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八部 试图建立无私奉献的乐途中
第一百八十二章 奔走在激情的乐途中（3/4）
生产队时期的人们的生活，当初很艰苦，到底将来会怎么样？我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他评价一下。
我是1955年生人，我们国家在1958年时成立的农村生产队，我对农村生产队的印象是1960年的挨饿，那是刻骨铭心的。
我当时虚岁六岁，有很多事已经有记忆了，我们当地，是1960年的冬天，突然间，就缺粮食了，我们每天从大队的粮食仓库每人领取一两七钱的高粱，或者是苞米，
那点粮食，差不多等于没有粮食吃一样。那年，我三岁的弟弟与我37岁的母亲，都没熬过来。
那时为什么那么缺粮？据当时的老人讲，那年咱们大队的农田庄稼收成，是平常年景，也就是一亩地能打粮400斤左右。也是据当时的老人讲，咱大队的领导往上报亩产1400来斤，也就是亩产超往年1000来斤，按当时的规定，超产部分，生产队社员自己留吃六成，四成上交余粮。
这样，咱大队每亩地，除正常上交往年产量的15％的公粮以外，还要上交400斤余粮，当时的分配政策是，打下粮食，要先上交国家，后留足集体，最后再分给社员个人的先后顺序，当把余粮上交给国家后，咱大队的社员的口粮已经一粒也没有了。
那时我还小，但我记住了大队的领导带着两个民兵，挨家挨户翻找粮食，仅咱家就前后去了两次，后来我跟我当时的小伙伴讲过这个事，那小伙伴说，大队干部上他家也去过两次，也就是说一家不落的搜查两遍找粮食，力争完成任务。
但没听说从谁家找到了粮食。
那咱那年庄稼也没歉收，打下的粮食都哪去了？
都给城市里的工人吃了，
如当时距我家没有50米远的，咱家的河东沿的我的亲三姑家的我的两个表哥，他在国营矿山砸石头，他一个月的口粮标准是51斤成品粮，折合咱们那带皮的高粱72斤，
他在石场打石头也不种粮，他吃那粮食哪来的？那时咱中国也不从外国进口粮食，他们吃的粮食就是从我们农民社员嘴中抽出去的粮食。
咱们国家在一九四九年时，有工人四五百万，连同家属也就是一千多万，还要进口粮食二三百万吨，也就是40至50亿斤，一个人有400至500斤。等于旧中国的工人不吃国产粮。因为当时的工人有很多是在外国的在华企业里工作。
而新中国成立，外国以美国为首的英美等国封锁孤立中国，咱们进不来外国粮食，
咱们中国为了发展自己的工业，这样，就需要大批的农民进城当工人，有资料统计说，一九六0年，我国有工人2979万人，
工业劳动者人数
连同家属得有一亿人，这一亿人每人每年需要1千斤粮食，这就是一千亿斤，当时中国有5亿农民，每个农民每人每年得少吃200斤粮食。
这还不仅是粮食这一项，我们可从一个城里人的每人每年消费的主副食按每人每月十元钱计算，其中有5元是主食，5元是副食即青菜，豆油，豆腐，大酱，酱油，粉条，土豆，地瓜，肉蛋鱼等，每人每年得消费60元的副食，这样一亿人就是60亿元的副食品，5亿农民每人每年又得少吃12元的副食品。这里有个当时农民一年的收益表。
农民一年的收益表
一九六0年，农民社员全年收益是208亿元，当年有农民5.3亿人口，平均每人是39元，这39元的农产品，要提供给工人24元（主食12元，副食12元），农民每人只剩19元了，这里的农产品还包括社员从生产队领取的农作物的秸秆，每人最少3元，也就是剩16元了，在一九六0年还出口农产品，猪肉，鸡蛋，苹果等30来亿人民币，每人又去掉6元钱到口的食物，每人只剩十元钱的食物了。
这十元钱的食物如被一年365天去除，每天只有2分7厘钱的食物了。
如我在一九六0年，咱大队的每人每天的一两七钱粮食，按一两八钱合钱（因上边发过来的是一两八钱，在具体发放过程中，怕掉秤，少给一钱，但作价按一两八钱算。）
那是不论什么质量，都按一等粮作价，每斤8分7厘钱（高粱或玉米），是1.566分钱，也就是每天不到2分钱的伙食标准。
如果咱们国家不发展工业，也就是那一亿多工人及家属他们都在家忙乎农业，种粮种菜，养猪养鸡，自食其力，这农民的39元的收益，减去3元钱的欠作物秸秆，就可以每年吃上36元的食物，每天吃上一毛钱的食物了，最天吃一斤粮食8分7厘钱，一个月可以吃上四两油了（一斤豆油8毛5分钱）。
但这样也只是低水平的生活，永远在这个水平徘徊，
但我们抽出当时的70％的生活物质去搞工业化，
到了一九八一年时，我们农民的纯收益达到805亿元人民币，那年的农民有8亿人，人均达到100元人民币了，那年工人及家属达到接近1亿2千万，需农产品150亿元，那年出口农产品90来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又是150来亿元，计300来亿元人民币，平均到每个农民少吃40来元钱，还剩60来元钱，这时的生活水平已经比生产队刚成立时的一九五八年的即使不支持工业，年人均也就是40来元钱（一九五八年214亿元／5.5亿人口＝38.9元）多二十来元了
我们这通过20多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八一年，一九六0年以前那产量不准，浮夸成分太大），的农村生产队集体的经营方式，使生产力大为提高，粮食从一九六一年的产粮13650万吨，到一九八一年的32502万吨。20年间使粮食产量提高2.38倍（这是一秤秤称出来的，真实无虚），有人说如小岗村，在一九五一至二年时亩产200至300斤，生产队时，单产才51斤，是分田单干当年达到257斤（13.3万斤÷517亩＝257斤），是以前五年农田打粮的总和，咱东北比那里的气候要差很多，生产队时那亩产还四百来斤呢。比他单干还高的多呢。
山西大寨那条件比咱还不好呢！那陈永贵非要让那薄瘦土地多打粮，对工作管理是真严厉呀。
这是一个美籍华人叫阳和平的人在那干活的亲眼所见，他说陈永贵地里头有遗漏的谷穗，那陈永贵大发雷霆。他们那时粮食亩产在七十年代已达到700斤，我后到（一九七四年我家搬离原亩产400来斤的那个小队）的这个小队，这个队长就像那个美籍华人阳和平看到的陈永贵那样脾气暴躁的人，他的妻外甥在小队的农田地铲地时，不慎铲掉一棵玉米苗，这个队长看到了，也是像陈永贵一样，大发雷霆，大步来到那人跟前，抢过锄头，搂头便砸，他那妻外甥把头一偏，那锄把重重的砸在那人（队长的妻外甥）的肩头上，只听“咔嚓”一声，那锄把断为两截。
大寨每亩产粮食700斤
他妻外甥当时有20来岁的年纪，个子也有一米八五以上，迈开大长腿，跑远了，免得被队长接着打，这队长把这半截锄把往地下一扔，嘴里骂道：“你他妈的是个什么鳖犊玩意儿，眼睛瞎呀，往苗上砍，”
边说边气啍啍的到別处检查工作去了。
全小队社员没有一个敢唬弄这个队长的，咱小队那粮食亩产，哪年咱小队的队部屋里的后墙上，都会再贴一张奖状，祝贺xx小队xx年粮食单产过黄河（亩产达600斤），还有一年，那奖状上写的是单产过“长江”，也就是超八百斤。
这个有点不可能了，这得人努力，天帮忙，风调雨顺，虫病不起，这在当时的传统品种条件下，是百年难得的丰收。
有人说，分田到户，粮食产量提高，如小岗村，粮食产量是以前5年的产量，他可能是没撒谎，达到了亩产257斤，但他是以前的产量太低了。
我小队在集体生产时，亩产六百来斤，我在分田到我手里时，我家当时三口人，分了一亩半地，我到秋才打了六百来斤，亩产折合四百来斤，还没打过生产队集体生产的亩产六百斤，那地距我家有二里地，往那运农家肥，因没有畜力车辆，我用手推车往地里运送，一连四年，我也尽力了，那产量始终在那个水平上。
咱那一片地，有好几十家，都差不多是那个水平。
除掉犁杖工钱，种子钱，农业税钱，抢秋（不然会丢的）雇车往家拉的工钱，脱粒钱，打的这些粮食比买的还贵。
我在一九八八年，我就弃耕不种了。
看一九八三年的全国的粮食统计表，总的来说，是丰收了，一九八二年比一九八一年的增长幅度是8.32％，而一九八三年比一九八二年提高了8.46％，这分田到户只比上一年的增长幅度提高了0.14％，
微乎其微，但总算没掉链子，后来是化肥的大量使用，还有高产的苞米种，除草剂等，他们那些拣地种的，种那玉米一亩地能打一千二三百斤，这也就是家有牛具的种的地多，那还挺好，一年能卖个一万几千元钱，至于他们得多少花销我就不知道了，但总的来说，比生产队集体时粮食产量翻番了。
这是一九九几年以后的事了，我下面要说的是，咱小队集体时，社员一年干活挣的工分的分红钱，比咱附近国营厂矿的工人一年挣的钱多，如我在咱小队的副业上筛石渣，那一天是挣的计件工分，咱们一伙7个人，一天保证干能挣25分的产量，还有3毛钱补助费，那一年能挣九千分，日值最低那年是8毛5分钱，咱们光工分折钱就是765元，还有一百来元的补助费，加一起近900元了，论月说，每月挣70多元，我的大表哥在国营厂矿上班，一个月才开28元，咱公社的银行营业所主任，她说：“她工作二十来年了，每月才开六十多元。”
我那年才20岁，我一个月挣的赶上银行主任挣的钱多了。
这不是说假话，那银行主任还热心地给我保媒，你可以想像，长的差的姑娘，她能帮忙吗？
一句话，那姑娘相当漂亮，遗憾的是，她没相中我，这不怪那姑娘，怪咱自己的长样与人家相差太大了。
生产队集体生产，这二十几年，他的功绩，有很多人们，包括那个大作家莫言都没看到，他只看到一九六0年前后的挨饿，那时的生产队也是在摸索阶段，谁一伸手就能整好，那年人均400来斤粮，为发展工业，国家招收了大量农民当工人，他们不能种粮了，却得大量吃粮，每个农民得少吃200斤粮食，就剩一百来斤吃粮，生产队的人们饿坏了。
不是生产队集体产粮低，什么事都得有个过程。生产队的优点是逐渐显露出来的。
你看到一九八二年，每个农民也是抽出200来斤粮，每个农民剩500来斤粮，已经可以说吃饱了。只是不能说吃的好了。
別提那没有一个管事的队长那样的小x村，那全国毕竟是极少数，若不然，别说全国从一九五0年时的人口5亿5千万，到一九八二年的十亿全国人口的吃饭，仅当时全国的二亿多城市人口，如不多打粮，他们吃什么？
咱们生产队集体这二十多年中，养活了中国发展工业的一亿多人口，一养养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还养活了新增加的近5亿人口，从5.5亿到10亿人，并把农民的人均口粮从一百多斤，增加到五百来斤。
这不是生产队集体谁能做到？
如当时不是生产队集体的生产效率高，与社员的生活保障好，能增加出这么多人口，为我们后来的招商引资，带来的巨大的人口红利吗？
你中国人如少，那工资比外国还高，他上你这多花钱雇工人，他利润不就少了吗？
都说资本是追逐利润的，他傻了给你送钱来啦？
生产队的社员的二十多年超常付出，换来了中国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偏到全，从落后到发达，这是离开生产队万万办不到的。
如生产队集体这个高效率的体制到现在，在化肥，高产种子，农药，农机的助力下，只用原来的十分之一的劳力务农，能再开垦出一倍（20亿亩）的农田，产量将是一九八二年的四倍，即年产14亿吨粮食，一个人平均有二千斤粮食，
这时每人因伙食改善，活又不累，每人一年500斤粮食都吃不了，用5oo斤喂猪牛鸡，那一千斤出口换汇，就是七亿吨，一吨就打算一千元，就是七千亿元，而不是进口1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9500亿，里外等于挣15000亿人民币，
2022年1—12月，我国农产品出口982.6亿美元，进口2360.6亿美元，贸易逆差icon1378.0亿美元。
那十分之九的社员，以机械化的力量，开工厂，建华屋，盖房子是主要大项，农民社员盖房子以现在的机械化水平，像玩一样。
据报道，现在我国的房地产总值有450万亿，分田单干后，这房地产的老板，与施工方，供货方得赚走一半，这如果生产队不黄，这450万亿的一半为农民社员的劳动工钱，那一半的利润则归生产队组织施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因而归生产队集体所有。
生产队用这200多万亿作为社员所有家庭的福利，每家的生活开支，衣食住行，煤粮水电，子女教育，生老病，伤残死，全都包办通通，孩子念书得到国家安排更好，否则，就回到生产队，由队长安排工作，娶妻生子，养儿育女，没有一个人失业，而薪资待遇不次于国家安排的多少，只是比他们轻闲，自由。没有任何烦恼与竞争压力。
那汽车工厂生产的汽车一分钟就生产一辆，一套流水线，一年就生产50万辆，一千套流水线一年就能生产5亿辆，中国人户均一辆，三年时间人均一辆。
他产那么多汽车，贵了咱生产队队长不买，价格合适再买，他也就挣个工资钱，他想挣中国大钱，咱先不买，让他一分钱也挣不着
美化环境，一周干不上三天活，每天干不上五小时活，并且轻松愉快，洁净，总而言之，想像多美好，就有多美好。每一天，男女情侣，携手相伴游山玩水，孩子们也不用那么紧张的做着题山题海的为长大好能找到个饭碗子。
老夫老妻也有生活保障，养花养鸟，打牌下棋，可以无忧的怡养天年，始终相看如初见，如胶似漆互陪伴。
说这些，都是有生产队的丰厚积累，巨额的资金作后盾的。
在当年生产队时期所有的付出，在后来会得到百倍，取用不竭的回报。生产队，太好了。那些念过很多书的，以及自认为高于农民的社员的，他们是看不到这点的。（《老农民评价生产队，人人都在体制内，同打江山，共享富贵》原创2023-04-24 19：01·百源新水）
中国是农业大国，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两三千年的私有制，农民摆脱贫困了吗？增产了吗？这个问题我们不好回答。毛泽东在社革命实践做出了回答，社会现实《南街村与小岗村之比较》，诠释社会发展，要想农村人民大同社会，共同富裕，他们会告诉我们，单干能增产粮食，但达不到富裕。
魏德东写的文章： 近日，有朋友得知我又要写文章纪念毛主席诞辰129周年，他就问我：“毛主席给你留下了什么遗产，让你对他如此忠贞不二？”
我说：“毛主席留下的遗产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比如：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毛泽东思想成了保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一把利剑。”
朋友认为我讲的有点空泛，无法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于是我又对他说：“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遗腹子。”
朋友还是觉得我说的不着调。于是我干脆说：“那就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南街村与小岗村的情况，你自己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我把我给朋友讲的故事写成如下两篇文章，供读者分享，并恳请社会各界朋友提出批评指正。
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从1986年开始，该村重新开始走集体化道路，始终坚持大学毛选、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动”，村民的一切由村集体供给。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年轻时正赶上毛泽东提倡“青年人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17岁时因他做事情细致负责公道，就推荐他当了生产队长。几十年来，为实现他入党时的誓言，为建设共产主义，他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武装群众，并为之奋斗。王宏斌说：共产主义具体在南街村就是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现在的南街村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制度：村民的住房及生活所需的米、面、肉、蛋、油、气，村民生老病死及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所需费用，组织村民每年一次到各地旅游的费用，全部由村集体负责。南街村的发展模式成为社会的热点，也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到此一探究竟。一些旅游公司顺势将南街村开发成景点，成为红色旅游胜地。王宏斌说：南街村搞旅游，与别人有区别，因为人家到南街村来，不是看山看水、看古迹的，南街村没有水没有山没有古迹。人家到南街村来看，就是看社会主义新农村、看先进文化，看南街村的集体优越，享受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坚持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飞速发展，在南街村走集体道路的头十年，创造了经济增长2100倍的奇迹，1991年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
有人认为王宏斌在南街村进行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而他把正在做的一切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东方红广场是南街村的中心，格局仿照天安门广场，绿色的松树簇拥着毛主席的雕像，有精神抖擞的民兵战士全天守护，每天都有庄严的换岗仪式。毛主席像的后面是马、恩、列、斯四大伟人的巨像，广场北侧是仿天安门城楼的朝阳门，中间挂孙中山的巨像，两侧配的是孙中山的理想-------“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几个大字。
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不是为自己干的，都是为国家、为集体、为大家而干的。这就不允许你有私心。所以要与个人私心做斗争。有人到南街村看了之后，都说南街村是干出来的，王宏斌认为是斗出来的，因为如果在这种大环境下，南街人光干，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再干南街村也不会有今天。王宏斌用政治教化村民，要学习“傻子”精神，甘于奉献；发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
当记者问南街村是中国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村？王宏斌很坦然的给了否定的答案。他说，“不能完全这么说，共产主义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信仰，是奋斗目标，今后我们南街村会一直坚定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誓言，去探索实现中国梦，南街梦。
南街村数十年来坚持“十个集体”，即农业集体耕种、工业集体经营、生活集体分配、工作集体安排、村民集体教育、村庄集体管理、学习集体组织、困难集体解决、风险集体承担、发展集体领导。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忠实实践党的奋斗目标。
实践二字非常重要，南街村这些年不发奖金、不搞承包的分配制度，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体现共同富裕，由过去的高工资、低福利逐步过渡到现在的低工资、高福利，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南街村现在已经实现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制，生活资料大部分公有制。
在这个过程中，村两委班子成员始终做到“四个决不能”和“过好三大关”的规矩，即：决不能谁也不顾、自己先富；决不能喊“给我上”、要喊“跟我来”；决不能护短怕羞、要敢于揭私亮丑；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说；要过好吃请关、权力关和金钱关。同时坚持三会一课，特别是民主生活会，敢于说真话亮丑揭短，使南街村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空前增强。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浚州街道十里铺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景说：“南街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学、幼有所育的良好局面，让我感触很大，同为村党支部书记，南街把党的方针路线远大理想真正落到了实处，让我们找到了今后发展的榜样，我打算带班子全体成员再来学习，以王宏斌书记为榜样，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早日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南街村是一个在村党委坚强领导下，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的村庄，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部分私有，属公有制集体经济。分配制度采取“工资+供给”的分配方式。
南街村的供给制始于1986年。当时尽管集体经济实力还很薄弱，但党组织一班人就果断决定，每年要增加一至两项福利，自寻压力，自出难题，逼出力量，逼出智慧。
从1993年起，南街村开始建设高标准的住宅楼，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厅，74平方米。村里统一配备了冬暖夏凉的中央空调、彩色电视机和高档家具；卧室里席梦思床、高低柜、床头柜款式新颖，一应俱全；液化气灶、抽油烟机等都是统一配置。卫生间设施齐全，一天24小时热水不断，村民们洗澡十分方便。在当时，一套住室耗资就接近8万元人民币。
从1986年至今（《中国名村纪实——南街村（1998年12月出版）》的作者邢军纪采访之时。——本文作者注），由最初的水、电免费发展到现在的水、电、气、面粉、购物券、通讯费用、节假日食品、子女入托上学、医疗、住房等20多项共公福利全部免费。逢年过节，村里都要发放节日食品，尤其是春节，小到瓜子、糖，大到鸡、鱼、肉，节日食品达三十多种，村民们一分钱不花，就可以过一个快快乐乐、富富足足的好年。不少老人感慨地说：“村领导安排得真周到，我们想不到的也都分回来了。”南街村民目前的分配比例，工资部分占30%，供给部分占70%，以后工资的成分会越来越小，供给的成分会越来越大，供给的档次会越来越高，最终让每个南街人富得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
如今的南街村，更像是一座小型城市，一座开始适应了新的经济环境的城市，逐步走向开放和发展。
在中国，除了河南的南街村，还有河北的周家庄乡（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山西的大寨村等中国名村，都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而实现共同富裕的。（2022年12月22日）
注释：上述关于南街村的资料，均来源于邢军纪著的、由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中国名村纪实——南街村》。
当年以“分田单干就吃饱饭，一包就富”闻名全国的中国“分田第一村”—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据本是安徽省财政厅的一位副处长、2004年“空降”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在小岗工作7年并累的倒下了的沈浩同志留下的《沈洁日记》（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记述，包产到户“魔力”短暂，小岗这个中国“第一村”“从合到分”以来20余年“依然贫困和落后”。2003年12月15日，沈浩心情沉重地写道：“小岗，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但20年以来并无什么发展，年人均收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倘若如此下去，要不了几年，这面旗帜也就自然倒下去了。事实上我在想，小岗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有小岗自身的原因”，“小岗现在没有辉煌。”(《沈浩日记》第58页）
小岗村的残酷现实再一次证明毛主席说的那句话：“小农经济不是不可以增产，但增产有限。”
这个全国闻名的“小岗村”，包产到户后，尽管得到中央到省、地、县市的厚爱、关心和大力支持，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但呈现在第一书记沈浩眼前的面貌却是：“20年以来并无什么发展”，“现在依然是贫困和落后”，“一夜越过温饱线，二十五年不富裕。”（《沈浩日记》第87页）
2004年2月24日，沈浩进一步用一句话概括小岗村的现状，“现在依然是贫穷和落后”。他是这样写的：“小岗出名后，党和政府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关心和支持，社会各界也给予了不少帮助。但小岗现在依然是贫穷和落后。刚出名的几年，外界学习小岗，羡慕小岗，甚至崇拜小岗，认为小岗伟大；但后来逐渐就变成疏远小岗，说小岗。”（《沈浩日记》第80-81页）
小岗村分田到户20年没能办成一个企业，集体穷得连一分钱也没有，还倒欠近40000元债。沈洁到任后第二天，在题为《初入小岗》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上午由德友陪同在村周围转了一下，听了他对全村有关情况介绍。目前村里集体资金欠款近四万元，说主要是修路借款。”(《沈浩日记》第71页)
沈浩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介绍过他小岗村上任时的狼狈相：“村里为我写欢迎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下4万元债。大包干展览室陈旧不堪；小学门框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说到这里，他苦笑道：“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小岗村’、‘大包干’等，都被人家注册了。”（陈桂棣、春桃著《小岗村的故事》第264页）
1998年，小岗村的面目发生过一次“突变”：“1998年6月，安徽一位省领导，率省交通厅、建设厅、教育厅、卫生厅、水利厅及新闻出版社等负责人来到小岗村，转了一转之后，小岗人连作梦了也未想到，仅过三个月，小岗村‘改天换地’系列工程就突然平地冒出：最早，凤阳县教委一马当先，出资建成一所可容师生100名、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的小岗村小学；接着，省建设厅、水利厅和卫生厅，又联手为小岗村新建好一座水塔，让小岗人像城里人一样喝上了自来水；与此同时，凤阳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6部门合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墙面一点不拉地刷上一遍涂料，让整个村子焕然一新，还为每一家新建了厕所，大包干纪念馆，随即平地而起；后来，凤阳电信局又雷厉风行，替小岗家家户户装上了程控电话；另外，还有县林业局不甘落后，发现早先建成的友谊大道光秃秃，不好看，就自告奋勇从百里外的凤如县林场，买来830棵蜀桧，把‘友谊路’绿化得锦上添花。原来，这些国家投资多达270多万元以上的光辉工程，只是为了小岗大包干20周年，迎接江泽民总书记的到来。”（陈桂棣、春桃著《小岗村的故事》第188-190页）
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当然也包括笔者本人）：“小岗落后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分田到户”后催生并极端化的个体农民自私性，越来越制约着小岗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由此及彼，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分田单干的遗祸阻断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产业化和现代化。
2004年4月8日的沈浩这么写道：“发展是硬道理，小岗必须在国家的支持下，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步入良性轨道。那么按当前形势，靠一家一户种田是不可能有希望的，怎么办？那就需要创新，需要第二次革命，这也符合与时俱进的思想——实行股田制，户户参股，规模生产，集体经营，有限的土地创造尽可能大的效益。由此我想，小岗能否来一次第二次革命——实行股田制，走合作社之路。把一家一户的经营权收回，根据劳动力的素质和自愿情况把全村的劳动力分成种粮队、蔬菜队、设施农业队、旅游队、物业队……(年终合作社)按分配制度，统一分配，户户共享股红。”他接着写道：“事实上，根据农业发展的趋势和外地成功的经验，土地经营权收回，规模生产，集体经营，收益肯定会比一家一户小耕作要好，对这一点我是自信的。”(《沈浩日记》第91-92页)
2006年3月，沈浩为了提高和统一干部思想，曾带领全村干部到大寨、红旗渠、华西村、南街村参观学习。经过一路“红色考查”以后，他在南街村参观留言薄上掷地有声地写下10个大字：“学习南街村，重走集体路”(《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曾经的分田开路先锋，现在要“学习南街村，重走集体路”》)。
沈浩在中国“分田第一村”里搞“第二次革命”，重走“合作社之路”，表现了共产党人勇于坚持真理的唯物主义科学态度。
2009年11月6日，沈浩同志因积劳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带着未了心愿，永别了小岗村。可喜的是，小岗村已经重新走上了集体化道路。2018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重要新闻，题为《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现人人分红纪实》，说小岗村第一次实现了集体经济分红，标志着小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这应该是对沈浩最好的告慰。
后记：从南街村和小岗村40多年的发展路径和结果，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振兴农村农业不能单靠政府投资，还要依靠广大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要把土地集中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集体力量大，所以集体化才是农业实现机械化产业化现代化、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也是毛主席时代中国农村走的道路。（2022年12月22日）。（《南街村与小岗村之比较》）原创 魏德东 魏氏易学微讲堂 2022-12-23 07：30 发表于陕西。
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农民在这里耕耘几千年，自从由私有制以来，他们受过苦吗？受过穷吗？有人讨口要饭有没有？受过压迫吗？奴役吗？为何中国发生多次农民起义，还是原地踏步，社会虽有发展，但是都是为了少人的利益，采取各种方式剥削人，特别是西藏，那个农奴自治，皮鞭下生活的人们是社会真实写照，祖辈为奴，子孙为奴，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奴隶没有住房，没有吃的，奴隶主，任意宰割，判刑宰手割臂，挖眼，戴脚镣还要干活，被刮人皮，做祭祀用人当祭品，用人体骨头做饰品和祭祀用品等等。封建社会，哪怕是族人，也要找剥削，当长工、短工，佃农，以致地主兼工商剥削，放高利贷剥削等，到了资本时代，用资本对农业渗透，圈地建厂，赶人进场进行剥削，遭资本家工头毒打，赶出厂，病了就自生自灭，这就是农民变工人归宿。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一切剥削者追求，剩余价值一步用扩大赚钱扩大建厂，赚取更多利润；还有一部分用于自己奢侈生活，劳动者只能养家糊口，有时养家糊口也很难。这些就引发了人民革命，要改变历史现状，建立一个以劳动者自己社会制度，马克思恩克斯列宁给我们找到了，斯大林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新的制度——社会主义。毛泽东带领人们改变人会状况，建立起了以人民中心社会制度，特别是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建互助组，扶弱帮贫，共同幸福，然后建立农业合作社，在建立人民公社，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将人们组织起来，创造一个敢于创造，发挥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积极性，经自己农产品，经自己加工，运往城市交换工业产品，来改善农民的生活。周庄是这样，大寨是这样，南街村经过分包到户，再进行重组，在建立集体经济，人民生活逐步在提高，这都是靠自己农民努力办起来，以机械化、智能化进行农业生产，以及加工业发展，改变分配方式，劳动分配少，供给制增大，解决住房、生养、学、病痛医疗，养老全免费的生活方式，达到人们共同富裕，他们率先一步，就连改革开放的小岗村，也改变了包产到户，变为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下农民得到真正利益。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集体经济和农业合作的分析，依据本土实际情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社会革命到赶走外来侵略，建立社会主义中国，不断探索更新。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指出：分散的个体生产，“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习近平对实施家庭承包经营后，农村生产力有所提高，个别出现土地丢荒地现象，但也出现“分”有余而“统”不足的问题，农村的第二步改革亟待深化。1990年，对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调研农村后心情复杂，“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目前的小农户经营短板出现了，各家农地规模亩数不多，且插花细碎化，在缺乏村集体统筹的情况下，村民很难在水利灌溉排涝、植保、机耕路修建等形不成系统。合作的公共事务方面相对比较弱。村民退而求其次，例如打机井、挖堰塘以私人小水利替代大水利，成本高昂同时效果很差。多年的“强分弱统”，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其结果是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国家拨付的农业建设也资金被分了，也没有形成统一规划整理。
而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村最大的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一些人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产权私有化理论来指导中国农村改革，针对此类所谓的改革观点，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划出底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私有化主张，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也不符合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一定的理论总是适用于一定的对象和范围，‘乱点鸳鸯谱’是要造成严重后果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冒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固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都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守护其低而得乎其高，底线思维要求守住底线，但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高线。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仅是保留制度名称，更是要发挥集体经济的现实功用，克服小农局限，整合村庄资源，增加村民收入，达成共同富裕目标，这就是发展农村生产目的所在。
（续）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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