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怀念我的母亲（二）
文/秦玉词
过了几天，我和三哥被安排在东北村小学读书。
这期间大哥也从老家来了，先是在五金公司干些临时工，一九五八年在张钢就业。我那时朦胧的知道大哥和我们不一个母亲，但我看不出母亲对大哥有什么异样。记得有一次做了点好吃的，母亲打发我去张钢给大哥送饭，回来的路上天黑了，在经过一片玉米地旁边时，发现有人追我，吓得我心惊胆颤，追上来的人原来是看玉米地的农民，误以为我是偷玉米的，好一阵盘问，见我是一个空手走路的小孩，方才作罢。
母亲的勤劳不仅表现在操持饭食上，我们的衣服和鞋子也多是母亲自己裁制，到现在我还保存着母亲做鞋的鞋样。我直到十三、四岁基本上是穿母亲给我裁缝的对襟褂和带裤腰的便裤，有时把哥哥穿小了的制服衣裤缝缝补补再给我穿，就是我的好衣服了。为了做鞋，母亲打布壳(把旧布用浆糊一层一层地糊起来)。搓麻线、纳鞋底、上鞋帮，做出一双双不很雅观的布鞋。难怪每当我穿上一双新鞋上学时，女同学就会笑话我:“又是一双鲶鱼头。”
母亲善良、诚挚、乐于助人。每逢我领家庭困难的小伙伴回家，母亲都赶忙端上饭菜让他们吃，以至五十多年后，我当年的小伙伴陈立国、房聿华等都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记得母亲热诚的端饭给他们吃的情景，他们深情的说:“秦大娘真是好人。”
大约是二零零二年，我和玉瑾、玉岩去医院看望老邻居马林叔叔的夫人，见到了他们的女儿马红，马红深情的向我们讲述了六十年代初我们住邻居时的一件事: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家里还锁着门，就在门前等着大人下班，母亲看见了就招呼马红到我家，那时母亲养了两只老母鸡，就说，红红你看鸡窝里下蛋了没有，马红一看果真有个鸡蛋，母亲就说你拿出来我给你煮煮吃。就这样，母亲煮熟了鸡蛋，马红吃了就去玩了。已经四十多岁的马红动情的说，当时我们家大人都不在，秦大娘对我一个孩子这样好，根本就没想让别人知道，这是多么好的人啊!
母亲守穷守义、受恩不忘、忠厚待人，从不占别人的便宜。那时父亲每月五十三元，大哥参加工作前，我们是兄弟五人要供养，还要上学，生活确实困难，单位每次救济，我们家都是被救济户，记得有一年春节，单位救济了二十斤面，母亲感激的不得了，说还是共产党好，新社会好，没有赌、没有嫖、穷人有人管。有一次父亲开了工资背着母亲花十几元买了一顶皮帽子，母亲为此哭着跟父亲吵了很久。尽管处境如此困窘，对帮助过我们的人，母亲总是念叨着欠人家这个的情，欠那个的情，千方百计加以报答，没有钱就省出点油票、布票来送人。“钱短人长”是母亲常说的话。有一段时间，母亲为邻居看孩子，人家送来给孩子做饭的挂面、鸡蛋、点心等，母亲都尽数做了喂孩子，从不许我们沾边。
一九六〇年前后，母亲在位于斜马路的社会福利铁丝加工厂工作，母亲每天早起做好两顿的饭，早饭后挟着一个自己缝制的布包，带上午饭蹒跚着上路，风雨无阻，从不误点。中午，我从东北村小学放学去找母亲，就在母亲糊纸袋的车间里吃饭，我看到母亲与工友们都相处很好，大家都愿意和母亲在一个组干活，说她心眼好、不惜力、乐于助人，年轻的工人都称她为佘大娘，厂里也每年都评她为先进工作者，可惜厂子没办多久就解散了。
一九六一年夏，我小学毕业考上了淄博五中，据说考的还不错，被安排在有许多干部子女的十五级四班当学习委员，我的同桌就是当时市委书记王士超的儿子王东海。
但是家里仍然困难，有一天，时任区饮食服务公司经理的邻居刘明文叔叔说，公司准备成立一个新照相馆培训一批学员，问父母愿意不愿意让我去，父母同意了，我也不假思索地说行。于是，初中还没读完一个学期，我就自己找老师说明了情况，上教导处办了退学手续。班主任司继云老师和语文张家宁老师都表示惋惜，见我办妥也只好作罢。
于是，一九六二年二月我来到位于二马路南头的大众照相馆做学徒，在暗室晒照片、上光、对照片、装袋，也没学多少东西，倒是结识了一些小伙伴和大朋友，知道了一些大人们的事情。我每月工资十七元，从第一个月起，母亲就告诉我，每月拿出伍元寄给姥娘，这一年我从未误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影响下，新照相馆决定不再成立，于是我们这伙小学徒就解散回家了。
如果说我五中退学是失学了，这一次又失业了。我想回五中复学，自己去学校教导处问了问，人家说不行，我就回来了。每天半懂不懂的看点父亲的线装书，帮母亲做做家务，那时我年龄小，也没觉得什么，倒是我听到母亲有时对邻居田婶说:“老四正上学的年纪，整天在家里，我看着心里难受。"
一九六三年夏天，三哥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博山北域城小学任教。父母似乎更着急打听我继续上学的事情，听说张店街里有一所民办中学，招收中考落榜生，我去一看，是在现在西二路和新村路交叉口的西北角，有三间破庙，两厢各三间平房，只有初一和初二各一个班，听说我是五中退学的，就安排我插到初二班当学习委员。只是这里的学费比公办学校贵，每学期十元钱，这对家里又是一个负担，但母亲却放下了一件心事。
张店民中团支部合影64.7.1
插班就读张店民中(张店一中前身)时的团支部合影，后中为王启滨老师，前右二为任德法老师。
一九六四年，学校又搬到了张店公社后院(老二马路北头路西)，校门朝西开，只有一条土路。记得有一天上学后突然下了一场大雨，雨后母亲竟趟着泥水给我送水鞋来了，在校门口我换上鞋，看着母亲蹒跚着走在泥水中的背影，心里却在想，这么远，又这么难走，给我送什么鞋啊。
一九六五年我初中毕业并考取了淄博商校，但学校领导王启滨、任德法等却有意将我留校工作，当他们到家里对父母说明情况，征求意见时，父母欣然同意，母亲高兴地对我说:“学着当个老师，挺好。”留校初期，我主要做些事务性的工作，每月工资二十五元，我继续给姥娘每月寄去伍元，一直到姥娘去世。
1965年初中毕业后，我就留校工作了。一九六六年初春，是我记忆中最冷的春天，都已经过了清明了，树枝上、屋檐上还挂着冰凌。
这年春夏，“文革”降临，红卫兵运动蔓延全国，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字标语骇人听闻，各单位和领导机关全都乱了套，先是斗“走资派”，后各派互斗，祸及百姓，历史有“问题”的人，“地、富、反、坏、右”被斥之为“牛鬼蛇神”，加以横扫。
父亲的金石文碑帖被搜去作为封建余孽的证据，被送到北郊的酱菜厂劳动不准回家。
母亲和弟弟被先后遣返上元老家，母亲走后，我回家看到门上贴着大字报，说母亲是漏网地富分子。后来我们这个家，这间房子，就被收回了，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这里。
我不敢想象，当母亲突然看到单位造反派来家，强令她马上遣返时的情形和心情!
我不敢想象，母亲被遣返一路上的情形和心情!
我不敢想象，母亲被人遣送回到上元时会是什么情形和心情!
惊愕?恐惧?悲伤?绝望?……
肯定更多，更多。
幸好我刚刚参加工作，造反学生们没有把我列为批斗对象。这年十月末，我以串连的名义先到青岛，看了看二哥之后就乘长途汽车去了日照，从高旺下车，翻过凤凰山北坡，沿着一条小道就进了上元村，打听着来到了母亲和弟弟住的地方。
这不是房子!是一间草棚，没有床，打着地铺。
母亲看到我，先是惊愕，问:“你怎么来了?”我说:“来看看。”
母亲放下心来，平静地说:“看看就行了，明天就走。”
晚上，有人送来一些花生，就在“屋”里烧着吃。然后，母亲让我到一家人家(我忘了是谁了)，这家里男主人五十多岁，显然是对着母亲的情况说:“这好比人走路，碰到河就得过河，碰到山就得爬坡。”这话我至今记得。忘了怎样过的这一宿，第二天我走，给母亲留下了伍元钱，给玉岩买了一个手电筒。
（待续）
作者简介：秦玉词，生于1947年1月，大学本科毕业，中学高级教师。1965年从事教育工作，原淄博市张店一中校长。是淄博市语言逻辑学会理事，多篇论文和文章发表在《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1992年被区委区政府授予＂张店区敎育家”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