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走了
郭文德
在我们老家莱芜那里，有谁在黑夜里走路遇到了“白媳妇”，谁就厄运临头了的说法。何为“白媳妇”？概有两种说法，一是指“女鬼”，黑夜里从头到脚裹着白色衣服的女人，行踪飘忽不定，阴森可怕；二是由于做“白公事（丧事）”时，孝服都是白色的，因此民间将阴间里的女子称为“白媳妇”。“白媳妇”就是特指居心恶意的女鬼。我们老家距离蒲松龄故居不足50公里，《聊斋志异》这部巨著为何能够诞生，概有浓厚的乡土人文气息和肥沃的土壤滋养所致。
非常不幸，这一魔咒被我姥爷摊上了。
姥爷一生务农，农闲季节经商，没有闲下来的时候。那种经商不是单纯的资本运作，农民很少具备那种高大上的能力，只是在商业领域从事体力劳动搞异地贩运赚点辛苦钱。农民料理农田，每年差不多能腾出三分之一的闲暇时间，这部分时间可以晒太阳，也可以经商做买卖。后者辛苦但日子总比前者过得好。农民经商主要从事两种活：推车子和担挑子。这都是我们那里的苦力活。山区相对平坦的路可以“推车子”，有条件的用驴拉地排车，省力气效率又高；有大崖（方言读ai）头的路小推车过不去，只能“担挑子”。靠车子和扁担从事贩运生意，虽然辛苦但几乎天天有收获，不同于农业的一年只收两季。推车子最远的里程来回超过200公里，车子的重量总在500斤以上，收益与分量是成正比的；担挑子最远的来回也超过60公里，挑子重量有时超过80公斤，因个人体格而定。担挑子讲究一气呵成，中途最好不要放下，一旦放下歇息，力气、节奏都没了，那样会费时费力，越挑越累。超过个人体重的扁担在身上压几个小时，个中滋味品尝过的人永远不会忘记，更不愿再品尝。说起推车子和担挑子，很容易让人想起白居易的《卖炭翁》，“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也容易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别”。“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农村里不缺的是辛酸，农民兄弟的生活里几乎没有浪漫。车篓里和提篮里的物品基本就是“来时蔬菜去时煤”或“来时窑货（陶瓷）去时菜”，将蔬菜运至博山卖掉，再买窑货买煤返回，调节着两地百姓的柴米油盐，靠苦力赚取利钱。有地里的收成做保障，不用买粮，靠小买卖赚点远远高于农业的利钱，力耕不欺，里面有智慧，更多的是靠汗水。勤劳加智慧换来的是农民的甘甜和喜悦。
印象里，我见过姥爷一回，好像是在麦季。他给我们买来了西红柿，提篮里还有别的东西，但我就记住了西红柿。那时的西红柿有太阳味道，从里往外熟，能掰开来吃，艳艳的沙瓤，粉嘟嘟的，香甜诱人。不像现在的外皮硬的像菜椒，名字、长相还是西红柿，但却被塞进了菜椒的灵魂，营养与味道就更不用说了。母亲忙着做饭，姥爷坐在马扎上抽烟，喝茶，还抚摸着我的头，太阳照在我们身上。忘不了他那慈祥的笑容，说的什么话倒是没有印象了……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里，田里的辣疙瘩丰收了。辣疙瘩同萝卜白菜一样是在秋冬季节收获，个头直径有10到20公分不等，主要用来腌咸菜。也可用礤床儿礤成细丝炒着吃或做辣丝。那时候农民的主食是地瓜，主菜就是辣疙瘩，一阴一阳滋补着他们的身体。其叶子我们叫辣菜缨子，从辣疙瘩顶部切下来即可像雪里红那样腌成咸菜，腌出的咸菜虽没有雪里红特有的香味，但却比雪里红口感好，吃上去很脆。也可将其晒干了留到冬天当干菜吃。干菜可以做小豆腐，也可放到水里泡了同肥肉一起炒了吃，味道都很香。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腌咸菜，尽管我们那里咸菜的消费量远近可能是最高的，因为农民出汗实在太多。但毕竟是咸菜。每个家庭咸菜的消费量是有数的，因此辣疙瘩种植户都会拿出一部分作为商品出售。辣疙瘩是那个年代农村里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商品。
在我们那里，地里产的东西都希望卖至博山，因为那里是老工业区，购买力强，价格远远高于本地。这一天，后来他们回忆是农历9月14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在雾蒙蒙黑漆漆的子夜里，姥爷一人一车，早早的就启程了。若在早饭以前赶到博山的菜市场，销的快，价格高，下午还可以返回家来；若赶不上早市，就得等到下午工人下班后晚饭前的那一阵子，白等一天，斤两有折耗，价格也低，还有可能剩下个货底子没人要，返回家又是深更半夜，一趟买卖会浪费两天。这么着，“推车子”就得赶早。料理田地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做小买卖就需要日落而出，不分昼夜了。
沿205国道北去，一个多小时过后，听他们描述大概凌晨三点多钟，姥爷推车走至我村的北边，我们叫“北坡”，是原山主峰的山脚。紧靠205国道，应当不算阴暗角落，本不应当遇到稀奇古怪的事的。可是，远远的看见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女人，低头抱胸坐在路边。姥爷先是一惊，心想一个女人家大半夜里坐在这里做什么，是两口子吵架了，或许有什么惆怅事，也可别想不开啊？想过去问又有所忌惮，荒郊野外一个女人家不担是非啊，黑咕隆咚的就别管闲事了吧，心理矛盾着但没停下脚步。可是须臾间又听到了嘤嘤的几声哭泣，姥爷于心不忍，于是就点住车子，走几步靠边过去。这下陷进去了。试探着问了一句：“妹妹人家，什么事想不开啊？”没有应答；姥爷纳闷了，但还没有警觉，几次调整身位，想面对面问询一下，可女人始终低头抱胸，背对姥爷。周围万籁俱寂。黑咕隆咚一点白，醒目的白与彻底的黑，同时将他裹缠。此刻，姥爷猛然一惊，立马毛骨悚然。之后又传来䰰䰰的哭叫声。鬼怀鬼胎鬼也会害怕的。这一惊非同小可。类似惊悚的白加黑的画面电影电视里我们见到过的。“坏了，遇到白媳妇啦？！”本能提醒着他。“只是听说过，还真让我遇到了？”心里暗暗叫苦，顿觉大祸临头。急急忙忙转身发韧逃离，可是身上已没有了力气，汗水通透遍体！尽管深夜的空气冰凉沁人。清醒瞬间被恍惚取代，博山去不了啦，返回家又要6公里，也无力回去了，无助近乎绝望之际忽然想起向左拐3里地，是母亲的姨家，只好就近了。于是下意识地，恍恍惚惚的，几乎是连滚带爬，敲开了姨姥娘家的大门。此时还没有鸡叫，罕见有敲人家大门的，听见里面一阵阵犯恶不觉之后，门开了。主人看到了落魄的姥爷。待听清了缘由之后，也不觉大惊失色，刚才的不耐烦瞬间蒸发。“坏了，遇到白媳妇了！”姨姥娘夫妇得出了同样的判断。没想到传说中的惊恐事件还真就发生了，却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眼前。急忙又慌乱地去鸡舍里抓出了一只公鸡，让姥爷抱着，可惜没能安抚住姥爷的惊魂。
天亮后，姥爷被送回了家，一家人都惊魂失色。姥娘更是惊悚的不得了，“哪个妖精伤天害理作怪啊，欺负个坏人也行啊！”姥娘哭得伤心，也无奈无助地咒骂着。半夜里姥爷走后，姥娘翻来覆去没再睡着，心里咯噔了大半宿，这下才揭晓了谜底。倒霉这东西总是有前兆的，这个前兆除让人后悔外，再无其他帮助。本是正常的外出，这下却成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了。年壮力强的姥爷一病不起。这让姥娘又忽然想起了年初“杨公忌”姥爷不听劝出门那事。在我们老家，杨公忌（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三日）是不能出门的，否则会大不吉！可是，这天姥爷照常出门做买卖，每想起这事，姥娘心里都咯噔一下，现在又摊上了这个，几乎让姥娘后悔终生了。姥爷外出那天是九月十四日，姥娘认为这个日子也不好。农民习惯了初一，十五，习惯表述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等等，不用阳历，也很少使用“星期”一词，因为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星期天。这算是一种别样的自由。这种自由放了假的学生都能很充分的体会到。如果那天阳历是更吉利的数字，或按星期算也很吉祥，比如星期三，星期六等，对自己的心态会是很好的安慰。在求生于现实中，老百姓发明或延续了好多个趋吉避凶的土方子，有心理的安慰，有历史文化的熏陶，也有对四季更替的应变。村里年长的、算卦的都说过：要是鸡叫之后遇到了，可能会免灾！因为鬼怕公鸡打鸣。哪里鸡鸣，那里狗叫。鸡狗鹅鸭都是人类的朋友。天一亮堂，鬼便没辙了。可惜，姥爷赶的时辰不对。也有不少人安慰到：没说话该是不要紧啊！人们都在往好处想。事后，他们回过神来再分析，若姥爷当时不点住车子，她会继续嘤嘤哭泣，勾他留步住脚；姥爷若干脆走人了，她会再在前面某个地方截道哭泣。被恶鬼缠上了，躲不过这一劫。
姥娘一遍遍的叨叨，要是那一天不去就摊不上了啊，躲不过去啊；要是晚走一霎也可能躲过去，它能让你躲过去？要是有个伴一块走就好了啊！以后可得扎住耳朵眼啊。说完，泫然泪下。姥娘虽然这样说，可她心里肯定已经明白，万般假设都无济于事了。已经没有了以后，因为姥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垮下去了。期间也请人念过阿弥陀佛。现在想来，结伴同行不可能有此类不测的，鸡叫之后天晓地亮，也不会有如此晦气。“该着啊”。老百姓总是把无法改变的事实放在“该着”一栏里，那是自我安慰，因为日子还得过下去。姥爷命中注定该有这一劫难。
母亲也去找我村的盲人黑叔算了一卦，黑叔不语。他的不语像极了水墨画的留白。留白即联想。黑叔不吱声就是不好，这一点母亲早就知道。
此事，当时周围村很多人都听晓过。不怕豺狼就怕鬼，这是乡野沟壑里的共识。乡里乡亲都唏嘘不已，谁听见谁捏一把汗，陪着姥爷担惊受怕。可是，平民之力奈鬼神何。即便现在回忆这个过程，虽然过去五十多年了，我本人还不免惊悚有加。
两个月不到，姥爷离开了人世，享年52岁。母亲出嫁时嘱咐母亲“要新衣服问我要吧，他（我父亲）上哪里弄”的那位老人走了。这样，自八岁就是孤儿的父亲短暂的父爱又没有了。那一年我4岁。姥爷英年早逝，坑苦了我的姥姥。此时，他们还有四个孩子没能婚配。“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一曲《垂老别》道尽了姥姥的心声。听父亲母亲说，姥爷是从不喊累的人！如此健壮的人说走就走了，怎不令人伤感。姥爷走后，母亲哭了差不多二十年。每逢母亲静下来，或盘腿坐在炕上纳针线活，不一会儿就会听到凄凄呜呜的哭泣、低语，我们几个都不说话，呆呆地听着看着母亲，心里都知道她又在陪姥爷说话了。母亲的这份伤感断断续续持续到姥姥去世，或许是她认为姥爷姥娘彼此有伴了，不需要再陪他说话了。
此事有人会说，概是主人已病入膏肓，精神恍惚所致，恐怕没那么简单。姥爷最后是高血压导致心脏病去世（那时没有CT检查，误诊的概率很高，也可能是脑出血或脑血栓吧），不是其他的瞎包病，诊断书等都没有保存，没法再详细向您汇报。之前他也没有其他的大病，不存在病入膏肓的可能，不存在谵妄或意识不清等现象。此事没办法不让老百姓胡思乱想，联想到鬼神作恶，联想到狐仙蛇女。截至目前，人类已经能的上了天，但科学还无法对付“鬼神”，拿所谓的科学知识来解释迷信是程度不一的想当然，是惯性思维，是自哄自。有些能够解释的通，有些根本无法说服老百姓。现实生活里几乎每个人的身边都有科学无法解释的很玄奥的事件。
易经是我们的国学，堪称哲学的总阀门，全世界已几乎没有人怀疑它所蕴含的智慧与哲理。一阴一阳之为道，既然人世间是存在的，那么阴间也必定存在的。人世间有主人，阴间里肯定住着鬼了。再放大了讲，地球人与外星人也是这个道理吧，包括艾萨克.阿西莫夫笔下的川陀帝国。而寻找外星人已是地球人共同的心愿，且一直在努力着。这个方面，韩少功先生给予了我们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具有革命意义的量子论，发现对物质的微观还原已到尽头，亚原子层的粒子根本不能呈现运动规律，忽这忽那，忽生忽灭，如同佛法说的“亦有亦无”。它是“有”的粒子又是“无”的波。它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人们的观测手段，取决于人们要看什么和怎么去看。不难看出，这些说法与佛家论“心”、道家论“气”几乎不谋而合。人们没有理由不把它看成是一份迟到的检验报告，以证实几千年前佛家道家的远见（见韩少功先生的《佛魔一念间》）。恩格斯就曾断言，意识最终是可以用物理和化学方法证明为物质的。林语堂先生也有过类似的阐释。孔子的教诲是“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没有否定它的存在，只是嘱咐人们不亵渎，远离它。惹不起躲得起。可惜，姥爷没躲过去。这么着，我的结论是探知鬼神世界还有待时日，任重道远。
莱芜有块著名的“玄之又玄”碑，是明代雪蓑子所为。玄学在莱芜有浓厚的氛围。此事找不到答案，就只好考虑玄学了。由于多次听说姥爷被“白媳妇”害死了，因此谜团伴我童年，伴我成长。我们老家距离蒲松龄故居不足50公里，对聊斋先生也充满亲切与好奇。成年后，我早早地就研读了《聊斋志异》，想从里面找到答案，还姥爷一个明白。可惜没有，狐女蛇女花仙等稀奇古怪的故事不少，似乎没有类似的情况。答案也可能有，只是我愚拙没有找到。天公欺了一个起早贪黑者，倒是与《聊斋志异》之《龙戏珠》一篇颇有几分相像。蒲松龄先生是这样点评的：“龙戏珠每意是里巷之讹言耳，乃真有之乎，闻雷霆之击，必于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慘毒，天公之愦憒，不亦多乎。”天欺起早贪黑者，是对穷人的不公平啊。
此事若发生在300年前，《聊斋志异》或许就会变成462篇了吧。
此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因此对我们童年生活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小时候特别怕鬼。鬼是穿黑色衣服的，因此很容易就将黑鬼与黑夜联系在一起。白天是人的天下，黑夜里天平倾斜了鬼有时会占上风，黑夜应当属于鬼的。后来读王充的《论衡》，才知道汉朝以前鬼是红色的，与自己想象的黑衣黑鬼不一样。其实这很可能是人类自身的恶作剧，是自己塑造了鬼的形象，怎么吓人怎么塑造，然后再来吓唬自己。“白媳妇”却穿着白衣裳，黑夜里遇到通体白色的女鬼也足够瘆人了。
为了“对付”黑夜里的鬼，我们发明了两项绝活：一招是黑夜里走路晃担杖。靠铁钩子与铁钣儿摩擦发出的咿呀咿呀的响声给自己壮胆，说是鬼喜静，怕响声，一有响声阳气上升它就不出来吓唬人了。这一招特管用，有响声作伴心理确实不怯；吓唬鬼的另一招是“唱洋戏”。因为不可能总扛着担杖走路，空身人的时候咋办？那就需要靠“唱洋戏”来添动静。有人走着走着，突然嗷地一嗓子开唱，然后唱起来没完，那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唱洋戏，也有人叫唱二黄。那一刻因为害怕，几乎什么都会唱，肯定也伴随着串味与跑调。唱的啥自己有时不知道，别人更听不明白。意在吓唬鬼神。直到看见人了，心里不害怕了，也就不再唱了。有时跟前或附近处有人，自己却没看见，突然间一嗓子唱出来，鬼神不一定吓着，会把路人吓一大跳。“哎呀，谁呀这是，吓死我了！”自己想吓唬鬼，别人却把自己当成了鬼。
此事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童年，也影响到了我的成年。
父母亲从各方面找寻着原因，汲取着教训。为的是不贰过。老人受过的罪不能再让孩子们重复。这是父母关爱，也是生存技能。动物世界里幼崽跟妈妈学的就是这种技能。姥爷属羊，姥娘属蛇，这么着就有了“属羊的不能与属蛇的婚配”，即我们土话说的“两人不宜良”。我们家里属羊的只有我自己，因此自我参加工作以后，父亲母亲就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不能娶属蛇的姑娘为妻。听说我找对象了，最急切问的话就是“属啥的？”“可不能找属蛇的，啊！”没等我揭晓，他们已急不可耐地说着自己的担心。其实，我还真喜欢过一位属蛇的姑娘，如痴如醉过。父母亲有这份担心，我自己又错过了那份情缘，概天定也。“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纳兰词细微恰当地道出了当时的我的心声。
姥爷去世51年了，梦乡里我只见过他一回。和上次不一样，这回他没给我西红柿，而是送我一套《聊斋志异》……
作者简介：郭文德，笔名末文，山东莱芜人。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家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哭泣的枣树》（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多次在《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当代小说》《胶东文学》《大众日报》《齐鲁晚报》《济南日报》等媒体发表散文、小说。曾获首届全国吴伯箫散文奖、山东省作协迎二十大剧本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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