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贞民  

     【编者按 】:2023年6月18日——父亲节。年逾八旬的恩师王贞民教授撰写的《父亲的不平凡人生》，编稿中几度泪眼模糊。王老师用朴实的语言，从容的笔触，真实感人的事实，再现了老人家的大写人生。字字含情动人心弦，句句感人肺腑，读后感触颇深。伴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父亲满怀朴素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努力地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勇于担当，大胆作为，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抗美援朝战争中、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都能看到他冲在前面带头作为的身影，确实做了几多至今我还引为自豪的大事”。历史的不公，让王老一家遭遇了诸多不幸，但老人家忍辱负重，对子孙后代给予无限希望，对党充满无限忠诚。尤其是读到王老师儿子王登科参军时与爷爷含泪告别时的情景触碰了我的泪点，让人感慨，令人心酸，催人奋进。（张忠信）

 作者简介:王贞民，1940年生，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蔡高村人，1964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中共党员，大学教授。毕生在教育战线上摸爬滚打，先后任教于万荣中学、孙吉中学、运城学院，直至退休。编著有《真言实感集》一书等。王贞民教授桃李满天下，在山西教育界乃至在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的心目中享有盛誉。

     父亲谢世，四十余年了。他得了何种不治之症，而危及生命？作为儿子的我，至今不明白。我揣测，可能是感冒引起的并发症。由于那时农村医疗条件落后，“赤脚医生”的有限水平，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我曾请医生给父亲“输液”救治，医生却信誓旦旦地说：“年纪大了不能输液，针一扎上，人马上会气断命绝！”我信以为真，便顺从了“医生”，放弃了“输液”。又有一病人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医生仍以“不能输液”为由，但主家没有听医生那一套，坚持要给病人“输液”，结果病情好转了，还生活了几个年头。于是，我后悔我的“迂”，把“赤脚医生”的话太当真了。要是我也坚持给病中的父亲“输液”下去，保不准父亲会迈过八十岁大关（父亲七十有二寿终正寝）！此事，时至今日我还内疚不已，总认为耽误了病情，对不住逝去的老父亲。我没有一天忘记他，时不时在祖宗及父母亲的的遗像前，敬献香烟一炷，以表达我虔诚的“孝心和悼念”！

       加之，父亲的不平凡的人生，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更感到有责任把他老人家的一生书写一笔，或从中得到有益的收获，受到启迪，也算作是对父亲的“回报”、孝敬和爱戴，对子孙后代一个圆满的“交代”。

      一九四七、八年解放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的十年，是他的人生颠峰时期。那时的他深受新社会的激励，满怀朴素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努力地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勇于担当，大胆作为，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抗美援朝战争中、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都能看到他冲在前面带头作为的身影，确实做了几件至今我还引以为傲的大事。尽管父亲他们没有意识到，更没有也不会自觉地上升到国家高度去认识，但父亲做到了，也成功了。

       那时，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向全国劳模李顺达、申纪兰学习，率先在我们家乡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他担任组长，农忙时节大家相互帮衬，有力的出力，有牲畜的出牲畜，有农器傢具的出农器傢具，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解决了农村贫困户夏收秋种时的后顾之忧。后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父亲又带头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继而又发展扩大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把我家的门房誊出来，喂上合作社十几头牲口，农业生产搞得风生水起。虽然，我们挤住在临时搭建的棚户房，为集体做了件好事，受点委屈，一个字:值！。那时候，社员们都干得热火朝天，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生产劳动场景！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中国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軍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国家又无足够财力去购买飞机大砲打击美帝，便号召全国人民尽其所能捐献钱物为购买“飞机大砲”抗美援朝出一份力。大家称谓这一爱国行为叫“捐献飞机大砲”。父亲又首当其冲，把家里仅有的几石糧食拿出来，捐献了“飞机大砲”，全家人也勒紧裤腰带过上了节衣缩食的紧日子。全家老小没有一点怨言。奶奶母亲还半认真半嗔怪地对我说：“你嗲（爸）就是这号人，人家坟前哭个死，自己坟前不烧纸。”这话听起来怪怪的，但“话丑理端”，听得出来，她们对父亲“捐献飞机大砲”的爱国行为是支持的，是在褒扬自己的“儿子”“老公”，我的父亲的！

      父亲那时的朋友多是共产党员或思想进步夙夜为公的好人。人常说“要知其人，先观其友”。我们村第一任老书记王正官和农会主席韩来成等老人是我家的常客，动辄和父亲商量村里的大事小情，有时低一声高一声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谈笑风生喝几杯浓茶来缓解一天工作的压力。隆冬时节，父亲房里生着通炕的火炉，既可取暖又可睡热炕。火炉，有时用“蓝炭”生火，多数时间是用劈柴烧旺后的“节火”取暖。父亲就用“䥕壶”烧茶水，招待来人。这种壶，圆柱形，斜敞口，腰围圆，下窄，尾尖，一尺余长，用铜铁铸成，便於插入炉膛烧水。我常蹭在他们跟前想听一听大人们说些啥，老书记正官伯总是以“大人说话，娃娃出去”为由支走了我。农会主席（后来叫“贫协主任”）来成叔，好开玩笑，一见我先抱起抡一圈，提高嗓门琅笑着说:“这娃将来有出息。你看，文士（闻屎）鼻子，进士（进屎）嘴，还有一双关爷（观爷）眼。”说完放声大笑。父亲只是在一旁抿着嘴“笑”。解围的还是老书记正官伯，他连连摆手说“别逗娃，过来开会。”父亲当时是村里什么“官”，我不明白。应该是村里领导班子里的“成员”吧。那时的土改干部，五十年代初的工作队负责人，如郭一真，荣河县长翟玉栋，副县长柴民波，一个人称“老七”的同志，还有一个叫“有元”的（音译——笔者）等工作人员，先后都住在我们家，我家也成了工作队办公室。郭一真还带着他的夫人刘玉兰住在家里，母亲曾热情地教她做针线活，好似妯娌俩，俨然一家亲。这些土改干部工作队员，多是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他们大多文化不深，但党性極強，工作认真负责，没有私心杂念，全面端正地执行着党的各项政策，深得老百姓的敬重，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无疑对父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们村也开展了“斗土豪，分田地”运动，并没有像别的地方，对所谓“地富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把他们扫地出门，致於死地而后快。我们村土改工作人员，则是从“人道”出发，以形“左”实“右”的斗争方式“震慑”“地富分子”，即“口号”呼得震天响，“刑杖”一摞摞放在斗争场地，“斗争”起来却不动真格，“刑杖”举得老高，囗号声此起彼伏，“刑杖”和“刑杖”相互撞击，“嘭嘭嘭”地山响，听起来怪吓人的，其实並没有伤损“地富”的筋骨。这是，七八岁的我，那时躲在场外偷看到的真实情景。我佩服，我们村土改时老干部正官伯、来成叔他们和土改工作队的“策略”水平、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感谢父亲也是策化者参与者之一。他们既圆满地完成了“土改任务”，又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宽广的人道胸襟！“地主、富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群，即使有“罪”，“罪不至死”，可以批判他们的“罪过”，他们是“人”，绝不能剝夺他们的生存权力！对他们子女要一视同仁，绝对不能因其父母而受到丝毫影响，更不能在其子女后代身上清算所谓“地富”的陈年流水账！

      “仁者爱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亲那时也非常关心同情穷困潦倒的底层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仁者爱人”放在心上。我村西口老爷庙里住着一家逃难户。主妇，胖墩墩的，眼眼有毛病，但脑筋很好使，是一家之主。丈夫名叫学礼，外路人，说话南腔北调，可能是继夫，人们都叫他“假学礼”。生有一男一女，男的叫“天灵”，女的叫“欠娃”。可惜，这兄妹俩，都是弱智，村里人戏说“天灵不灵”“欠娃不欠”。父亲对这样人家特别关照，常常送些吃的、衣物给他们，还把我认到天灵妈跟前，作“义子”。这样以来，父亲帮助天灵一家人，就名正言顺，天经地仪了。后来，父亲及村里人，窜掇着把天灵妹子“欠娃”，嫁了出去，嫁到黄河边的北百底村，总算成就了一家人。土改时，还给他们分了房，分了地。再后来，天灵家找了个“干女”，干女招了个女婿。现在，光景过得还算满意。这个阶段父亲和我们全家温饱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也其乐融融过得有滋有味！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前的十年，是父亲思想处于低潮，对形势纠结疑虑不解的时期。父亲这样思想进步、步步跟党走的人，你一定认为他是共产党员。其实，他是想入党而不得的党外人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为数不少的卓有建树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被打成右派，有的还被投进监獄，有些“上级”把右派指标分配给单位，要求限期完成，一些单位为完成右派“任务”，违心地将老实巴结的工人报上去“充数”（真有其人其事，在此不便指名道姓——笔者）。大大地挫伤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我上中学时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也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失去了人身自由。父亲对这种作法想不通！一九五八年，中国提出了“赶美超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大跃进、共产风越刮越烈，全国进入到一个政治生态扭曲的时期，社会主义列车开进“左倾”冒进的快车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个南瓜六亿三，全国人民吃一天”；学校停课闹革命“吕梁山上炼钢铁”。为完成钢铁“1070万吨”的任务，个别干部甚至強行把老百姓做饭用的铁锅盆碗等灶具收走上缴，以充“钢铁”数量……如此等等，父亲想不通！“唯成分论”的论调越唱越高。土改干部完成了使命，离开我们村。老书记正官伯，离开了人世……我家划为“上中农”成分，被列入“另册”，加之，在有的人眼里认为我家是“漏网富农”，父亲还有历史问题，参加过什么“暗杀团”等等！虽是流言蜚语无稽之谈，但一时混淆了视听，无形之中产生了些不良的误导！（这些问题，我的《真言实感集》里有过详尽说明。）

     你想，那时这样家庭的主人——我的父亲，能入党，成为共产党员吗？尽管贫协主任来成叔，大会小会时不时地为父亲鸣不平，说什么“中农（中农包括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笔者）也是团结的对象”“重在政治表现”等等，也无济于事。“形势”不饶人啊！面对极左思潮，父亲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起，解放初那几年，他心无芥蒂，无忧无虑地甩开膀子，放开手脚“干革命”，甘愿为国家为集体的事情“掏空”自已家里糧食财物，家里人饿着肚子，也在所不惜。父亲实实地想不明白，形势发展到这步天地，百口莫辩！。为了求得自我解脱，父亲埋头苦干当着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起早贪黑跟着社员一起上地劳动，上工便上工，收工便收工，挣工分养家糊口。由于身体的原因，队长给父亲派了固定的活，每天拉着平车，为公社生产队的几十头牲口割苜蓿作拌草，我的爱人也时不时帮衬着老父亲，父亲成了为“牛”服务的“牛倌”！自我感觉，父亲这一段身体状况精神状态都恢复得较好，从前面的“不解”的阴影中逐渐地走了出来，思想得到一定的“解脱”！

        一九六六年“文革”至一九七九年的十四年，是父亲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的美梦时期。父亲的希望破灭以后，他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希望我能“成龙变蛇”。我也因“家庭问题”受株连，文革中把父亲诬为“历史反革命”，宣传我家是“漏网富农”，还把国民党一“滩匪”支队长王Ⅹ娃被处死，演变为处死的是“地下党员”等等，因之我的“前途”步步受阻，“希望”也随之破灭！父亲又想在他的爱孙，我的儿子身上点燃“希望”。这时候父亲已年近“古稀”，体弱多病，风烛残年。但“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于温都而汗；“四人帮”也轟然倒台；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极左思潮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唯成分论逐步淡化。父亲又看到了“希望”，鼓励已成人的长孙登科报名參加中国人民解放軍。经过一番努力，他的长孙我的长子登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軍战士！真是“一人參軍，全家光荣”，别提父亲的高兴劲儿。当时，我们全家都约定不出去“欢送”，怕分别时出现“难堪”的场面，尤其对老父亲再三叮咛。欢送儿子參軍那天，村里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哨呐班子开道，儿子戴着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好不荣光。父亲已经步入古稀之年，走路颤颤巍巍，言语也有些迟钝，他拄着拐杖，一定要坐在对门的台阶上见一眼即将分别的爱孙，也要在人前英耀英耀！骑在马上的儿子登科没有想到一直疼爱自己的爷爷坐在那里，立刻跳下马给爷爷磕了三个头，紧紧地拉住爷爷的手，祝爷爷健康长寿。爷爷亦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爷（呀）再不能见您了，再不能了……不能了……”爷孙俩抱头大哭，引得周围的人唏嘘一片。垂暮之年的父亲终於在隔代人身上看到了“未来”！他的爱孙光荣入伍不久，父亲安详地永远地睡着了。爷孙俩从此阴阳两隔！为不让儿子在部队里分心，我们一直没有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儿子来信总询问爷爷奶奶并祝健康，我们回信也谎称：爷爷奶奶身体康健，吩咐让你在部队里好好干。时间如同翻饼，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真是天赐良机，无巧不成书。正当我们为父亲举行三周年祭时，儿子登科正在此时此刻从部队回来“探亲”了。父老乡亲和全家人都喜出望外，没有料到事情就如此“巧合”，如此如人心愿！父亲灵魂有知，也会含笑于九泉之下，终于了却了一桩“爷孙相见而不得”的亏欠心事。真乃天公作美，天人同庆。我们衷心地感念上苍的殷切眷顾！

       虽然父亲的人生起伏不平，但我们不怨天不尤人。世界如此之大，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就是“人生”，就是曲曲折折的“历史”，人生“旅途”哪有坦途可走！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的行动的写照。老百姓——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他们心中有一杆公平的“称”，有一支秉公著丹青的铁笔，将由他们对每个人做出公正无私的评判。我们希望人人都能留得清白在人间！

       改革开放以后美好的日子，父亲没来得及享受，我们全家老小二十余口由农村到城市的幸福美满生活，他老人家也没能见到！倘若时间能倒转，父亲能重生，别提他老人家会有多么高兴！

    二0二三年六月十八日父亲节（修改稿）王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