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大陆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滂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罗素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意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可惜，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等邀请，来华讲学，没有取得相应成功。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
当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炎黄青年如火如荼，翘首以待，可以想象。无论是激进、保守，对他都是满怀期望。结果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持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在华讲学期未满，主客双方都觉得尴尬起来，以至罗素后来是带着遗憾，带着不满，离开了中国。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怀猜忌。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十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北洋政府方面，1921年3月间，因其在华宣传“危险思想”，也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与罗素似乎没有接触。陈独秀给罗素写过一封信：“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胡适对罗素访华十分冷淡，并不热情。当时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作翻译，胡适即警告赵不要上梁启超“进步党”的当，力阻他为罗素效力。以后，始终也不见罗素与胡适交往的记载。张东荪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意外的是，罗素在中国时间越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越大。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毛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0年12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北大师生自发组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Coken Chen致赵元任，1920年12月10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1921年1月31日，罗素致柯莉)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1920年10月18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1920年12月15日)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他的总体特点是：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是一种双重失望。七十年前的中国人感到失望，是因为罗素没有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不解渴；七十年后的中国人忙于以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模式切割五四思潮，同样会感到失望。因为无法把他捺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甚至会感到恼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家呢？既激进，又保守，或者说既非激进，亦非保守，说他是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好，还是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好？既有英国人的冷静，又有法国人的热血，或者说是既非英国，又非法国，他是个英国式的法国人呢，还是个法国式的英国人？既然有激进色彩，为何受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冷遇？既然有保守主义倾向，为何又得不到中国保守主义者欢迎？太让人别扭了。总之，四不像，无论用什么模式都套不进去，让你左右为难，过去为难，现在继续为难，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才是罗素，这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含。可以说，一部思想史，就是由一系列为难人物、为难事件组成的。罗素中国之行，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场不成功的思想旅行及其主客两方的错综反映，却对那种有关英法知识分子传统、有关五四时期中西思潮交汇的简单化模式，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有这样一条积极意义，罗素1920年的中国之行，不也留下了一些可取之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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