“场院”的一面墙，大约五十米长左右，然后与院墙成直角方向，用土坯在左右两侧垒砌高约两米、长约十米的墙，在墙框里按一米等距砌成半米高的“炕洞”，把“圪挠”在“炕洞”里塞满踩实，再把编好的柳条“篱笆”铺在炕洞上，封口时在“炕洞”上磊起约半米高的前墙，形成一个立体梯形的“墙框”，就完成了第一道工序。接着就是“细活”了，挨着“场院”墙垒一个大锅台，支上一口“100印”的大铁锅，添上半锅水，在锅中加满大粪，点火熬制。事先把“圪挠”按30公分左右厚度铺在“篱笆”上，把熬沸腾的“大粪汤子”按“十比一”兑水混合，均匀浇在铺好的“圪挠”上，湿度掌握在“半干半湿”，然后，再铺上30公分左右厚度的驴马粪，再浇上一层“大粪汤子”，保持湿度适中。这时必须还要进行一道“立把”“工艺”，“立把”是为了点火“熏肥”时通风透气和促进肥料发酵。“立把”就是在每个炕洞的中间位置，按2米间距均匀排列，一个炕洞三个“把”，紧贴“篱笆”竖起提前扎绑结实的秫秸捆。后续就是上“圪挠”、浇“大粪汤子”、铺驴马粪循环操作，直到封顶踩实，最上面一层要把“大粪汤子”浇透。然后就是分别在每个“炕洞门”点火，观察好“圪挠”充分燃烧后，再用坯头封上“炕洞门”，不能全部封死，要留有缝隙。如果不封“炕洞门”，很容易“跑火”，如果封死了“炕洞门”，“炕洞”里面的“圪挠”燃烧的慢，或会“闷死”，会影响“熏肥”的发酵速度和质量，封“炕洞门”的时间掌握上，以及留有多大间隙还有点“科技含量”。所有这些劳动完成后，四个劳动力24小时“四班倒”实施监管，主要是防火安全可控就可以，差不多十天左右时间炕洞里的“圪挠”都烧透了，肥料也就基本完成发酵了，然后下炕“掺混”均匀，堆成大堆。一个冬天下来，一个“操作台”可以循环四五次，我们给那个混合肥料起名叫“三合一”有机肥。
“熏肥”时雾气腾腾，离得很远就可以看到，在冬日里是有些景观的，完全发酵时的粪肥味道也会随风飘去。当时新河公社党委书记韩锁柱的家就住在我们五间房村，他当时是旗委常委、旗革委会副主任兼新河公社党委书记。他去公社上班时循着“气味”来到“熏肥”现场，赶上我轮班，韩书记对于利用“圪挠”、驴马粪“熏肥”造肥，特别是“猫冬”时节“农闲”变“农忙”，很感兴趣，他向我仔细询问了一遍具体情况，又环顾一遍现场就去公社了。晚上大队领导派人找到我们小队队长，说公社通知，旗里后天在五间房大队召开“现场会”，观摩“熏肥”，指名让我代表我们三小队介绍“经验”。两天后一辆大客车、一辆面包车、一辆吉普车载着旗里的一些领导和全旗各公社党委书记，来到了“熏肥”现场，我们的大队和各小队干部也参加了“现场会”，我有些紧张地介绍了“熏肥经验”，包括肥料的“掺混”配比等。韩书记肯定了我们大队的这项工作“给全旗带了个好头”，要求“现场会”后各公社领导回去立即推广：“解决‘猫冬’农闲问题，大量积造农家肥，掀起一轮‘农业学大寨’新高潮。”韩书记还特别点名表扬了我，“一个回乡青年‘学用结合’，对“农业学大寨”、对全旗农业生产有贡献”。不仅我没有想到，谁都没有想到，那一次纯属意外的“意外”之举，为我而后改变命运埋下了“伏笔”。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每天都带领着社员下地干活。时间到了1977年的5月21日，那天上午我正领着社员铲地，小队“保管员”骑着自行车来到田间，让我立刻回到生产队，说队长在“小队部”等我有事。我扛起锄头和他回到了队里，队长对我说，大队书记通知你马上去公社报到“填表”，公社下来“带帽”指标，你被“招工”了。当时我是怎么去的公社，怎么找公社秘书取得招工“体检表”都忘了，只记得说是旗政府招待所“亦工亦农”招工，因为好消息来得太突然，大脑都一片空白。第二天我们新河公社共有五人统一到旗医院体检，尔后回大队等通知。我还照样带领社员劳动，5月24日中午，公社电话通知我被“招工”录取了，要求5月25日上午到保康旗政府招待所报到。24日下午我照常参加了劳动，队长在地头向社员宣布了我“招工”进城的消息，并就地开了个简短的“欢送会”，我衷心感谢近一年来广大社员群众对我工作的支持和认可，那可是与社员群众真正的“打成一片”了啊，在共同的劳动中与社员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鼻子几次发酸，硬把眼泪憋了回去，是真的依依难舍，那情那景，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晚上我最后一次为社员记下了当天的“工分”，然后把“记工员”工作做了交接。又去大队拜别大队党支部书记，同时，把我经手的“民兵”、“治保”有关材料和工作交给了大队有关领导，又从大队开出报到“介绍信”。就是这样，我正式结束了高中毕业回乡以后的10个月零4天的劳动“镀金”，5月25日上午准时去旗政府招待所报到，开始了新的生活。
旗政府招待所是“全民所有制”单位，担当旗委、旗政府机关和各科局会议接待任务，平时也对外营业服务，主营业务就是餐饮、住宿。当时单位有四十多名青年员工，基本都是“亦工亦农”身份。
我在招待所工作了9年时间，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底我就接任了招待所兼职“团支部书记”这项工作。由于原来的团支部工作基础好，当时招待所团支部，已经获得了吉林省共青团“十面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尤其是青年人都有文化，都积极要求进步，招待所的“共青团”工作非常活跃，在全员努力下使招待所一度成为“接待行业”的“国家级标兵”，并几次成功接待国家级的大型会议；青年员工是招待所的“生力军”，每一名员工都为获得“集体荣誉”做出了贡献。我的本职工作是“食堂厨师”，我也特别热爱“团支部书记”这项工作，十分珍惜这个岗位和工作机会。工余时间经常组织带领青年学政治、学文化，促进岗位技能升级，招待所“阅览室”是我们青年活动的场所。通过这项工作，不仅使我的组织能力等方面得到锻炼与提升，还使我获得了多项“荣誉”。1979年7月，我出席了在吉林市召开的“吉林省爱委会”表彰大会，获得吉林省“卫生先进个人”称号，哲里木盟从吉林省又划归内蒙古后，招待所团支部，又获得内蒙古共青团“十面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再获得团中央表彰的全国“一百名新长征突击队”的荣誉称号，我连续被选为旗共青团第七届、第八届委员会“团委委员”，还当选旗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政协委员”，当选旗直属机关“团委委员”，连续几年受到哲里木盟“青年积极分子”表彰奖励，在本职工作中，年年都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还二次受到旗“劳动模范”表彰奖励。在旗招待所“团支部书记”岗位上，是我人生的重要经历，是我重要的“高光”时刻。
1983年7月，时任旗团委书记张国忠同志通知我到旗团委，递给我一张“内蒙团干校”招生表，对我说，“根据你在基层团支部的工作贡献，你符合‘内蒙团干校’招生条件，旗团委推荐你上‘内蒙团干校’，你回单位填表盖章，准备上学吧。”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惊天动地的好消息，因为就此可以改变我的命运轨迹了。可是，当我满怀激动心情回到招待所，找到时任领导汇报这个“好消息”时，那位领导一脸冷峻地说，“张国忠说了能算吗?你一个工人去上什么学？招待所本来干部就多，你上学回来往哪安排你？”一盆冷水兜头盖脸的泼下来，把我的“命运”火苗顿时给浇灭了，也把我的心浇得冰凉，使我痛失了一次人生路上不可多得的进步机会。这位领导的眼界也真的低到“无可附加”了，记得还有一次是，旗委统战部考核决定我担任属于“共青团” 届别的旗政协二届“政协委员”，也是这位领导竟然说，“我都不是‘政协委员’，你当什么‘政协委员？’”政协全委会是要脱产参加会议的，但在休会期间，这位领导还不让我和与会委员一起吃饭，以招待所食堂工作忙不开为由，让我回到工作岗位干活。后来，我听到消息，因为这件事他被旗里有关领导训斥了。最最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件事，我从参加工作时就转递了“入党积极分子”关系，我也一直默默接受党支部的培养考验，还不断向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可是，这位领导是“招待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几次对我说，“你一个工人入什么党，现在招待所还有干部没入党呢！”当时，我绝对是“先进青年”中的“先进青年”，我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我曾经在省级报纸、电台有名有声，国家级报纸上有名，受到了各级团组织的肯定，并非浪得虚名。但是，因为这个领导的各种阻力“卡”着，我甚至连党都不能“入”。这位领导对别的青年进步也很冷漠轻视。有位担任招待所“团支部副书记”的青年，政治进步，工作突出，特别爱学习，他曾说，“我要加强学习，有机会报考团干校。”我们招待所的那位领导竟然在一次单位全体职工大会上说那个青年，“瞅瞅你脖子歪成那样的形象，还考什么团干校？我看你去拉小提琴还差不多。”多年以后，随着个人人生阅历的丰富，我对那些事情早已冰释了，也没有了“怨恨”，但当我偶然看到一幅“武大郎开店”的漫画时，却又引发感触万千，几次哑言失笑。因为那些经历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我工作干得不错，有了“一席之地”时，当我的工作得到上级信任和肯定的时机，我甘当“伯乐”，我甘当“绿叶”，肩扛手托般的培养、推出了许多青年干部得到“组织上”的提拔重用，使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成为“精英阶层”。我不无谦虚地说，与此同比，我创下了“伯乐”之最。
我一直感谢张国忠书记“推荐”我上“内蒙团干校”的“知遇之恩”，尽管没有实现，但“共青团组织”曾给了我最大的心灵慰藉。
说起我“入党”的事，我还要万分感恩一位已故的老领导，原“旗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何长青。1985年8月，我参加了“通辽民族师范学院”（现内蒙古民族大学）的招生考试，被录取到中文系文秘专业“干部专修班”。是老天开眼，这之前招待所的那位领导已经调到别的单位工作。新任“所长兼党支部书记”侯学义先生，全力支持我考学，可美中不足的是，1985年全国“整党”，期间不再广泛发展党员，旗直只有教育系统有入党指标。我是1985年8月10日参加考试，1985年9月5日接到入学“录取通知书”，通知9月11日报到学校，但我还一直坚持上班，离报到还有两天了，侯学义先生给我放假，让我做好上学的准备。9月9日我分别到“旗团委”和“旗直属机关团委”告别，因为“旗直属机关团委”与“旗直属机关党委”合署办公，当时，机关党委何书记问我“党龄有几年了？”我说“何书记，我还不是党员，”何书记很惊讶：“你为什么不申请入党？”我回答，“招待所原来的党支部书记不允许我入党，”并向何书记说明了关于我一直积极要求入党的详细情况。何书记听了后很惋惜，说“这样一名‘优秀团干部’都没有被发展入党，主要责任在基层党支部，党委也有一定责任。”然后立即安排机关党委的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到招待所党支部联系，立即讨论我入党的问题，按程序报“直属机关党委”批准。“直属机关党委”从给“旗直教育系统”安排的发展党员“名额”中给我调整出一个，就这样，我是在1985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实现了我多年来的迫切愿望。我也是在同一天由单位党支部讨论通过“入党填表”后报机关党委，又是同一天由机关党委批准入党，同一天在机关党委开出转移“党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了。我在9月11日去“通辽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报到，同时向系党支部递交我的“党组织关系”，我的党龄仅有2天。
有些事呢说奇怪又不奇怪，不奇怪呢又很奇怪。人在有些时候还真的会受到各种“坎坷”阻碍，让你哭天无路，叫地无门；而有些时候偏偏又会让你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使你一顺百顺，顺风顺水。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当我得到允许工人报考“通辽民族师范学院”的通知消息，离报名结束只有一天时间了，我找到招待所领导侯学义先生，怯怯地说了我想要报名考学的事，这位领导毫不犹豫地说，“同意去报考，你能考上我就支持你去上学！”要说什么是“乐的找不到北”，那个体会我是真有过呀。第二天上午我带着“介绍信”准时赶到“哲里木盟教育局”报了名。回来后我没有耽误工作复习，因为当时我离开高中课堂已有九年的时间了，自己心里没底，也怕误工复习考不上“丢人”。我四处找来历史、地理课本，找来“党的建设”和“半月谈”刊物，起早贪晚“玩命”似的学了二十多天。由于我们初、高中根本就没有开过历史和地理课，要掌握的知识量较大，政治全靠十几本“党的建设”和“半月谈”，语文就凭老底了，数学翻了翻课本，又请我的三“内弟”挑重点补了几个晚上，就是这样“临阵磨枪”上了“考场”。进了考场紧张到颤抖和出汗不止，经历二天时间终于全部考完五科：“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或许真有“福至心灵”一说，重新过了一遍考题内容，自我感觉考得还行，预计分数在300分上下，但也不敢妄言，谁问起来“考得怎么样”，我都说“也就一般”，还照样上班工作。但说实话，心里早“长草”了，内心比考试前还紧张煎熬，夜不能寐。直到“分数”来了，心才落地。单科百分的五科总成绩“347”分，其中历史一科最低，仅考了46分，没及格。但我是以绝对高分被录取，当时录取“分数线是220分”。能考出好成绩，我非常感谢在招待所连续担任7年时间的“团支部书记”工作机遇，因为经常组织青年集中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尤其是在全旗“语文、数学”“职工过关”考试的前期，我几乎天天带领青年学习文化课，在帮助大家提高文化水平的过程中，在那种学习氛围的促进下，更使自己的文化知识得到巩固与更新。不仅“职工过关”考试我取得了优良成绩，在1982年的全盟青年“读书演讲”竞赛中，我以“爱我中华，振兴中华”为题的演讲获得“第三名”。因此，我还脱产参加了“盟委宣传部、盟团委、盟报社、盟电台”联合举办的在全盟为期一个月的巡回“读书演讲”和采集先进人物事迹活动。所有这些都为我后来参加“高考”充实了能量，是“共青团”这面旗帜给与了我一定的“辉煌”。“团支部书记”职务虽然是一个普通岗位，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定意义上的“普通人”，我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向高标准看齐，从不放松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有坚定的人生目的，有向前的明确目标。所以，无论工作多忙、多累从来没有放弃过文化课的学习。才实现了把多年的“磨刀”工，用在了一朝的“砍柴”上，真正的“十年磨一剑”。
在学校校务处报到后，我们每个学生都领到了一枚“蓝底白字”的“通辽民族师范学院”校徽，这是我佩戴的第三枚徽章。佩戴着象征“大学生”的校徽，坐在明亮的教室听教授级的老师讲课，起初是云里雾里的，怎么都不能从昨天的工作环境中走出来，仿佛梦幻，一会儿是扎着围裙带着套袖的我，在“面案”工作台前干活，一会儿是佩戴着“大学校徽”的我，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场景交叠，睁眼闭眼都一样，好像灵魂离开了躯壳，天上地下的在折个。第一节课，我就是处于那种状态中。
那枚“大学校徽”是我迟来的“骄傲”，是对我不懈努力的奖赏。因为在我参加工作前，还没有恢复“高考”，参加工作后，再也没有得到与命运“抗争”的机会。当我30岁时，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能够有幸跻身“天之骄子”的行列，大有“祖坟冒青烟”的断想。因此，我暗自发誓：努力用功，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因为我要报答的人太多了，他们对我的期望太大了。包括我的妻子要含辛茹苦十分艰难地带着一儿一女生活，她一个人要承担我们夫妻两个人的责任，养儿育女过日子；她经营一个小商店维持生计，还要全程供我读大学。我只有用优异的学习成绩回报，必须要好好学习。我永生都不能忘记的是招待所领导侯学义先生，他说支持我上大学，说到做到，他提前给我开了二年工资，我是“带薪”上大学的，使我得以缓解“燃眉之急”。
在开学的第二天，学院团委宣布任命我担任中文系“干修班”团支部书记，彼时，我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也是“超龄服役”的“团支部书记”了，我感谢学院团委对我的信任，“干修班”还设有党支部，吴风东同学担任党支部书记，董良才同学担任班长，我密切配合党支部书记和班长抓好班级的管理，为同学们做好服务。从此，我的校徽上面又多了一枚“团徽”，也多了一份责任。二年“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使我的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发生了“蝶变”。课堂上听老师讲课时我总感觉时间过得太快，意犹未尽；走进图书馆更是如饥似渴，徜徉在知识海洋里，我要用“贪婪攫取”，来形容自己对知识的渴求。班级大多数同学“底功”比我好，他们是“中专”毕业后再去读大学的，因为八十年代掀起来的“文凭”热方兴未艾，我就是搭上了那趟“末班车”。知识是“软件”，“文凭”是硬件；“文凭”是纵横社会的“流通证”，我是“两件”兼得。能够走进“大学”课堂，是多少青年人的梦想！那枚大学“校徽”既是知识的载体，更是可炫的“身份证”，在当时，大学“文凭”就决定着人的社会层次，那一张纸“掂量”着人的轻重。那个年代风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我总认为，“知识”是绝对的，“人才”是相对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那个时下，“状元”必须得有“文凭”。所以，一根“独木桥”上，让多少人疯狂若痴地去拥去挤。
说心里话，进了大学课堂，我的心态也是有变化波动的，曾不止一次憧憬过美好的未来。
我，包括班级所有同学，都把“校徽”视为珍宝。上课时自然佩戴着，在校园里散步要佩戴着，偶而上街买点什么时也要佩戴着，在假期回家、返校那就更要佩戴了，每个人的心态大体上是一致的，在无言的“证明”自己的身份，都有点“显摆”之嫌。
说起“校徽”，发生在我们几位同学身上还有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一次暑假回家，在通辽火车站连站票都买不到，我们几位同学硬是“涌”上了火车。车厢里吵吵嚷嚷，拥挤不堪，根本没地方去补票，当火车开行不久，就听到“列车员”微弱的声音“查票了，查票了”，我们几个同学都挤在车厢的链接处，还没有来得及与“列车员”说明情况，准备补票，“列车员”看到我们胸前的“校徽”，竟然点头示意并给以微笑，根本没有检查我们的车票。当年通辽到宝龙山票价是6角钱，如果我们凭“学生证”买票可以享受半价，是3角钱。下车过了“出站口”，我们同学相视会意一笑，脸上都是得意的神情，谁都没有表示愧疚。这么多年过去，那枚“校徽”帮我们“逃”了一次票，省下3角钱，最关键是得到了“高人一等”般的信任，至今还“滋味”甜美，我们初享了“尊重知识”，“知识就是金钱”的妙处。
二年的光阴倏忽而过，老师授课几乎是“满堂灌”，课后自己消化，“必修课”16门，选修课8门。读书是件“苦差事”，但同学们都是乐此不疲，因为这读书机会一生无二，实实在在是机会可贵，时间可贵，知识可贵。完全可以用“书虫”来比喻同学们。我还要履行“团支部书记”的职责，认真负责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严格筛选把关，向班级党支部推荐“入党积极分子”，毕业前班级先后有3名同学“入党”。在“共青团战线”的最后“一班岗”，我没有辜负使命，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回首往事，心潮荡漾，酸甜苦辣，滋味万千，体会多般。人生永远不要以任何理由放弃读书学习，不要销蚀了努力奋斗的意志，机会的大门才会时刻敞开。
如今已经退休6年了，当社区党支部领导亲手给我佩戴上“党徽”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有些小激动的，心中尚有涟漪泛起。党组织还想着和关心我们这些退休党员，我们没有什么高调，也没有任何私心，想到的是“共产党”的厚爱，发“退休金”养着我们，让我们衣食无忧。所以，虽然我们工作退休了，但在思想上不能退党，有一口气在，就永远是“共产党员”。我们没有理由不自觉维护“党员形象”，我们起码应尽的义务是要有“个人行为准则”，遵纪守法，给社区居民做个好样子。即或不能再给“党组织”增光添彩，但也绝不给“党组织”泼污抹黑。这枚“党徽”的意义不同寻常，因为除了父母给了我一个有“血缘生命”的姓氏外，“共产党”也给了我一个有“政治生命”的姓氏，我还姓“共”，我不会“隐姓埋名”，我要倍加珍惜和爱护。
这枚鲜艳的“党徽”，我要一直佩带下去，直到那么一天。因为，这是我的莫大骄傲和无尚荣誉。
作者简介
孙爱民，男，蒙古族，内蒙古哲里木盟师范学院中文系专科毕业。做过农民，当过工人，在行政公务员岗位退休。爱好文学，迷恋文字，信奉“多读书，勤笔耕，善为人，”秉持“只管耕耘，莫论收获，”成就平平，但执着追求，仍乐在其中。在写作中释放情怀，在文字中与灵魂对话。
（图文供稿：孙爱民）
《新京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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