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大镇国之宝（3～9）

三、石刻壁画：秦石鼓文

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唐初时共发现了十枚，上面皆用大篆字体刻着一首四言诗，共十首七百一十八字，刻的是秦始皇游猎之事，这是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一直存在着争议，清末有学者认为这是秦文公时期的东西，郭沫若认为是秦襄公时物，现代的学者有认为这是秦始皇时代的作品。

石鼓文的拓本，从唐代的时候就有了，人们普遍认为，石鼓文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其对后世的书法和绘画都有很重大的影响。

历史沿革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1]，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中文名：石鼓文

外文名：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别名：猎碣

类别：秦刻石文字

名字由来：刻石外形似鼓

甲骨文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商代前期的甲骨文遗存主要发现于郑州商城，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甲骨文是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考古发现卜骨数量众多，共计十余万片，内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也可见多邦国部族的族徽称名。甲骨文约4000单字，反映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与《说文解字》确立的定型古汉字符号系统相比，甲骨文已具备汉字构形的各种类型，兼备传统“六书”中之“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表明殷商晚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已基本确立了构形方式，构形系统已逐步发展成熟。从字形构成、符号化程度、书写形式和使用功能等方面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结构成熟、功能完备的文字符号体系，是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2017年10月，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截至2022年11月，中国甲骨文发现总计约十五万片，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有三万五千余片，单字数量已逾四千字左右。

金文

金文，是指汉字的一种书体名称，指的是铸造在殷商与周朝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朝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至商代末期，下至秦灭六国，约8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石鼓文

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于故宫。

由来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中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年）时期的作品。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3]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4]。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字体形状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

流传历史

唐朝

初次发现

627年，在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的北阪，一牧羊老人发现了10面怪异的花岗岩大石。这些硕大的石体形似鼓，圆而见方，上窄下大，高约3尺，中间微凸，模样奇特。令人不解的是，当一块大石上的泥土被清除后，居然显露出大量的神秘文字，笔法奇异，竟无人能识。于是，流言四散，怪论频生。更有乡民闻风而至，焚香跪拜，惊为天赐之神物。

自此，陈仓突然变得热闹非凡。文人墨客纷纷慕名而至，一窥究竟，并拓下石上的文字，遍寻名家研究。更有大户悬重金求解谜题。但文字之谜不仅未被揭开，反而借着民间传言，而变得神乎其神。

安史之乱

100多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在战火中风雨飘摇。正在雍城躲避战祸的唐肃宗听到石鼓的传闻，心生好奇，责令州府官员将10面怪石运下陈仓山，迁往雍城城南，就是后来的凤翔县城之南，与驻扎在这里的文武百官赏玩。

石鼓被迁至雍城短短几个月后，便随着战乱的来临而蒙难。当叛军逼近凤翔时，满朝文武百官出逃，为躲避战祸，石鼓被仓促移至荒野掩埋起来，并对外宣称“毁失”。一时间，天下人为之抱憾。

再次出土

石鼓被掩埋两年后，“安史之乱”平定，天下得以太平。陈仓石鼓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机。公元806年，地方官吏查访到了石鼓的埋藏之处，请朝内的名家主持挖掘。韩愈还因此上书朝廷，请求移石鼓到京城太学府内妥善保管并重立其学术。但韩愈的请求并未被朝廷所重视，奏折在朝堂上被积压了8年之久。

公元814年，郑余庆就任凤翔尹，兼职国子祭酒，主掌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他偶然看到尘封已久的韩愈奏章，深深为之触动。于是，重新奏请朝廷，希望能妥善保管陈仓石鼓。于是，曝于荒野的石鼓才被移送到当地孔庙。

石鼓重新出世，已是蚀迹斑斑，石鼓上的字迹残缺不全，引得无数名家学者为之慨叹。更可惜的是，由于一直被弃于荒野，其中一面石鼓居然莫名遗失。这就是后来曾经轰动天下，也常引发历代学术争端的作原石鼓。

9面石鼓在凤翔孔庙中呆得并不安稳。90多年后，曾经鼎盛的李唐王朝忽然间在接连爆发的战乱中坍塌。令人痛惜的是，凤翔孔庙在战火中被焚毁，庙内所藏的9面石鼓也被人盗运一空。陈仓石鼓，在乱世中重新遁迹于草莽江湖。

宋朝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导演的北宋文物造假工程

当北宋王朝一统天下，并逐步剿灭割据一方的诸侯之后，全国的经济与文化在短短数十年得到恢复，并取得了飞跃。当宋仁宗查阅前朝遗留下的经史档案时，无意中发现了关于石鼓的传奇纪略，对遗失百年的陈仓石鼓产生了浓厚兴趣。

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颇为有名的书画君王，他不惜以高官厚禄相许，令天下有才德之士遍地寻访、查找陈仓石鼓的下落。

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光之父司马池闻得此消息后，便竭尽心力去寻找传说中的10块大石，试图投君王所好。

司马池经过几番周折，终于使消失百年之久的陈仓石鼓重见天日。只可惜，寻到的石鼓只有9面，早在唐末便已遗失的作原石鼓仍没有踪迹。

心急的司马池施展了画蛇添足的拙劣招数，私下遣工匠连夜采集相似石材做伪。很快，他便参照石鼓拓本仿制出一面假的“作原石鼓”。这一招果真让他以奇功得到了仁宗的褒奖。

只可惜，饱学的宋仁宗与受命而来的名家学者们很快就辨别出了伪造的石鼓。司马池先建奇功受封赏，又因造伪欺君而获罪。

9面石鼓现世，又经历造假风波，因而失踪的“作原石鼓”立即名动天下，坊间认为其价值能以一敌九，随即便引发了豪强们一掷万金寻找“作原石鼓”的风潮。然而，直到1052年，金石收藏家出身的向传师到了凤翔后，石鼓残断的历史才获得转机。

屠夫家中寻到失踪的“作原石鼓”

向传师是北宋时期颇有名望的金石收藏家。最初与石鼓的渊源，来自于他重金求来的一份太氏石鼓文拓本。在对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时，他意外发现，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作原石鼓”的文字。但事实上，“作原石鼓”已遗失了200多年，不可能再有新拓本问世，否则宋仁宗又怎会满天下张贴黄榜以高官与重金相求呢？

“作原石鼓”拓本的发现，令向传师彻夜难眠。经多方探查，终于查明这份拓本源自关中的太氏家族。唯恐夜长梦多，他立刻便备马出发。

当抵达太氏村庄后，他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原来，太氏一家半年前全部死于瘟疫。官府为了防止瘟疫蔓延，把太氏的房子、财产全部烧光。这个噩耗，对于千里跋涉而来的向传师而言，可谓晴空霹雳。

身心疲惫的向传师怀着无比失望的心情就近找了一家客栈安顿下来。隔日清晨，向传师被后院传来的磨刀声惊醒。原来，客栈后面一个屠夫正在磨刀，向传师循声走到屠夫门前，只见屠刀被磨得寒光闪烁，而令向传师一惊的是屠夫所用的磨刀石，虽然破旧却有几分石鼓的风貌。他走近细看，磨刀石上隐约浮现的一些熟悉的字迹依稀可辨。原来，这就是那面失踪了200多年，引得几朝几代人魂萦梦绕的“作原石鼓”。

石鼓已面目全非，上部已被乡民削去，中间被掏成凹状用来捣米，而上面断裂开的两道边被屠夫用来磨刀。石鼓上面的文字，更是被磨去了大半，损毁严重，仅余下半部的4行文字。

不久凤翔知府接到一封向传师的书信。于是，连夜调集军兵赶往关中，护佑石鼓与向传师回到凤翔。随即又将石鼓送往汴梁。向传师因寻石鼓有功，得到朝廷诸多封赏，并获得一整套石鼓文拓本。

至此，10面石鼓终得团圆，但它们颠沛流离的命运却仍在继续。

石鼓颠沛流离命运屡因战乱难止

自诩为“天下第一学士”的宋徽宗是北宋王朝的又一个书画皇帝。在对待石鼓的问题上，他不仅继承了先王宋仁宗的痴迷，更多了一重溺爱。公元1110年，“作原石鼓”被运抵京城后，10面石鼓便被正式移送至太学之内保存。随后，又被他搬进了保和殿朝夕相伴。

日后，宋徽宗居然突发奇想，下令在10面石鼓上的文字槽缝之间填注黄金，为其装了金身。

靖康之变时，金兵攻入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押解到东北荒原之中囚禁。而10面石鼓，则因鼓身被填注的黄金，而被金兵视为珍宝，尾随着被掠的徽钦二帝北迁。

石鼓被运到燕京后，不甚了解中原文化的金人并未发现其价值，只是剔去了石鼓上填注的黄金，便将它们丢弃荒野。至此，石鼓第三次因战祸而遗失。[1]

元明清

藏身燕京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的联军攻破燕京，随军而至的御史大夫王檝于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了掩藏在废墟之中的10面石鼓。王檝出身于凤翔虢县（今宝鸡市陈仓区），与石鼓同根同源，他将其保存于孔庙之中，并请专人看护。而后的元、明、清3代，石鼓一直没离开过北京。

历史沿革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外形特点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

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文字特征

石鼓文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

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文字特征

石鼓文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四、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早的兵书，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叱咤风云的拿破仑也曾阅读过，其内容和思想无疑都是最精华的体现，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研究它，并为之折服。

《孙子兵法》竹简是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的汉墓中出土的，共有300多枚，记述了当时的一些论政论兵之事件，证实了《史记》中有关孙武仕吴，并著有兵法传世的记载。

《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的孙武留下来的唯一著作，由于历史悠久，也曾出现过争议，而《孙子兵法》竹简的出现，则消解了这种千古争论，其意义与西周利簋证明了武王伐纣事件的真实性是一样的。

五、书法：《平复帖》

中国的书法是一种独树一帜的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几千年的历史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书法大家，颜真卿、黄庭坚、张旭、米芾、赵孟頫等等，哪一个单拎出来不是一部传奇，而这么多书法家中，西晋书法家陆机也有着千古名声。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平复帖》是陆机的代表作，也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它是第一件流传有绪的法帖墨迹，在陆机之前，也有许多知名书法家，但都没有可靠的作品流传，因此，《平复帖》的意义重大，在研究书法的历史演变中具有重大价值。

六、绘画：《五牛图》

韩滉的《五牛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当中的一幅，说起这十大名画，哪一幅不是赫赫有名，哪一幅不是惊世之作，为何是《五牛图》脱颖而出了呢？

首先自然是绘画技巧上的高超表现。不夸大地讲，这画中的五头牛确实给人一种十分真实的感觉，这五头牛姿态各异，韩滉的线条简单突出，对牛的筋骨刻画相当真实细致。

尤其是牛的眼睛，堪称“画龙点睛”之笔，五头牛的双眼皆炯炯有神，形神兼备，立体感十足，让人觉得这些牛好像真的是有生命力的一样，流露出别样的情感。

其次，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稀少，《五牛图》是其中之一，同时，它又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因而意义更为重大。

六、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

真珠舍利宝幢是宋代文物，高达122.6厘米，现藏于苏州博物馆。

这是一件存放舍利的容器，用珍珠等七宝连缀起来，是一件珍贵的佛教艺术品。其工艺极为精湛，整体分为三层，使用镂雕技术，分别刻画了各种飘逸生动的人物形象。全身上下足足用了四万颗珍珠，玲珑剔透，极为珍贵。

八、陶瓷：定窑孩儿枕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瓷枕，是一个小儿趴着的形象，其背后用作枕面，整体塑制精美，人物形态自然活泼，是瓷器中难得一见的珍品。

古人喜欢睡瓷枕，认为“瓷枕能明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瓷枕在唐宋时期的非常流行，这件宋代瓷枕采用孩童形象，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是为经典之作，也是宋代风俗的见证，很有研究价值。

九、玉器：渎山大玉海

渎山大玉海是忽必烈下令制作的，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特大型玉雕，约重3500公斤，这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大型玉器史上可说是无出其右的，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相当丰富，因而被认作镇国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