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一位老共产党员

王玉河

      这位老共产党员，不是别人，而是我的老父亲王兴帮。我父亲去世已经很多年了，对他老人家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甚至是模糊的。最近有幸查到了父亲的档案，特别是他1948年填写的冀鲁豫六地委组织部干部鉴定表和1957年填写的公安干部鉴定表，档案中清晰地记录了他的革命履历，为我深入的了解父亲提供了重要参考。

      档案中是这样写的：父亲八岁入学读书，十岁下学为农，二十三岁到关外给人家种地，五年后回家为农，1942年6月在本村（东阿县禇庄村）入党，任抗日村长及农会长，时间是1942年1月至1945年6月。这期间，在我们村开展党的活动的是齐河县的齐灵山，村里老人叫他区长，笔名齐禹（据说解放后曾在山东省公安厅任厅级干部），东阿县是日本鬼子重点防守的地方，建有炮楼，齐区长吃住在我们村，白天有时躲到树林里或高粱地里开展革命工作，晚上动员群众除奸打鬼子。我父亲是齐区长在我们村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又发展了八个，成立了党支部，我父亲是第一任支部书记。村里老人说，你父亲是村里最早的党员，也是村里最早的支部书记，后任的几届书记都是他培养的。这话，后来申请革命老区村时一些资料得到了证实。可以想像，在那个鬼子和伪军横行霸道的年代，作为村支部书记、抗日村长及农会长，开展党的工作是极其艰难的，他们不仅要搞土改、募粮草，还要招兵除奸打鬼子，如果没有牺牲精神，没有胆量和智慧，是不可能干好工作的。

      常听母亲讲，你父亲过去也是个人物，乡里乡亲没有不知道他的，经常在家里开会，有一次，枪走了火，打在了炕上，看来父亲是拿过枪打过仗的。母亲还讲，说我大哥八九岁的时候到队伍上找我父亲，在一处树林里见了人就问“王兴帮同志在这里吗”？引起众人哈哈大笑。据村里老人讲，我父亲参加过抗联，打过日本鬼子，让日本人抓住过，灌过辣椒水。这事我专门问过母亲，她说，你父亲给党组织送过信，让日本人逮着折磨了好几天，头发全都掉了，还落下间歇性抽搐的毛病。这些都印证了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做了不少工作。

      档案中显示，父亲1945年6月至1946年2月，任东阿县一区区委会抗联战士，证明人是刘富瑞，这个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尾声和解放战争开始，期间他干了什么具体工作不得而知。1946年2月到1950年6月，父亲先后任东阿县一区区委会组织干事和社会委员、公安助理员，证明人是高峰和田建秋。期间，1947年6月刘邓大军在阳谷张秋镇强渡黄河，这里离东阿县很近，父亲说东阿县党组织强，群众基础好，他参与了为刘邓大军后勤保障和兵源招募工作。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解放初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组织上让他到聊城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学习三年，证明人是宋作夫，看来组织对他有所期待，想培养他。通过三年的学习，父亲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档案中他在学习总结上写道：“我未来校前，没有文化，连个饭条也不会写。自来校三年当中，我觉得有很大成绩，不但在文化上有很大进步，而且在政治觉悟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在国语方面，由于老师耐心的讲解，我能明白每课的大意，在作文当中，比较使用的错别字逐渐减少，刚到校时，笔也不会拿，连个洋字码也不会写，可是现在能作二三百字的文了，也会写个简单信了，珠算上能加减乘除了。我不但文化提高了，同时又在政治上也有进步。”这些是档案中的原话，从字里行间看出他进步不小，并且他的基础太差，从中克服的困难可想而知。学习中他也不是一帆风顺，档案中他自我检讨道“团结有时不够，如和龙凤臣吵一次；纪律方面课堂上打瞌睡三次，在有病的时候思想动摇，对自己的前途悲观，感觉自己年龄大了无大用处了；家庭观念深，回家次数多，给予当众警告处分一次。”这些检讨应当说还是说了真话、实话，没有藏着满着。学校对他的评价是，学习安心，工作责任心强，耐心吃苦；作风朴素，忠实坦白，待人态度诚恳。

      学校毕业后，1953年至1955年父亲在东阿县公安局治安股任助理员、股员，1955年至1956年任山东省第五劳改队第11大队中队长，可能与他年轻时在关外种过地有关，1955年6月到1958年组织上派他到黑龙江省宝山农场和梧桐河农场任中队长。据说，当时没有人愿意去，尽管我父亲年纪大，身体弱，还有病，但他还是听从组织安排，毅然决然的走上新的岗位。这两个农场，是改造犯人的农场，工作强度大，特别是梧桐河农场条件很差，冬天极冷，最低温度达零下40度，父亲坚持了不到两年，由于身体多病，最后组织按退职返回原籍作了处理。档案中有一份《功模呈报表》详细记录了他在东北农场的表现：“他在工作中积极肯干，安心工作，责任心强，不怕苦不怕累，听从组织分配，上级叫干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不讲价钱，如从山东调来北方工作很安心，上级分配叫到五中队去工作，他很高兴地去接洽工作任务，思想没有顾虑，起早贪黑的干，肯吃苦，早晨不等犯人出工，很早就把饭吃完了，等着和犯人一起出工，经常深入田间掌握犯人的劳动情况，督促犯人劳动，检查犯人劳动质量，并能积极的教给犯人劳动方法，如何打腰、根怎样割的婑，并组织犯人观摩，不会的去看看会割的犯人怎样割法。自己从未种过水田但能钻研业务，就连犯人的熟练种稻经验也能去学习。也能爱护国家财产，在田间遇到稻穗就能揀起来。自己有病能坚持工作，在工作中遇到问题能主动向同志们打听，并能及时向领导汇报工作，工作勤恳，不懒惰，还告诉家中早做饭，吃完饭好下地，对工作是负责的，革命事业心强。”这是组织评劳模时给他写的事迹，原汁原味，应当说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他当时工作的状态和态度。

      回到东阿褚庄后，父亲从拿工资的国家干部又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干就是十五年，但他毫无怨言，依然认真履行党员的义务和责任，为村里办了许多实事好事。1973年4月，国家落实有关政策，给他办理了职工退休手续，按原工资70元的60%发放退休金，每月发放42元，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高收入了，如果没有这些钱，对我来说，不要说大学了，恐怕连高中都上不下来。1978年国家再次落实有关政策，按照抗战时期干部标准，办理了离休手续，按原工资的100%发放退休金，这说明党还没有忘记他，对他也是一种安慰和补偿。这些只是父亲粗线条的简历，至于他为党为革命还做了那些具体的工作，他没有详细地讲过，我们由于懵懂也没有详细地问过，还是很遗憾的。

      记忆中，父亲严肃，很少看到他有笑脸，他经常晚上召集我们兄弟几个开会，这可能与他的工作习惯有关，有时就我和三哥两个人也要开，我时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讲的什么，许多都记不清了，但有两个方面还记忆犹新，比如，他讲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尽管当时听不懂，但处处有摩擦、有斗争，干事情要抓主要矛盾、抓关键，要摸实情、讲真话的道理，还是给我一些启蒙，以致后来我考大学、上研究生，选的专业都是政治和哲学。还有，他经常告诉我们吃亏是福，当时家里穷，条件不好，村里有些坏人时常欺负我们，他就让我们忍着，如果实在忍不住了，他就上到屋顶或到坏人家门口给人家讲道理，那阵势，我见过，有时我也跟着去，站在他身边，他从容淡定，气场十足，一讲就很长时间，让对方哑口无言。对照老父亲，我也有30多年的党龄，在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也工作30多年，应当说也见过一些世面，但如果让我面对当时那个场合，我是做不到的。可见，老人家不是吃素的，是经过革命斗争历练的。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粗放的，记不清他什么时候训斥过我，更谈不上打过我。他对我很包容，有一次在地里劳动休息时，他坐在地头与我大哥交谈，我抚摩着他的秃头，觉得好玩，我大哥吼我“对老人不能那样”，他也只是笑笑而已。我考上大学，父亲也没有表现出多高兴，他原本让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找个对象，结婚生子，那时盖房子的石头都买好了，因为他年龄大，考虑的多，想尽快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来还是我母亲坚持，才让我上完高中考上了大学。上大学那天，一大早父亲拿着简单的行李送我到公交车站，一路上他时不时地看着我，也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叮嘱我“以后就全靠你自己了”，当时对这话也没有更多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大，特别是我也快退休了，才知道这话的份量。据我大姐说，父亲临终前曾对她说“我看小四（我的小名）还有点出息”。这也许是他老人家对我最大的希望和鼓励了。

      我父亲只是千千万万革命老前辈中的一员，他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什么高的职务，但他作为一名党员，应当说尽了义务，履行了职责，表现出较高的觉悟，许多方面值得学习。一是父亲入党没有功利性。他1942年6月，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不怕掉脑袋、不怕家破人亡，毅然加入共产党，说明他对党的感情是纯真的，没有功利性，用他自己的话讲“对党没有二心”。二是父亲从来不居功自傲。他无论是当抗日村长或农会长、抗联战士，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当组织干事、社会委员、公安助理员，以及后来的中队长，为革命和建设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其中的付出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认为这些都是共产党员应该干的，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所以他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很少提及，对自己的能力也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职务或待遇很淡泊，很知足，从来不向组织伸手，从来没有向组织讨价还价过。三是父亲对党忠诚。从不隐瞒自己的缺点，他在向组织检讨时，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写的清清楚楚，比如，有病的时候思想动摇，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家庭观念深，照顾家的想法多，甚至和龙凤臣吵一次，课堂上打瞌睡三次这些小事都交待了。对比一下现在的有些干部，对党的坦白程度是不是还有些差距。四是父亲是大公无私的。公是公，私是私，他分的很清，我哥哥姐姐，包括我，从来没有因公沾过他的光。据我母亲讲，自然灾害年份，你父亲管着粮库，家里孩子都快饿死了，他也没有往家里拿一粒公家的粮食。在梧桐河农场，档案中评价他“也能爱护国家财产，在田间遇到稻穗就能揀起来”。五是父亲责任心强，不怕苦不怕累。正如档案中组织对他的评价：“自己有病能坚持工作，起早贪黑的干，肯吃苦，早晨不等犯人出工，很早就把饭吃完了，等着和犯人一起出工。”实际上他是管理犯人的中队长，完全可以不干或少干，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六是父亲组织观念强，听从组织分配，上级叫干什么工作，就做什么。父亲从山东调整到东北农场，可以说有若干个正当理由，包括身体有病、孩子小、年龄大等等，向组织反映，争取不去，但他没有，去了以后，他又从宝山农场被调到更艰苦的梧桐河农场，后来甚至还调到农场的五中队，他都高兴的接受，并安心工作。由于身体吃不消，适应不了东北寒冷的气候，组织上让他离职返乡变成了农民，他也没有怨言，他把组织的决定看作高于自己的一切，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吗？

      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的生命密码，红色基因中有信仰、有营养，也有定力、有力量。2019年6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我去沂源县东里镇蹲点调研，这里是沂蒙革命老区，当我听说他们镇里还有建国前老党员18人时，我就问他们对这些人的照顾怎么样？他们说，我们还是有良心的，这些人解放前入党、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很多，对他们怎么照顾都不过分，我们不仅“七一”等重要节日给他们送温暖，而且日常的医疗、住房，还有生活都给予特别的关心照顾，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听了他们的介绍，我很激动，也很冲动，可能是因为我父亲也是建国前老党员的原因，我让他们好好总结一下，回到省里，我又请省委组织部调度了一下全省建国前老党员的情况，当时全省还有3.4万人，这些人年龄偏大，体弱多病，有的生活还很困难，不忘初心，首先不能忘了这些老党员。由此，我和有关同志写成了《关于建立党内关怀机制，把党的温暖送到老党员的心坎上》的调研报告，时任省委书记和省委组织部长都作出明确批示，在当年的全省党建工作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专门就照顾好建国前老党员强调了一大段。为落实好省委领导要求，省委组织部在已有工作基础上专门从党费中拿出一块资金用于照顾建国前老党员，提高了相应的待遇，并且形成了长效机制。这也许是我为建国前老党员尽的一点微薄之力，如果说这里面有红色基因的传承，或者说有感情的力量在里面，也能说得过去。

      （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委政研室（省委改革办）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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