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八部 试图建立无私奉献的乐途
第一百八十二章 奔走在激情的乐途中（2/4）
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相比民国无疑是翻天覆地，但毛泽东时代的27年里，民生毕竟还不富裕，基本都穿带补丁的衣服，主食基本以粗粮为主，甚至瓜菜代，这都是事实，可“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时代的民生为什么还不富裕，这有四大深层次原因。
原因之一：新中国建在“一穷二白”之上。
建国时，中国经过了上百年的半殖民压迫和几十年的战争，几乎没有工业和基础设施、文盲率80%、婴儿成活率20%、科技水平处于十九世纪中叶。
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把大陆的财富掠夺一空，将价值100亿美元的黄金运往台湾，留下了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
全国人均资产仅仅1美元多点，就是说将全国的固定资产若平均分配，每人只占有一美元；1950年的国民生产总产值是180亿美元（一美元兑2.75元人民币），每人平均只能分到十几元钱，农业产值占80%。中国是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
原因之二：建设新中国一分钱掰八半花。
治国就如治家，一个穷家过日子，挣钱都吃了、喝了，那是“二流子”；一个穷家要过上好日子，在保证吃饭的前提下，必须要勒紧裤带，将有限的资金放在扩大生产，培养孩子上学，建房盖屋娶媳妇上等等。
处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分钱八下里指望着。
在绝对困境中建国，毛泽东要顾民生，可也要节衣缩食的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要勒紧裤带过几年紧吧日子。
这样的国情下，“一要保吃饭，二要搞建设”，就是个两难，又是必须坚持的大政方针。
在这样的国情下，民生的重点只能是保吃饭，只能保最基本的民生，这是万般无奈。在这样的国情下，勒紧裤带也要建国，这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悲壮。
在这样的国情下，就是睡地窨子，也要艰苦创业，他成就了中华民族创业的辉煌。毛泽东时代的28年，创造出远远超出5000年中国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总和！
原因之三：“准战争环境”要用钱卫国。
毛泽东时代整个处在，“大战不断，小战（局部战争）接二连三、一切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准战争环境”下。评论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绝不能脱离“准战争年代环境”的历史实际。
1、国内局部战事不断。
刚建立的新中国，内有上百万国民党残兵、上百万土匪作乱。
国内剿匪从1949年进行到1962年；国内战争从1949年进行到1974年：舟山群岛之战、万山群岛之战、上海防空保卫战、海南岛之战、东山岛之战、东海海战、一江山岛之战、炮击金门、西藏平叛、反台湾国民党军队特工登陆骚扰、“八·六”海战与崇武以东海战、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
还有，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我军历史上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等。
2、卫国立威必打之战。
毛泽东时代国土寸土不让，打卫国立威之战绝不手软！
（1）“抗美援朝”投入举国之力。
1951年，中国的全部财政预算才126亿人民币，军费比例超过50%，（比例数大，绝对数小）。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这是中华民族的自立之战，无论花多少钱，都必须去打！我们最后打赢了！
（2）饥饿中打赢了中印之战。
三年困难时期，急需休养生息，可印度咄咄逼人抢占中国领土。 苏联与美国装备和支持印度发动边界战争，毛泽东坚定地说：不管你印苏联军，还是美印联军，即便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们打！打出一个真理来。 短短30天，中国完胜中印之战！
（3）援越抗美投入53亿美元。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在他那个时代，只有那个时代，我们空军领域在靠近北越领空时候，战斗机就会自动报警，因为那里有中国派驻的34支火炮与导弹防空营。 我们国家：美国！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4）中苏边界冲突耗资巨大。
珍宝岛战斗规模不大，但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之深，却超过了建国后历次军事斗争。举国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
（5）西沙之战意义深远。
1973年9月，南越非法宣布将南沙群岛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入版图，还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于1月15日派驱逐舰队强占西沙金银、甘泉两岛。
中国军队收复三岛，全歼入侵的南越军队。 没有那一场硬仗，中国现在还有南海吗？
3、备战备荒一刻不停。
战可以不打，但兵不可一日不备。
（1）“深挖洞”建成地下长城。
珍宝岛之战一爆发，中国全面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为防苏联核袭击和入侵，全国城市军民集中力量修防空洞，仅北京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战备劳动，修建平战结合的人防工程体系，面积达二百七十多万平方米。
（2）“两弹一星”投入168亿。
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下大决心：“当了裤子都要搞”。整个“两弹一星”投入168亿人民币，中国拥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动力攻击潜艇、卫星。没有“两弹一星”，就绝没有今天中国的地位！
（3）“三线”建设投入6000亿。
准备早打，打核战争，“三线”建设就投入6000亿元。这些钱都打水漂了吗？投入6000亿元的“三线”建设，不是建设和开发大西北吗？没深刻改变中国经济建设的格局吗？
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
民生需用钱，建设需用钱，打仗需要用钱，国家又“一穷二白”，在这样的情势下，毛泽东时代的民生必须勒紧裤袋去艰苦创业！
（1）谁最有资格评价毛泽东时代的民生？
民生是人民的民生，毫无疑问，人民最有资格评价民生。而最有资格评价毛泽东时代民生的人，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大众百姓，而不是那些受了一些委屈的“精英”在那里哇哇大哭！
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民生的主体，因为他们还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对比。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
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老一代人最有体会是毛主席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毛泽东不仅根本性的改善了人民的生存条件，让饥肠噜噜的人民吃饱了饭，衣不遮体的“东亚病夫”们有了衣穿，结束了洪灾涝难造成的流离失所，更开天辟地第一次作了国家主人翁！不受当官和有钱人的气，人人相对平等。
民心是镜，民心如天。
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广大工农群众依然深切怀念毛泽东！
因为他们深知：相比旧中国的悲惨生活，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无疑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
（2）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绝不仅是吃穿。
毛泽东时代虽然民生清贫，但一家能养4至7个个孩子，有个别的能赡养十一二个孩子，现在的老百姓谁能养得起？
而民生又仅仅是吃穿吗？
毛泽东时代的扫盲、免费教育，消灭了血吸虫、麻风、天花、鼠疫、霍乱，彻底扫除了卖淫、吸毒、妓女、高利贷、人剥削人，物价稳定、没有毒化食品，社会安定，路不遗失，让亿万人走上了工作岗位，让妇女解放了，从工农中大量提拔干部，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工人遇到困难可以在工会申请一点补助，农民遇到不可抗拒困难，国家也给与补助。这不都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民生奇迹吗？
（3）毛泽东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
在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人民生活还未解决温饱，但毛主席贪污了吗？毛泽东奢靡了吗？毛泽东不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吗？
建国后，毛泽东只做了两套衣服（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和访苏时的礼服），买的一双圆头皮鞋一直穿到与世长辞。
毛泽东除公众场合或接见外宾，平时穿的衣服经常补丁摞补丁，工作人员劝他换件新的，毛泽东说：“老百姓能穿补丁衣服，难道毛泽东就不能穿带补丁的衣服吗”？
直到毛泽东逝世时，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补丁达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
毛主席从不吃补品和山珍海味，但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吃肉，我们的共和国就是给他老人家一天杀一口猪算过分吗？毛泽东的女儿也常常饿的”夜不能寐。
毛泽东说，“谁让你们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啊”！
1976年，农历除夕之夜。毛泽东在病榻上吃了几口他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开国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全面认识毛泽东时代的民生，就不能孤立地看，而应全面地看，应历史地看，应辩证的看。
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相比旧社会，那是天翻地覆之变！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状况，还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可这能简单归咎于毛泽东吗？
毛泽东时代能保障绝大多数百姓基本的生存条件，就已是天大的奇迹了！
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新中国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不断取得成效密切有关。作为与群众直接联系的主要形式，干部参加劳动，起到纽带作用。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回到英国后撰文道：“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的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干部参加劳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老传统，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全国解放后，一直遵守这样形势联系群众最好的方法。
干部参加劳动，不是解放后开始的，它是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就开始了。再弱小的革命火种，刚一燃起那一时刻，毛泽东在“三湾”整编，军事制度改革，官兵一致。到了井冈山，革命队伍要扎根井冈山，毛泽东就号召不但要参加军事训练，还要参加劳动，跟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帮助农民种地管理和收割，运粮食是军队自己挑运，著名的《朱德的扁担》散文就记载了，朱德总司令和战士从山下挑运军粮的故事。
抗战期间，几位记者从延安回上海，向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几年后共产党得到了权力。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殚精竭虑防止这个权力变味。如何使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指出：“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视察东北。到达哈尔滨后，首先视察了哈尔滨车辆厂。他告诉厂长：你要当好这个厂长，首先就要当工人，因为不当工人，你就不懂生产和管理，那你就是个摆设，而不是厂长。晚上，毛泽东问当地领导：你们现在是住洋房还是平房。在得到的回答是“洋房”时，毛泽东不禁摇头：住洋房，脱离群众，你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哦！随后，毛泽东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到下一站长春，毛泽东发现当地戒严，批评道：这样太脱离群众了。戒界随即取消。在沈阳，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说道：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作表率。同年5月1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文件指出，务必防止“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违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国家建设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就，但毛泽东的心情一直没有放松下来，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人怎样才能为人民用好权力。1956 年，面对在许多同志中间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提出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第二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以保证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集中体现在1957年4月27日和28日的两次指示中。在4月27日的指示中，毛泽东提出，“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 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4月2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三）“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以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为标志，中共中央随后又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定下来。1958 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毛泽东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重申1958年9月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一面是不断地发文件，一面是毛泽东不断催促落实。仅以1958年8月为例，8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凡是可能参加劳动的，不论做什么官，官大官小，都要参加。搞一点直接的劳动，使劳动与工作结合起来，要作一个决定。8月19日，毛泽东在与一些省市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军官要下放当兵，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8月21日，在主持一次会议时，毛泽东提说：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他特地指出：这一回要恢复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毛泽东对干部参加劳动的关注度不减。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不但对指导中国重工业一跃起飞起到了指导性作用，而且在美国和日本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后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教授评价说：毛的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
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并修改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布，“八项注意”中的第一条就是“同劳动同食堂”。这对于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1963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了《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呈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审阅时，他将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于5月9日写下了长篇批语，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史称“五九批示”。
毛泽东倡导的这项制度，党中央是一致拥护的。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
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1956年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群体事件。1956年到1957年初周恩来先后访问了这两个国家，他了解到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党群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回来后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历史地看，波兰、匈牙利也好，苏联也好，最后共产党在那里执政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而中国共产党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但在群众路线这个根本问题上是没有犯颠覆性错误的。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新中国前29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并认为“领袖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给那段历史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中国是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干部下乡参加劳动成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的主要方向。多年以后，民间还流传这样的打油诗：“下乡背干粮，干活光脊梁。早上挑满缸，晚睡硬板床”。有人作了背景注释：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奋斗的年代，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代。在这一个年代里，人民团结合作，共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不断努力。领导干部们为了群众们的幸福，下乡视察工作不辞劳苦，艰苦奋斗，反映了干部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的精神。
1958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率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如此之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6月12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昨晚尚昆转达主席关于组织政府部长们去十三陵工地参加一周劳动的指示，今天已经布置”。6月15日，周恩来等人到达工地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写信：“主席：今天政府高级干部已经前往十三陵工地开始一周劳动。去的人数300多，内部长6人，副部长、副主任64人，部长助理50人，司局长级干部174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也去了20多人。第二批也将有300多人，将于6月22日前往。我和习仲勋、罗瑞卿两同志今日随同他们前往劳动一天，夜间回来，准备参加明天的政治局会议，待政治局会议开过后，拟再去参加几天。”
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有每个星期四干部下基层参加劳动的规定（十八大以后，上海又作出类似规定，后面会谈到）。说起那些年星期四，后来很多年逾古稀的老人都会想起当年参加一线生产劳动的经历。他们的回忆，前些年被拍成一部电视纪录片。那些年参加劳动的激情，一直珍藏在那些亲历者的心中。有位当年的厂长回忆道：“行动是最有信服力的语言，是最有感染力的召唤”。另外一位厂长说道：“实际上是给我们党员干部思想概念当中形成一个，你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脑子里面有个观点”。在他们的记忆里，星期四干部参加劳动是刚性的，手头的事再忙再多，到星期四也得放下，换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才是硬道理。
1960年代初期，上海成功建造出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而在建设者的人群中，就有当时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他也是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一个部级干部天天和工人师傅在一起搞设计，攻难关，也正因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同心协力，万吨水压机这座钢铁巨人才终于巍然屹立起来。
那些年的星期四，上海的弄堂里也是很热闹的，婆婆妈妈齐出动，搞卫生。所有的里弄干部碰到大扫除了一个都不能请假的。而干劲最足，干活最多的往往就是街道干部和居委主任。这就把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根子牢牢地扎到了社会的最基层。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今天，这个根基依然是社会维稳最可靠的基础。
为了落实党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1958年9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也作出了干部下连当兵的规定，要求全军各级干部除老、体弱、有病者外，每人每年至少要用一个月时间下连当兵，没有当过兵或没有做过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第一次当兵应为半年或一年，下连当兵的干部应与广大战士坚持“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规定》下发后，全军各级干部积极响应，全军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是第一个响应号召下连当兵的大军区司令。他带领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少将、干部部长陈美藻少将以及其他6名机关干部，佩戴列兵衔，背着背包，冒雨来到了军区驻徐州某部六连。为了让班长大胆管理，他把名字改为“杨绍起”。
杨得志严格按照“五同”行动，其表现赢得了战士们的赞扬。不久，有的战士觉得“杨绍起”这样大年纪，参军又这样久，应该是一位首长。当大家最后知道是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时候，整个部队都沸腾起来了。6连的每个人和班、排，都写了决心书、保证书，决心争取更大的荣誉。连里的战士作诗一首：
“社会主义出新闻，有个上将当列兵。来到连里许多天，同志不知是何人。端详相貌看又看，几个都是老革命。每天一块过生活，遵守制度可认真。这时心中乱估计，莫非就是某主任。通知今天开大会，说要讲件大事情。原来是个欢迎会，欢迎部队杨司令。大家欢呼又激动，个个心里喜盈盈。上将当兵不简单，好比苏联放卫星”。这事热情彭拜，又是一件很普通事情，知心者，奋也。
1958年10月的《解放军近万名干部穿上士兵装在连队当列兵》的新闻，对当时干部下连当兵的景象作了生动的报道说，“到连队当兵去”，已遍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近万名干部穿上士兵装，在连队里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高级首长带头，是这次干部下连当兵的显著特点。继杨得志、许世友、邓华、黄永胜等上将下连之后，总后勤部的洪学智上将、空军的成钧中将和铁道兵的李寿轩、崔田民中将等各军兵种的首长也都到了连队。据初步统计，全军已有70多名将军在重温几十年前曾经度过的士兵生活。当时的军营还流传这样的“段子”：“下连队，干部们争先恐后；当列兵，老将军一马当先。”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各部门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个基层单位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五七指示》出台后，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此后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各地开办，许多老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五七干校”由此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为建设社会主义，培养一代有政治觉悟，既能劳动又能管理，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为一个特定的名词。
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则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的留守人员。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美术家朱宣咸以自己亲身经历创作的木刻版画作品《五七干校的夜读》，就是非常形象、生动与典型地反映了五七干校这一历史生活。也是历史上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国家皇帝，大臣们参加劳动，与民同乐，心情舒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场面。
生活虽苦，但人感觉知足，虽然物质谈不上富足，总是粗茶淡饭，但拿着粮票就有吃有喝。
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一件衣服轮着穿，缝缝补补又三年。大的照顾小的，形影不离，手足情深。
在大院里长大，挨挨挤挤，却热闹非凡。一年四季，都能听到邻居们锅碗瓢盆的敲打声，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嬉笑声。人们在一起和平相处，谈论自己的生活和共同向往。和睦相处，邻里和谐。一家有困难，几家都来帮。
上大学时，不用交学费、书本费，家境困难的还有管吃饱的助学金；毕业后，工作是包分配的，大多是党政、事业单位，央企国企还得挑挑。
恋爱时，最看重的是人品，深信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裸婚基本盛行；生了孩子后，都用母乳喂养，还没听说过毒奶粉。
生活虽苦，但日子过得踏踏实实，有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工农兵参加管理，“两参一改三结合”，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乐于奉献。
生活很慢，但情深真切。距离很远，思念很长。没有手机、电话，只能通过写信来交流，但一笔一划，都是一片真心。一封家书，穿越千里时空，时隔数日，才能寄到双亲或亲人的手里。
车马很慢，风景很美。人们换点吃的、用的，都要骑着自行车，走路几里，几十公里到集上或镇上，或赶场。一路上，野风吹拂，花儿灿烂。
爱很含蓄，又很简单。少男少女的情愫，淳朴又委婉。表露心意，要用情诗往来；确定关系，才见家中长辈。
童年有趣，壮年有闲。孩子们可以尽情玩耍，丢沙包、挤墙根，夺国，割草丢装，捡柴，扯猪草，割牛草，捡狗屎，潸纸盒，捡子（小石头或杏仁），跳绳，骑大马，数不尽的童年游戏；大人们也很少加班，工作八小时，上下午都休息一刻钟，就连普通开挖工人，长白班还有午休睡觉到下午两点上班。工厂农村有幼儿园和托儿所，学校医院，农村有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呵护人民身体健康，就连有人身理原因，没有小孩，可以在身理发生性事，可以立即请假同妻子同房，晚上可以共享家庭欢乐。
生活虽慢，但日子过得津津有味。干劲十足，乐在其中，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生活很慢长，点燃自己前程。乡村很多地方还未通电，小小的煤油灯，照亮了多少人的文学科学梦。晚上靠在灯前，捧着一本旧小说和做作业，认真品读每一个字和每一道题，无比沉浸。
电视逐渐走入人们家，它是一种奢侈品，一块露天大银幕，激发了多少人对广阔天地的向往。《地道战》、《白毛女》、《铁道游击队》、《铁道卫士》、《上甘岭》、《党的女儿》里的军人形象，是每个男孩少年时的英雄。
读书的时候，受着社会主义革命教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学校又红又专，激情似火，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和保卫国防。不论是干部、工人农民、还是当兵的，以及工商人员，在社会主义的新风尚，用奉献自己征途中，为实现共同理想，共产主义奋斗。（续）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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