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往事并不如烟之我的四枚徽章故事
作者:孙爱民

2023年“七一”前夕,我居住所在的社区党支部领导走访退休党员,向我赠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一书,并颁发一枚“党员徽章”。徽章在鲜红的党旗下镌刻着毛主席当年题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熠熠生辉;社区党支部领导还亲自把“党徽”别在我的左上胸襟。那一刻,令我心潮澎湃,思绪油然而生。这枚“党徽”是我一生走来所佩戴的第四枚徽章。记忆一下子回到了58年前,佩戴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时的悠悠岁月。
在当时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人民对毛主席都是无比崇敬和热爱。各种质地的“毛主席像章”广为发行,广大革命群众都竞相佩戴,都为能拥有一枚“毛主席像章”而骄傲和自豪。因为“毛主席像章”是个人“成份”的象征,只有“根红苗正”的人,只有做到“三忠于”、“四无限”的人,才有权力和资格佩戴,“黑五类”及其子弟是没有那个权力和资格的。所以在人群中随便瞭一眼就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的那枚毛主席像章是圆形铜质的,比当年的“5分”硬币略大一周,制作精致,上面镌刻着毛主席身着绿军装,在天门城楼上手扶栏杆接见“红卫兵”时的上身照片。在1967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小学一批同学“入队”,当上了“红小兵”。我的启蒙老师刘玉祥先生亲自颁发,并为我别在了左胸襟上方,然后又很严肃地告诫我们如何佩戴和保护好“毛主席像章”。我极其珍爱和以千倍万倍地虔诚看待那枚“毛主席像章”。刚刚佩戴上的头几天晚上,都激动地没有睡过好觉;学校劳动时我会摘下来包好,生怕磨擦出划痕。佩戴上神圣的“毛主席像章”,仿佛我们自己也了不起了,走路都是昂首挺胸的那种姿态。为了让我们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大队党支部凡是召开批判“黑五类”斗争大会,学校都要组织我们“红小兵战斗队”的队员参加。我们“红小兵”胸别“毛主席像章”,肩扛红缨枪,腰上扎着样式不一的“武装带”,有的是麻绳,有的是布条之类,还有的扎着大人的皮裤腰带,就那样也足以让我们精神抖擞,耀武扬威的不行不行。“根红苗正”,使我们享有先天优越性;“毛主席像章”,给了我们对“黑五类”施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胆魄和力量。我们曾举着右拳对“毛主席像章”宣誓:“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那一茬“娃娃”,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硝烟”洗礼,但也绝对是“共和国”和平时期,最早熟、最坚定、最忠诚的“革命战士”!我们年纪虽小,可是,血脉里流淌的都是“革命的红色血液”。“无限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无限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个时代的“烙印”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灵魂里。现在一晃“奔七”了,大脑中的好些内存已经清零。但是,那枚“毛主席像章”,和时代如火如荼“红流涌动”的记忆,如刀刻斧凿般,再也消除不掉了。
在1972年7月小学毕业前夕,我被学校团支部批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获得了人生的第二枚“徽章”,我是佩戴着“团徽”升入初中的。佩戴上那枚金光闪闪的“团徽”,既标志着我已经结束了美好的少年时光,也昭示着我是一名“先进青年”。“共青团员”的称号既是个人荣誉,也是一份责任;面对“团旗”的庄严宣誓,胸前的那枚“团徽”,都无时无刻地警醒着我、约束着我:“要做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要做合格的共青团员”。从那时起,我就与“团徽”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佩戴“团徽”到了1987年的7月,是我30岁的那一年。彼时,我是“超龄服役”的“基层团支部书记”。
记得我退休后的一次回老家,与亲朋好友聚会,恰好遇到我的小学老师、也是当年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张凤山先生,先生兴致勃勃地与大家谈起,当年是他亲自批准我加入“共青团组织”、亲自领着我在“团旗”下宣誓、又推荐我当了学校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我们五间房学校是“带帽小学”,属于小学带初中的那种模式。我对张凤山先生礼敬有加,我们交谈时先生坐着,我恭恭敬敬地站在先生面前。是先生的“知遇之恩”与“政治提携”,使我后来在十几年间都与“共青团组织”紧密相连,以至于一生都对“共青团组织”怀有深情地眷恋。因为在我青春似火的年华,“共青团组织”赋予了我神圣的责任,给与了我崇高的荣誉;“共青团组织”这个平台让我充分地扮演了很是光彩的角色,更使我得到了锻炼,使得我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提升,“工作能力”有机会得到“摔打”,成长和成熟与日俱增。当我进入架玛吐镇高中读书时,我担任了班级“团支部副书记”。“团徽”时刻让我严格要求自己,“团旗”为我指引着努力方向;我曾在心中默默誓愿:要做同学表率,要在各个方面起到带头作用。二年的高中生活,我连续获得班级每学年评选三名“三好学生”中的一名,连续获得校级“同年组”三个平行班,每学年各班级唯一的一名“三好学生”。毕业离校时,四张“三好学生”奖状,是老师和同学给予我品学的奖赏,是毕业后我给父母的成绩回报。要说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思想尤其简单,除了“政治挂帅”,其它都不重要,也不懂。我们那届高中生的命运受时代影响较大,1974年9月1日开学,到1976年7月21日毕业,我们学习文化课的时间,仅一年有余,其它时间是“劳动实践”走进了课堂;我们的确愧说读过高中和有点“文化”,但却属于名副其实的“劳动者”。
因为彼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我们的必由之路。那枚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团徽”,又伴随我走进了农村那个新的“课堂”。
人生的旅途有时可能命运多舛,但也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临头,有如“运交华盖”一般,我就属于“交运”的那一个,而且是我们那波“回乡青年”中的“唯一”。
我们大队有四个生产小队,总人口在千人以上,在全旗的各大队按人口排名绝对靠前,我们大队“回乡青年”较多,当时还有十余名天津“下乡知青”没有返城。时代造就了我们那一代人,时代也局限了我们那一代人;我们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无疑也属于特殊的人。
所有的青年人想要有“出息”,得到“招干、升学、招工、民师”等机会,是要连贯“通关”的。一是必须要过“政审关”,政治审查得合格,政治是否坚定可靠,思想是否积极进步,家庭出身是否“根红苗正”,这一关定“生死”,是由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共同把关的;二是要过好“劳动关”,个人的每一张劳动“工票”就是一本“秋后账”,必须热爱劳动,参加劳动出满勤,且不能偷懒耍滑;三是要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关”,每一位贫下中农都是“老师”,他们都是评委,有“举牌子”的权力,他们要是不“入眼”,别说“招干、升学、招工、民师”了,想“挪个窝”干点“轻巧活”的机会都不能有;四是还要有“四个优先”硬件中的其一:有党团员身份、是大小队干部、是“劳动模范”、参加劳动时间满二年以上和对农业生产有特殊贡献者。
我在高中毕业的当天下午就去小队向队长报到,并开始下地劳动。当时的生产队长曾经当过“民办教师”,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在他的“门下”,我得以“近水楼台”。就在我第一天参加劳动的当晚,在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上,经他提议,生产队全体社员选举通过,我当上了“组长兼记工员”,成了“队委会干部”,接着我又被补选为小队“团支部宣传委员”,不久我又被大队党支部任命为大队“民兵连副连长”,兼任大队“治保委员会副主任”。在“回乡青年”和“下乡青年”中,是绝对的“凤毛麟角”。我十分清楚,我虽然得到了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信任,但是,那不是我可以骄傲的资本,我必须时刻以“共青团员、先进青年”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干出“名堂”来。“确保思想不滑坡,行动不走样,经得起任何考验”。我积极要求进步,主动靠进“党组织”,被大队党支部列为重点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
当生产队“打头的”不是脱产干部,每天既要给社员分派活计,还要领着大帮社员干活。为了能有“出息”,我是铁了心地干苦活、累活、脏活,没有别的选择。劳动实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骡子是马在“溜”的过程中能见出高低上下;好在我是“胎带”的农民血统,生长在农村黑土地;干农活只要不吝啬力气,慢慢就会熟中生巧。虽然我从“回乡”到被“招工”,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我是“打头的”,所以基本农活我都亲力亲为经历了一遍,还是勉强可以称为“基本农民”的。
应该说,在当时艰苦的劳动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重复的“机械行为”。我的大脑中不止一次闪念过“这可什么时候是头”的想法。因此,确切地说,我积极劳动的目的并不单纯,一直是抱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思想,等着“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动机虽然不卑劣,但绝不是有多高尚,无论怎么表现都是主观为自己。因为“窝”在农村确实怎么都“不见亮”,外面的世界是我们所有青年人的梦。所以当时,不管是“下乡”的还是“回乡”的青年,都在“拉屎攥拳头暗使劲”,别看谁也不吱声,私下都憋着一股劲儿。
那是一种明里暗里的竞争。竞争看似公平,实则绝对“不公平”。因为,有的人付出了九分努力,却连一分运气都得不到;有的人就是靠一分努力,却凭借了九分运气。我就是属于那个“九分运气”加持之人。
在1976年的腊月,农村打完“场”,送完“公粮”,分完“人口粮”,在等着年终“决算”的时间里,就进入了“猫冬”阶段。而我则领着几名社员没有“猫冬”,利用在高中“农业科技”课本上学来的知识,通过“熏肥”方式促进肥料发酵,积造“农家肥”。原材料遍地都是,主要是驴马粪,还有生产队打完“场”,场院里堆积的大量“圪挠”,辅料是从社员家里收来的大粪。操作方法也及其简单,就是利用生产队“场院”的一面墙,大约五十米长左右,然后与院墙成直角方向,用土坯在左右两侧垒砌高约两米、长约十米的墙,在墙框里按一米等距砌成半米高的“炕洞”,把“圪挠”在“炕洞”里塞满踩实,再把编好的柳条“篱笆”铺在炕洞上,封口时在“炕洞”上磊起约半米高的前墙,形成一个立体梯形的“墙框”,就完成了第一道工序。接着就是“细活”了,挨着“场院”墙垒一个大锅台,支上一口“100印”的大铁锅,添上半锅水,在锅中加满大粪,点火熬制。事先把“圪挠”按30公分左右厚度铺在“篱笆”上,把熬沸腾的“大粪汤子”按“十比一”兑水混合,均匀浇在铺好的“圪挠”上,湿度掌握在“半干半湿”,然后,再铺上30公分左右厚度的驴马粪,再浇上一层“大粪汤子”,保持湿度适中。这时必须还要进行一道“立把”“工艺”,“立把”是为了点火“熏肥”时通风透气和促进肥料发酵。“立把”就是在每个炕洞的中间位置,按2米间距均匀排列,一个炕洞三个“把”,紧贴“篱笆”竖起提前扎绑结实的秫秸捆。后续就是上“圪挠”、浇“大粪汤子”、铺驴马粪循环操作,直到封顶踩实,最上面一层要把“大粪汤子”浇透。然后就是分别在每个“炕洞门”点火,观察好“圪挠”充分燃烧后,再用坯头封上“炕洞门”,不能全部封死,要留有缝隙。如果不封“炕洞门”,很容易“跑火”,如果封死了“炕洞门”,“炕洞”里面的“圪挠”燃烧的慢,或会“闷死”,会影响“熏肥”的发酵速度和质量,封“炕洞门”的时间掌握上,以及留有多大间隙还有点“科技含量”。所有这些劳动完成后,四个劳动力24小时“四班倒”实施监管,主要是防火安全可控就可以,差不多十天左右时间炕洞里的“圪挠”都烧透了,肥料也就基本完成发酵了,然后下炕“掺混”均匀,堆成大堆。一个冬天下来,一个“操作台”可以循环四五次,我们给那个混合肥料起名叫“三合一”有机肥。
“熏肥”时雾气腾腾,离得很远就可以看到,在冬日里是有些景观的,完全发酵时的粪肥味道也会随风飘去。当时新河公社党委书记韩锁柱的家就住在我们五间房村,他当时是旗委常委、旗革委会副主任兼新河公社党委书记。他去公社上班时循着“气味”来到“熏肥”现场,赶上我轮班,韩书记对于利用“圪挠”、驴马粪“熏肥”造肥,特别是“猫冬”时节“农闲”变“农忙”,很感兴趣,他向我仔细询问了一遍具体情况,又环顾一遍现场就去公社了。晚上大队领导派人找到我们小队队长,说公社通知,旗里后天在五间房大队召开“现场会”,观摩“熏肥”,指名让我代表我们三小队介绍“经验”。两天后一辆大客车、一辆面包车、一辆吉普车载着旗里的一些领导和全旗各公社党委书记,来到了“熏肥”现场,我们的大队和各小队干部也参加了“现场会”,我有些紧张地介绍了“熏肥经验”,包括肥料的“掺混”配比等。韩书记肯定了我们大队的这项工作“给全旗带了个好头”,要求“现场会”后各公社领导回去立即推广:“解决‘猫冬’农闲问题,大量积造农家肥,掀起一轮‘农业学大寨’新高潮。”韩书记还特别点名表扬了我,“一个回乡青年‘学用结合’,对“农业学大寨”、对全旗农业生产有贡献”。不仅我没有想到,谁都没有想到,那一次纯属意外的“意外”之举,为我而后改变命运埋下了“伏笔”。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每天都带领着社员下地干活。时间到了1977年的5月21日,那天上午我正领着社员铲地,小队“保管员”骑着自行车来到田间,让我立刻回到生产队,说队长在“小队部”等我有事。我扛起锄头和他回到了队里,队长对我说,大队书记通知你马上去公社报到“填表”,公社下来“带帽”指标,你被“招工”了。当时我是怎么去的公社,怎么找公社秘书取得招工“体检表”都忘了,只记得说是旗政府招待所“亦工亦农”招工,因为好消息来得太突然,大脑都一片空白。第二天我们新河公社共有五人统一到旗医院体检,尔后回大队等通知。我还照样带领社员劳动,5月24日中午,公社电话通知我被“招工”录取了,要求5月25日上午到保康旗政府招待所报到。24日下午我照常参加了劳动,队长在地头向社员宣布了我“招工”进城的消息,并就地开了个简短的“欢送会”,我衷心感谢近一年来广大社员群众对我工作的支持和认可,那可是与社员群众真正的“打成一片”了啊,在共同的劳动中与社员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鼻子几次发酸,硬把眼泪憋了回去,是真的依依难舍,那情那景,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晚上我最后一次为社员记下了当天的“工分”,然后把“记工员”工作做了交接。又去大队拜别大队党支部书记,同时,把我经手的“民兵”、“治保”有关材料和工作交给了大队有关领导,又从大队开出报到“介绍信”。就是这样,我正式结束了高中毕业回乡以后的10个月零4天的劳动“镀金”,5月25日上午准时去旗政府招待所报到,开始了新的生活。
旗政府招待所是“全民所有制”单位,担当旗委、旗政府机关和各科局会议接待任务,平时也对外营业服务,主营业务就是餐饮、住宿。当时单位有四十多名青年员工,基本都是“亦工亦农”身份。
我在招待所工作了9年时间,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底我就接任了招待所兼职“团支部书记”这项工作。由于原来的团支部工作基础好,当时招待所团支部,已经获得了吉林省共青团“十面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尤其是青年人都有文化,都积极要求进步,招待所的“共青团”工作非常活跃,在全员努力下使招待所一度成为“接待行业”的“国家级标兵”,并几次成功接待国家级的大型会议;青年员工是招待所的“生力军”,每一名员工都为获得“集体荣誉”做出了贡献。我的本职工作是“食堂厨师”,我也特别热爱“团支部书记”这项工作,十分珍惜这个岗位和工作机会。工余时间经常组织带领青年学政治、学文化,促进岗位技能升级,招待所“阅览室”是我们青年活动的场所。通过这项工作,不仅使我的组织能力等方面得到锻炼与提升,还使我获得了多项“荣誉”。1979年7月,我出席了在吉林市召开的“吉林省爱委会”表彰大会,获得吉林省“卫生先进个人”称号,哲里木盟从吉林省又划归内蒙古后,招待所团支部,又获得内蒙古共青团“十面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再获得团中央表彰的全国“一百名新长征突击队”的荣誉称号,我连续被选为旗共青团第七届、第八届委员会“团委委员”,还当选旗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政协委员”,当选旗直属机关“团委委员”,连续几年受到哲里木盟“青年积极分子”表彰奖励,在本职工作中,年年都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还二次受到旗“劳动模范”表彰奖励。在旗招待所“团支部书记”岗位上,是我人生的重要经历,是我重要的“高光”时刻。
1983年7月,时任旗团委书记张国忠同志通知我到旗团委,递给我一张“内蒙团干校”招生表,对我说,“根据你在基层团支部的工作贡献,你符合‘内蒙团干校’招生条件,旗团委推荐你上‘内蒙团干校’,你回单位填表盖章,准备上学吧。”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惊天动地的好消息,因为就此可以改变我的命运轨迹了。可是,当我满怀激动心情回到招待所,找到时任领导汇报这个“好消息”时,那位领导一脸冷峻地说,“张国忠说了能算吗?你一个工人去上什么学?招待所本来干部就多,你上学回来往哪安排你?”一盆冷水兜头盖脸的泼下来,把我的“命运”火苗顿时给浇灭了,也把我的心浇得冰凉,使我痛失了一次人生路上不可多得的进步机会。这位领导的眼界也真的低到“无可附加”了,记得还有一次是,旗委统战部考核决定我担任属于“共青团” 届别的旗政协二届“政协委员”,也是这位领导竟然说,“我都不是‘政协委员’,你当什么‘政协委员?’”政协全委会是要脱产参加会议的,但在休会期间,这位领导还不让我和与会委员一起吃饭,以招待所食堂工作忙不开为由,让我回到工作岗位干活。后来,我听到消息,因为这件事他被旗里有关领导训斥了。最最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件事,我从参加工作时就转递了“入党积极分子”关系,我也一直默默接受党支部的培养考验,还不断向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可是,这位领导是“招待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几次对我说,“你一个工人入什么党,现在招待所还有干部没入党呢!”当时,我绝对是“先进青年”中的“先进青年”,我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我曾经在省级报纸、电台有名有声,国家级报纸上有名,受到了各级团组织的肯定,并非浪得虚名。但是,因为这个领导的各种阻力“卡”着,我甚至连党都不能“入”。这位领导对别的青年进步也很冷漠轻视。有位担任招待所“团支部副书记”的青年,政治进步,工作突出,特别爱学习,他曾说,“我要加强学习,有机会报考团干校。”我们招待所的那位领导竟然在一次单位全体职工大会上说那个青年,“瞅瞅你脖子歪成那样的形象,还考什么团干校?我看你去拉小提琴还差不多。”多年以后,随着个人人生阅历的丰富,我对那些事情早已冰释了,也没有了“怨恨”,但当我偶然看到一幅“武大郎开店”的漫画时,却又引发感触万千,几次哑言失笑。因为那些经历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我工作干得不错,有了“一席之地”时,当我的工作得到上级信任和肯定的时机,我甘当“伯乐”,我甘当“绿叶”,肩扛手托般的培养、推出了许多青年干部得到“组织上”的提拔重用,使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成为“精英阶层”。我不无谦虚地说,与此同比,我创下了“伯乐”之最。
我一直感谢张国忠书记“推荐”我上“内蒙团干校”的“知遇之恩”,尽管没有实现,但“共青团组织”曾给了我最大的心灵慰藉。
说起我“入党”的事,我还要万分感恩一位已故的老领导,原“旗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何长青。1985年8月,我参加了“通辽民族师范学院”(现内蒙古民族大学)的招生考试,被录取到中文系文秘专业“干部专修班”。是老天开眼,这之前招待所的那位领导已经调到别的单位工作。新任“所长兼党支部书记”侯学义先生,全力支持我考学,可美中不足的是,1985年全国“整党”,期间不再广泛发展党员,旗直只有教育系统有入党指标。我是1985年8月10日参加考试,1985年9月5日接到入学“录取通知书”,通知9月11日报到学校,但我还一直坚持上班,离报到还有两天了,侯学义先生给我放假,让我做好上学的准备。9月9日我分别到“旗团委”和“旗直属机关团委”告别,因为“旗直属机关团委”与“旗直属机关党委”合署办公,当时,机关党委何书记问我“党龄有几年了?”我说“何书记,我还不是党员,”何书记很惊讶:“你为什么不申请入党?”我回答,“招待所原来的党支部书记不允许我入党,”并向何书记说明了关于我一直积极要求入党的详细情况。何书记听了后很惋惜,说“这样一名‘优秀团干部’都没有被发展入党,主要责任在基层党支部,党委也有一定责任。”然后立即安排机关党委的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到招待所党支部联系,立即讨论我入党的问题,按程序报“直属机关党委”批准。“直属机关党委”从给“旗直教育系统”安排的发展党员“名额”中给我调整出一个,就这样,我是在1985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实现了我多年来的迫切愿望。我也是在同一天由单位党支部讨论通过“入党填表”后报机关党委,又是同一天由机关党委批准入党,同一天在机关党委开出转移“党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了。我在9月11日去“通辽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报到,同时向系党支部递交我的“党组织关系”,我的党龄仅有2天。
有些事呢说奇怪又不奇怪,不奇怪呢又很奇怪。人在有些时候还真的会受到各种“坎坷”阻碍,让你哭天无路,叫地无门;而有些时候偏偏又会让你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使你一顺百顺,顺风顺水。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当我得到允许工人报考“通辽民族师范学院”的通知消息,离报名结束只有一天时间了,我找到招待所领导侯学义先生,怯怯地说了我想要报名考学的事,这位领导毫不犹豫地说,“同意去报考,你能考上我就支持你去上学!”要说什么是“乐的找不到北”,那个体会我是真有过呀。第二天上午我带着“介绍信”准时赶到“哲里木盟教育局”报了名。回来后我没有耽误工作复习,因为当时我离开高中课堂已有九年的时间了,自己心里没底,也怕误工复习考不上“丢人”。我四处找来历史、地理课本,找来“党的建设”和“半月谈”刊物,起早贪晚“玩命”似的学了二十多天。由于我们初、高中根本就没有开过历史和地理课,要掌握的知识量较大,政治全靠十几本“党的建设”和“半月谈”,语文就凭老底了,数学翻了翻课本,又请我的三“内弟”挑重点补了几个晚上,就是这样“临阵磨枪”上了“考场”。进了考场紧张到颤抖和出汗不止,经历二天时间终于全部考完五科:“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或许真有“福至心灵”一说,重新过了一遍考题内容,自我感觉考得还行,预计分数在300分上下,但也不敢妄言,谁问起来“考得怎么样”,我都说“也就一般”,还照样上班工作。但说实话,心里早“长草”了,内心比考试前还紧张煎熬,夜不能寐。直到“分数”来了,心才落地。单科百分的五科总成绩“347”分,其中历史一科最低,仅考了46分,没及格。但我是以绝对高分被录取,当时录取“分数线是220分”。能考出好成绩,我非常感谢在招待所连续担任7年时间的“团支部书记”工作机遇,因为经常组织青年集中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尤其是在全旗“语文、数学”“职工过关”考试的前期,我几乎天天带领青年学习文化课,在帮助大家提高文化水平的过程中,在那种学习氛围的促进下,更使自己的文化知识得到巩固与更新。不仅“职工过关”考试我取得了优良成绩,在1982年的全盟青年“读书演讲”竞赛中,我以“爱我中华,振兴中华”为题的演讲获得“第三名”。因此,我还脱产参加了“盟委宣传部、盟团委、盟报社、盟电台”联合举办的在全盟为期一个月的巡回“读书演讲”和采集先进人物事迹活动。所有这些都为我后来参加“高考”充实了能量,是“共青团”这面旗帜给与了我一定的“辉煌”。“团支部书记”职务虽然是一个普通岗位,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定意义上的“普通人”,我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向高标准看齐,从不放松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有坚定的人生目的,有向前的明确目标。所以,无论工作多忙、多累从来没有放弃过文化课的学习。才实现了把多年的“磨刀”工,用在了一朝的“砍柴”上,真正的“十年磨一剑”。
在学校校务处报到后,我们每个学生都领到了一枚“蓝底白字”的“通辽民族师范学院”校徽,这是我佩戴的第三枚徽章。佩戴着象征“大学生”的校徽,坐在明亮的教室听教授级的老师讲课,起初是云里雾里的,怎么都不能从昨天的工作环境中走出来,仿佛梦幻,一会儿是扎着围裙带着套袖的我,在“面案”工作台前干活,一会儿是佩戴着“大学校徽”的我,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场景交叠,睁眼闭眼都一样,好像灵魂离开了躯壳,天上地下的在折个。第一节课,我就是处于那种状态中。
那枚“大学校徽”是我迟来的“骄傲”,是对我不懈努力的奖赏。因为在我参加工作前,还没有恢复“高考”,参加工作后,再也没有得到与命运“抗争”的机会。当我30岁时,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能够有幸跻身“天之骄子”的行列,大有“祖坟冒青烟”的断想。因此,我暗自发誓:努力用功,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因为我要报答的人太多了,他们对我的期望太大了。包括我的妻子要含辛茹苦十分艰难地带着一儿一女生活,她一个人要承担我们夫妻两个人的责任,养儿育女过日子;她经营一个小商店维持生计,还要全程供我读大学。我只有用优异的学习成绩回报,必须要好好学习。我永生都不能忘记的是招待所领导侯学义先生,他说支持我上大学,说到做到,他提前给我开了二年工资,我是“带薪”上大学的,使我得以缓解“燃眉之急”。
在开学的第二天,学院团委宣布任命我担任中文系“干修班”团支部书记,彼时,我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也是“超龄服役”的“团支部书记”了,我感谢学院团委对我的信任,“干修班”还设有党支部,吴风东同学担任党支部书记,董良才同学担任班长,我密切配合党支部书记和班长抓好班级的管理,为同学们做好服务。从此,我的校徽上面又多了一枚“团徽”,也多了一份责任。二年“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使我的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发生了“蝶变”。课堂上听老师讲课时我总感觉时间过得太快,意犹未尽;走进图书馆更是如饥似渴,徜徉在知识海洋里,我要用“贪婪攫取”,来形容自己对知识的渴求。班级大多数同学“底功”比我好,他们是“中专”毕业后再去读大学的,因为八十年代掀起来的“文凭”热方兴未艾,我就是搭上了那趟“末班车”。知识是“软件”,“文凭”是硬件;“文凭”是纵横社会的“流通证”,我是“两件”兼得。能够走进“大学”课堂,是多少青年人的梦想!那枚大学“校徽”既是知识的载体,更是可炫的“身份证”,在当时,大学“文凭”就决定着人的社会层次,那一张纸“掂量”着人的轻重。那个年代风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我总认为,“知识”是绝对的,“人才”是相对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那个时下,“状元”必须得有“文凭”。所以,一根“独木桥”上,让多少人疯狂若痴地去拥去挤。
说心里话,进了大学课堂,我的心态也是有变化波动的,曾不止一次憧憬过美好的未来。
我,包括班级所有同学,都把“校徽”视为珍宝。上课时自然佩戴着,在校园里散步要佩戴着,偶而上街买点什么时也要佩戴着,在假期回家、返校那就更要佩戴了,每个人的心态大体上是一致的,在无言的“证明”自己的身份,都有点“显摆”之嫌。
说起“校徽”,发生在我们几位同学身上还有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一次暑假回家,在通辽火车站连站票都买不到,我们几位同学硬是“涌”上了火车。车厢里吵吵嚷嚷,拥挤不堪,根本没地方去补票,当火车开行不久,就听到“列车员”微弱的声音“查票了,查票了”,我们几个同学都挤在车厢的链接处,还没有来得及与“列车员”说明情况,准备补票,“列车员”看到我们胸前的“校徽”,竟然点头示意并给以微笑,根本没有检查我们的车票。当年通辽到宝龙山票价是6角钱,如果我们凭“学生证”买票可以享受半价,是3角钱。下车过了“出站口”,我们同学相视会意一笑,脸上都是得意的神情,谁都没有表示愧疚。这么多年过去,那枚“校徽”帮我们“逃”了一次票,省下3角钱,最关键是得到了“高人一等”般的信任,至今还“滋味”甜美,我们初享了“尊重知识”,“知识就是金钱”的妙处。
二年的光阴倏忽而过,老师授课几乎是“满堂灌”,课后自己消化,“必修课”16门,选修课8门。读书是件“苦差事”,但同学们都是乐此不疲,因为这读书机会一生无二,实实在在是机会可贵,时间可贵,知识可贵。完全可以用“书虫”来比喻同学们。我还要履行“团支部书记”的职责,认真负责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严格筛选把关,向班级党支部推荐“入党积极分子”,毕业前班级先后有3名同学“入党”。在“共青团战线”的最后“一班岗”,我没有辜负使命,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回首往事,心潮荡漾,酸甜苦辣,滋味万千,体会多般。人生永远不要以任何理由放弃读书学习,不要销蚀了努力奋斗的意志,机会的大门才会时刻敞开。
如今已经退休6年了,当社区党支部领导亲手给我佩戴上“党徽”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有些小激动的,心中尚有涟漪泛起。党组织还想着和关心我们这些退休党员,我们没有什么高调,也没有任何私心,想到的是“共产党”的厚爱,发“退休金”养着我们,让我们衣食无忧。所以,虽然我们工作退休了,但在思想上不能退党,有一口气在,就永远是“共产党员”。我们没有理由不自觉维护“党员形象”,我们起码应尽的义务是要有“个人行为准则”,遵纪守法,给社区居民做个好样子。即或不能再给“党组织”增光添彩,但也绝不给“党组织”泼污抹黑。这枚“党徽”的意义不同寻常,因为除了父母给了我一个有“血缘生命”的姓氏外,“共产党”也给了我一个有“政治生命”的姓氏,我还姓“共”,我不会“隐姓埋名”,我要倍加珍惜和爱护。
这枚鲜艳的“党徽”,我要一直佩带下去,直到那么一天。因为,这是我的莫大骄傲和无尚荣誉。
作者简介
孙爱民,男,蒙古族,内蒙古哲里木盟师范学院中文系专科毕业。做过农民,当过工人,在行政公务员岗位退休。爱好文学,迷恋文字,信奉“多读书,勤笔耕,善为人,”秉持“只管耕耘,莫论收获,”成就平平,但执着追求,仍乐在其中。在写作中释放情怀,在文字中与灵魂对话。
(图文供稿:孙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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