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亲（一）
文/秦玉词
母亲于公元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农历三月十二日)去世，到今年已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母亲的音容身影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去，她的品德，她的言行似乎依然在时时影响着我们，陪伴着我们。
在我们几个兄弟中，我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
我应该把母亲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以便使我们的后人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位一生勤苦、善良、贤明的先人。
母亲佘实卿，生于一九一六年农历 十月二十三日，原籍日照奎山付疃村。从日照县城沿二零四国道南行十多公里，有一条宽宽的付疃河，河水缓缓向东流去，岸边是青青的芦苇。付疃村就座落在河边道旁，这里就是母亲童年生活的地方。
关于母亲的身世，据父亲的记载:“其父讳荣淦，字丽生，习英语，曾在青岛、天津等处任事……夫人生而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尝随父母居于天津、青岛一个时期。”
从这段记载看，母亲的青少年时期读过书，受到过英语的熏染，在天津、青岛生活过，应该是经历过都市生活的文化妇女，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
一九四一年农历三月，母亲二十五岁由原籍到青岛与父亲结婚，一张十二寸的结婚照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旗袍马褂是那时的主要服饰，母亲头戴花饰、身披婚纱、手捧鲜花，修长的身材、清丽的面庞，被永远记录下来，成为我们珍贵的纪念。
还有一张父母亲和我三个哥哥的合影，从照片上三个哥哥的年龄和我尚未出生来判断，这可能摄于一九四五或一九四六年。我想大约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终于可以有安宁的生活了吧，照片上母亲虽然是才二十九岁或刚刚三十岁的年纪，面容上已有了中年妇女的凝重。
一九四六年农历腊月十七，母亲三十岁生了我。据父亲记载，我的出生地是在青岛惠民南路四十四号楼上，当时父亲是在裕泰轮船行任事，生活还算宽裕，但不久，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弟四人回了日照涛雒镇上元村老家。
听说，一九四七年底，上元进行了土改。因为此前用父亲从青岛寄来的钱置了十多亩地，一头毛驴、还有于一九三六年秋盖的堪称上元当时最好的三间瓦屋，母亲被划为了富农，房、地都被分了出去。母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粗暴的待遇。这对母亲来说肯定是一场深重的磨难，但母亲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
2000年前后，大哥回乡住了几年，就把这处分出去的房产买了回来修缮后居住，也是对先人的纪念。
这里还要简要地说一下我们的家世。
我的爷爷秦福升是贫苦农民，兼做木匠。父亲十六岁前在老家读书、种田、放牛，十六岁时只身跟别人闯青岛，开始在费县路火车站一带给人烧茶炉，后来逐渐做了伙计(店员)、会计，到和别人一起开了货栈，挣了些钱，所以在老家置了些家产，这才换来了母亲的富农成分。(据说以后改为了上中农)
据父亲记载:“四九年六月二日青岛解放，族兄锡三由原籍到青岛，余正生活困难，遂邀我去连云港丁履学所办之振兴轮船行作会计，家属亦随往。”
“后又在涛雒设行，乃辗转亦随之。”
这就使我有了幼年时期随父母在连云港和涛雒生活的记忆片段:
连云港:住所似乎是在山坡，站在院门口可以望见海中的轮船往来，吃水要和哥哥们一起到山坡一处泉口用家里的一把铜勺子挖水，用一个花搪瓷盆端回家。母亲在门外檐廊下用风箱烧火做饭。
涛雒:是住在大姑家，姑家表哥丁元志是民兵连长，家里墙上竖着枪。母亲和我们是住在面街的正屋过堂后面的西侧房，再往里走是一个近乎荒废的花园，我时常进去玩耍。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丁肇中家的后花园，因当时丁家是地主，后花园就分给了表哥丁元志家，现在，作为丁肇中故居的后花园保存完好。
这期间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吃饭，母亲做的菜是焯韭菜，我专挑韭菜白吃，等下顿吃饭时，母亲就把韭菜白和韭菜叶分开做了，母亲吃韭菜叶，让我吃韭菜白。
一九五一年，父亲的朋友丁履学介绍父亲在青岛五金公司参加了工作，我们全家也由涛雒搬来青岛住在金乡路100号。父亲的朋友厉子云家，这是一条小胡同中的大杂院，院内二层楼相围，我们住在进院门右侧的楼下，好像是与厉大爷家合住一大间房子，用衣橱隔开，我们住后半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似乎没有什么东西。
不久，我们就搬到了大沽路三十四号，这也是一个二层楼相围的杂院，我们住二楼的一间房，进门迎面是风箱、锅 台、左侧衣橱隔着是一张大床，床前左侧是桌子，桌子上放着现在还保留着的座钟。一九五三年七月二日上午，弟弟玉岩就出生在这里。
我还记得斯大林逝世开追悼会的那天，(斯大林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早有通知说警报一响要停止一切活动，当时我正在拉风箱，母亲在掌锅做饭，我们也虔诚的停下了活动。
也就是这一年，要求平民也要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母亲为此照了一张像，这倒为母亲的中年留下了纪念，那年，母亲三十七岁。也是在这个院子住的时候，我记得小舅和小妗子刚结婚提着草包来给我们送喜糖和花生，母亲脸上洋溢着不常见的笑容和他们说着些什么。
现在，大沽路依然，院子早已被开发成楼房。
我们在青岛最后定居的地方是与大沽路相邻的天津路三十七号(这里至今犹在)。在天津路与河南路交叉口的西北角，矗立着原青岛五金公司的一座四层石头楼，直到现在也巍然壮观。然而我们的家却在这座楼西墙外夹道中的一间厦檐房里，房子长宽约四、五米，四壁无窗，开了一个天窗透气，做饭也是在屋内的一角，我们一家六口(当时大哥在老家)就挤在这二十平方左右的狭小、阴暗的房
子里。
那时父亲上班，每月四十几元钱，我和两个哥哥上学。每天早晨我都是在母亲“咕哒、咕哒……”的风箱中醒来，不知何时母亲已早起来操持早饭了。以至直到现在，每当我早晨朦胧中听到钟表的嘀哒声，就仿佛听到了母亲的风箱声，想起母亲早起生火做饭的身影。
那时的饭食，多是大锅熬菜，锅边上贴玉米面饼子，那时还没有实行粮食配给制，门口斜对面的粮店里有的是白面，但我没记着吃过白面馒头，能向母亲要一百元钱(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买两块糖吃就是很高兴的事情了，以至我幼小的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我长大挣了钱光买糖吃!
那时，母亲不仅要操持全家六口人的饭食，还在附近一个单位干临时工，每天七、八毛钱。现在想来，母亲拖着一天做工的疲惫，回来还要做饭，早晨又要早起忙早饭，是多么的辛苦!好在我们兄弟三人读书都还用功，两个哥哥学习成绩都很好，二哥还是学生干部，我上学的第一天，来班上发书的竟是我二哥。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
大概是一九五五年，我已经上学了，有一天我从前海栈桥游泳回家，意外的发现门前停着一辆小轿车，家里有一位穿黄色连衣裙的阿姨和两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母亲拉着阿姨的手，亲热又有些拘谨的说着话，我一看就没敢进屋，等客人走了，我从父母的交谈中才知道，这就是当时解放军炮兵司令陈士榘的夫人，这位夫人姓范，小时候和母亲是干姐妹，不知道她是通过什么渠道打听到母亲的下落，按我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寻找起来是很费周折的，可见她们的情谊之深。
这位范夫人临走给母亲留下了二十元钱，这在我们这个家庭也算不小的数目。
一九五六年父亲奉命调淄博五金交电公司工作，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随往，二哥一人留在青岛，开始了他独立、艰辛而传奇的一生。那年十一月初，正值秋冬交替季节，天已经很冷，我们告别了青岛——这座大城市中那间狭小、阴暗的房屋和那窄长的院落，乘火车来到了淄博张店。
那时的张店火车站，只是几座大的平房，出站一看，是沙土地的三马路(现在的中心路)和石头铺地的二马路，我们租住的房子是张店街里三合大门西大门里面的两间南屋，也就是现在美食街和西二路交叉口的东南角一带。父亲已经提前安排了简单的家具，母亲解开大大小小的包裹，铺好了床，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来淄博的第一夜，我只记得格外静，格外地冷，一直到天明我都卷缩在被子里，双脚也没暖和过来。（待续）
作者简介：秦玉词，生于1947年1月，大学本科毕业，中学高级教师。1965年从事教育工作，原淄博市张店一中校长。是淄博市语言逻辑学会理事，多篇论文和文章发表在《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1992年被区委区政府授予＂张店区敎育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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