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怀念著名诗人高兰先生
张 杰
我在哀乐声里送走了高兰先生。
我该写篇文章，向多年来培养我、关心我的师长--高兰先生,奉献我的悲哀与崇敬。
然而，万千思绪，不知该从哪里写起！
一
还是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写起吧！
1950年5月，我在华东大学社科院四部结业，分配到文学系学习。当时的系主任是德高望重的吴富恒教授。一天，吴主任满面笑容陪着一位学者模样的人走进我们的教室，我们近百名同学静听着吴主任讲话：
“这位是高兰教授，高教授是著名的诗人啰！今后高教授给大家上写作课，我想大家会非常欢迎的，现在请高教授给大家讲话。”
高先生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讲话。他十分谦和地说：“吴主任刚才的介绍我不敢当，今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请大家多多帮助！”
高先生当时四十来岁，戴一副金丝近视眼镜，微胖的脸上常带着笑容，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眼里，他具有典型的学者和诗人的风度，又给我们以亲切之感！
华大文学系的同学们当时谈起本系的老师来都非常自豪。我们的系主任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学者;执教的有诗人高兰先生，小说作家李曼茵先生，翻译家朱维基先生，还有教学经验丰富的严薇青先生和赵毅生先生。有这么一些名师授课，我们都感到十分荣幸和骄傲。
高先生开始上写作课，以后又讲中国新文学史。他的课材料丰富，观点新颖，语言朴实而生动，还经常穿插一些诗的语句，同学们赞叹说：诗人终究是诗人呀！高先生讲课象朗诵一首首抒情诗！
当时，我对高先生了解甚少。据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学介绍，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高兰教授是有很大影响的。他曾经出了好几本朗诵诗集。我出自对诗人的尊敬，也出自好奇心，终于把《高兰朗诵诗集》找来了，他那一首首感人肺腑的朗诵诗把我吸引住了，我更加尊敬这位诗人和学者！
抗战时期，他曾和徐迟、冯乃超、朱自清、光未然、任钧、蒋锡金等同志一起，在武汉，在大后方积极倡导朗诵诗运动，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许多群众场合曾高声朗诵他的诗作。这些诗，对于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曾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他在给我们讲授写作、现代文学史时都曾强调诗歌应该节奏感强，韵脚响亮，读起来琅琅上口，诗歌应与群众结合的道理。他教导我们，要深人工厂、农村，学习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语言，只有深人群众，了解群众，写出来的东西才有血有肉。我们中文系同学都曾不止一次地深人工厂农村，在向工农群众学习的过程中，练习写作。同学们还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回校后都相互传阅。有的同学还朗诵了自己的诗歌。通过实践，培养了一批写朗诵诗的能手。
高先生在教学实践中不因循守旧，勇于革新。我记得有一次上写作课他从同学们的习作中选出范彪同学的一篇散文印发给大家,让同学们公开讨论。这次教学活动非常成功，大家发言十分踊跃，对作者,对全班同学启发都很大。范彪同学当场也谈了自己的体会。前年我去太原，见到了老同学范彪。他现在已成了小说作家，在山西省文联工作。我们谈起这段往事，他记忆犹新，对高先生的帮助和教导，他至今仍充满感激之情。
高先生原名郭德浩，是黑龙江省瑷辉县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他长期生活在祖国动荡的年代,从青年时代起就为生活所迫，历尽颠沛流离之苦。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为一家人糊口，他同时在大学和中学任教。他的爱女苏菲年仅七岁身患疟疾因无钱医治而天折。女儿的早逝给诗人以巨大的精神刺激！他写了那首著名的抒情诗《哭亡女苏菲》。他愤怒地控诉了那个“富贵的更为富贵，贫穷的更为贫穷”的世界，诗人预言：“旷野将卷起狂飙！雷雨闪电将摇撼着千万重山！”他表示：“我要走向风暴，我已无所系恋。”
1979年秋天我请高先生到我校讲学，他曾当众朗诵了饱蘸着血泪写成的这首诗。他朗诵时，老泪纵横，给在座的师生以巨大的精神感染。
高先生在旧中国饱经忧患，解放后，在党的阳光照耀下，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温暖。我记得1950年教师节，华大中文系师生在一起开座谈会。高先生在会上高声朗诵了他的新作《我的生活，好！好！好！》。这是生活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党所作的一曲颂歌，这也是中文系同学第一次听高先生朗诵自己的诗作。他的朗诵博得了同学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高先生当时也显得特别激动，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同学们微笑着点头致意。
在高先生的指导和带动下，中文系的同学掀起了读朗诵诗，写朗诵诗的热潮。刘绪先、任思绍同学写的朗诵诗大有高先生诗歌的风韵。李希凡同学的朗诵也很出色。中文系还成立了一个诗歌朗诵队，我也是一个成员。朗诵队在孟广来、李希凡带领下搞得很活跃，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曾到青岛市广播电台朗诵过，很受听众欢迎。
高先生在新生活的激荡下曾出现过一个诗歌创作的爆发期。他为山东省劳模代表大会的召开写了《向工农兵劳模致敬》;他为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校写了《让生命发出声响》;他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推动世界和平，写了抒情长诗《用和平的力量，推动地球前进！》。抗美援朝期间，他访问朝鲜归来，写了赞颂朝鲜人民的《英雄的朝鲜，让我们向你致敬致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编起了一本诗集。
当时，祖国的建设事业蓬勃发展，高先生的政治热情也非常高涨。他教学，也作诗，还负责行政工作。在华大,他曾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华大，山大合并后，他任中文系主任。他还兼任着不少社会工作，如山东省人大代表，青岛市文联副主席等。此外，他还参加山大教工业余话剧团，登台演戏。在政治上，他要求进步，1951年加入民主同盟，并积极靠近党组织，争取参加工人阶级的先进行列。
命运好像和讴歌新社会的诗人开玩笑。他万万没有料到，五七年的风暴却无情地袭击了他。虽然最后的结论是“内定”，但“内定”也罢，“外定”也罢，本质是一样的：敌我矛盾！
从那以后，他的琴弦断裂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用带有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朗诵他的诗歇《我的生活，好！好！好!》。我们看到的是：开会时他坐在会场的角落里;走路时，他尽量躲着人。我们还看到：在不长的时间里，诗人的头上爬满了白发。他整日里双眉紧锁，低着头,苦苦地思索着。
1958年春，青岛市郊区兴修水利,山大的同学们都去参加义务劳动。“内定”和“外定”一起开赴郊区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年已半百的高先生当然也要进入这个行列。我们看着他在那里吃力地默默地抬土打夯,整天不说一句话。但了解他的人心里都明白：他是一位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正直善良的诗人和学者啊！
二
高先生是位名扬全国的诗人和学者。但他从来不自夸,并且处处表现出自己的虛心和谦和！
五十年代是这样，八十年代仍然是这样！
1983年冬，我省郭沫若研究会成立，高先生被选为会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余修老师任名誉会长。研究会的一些重要事情他都和余修老师协商，向他请教。有时他带着重病亲自到省社联向有关领导汇报请示。每次去社联他总是很谦和地请社联领导作指示，提意见，他对一些年轻的领导同志也十分尊重。
高先生对同事，也是宽厚相待。每当他谈起其他教授的情况，多是谈他们的长处和贡献，谈起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诗人，也都是介绍他们的成就和优点。所谓“文人相轻”，在高先生那里，我们是很难看到的。
高先生对学生也非常关心爱护，“和蔼若朋友然”。作为学生的我们，在师长面前感到亲切温暖。山大这些老教授的作风对学生影响很大。我们当了教师以后，也努力学习这些老师热爱学生，关心学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的良好作风。
高先生到了晚年，身患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十分虚弱，甚至坐下以后，没有别人帮助，自己很难站立起来。就在这种情况下，若有人来看望他，即使是晚辈学生到来，他也要艰难地站起来，热情地打招呼。来人对他有所请教，他总是热诚地给予满意的解答。
高先生在旧社会吃了不少苫，在新社会他也历尽坎坷。他子女多,经济情况一向窘困，所以他的生活也十分俭朴。他个人除了吸几支香烟外，别无嗜好。他为公家办事从不浪费分文。1985年5月，山东省郭沫若研究学会在泰安举行学术讨论会，我受学会重托负责筹备这次会议。高先生一再嘱咐我们办会的同志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我们认真贯彻了高先生这一意见。
1981年9月，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山东省鲁迅诞辰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在青岛召开学术讨论会。高先生应邀参加了大会。会议结束以后，我和他同车返回济南。大会给他买了一张软席卧铺票，他到车上坐下以后甚感不安，用手拍着卧铺连连说：“买这种车票干什么，花这么多钱！买张硬席卧铺就行了。”我向他解释说，大会按制度办事，根据制度你这个级别应该乘软卧。他却仍然感到不安。
高先生就是这样：他一生俭朴，两袖清风。他那自谦的精神，高尚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认真学习！
三
高先生热爱他的故乡。他的故乡在大兴安岭的东端,黑龙江旁。那里有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有无比辽阔的原野，有取之不尽的宝藏。高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离开了他亲爱的家乡。到北京、武汉、重庆、济南等地求学，谋生，流浪，革命。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思念着他的故乡！
抗战开始以后，他写了那首名扬大后方的抒情诗《我的家在黑龙江》。这首诗调子昂扬，热情奔放。诗人对祖国的山河，对故乡的人民热爱之情力透纸背。全诗散发着黑龙江大地泥土的芬香。诗人对祖国的爱，对日寇的恨，使他谱写出动人心弦的战斗乐章！
新中国成立后，高先生曾访问过他阔别多年的故乡，他以深沉的感情为他的故乡唱出一曲曲赞歌。
高先生到了古稀之年还一直思念着他的故乡，思念着在故乡的亲朋好友。故乡的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诗人！
1983年秋天，我应邀赴哈尔滨参加作家萧军创作生活五十周年纪念活动。高先生的许多老朋友都问起他，我和老同学陆文采一起与在东北工作的高先生的几个老朋友商量，想在他的故乡瑷辉县(现改为黑河市)召开一个小型的高兰诗歌讨论会。他们表示非常同意，而且希望高先生能到会。他们听说1979年6月高先生曾跋涉数千里到四川乐山参加郭沫若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重读(女神）》的报告，估计他的身体还不错，因此再到东北看看是没有问题的。
我回到山东以后，曾将这个信息告诉了高先生，他非常高兴，表示要力争回家乡看看。我又征求了山大中文系领导的意见。他们 表示这项活动很有意义，但高先生健康状况不佳，若长途跋涉恐有危险。这样，我只好告诉东北的朋友，这项活动暂缓进行。我也劝慰高先生保重身体，等健康状况好转以后再回故乡。他一直非常盼望着能有一天回到故乡，看一看他日夜眷恋的土地，看一看那些久违的朋友，看一看在建设四化的大业中奋力拼搏的故乡人民！
然而，他却一直没有盼到这一天！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吹醒了祖国的大地，也吹暖了这位老诗人的心！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给这位爱国的进步的诗人彻底平了反,得到了公正的政治评价！
志士暮年，雄心不已。他教书，写研究郭沫若的论文，再版了《高兰朗诵诗选》,还编了一本几十万字的论文集《论诗的朗诵与朗诵诗》。他要继续争取加人工人阶级的先进行列，在祖国四化的大业中，他要奋力拼搏！
1982年秋，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听到这个喜讯后去向他表示祝贺，他无限深情地说：“我追随党四十多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还要为党多做点工作。”
然而，自然规律是不能抗拒的。他终究是年近八十岁的老人了，又加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摧残了他的身体，所以近几年来，他时常住医院，我们这些学生都牵挂着他。
但是，我却没有料到他竟走得这么匆忙！
今年6月下旬，我突然接到长期照顾高先生的张志甫同志一信，告诉我，高先生病情恶化。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但转念一想，高先生的病虽不能治愈，但已经拖了这么多年，就现在的医疗条件，一段时间内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当时，正当期末，会议多，事情杂，我想忙过一阵以后专程去济南看望他。然而，出乎我的意料的是：7月4日下午我却接到了高先生于 6月29 日不幸逝世的讣告。我的心象电击一般。我赶忙于 7月5日晨赴济南参加他的追悼会。在哀乐声里，我向这位可敬的师长和谦和的诗人、学者，表示了我的崇敬和悼念！
我回到家里找出两件珍藏的纪念品：
一件是：前些年，我和老同学陆文采计划写一部《高兰评传》时,请在山大进修的谷莎莉同志顺便录制的一部分高先生自述的磁带。
一件是：1979年秋高先生来我校讲学时的一张合影。
我找到了那张照片，又看到了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
我放上了那可贵的录音磁带，打开了录音机，又听到了他那带有东北口音的普通话，用抑扬顿挫的音调,娓娓动听地向我们叙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他好象是在给我们上课。我觉得这位谦和的诗人和学者还活着，他微笑着就在我们面前！
1987年7月30日初稿
2023年劳动节定稿于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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