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卷茫然对短檠

——忆刘泮溪教授

张杰

岛居犹记遇孙刘，校友联翩共一楼。

侪辈行中君独秀，温文端谨自风流。

岂止温良见性情，是非界限倍分明。

虛期再作京华会，掩卷茫然对短檠。

这是近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思白教授在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刘泮溪教授逝世以后所写的诗篇。

孙教授以深沉的感情回忆了抗战胜利后，他与孙昌熙先生、刘泮溪先生等从昆明回到青岛欢聚的情况。当时他们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以后很想干一番事业。他们共聚一楼，情谊深厚。在这众多的同学中, 泮溪先生德才出众。看上去他温文儒雅，在大是大非面前却界限分明，立场坚定。“文革”后孙思白教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他本来想找个机会请泮溪先生到北京欢聚，哪里想到却接到老友不幸逝世的讣告。泮溪先生的早逝，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这首诗形象地写出了泮溪先生的思想、品德、性格和才华,读来哀切动人，催人泪下。这是孙教授为他的老朋友写的挽诗，也是一曲感人肺腑的颂歌。

一

泮溪先生是山东昌邑县人，1914 年生于一个小康家庭。少年时代曾读过私塾，在家种过田，当过学徒，后到济南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大中文系。抗战以后，他随校经长沙迁昆明。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随北大进入联大学习，1940年毕业。他毕业后先在银行做文书，同时兼任天南中学语文教师，后辞去银行职务，到联大附中教书，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山东大学任教。

他在旧中国十分憎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他曾投身于“一二•九”爱国运动，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胜利后，他又参加了昆明的学生运动,对国民党反动派残杀进步学生，制造“一二•—”惨案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1947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饥俄、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青岛市的学生于6月2日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他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率先到山大附属医院去看望慰问被军警打伤的学生。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光明。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与地下党员毛承志同志有密切的联系。他在党员的帮助下，曾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他还在张天翼主编的《文艺新地》,钱俊瑞、千家驹主编的《中国农村》,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月刊》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黑暗，讴歌光明。

新中国成立后，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他政治上要求进步，1951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积极靠拢党组织。山大和华大合并后,组建文学院，德高望重的吴富恒教授任文学院院长，他任该院的秘书兼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以后任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编委、《山东文艺》编委、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等职。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团结同志，不计名利，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竭尽全力完成任务，深得领导与同事们的好评。例如

他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时，曾多次调解同志间的矛盾，为促进团结做了很多工作。

二

泮溪先生自幼勤奋好学。他曾阅读了我国许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如屈原、李白、杜甫的诗歌，明清的小说，还阅读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的名著。这些优秀作品培养了他的文学兴趣，陶冶了性情。

他也非常喜爱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他曾被郭沫若在《女神》中所表现的狂飙突进精神和爱国激情所感染所震撼,他决心像郭沫若那样诅咒黑暗，讴歌黎明。

抗战时期，他在云南曾大量收集整理过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歌谣，并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他希望文艺作家从民间歌谣中吸取营养。

他十分崇敬鲁迅先生，崇敬他为人民所作的无私奉献，钦佩他对旧社会所作的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批判。他要学习鲁迅鲜明的立场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他要以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作为自己终生之事业。

他曾对鲁迅的著作逐篇进行研读并作笔记。我们打开他读过的鲁迅的杂集就会发现，在书的扉页上及每篇文章的空隙都写满了笔记和各种记号，有毛笔记的，有钢笔记的，也有红蓝铅笔记的。旧的一套书记满了，他又买了一套新的再作笔记。

1951年，在华岗校长的倡导和支持下，山大中文系在全国率先开设了鲁迅研究课，华校长和泮溪先生、孙昌熙先生、韩长经先生合开这门课。他们的课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和孙先生、韩先生将讲稿编成《鲁迅研究》一书正式出版。这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鲁迅思想及其创作的专著。它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他在建国初期还写了不少研究鲁迅的论文，有的后来还收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研究室编选的《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一书。七十年代中期他又主持编写了《鲁迅杂文的时代背景》一书。

他在大学时代受教于闻一多、杨振声、朱自清、李广田等著名学者门下，受到名师多方的指导与熏陶。他大学时代的论文就是朱自清先生指导的。论文的题目是《清末诗歌与“五四”新诗之关系》。由于他深得恩师的奖掖与厚爱，兼之他学习刻苦，所以在学业上进步很快，功底很深。因而,他建国以后在山大曾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文学概论等课程，与此同时还在校刊上发表了不少文艺论文，其中一部分编成《文论小集》一书。

1958年，他到东德汉堡大学讲学，讲授中国近代文学,为传播祖国文化,加强中德友谊做出了贡献。他曾和友人谈到，东德的学生善于思考,求知欲很强。他讲《官场现形记》时，学生对中国清代的官场情况问得很多，有许多官场情况他个人不甚了解，为此，他曾多次写信向在山大任教的黄公渚先生求教。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负责精神。

解放后不久，泮溪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理论研讨会。到会的还有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会上制定了新的文艺学提纲。回校后他深入研究文艺理论的许多新课题，他的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从此以后文艺理论课，在山大一直受到学校的重视。

六十年代初，他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组织领导的高校现代文学史的教材编写工作。这套教材由周扬同志负责,唐弢、严家炎任主编。先生为这套教材的编写花费了不少的心血。该书直到 1980 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然而,先生却没有能够看到它，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我想，假若先生在世，看到这套教材正式出版并为全国高校普遍使用时，不知该怎样兴奋呢！

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除培养青年教师外，主要工作是参加国家出版局负责组织领导的《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和孙昌熙先生具体负责《故事新编》的注释。他带着重病，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这项工作，直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

他历来以治学严谨为朋友们所称道。他将自己一生的全部心血倾注到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去，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三

泮溪先生不仅品质高尚，作风正派，性情儒雅，和蔼可亲,待人诚恳,而且笃于友情。泮溪先生和孙昌熙先生是三十年代在北大读书时的同学。抗战开始以后，他们一起从北京经长沙到昆明。抗战胜利后，他们又一起从昆明回到山东。他们朝夕相处，并肩而行，在人生的征途上共同跋涉了 40 多个春秋。他们情同手足，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他们都将对方看作是难得的知音。孙先生对老友的早逝感到无限的悲哀，十几年来他一直怀念这位难得的好友。

据孙先生说：泮溪先生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银行任秘书并任中学语文老师,经济较为宽裕。同学和朋友生活上遇到困难向他求助，他有求必应，慷慨解囊，帮助朋友们解决了不少燃眉之急。

泮溪先生和他的老师杨振声先生、朱自清先生、李广田先生都有很深的感情。建国初期李广田先生在北京工作，他们过从甚密，李先生仍像过去那样经常给他以帮助。

我个人从五十年代开始受教于泮溪先生。我大学时代的第一篇论文《鲁迅论汉字改革》，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写成的。过去我曾写过一些散文，但对学术论文还很陌生,他一开始就告诉我：先将鲁迅关于汉字改革的论述用卡片摘录出来,再阅读一下其他有关汉字演变的论著，系统总结一下鲁迅的意见，提出几个观点。他告诉我：要下苦功夫，不要急于求成。他说写论文并不神秘，但必须多读点书,要善于思考。我就按照先生的意见将文章写好再请他修改。六十年代中期我写成《试论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一文。这是一篇较早全面地论述郭沫若小说创作的文章。我寄给先生请他指正。他来信说，文章写得有一定深度，但篇幅太长(约1.5万多字)，希望我压缩到一万字左右寄给他，准备在《文史哲》上发表。可是,不久我就下乡搞“四清”，紧接着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我也没有心思修改这篇稿子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篇文章才得以在曲阜师院学报上发表。但先生对我的教育帮助之恩却是终生难忘的。

我常常想，如果说我在学习研究的道路上多少做出了一点成绩的话，那么，这是与先生的帮助奖掖分不开的，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恩师。

四

在旧中国,由于知识分子生活的不安定，工作的劳累，经济的窘困，医疗条件的限制等原因，不少人健康状况不佳，未老先衰。在这方面，建国初期我接触的山大中文系一些老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老师当时年仅40多岁，但看上去就像多病的老者。当时泮溪先生年仅30来岁，正是壮年，然而，他的身体状况也不佳。

他在青年时代曾患过风湿性关节炎，当时由于没钱治疗，发展成为风湿性心脏病。我在山大读书时就注意到：每当秋风一起，先生就早早地穿上了御寒的服装。心脏病人不仅怕感冒，而且最怕劳累和精神刺激。“文革”期间，他看到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悲愤难忍。后来山东大学又迁往曲阜，使他劳累不堪，这些情况都促使他的病情日趋严重。

1971年深秋的一天，我到当时迁到曲阜的山东大学参观学习。我顺便去看望先生。这是“文革”劫难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心情都十分激动。他围着被子坐在床上，他的爱人高重同志坐在他的身旁。我们进行了长谈，谈我们近几年彼此经历的惊涛骇浪，谈彼此所了解的师生们的近况，谈先生的疾病，我们互相劝慰，希望尽快地度过难关。我怕影响他休息，几次想告辞都被他留下，我们一起谈到深夜。

粉碎“四人帮”以后，山东大学又从曲阜搬回济南。我回母校向老师们表示祝贺。老师们在眉宇间流露出喜悦的神情，他们又在为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忙碌着。

泮溪先生的政治热情很高，在他的面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又为疾病困扰着。我除将所得到一知半解的医学知识告诉先生外，还建议他看点有关心脏病防治方面的书，并劝慰他保重身体，注意劳逸结合，延年益寿。

可是,不久就听说，他的病情有了发展，并且不断恶化。他仍然牵挂着教学，牵挂着《故事新编》的注释工作。我听后不胜凄然，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笼罩在我的心头。

我想，难道这位忠厚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者真的会不久于人世吗？我不敢想下去。

然而，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78年2月16日先生由于心力衰竭而溘然仙逝，享年65岁！

我常常想，泮溪先生的晚年应感到欣慰，因为他终究看到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可耻下场！

然而，他却没有看到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的真正到来！为此，我感到深深地遗憾！

1989年10月1日初稿

2023年8月30日北京定稿

张杰 教授

       山东省新泰人，1931 年1月生，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泰山学院教授，离休干部，曾任泰安师专中文系主任、《泰安师专学报》主编、《泰山研究论丛》主编、泰山文化丛书执行主编、山东服装学院院长等职。著有《现代三作家论集》《高兰评传》等学术著作，散文集《春风桃李忆吾师》《翘首东海忆故人》，诗集《心中的歌》《筛月楼诗稿》《筛月楼诗稿续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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