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七部 创造奇迹
第一百七十二章 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二）
张玉凤，1944年生，黑龙江牡丹江人。1960年代曾任职于牡丹江铁路局的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被调任铁道部专运处，后来因为工作积极，态度认真，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后来曾为毛泽东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车厢上的服务员，1970年7月以后长期担任主席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
张玉凤出身贫寒，童年是在社会最底层度过的。她的父母作为农民，尽管每日勤勤恳恳工作，但依旧受到欺压。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牡丹江地区仍然处于日军的攻占区。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节节胜利以及中国抗战进入到了反攻阶段，日军的失败成为了必然。在1945年8月，苏联终于决定对驻东北的日军出手，苏联红军迅速解放了牡丹江地区，而此时的日军也是节节败退。
苏联红军在占领牡丹江后，协助当地居民，建立起了牡丹江市自己的自治组织，而此时这座城市虽然遭受战火的洗礼，但是已经迎来了新生。张玉凤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而张玉凤的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张玉凤的到来无疑是给家庭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
在张玉凤的记忆中，城郊最偏僻的地方有间简陋的小房子，那便是自己的家。为能够补贴家用，还未上学的张玉凤便会到附近单位的垃圾堆中去捡煤渣。
在那个年代，穷苦百姓的命运始终是悲惨的，张玉凤一家也不能幸免于难。不过幸运的是，共产党在将东北解放后，还将东北选为中国重工业发展基地。
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支持，当时整个东北到处可见轰鸣的机器和热血的工人。
这时可能大部分家庭为了生计，并且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会把刚生下的女娃给抛弃。然而张玉凤的父母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是老实本分的农民，这样丧失人性的事情着实做不出来，张玉凤便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家庭中长大。
张玉凤的命运转变，似乎应该从14岁算起。那年，她刚好从小学毕业，由于家里无法负担她的学费，为此便辍学准备进社会历练。
由于东北重工业的发展，相应的铁路运输也发展迅猛。刚好铁路局在招工，为此她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考试，结果谁知很快被招为铁路客运列车员。
事情很凑巧，在张玉凤刚参加工作的那一年，牡丹江和北京通了火车，她便有机会随车进京。对于张玉凤而言，能够看到天安门、能够看到紫禁城，这是在儿时做梦都不敢想的。
为此对于这份工作，张玉凤打心底里满意，每天都是尽心尽职地完成自己的工作。1960年冬季，铁道部前往张玉凤所在的单位挑选专列人员，表现优异的张玉凤自然是上级领导所挑中。
来到了她想象的专列上，但她感到惊奇的是，这个专列居然是毛主席的专列。
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张玉凤内心更加激动了，但是同事告诉她，虽然是毛主席的专列，但见到毛主席是不容易，每个服务员都有自己的岗位，火车又大，谁知道毛主席从哪个车厢下车呢。
果然，张玉凤在毛主席的专列上工作了很久，都没有见到毛主席的身影，她内心的想法很简单，可以见上毛主席一面，就心满意足了。
一次张玉凤在执勤的时候，专列从广州到北京，她站在车窗前，居然看到车窗外是毛主席在休息。
原来那天毛主席下车和当地的领导谈话，正对的车厢正好是张玉凤值班的车厢，张玉凤太激动了，她趴在窗户边上盯着毛主席看。
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休息完后，上车后叫住张玉凤：“你叫什么名字呀”？毛主席一口浓重的湖南话，让张玉凤瞬间紧张起来。
一边的汪东兴笑着说：“毛主席是问你叫什么”？张玉凤一只手拽着衣角，一只手手忙脚乱的，汪东兴看出了张玉凤的紧张，赶紧说：“主席，她叫张玉凤”。
毛主席想让张玉凤自己回答，便又问：“你的名字是哪三个字”？张玉凤怔了一下说：“弓长张，玉石的玉，凤凰的凤”。
毛主席点点头，笑着离开了。一路上汪东兴和毛主席介绍了车厢里服务员的情况，还说这都是从各处挑选出来的比较优秀的服务员。
可能是刚和张玉凤聊完，毛主席记住了张玉凤的名字，回到办公室后，他在纸上一连写了好几个“张玉凤”名字。
汪东兴心神意会，看得出来毛主席对张玉凤的评价是中肯的，决定把张玉凤调到毛主席的这个车厢，随后便问张玉凤的意见。
得知要去毛主席的车厢，张玉凤激动坏了，汪东兴嘱咐她：“毛主席的工作时间特殊，你要按时完成任务，不要打扰毛主席休息”。
张玉凤牢记在心，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慢慢地她熟悉了毛主席休息的规律，每当毛主席睡下后，有人来了，张玉凤就把对方拦住，就连汪东兴也被拦了几次，毛主席对张玉凤的认真很满意。
在新环境下，张玉凤一如既往地踏实细致。在老同志的教导下，张玉凤对于专列的工作流程已经熟悉并掌握。同年，张玉凤便被调到毛主席的专列上当服务员。
最开始，张玉凤负责的是毛泽东随行人员的车厢。在第一次专列开动时，张玉凤简直不敢相信伟大领袖在车上。
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后，毛主席还和所有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这也是张玉凤第一次见到主席。
两年后，张玉凤和另一位老大姐一起被调入毛主席的车厢做服务工作：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时，就要乘坐他们负责的车厢。
做专列的服务工作，尽管责任重担，但却有一个好处：不用像一般服务员那样，终年都在铁路线上奔跑。
正是如此，张玉凤便有机会学习新知识，开阔眼界，见了世面。
对于这段历史，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主席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外出搞研究，我们这列火车常常送毛主席到各地，主席非常的平易近人，丝毫没有领袖的架子，他会主动和我们说话，这样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个真实的伟人。
就这样，张玉凤便在毛主席专列上做了十年的服务员。
在这段岁月中，张玉凤认识了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并成功走进婚姻殿堂。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也是值得怀念的。
对于这段感情，张玉凤是这样评价的：“虽然那时候上下班要骑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生活挺艰苦的，但我出身寒微，从来没想过什么荣华富贵。只要两口子在一起很快乐，那辛苦点也在所不计”。
专列上工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上。张玉凤等人的工作，便是在外宾及首长乘车时，为他们端水送饭，平时则要负责保持车厢的清洁，冬天还要24小时不停地烧着锅炉，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
只要命令一到，列车马上就开出，列车员事前是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去多长时间，为哪位首长服务。
1970年7月发生一件事，使得张玉凤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张玉凤还在北京专列处照常地打扫着车厢，随时准备发出。这时，列车长便来到她面前询问道：“小张同志，工作还需多久完成？需要请你，去一趟中南海”。
中南海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只存在于报纸上，很难靠近。张玉凤在听后列车长的话后，便有些惊愕：“好的，工作完，我会去的”。早上11点左右，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
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道：“小张同志，你是否愿意来中南海当服务员”？
在那个年代，能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尽管张玉凤心中没有准备，但张玉凤还是选择答应下来。
在中南海工作后很长时间，张玉凤的人事档案及所属单位仍在铁道部专列处，工资仍是原来的37元。
张玉凤在进入中南海后，便在毛主席身边担任服务员。那时候，毛主席已经不住在丰泽园，而是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时江青则是在钓鱼台另住。
能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说实话张玉凤自己是有点忐忑的。毛主席也看出了她的不安，为此便说道：“给我当秘书，其实不难的，只需要做到这三点就好”。
（1）你需要守纪律，你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我的家人，我不让看的，他们也不能看。
（2）成为秘书后，头脑一定要清醒，要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
（3）成为秘书后，要谨慎、谦虚、多学习，除去收发文件，还要多看材料，尤其是那张《参考消息》。
对于毛主席所谈的这三点，张玉凤始终牢牢记在心中。只要是面对外界的糖衣炮弹，张玉凤便会想起主席对她的叮嘱。
毛主席的生活习惯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至深夜。张玉凤只好趁着主席睡着后，才可以选择回家。尽管路途远了些，但她还是惦记着家中的丈夫和孩子，宁可牺牲休息的时间也要多回家。
张玉凤的丈夫曾回忆道：“她每次回家后，总会陪孩子玩一会，然而跟我一起处理做家务”。
从这一点，我们便能够发现在张玉凤身上仍保持着中国妇女的传统。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哪怕心思细腻的张玉凤，都曾被毛主席辞退过一次。
对于这件事情，张玉凤曾回忆道：“那天毛主席有客人，我脸上表现出不太高兴的样子，为此便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仍在辩解。毛主席一怒之下便睁着眼睛说‘你要是不高兴，就给我滚’。我二话不说，便收拾包袱跑回家了……”
回到家后，张玉凤心里非常难过，也不愿意见别人，更不愿意和人说话。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让张玉凤写检查，但倔强的她没有写；她的婆婆叫她去向毛主席认错，她也没去。
至于说这件事情，是如何解决的？最终还是毛主席选择让步，张玉凤便又回到中南海。事后，毛主席是这样评价她的：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其实，从这件事情我们便能够想见：此时的毛主席对张玉凤已经有一种深厚的依赖和感情。
回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后，张玉凤比以前更加尽心尽意，毛主席也很体谅她的处境。
例如说，毛主席曾询问她家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但她从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一直靠夫妻俩的薪水来为维持生活。
1971年后，毛主席大病两次，体质明显下降。再加上“九一三”事件的影响，这也使得毛主席身体越来越糟。这也给护理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张玉凤以一个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更是尽心尽力的护理毛主席。
从1971年春开始，毛主席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
这一年，主席最开始只是因为感冒而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而且越来越严重，一直不见好转，后经医生诊断为“大叶性肺炎”。
对于患这种病的人，最忌劳累和吸烟。然而主席那时恰恰在这两点上做不到，他离不开烟，更不可能放下工作。
对于这段往事，张玉凤曾说道：“倘若不是我亲眼所见，是很难相信毛主席那种惊人的工作精神的”。
在毛主席生病的那段时间里，在他身旁伺候的人正是张玉凤。其实张玉凤并没有学过专业的护理训练，为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此她便一边干一边学，直到毛主席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在这样朝夕相处中，毛主席慢慢感受到了只有亲人才能带来的温暖和安心。
1972年初，我国跟美国关系正处在刚起步的阶段，但进展却发展得挺快。1972年2月21日，主席尽管在病中，但仍然记得今天是尼克松抵达北京的日子。
为此主席躺在病榻上，不时地询问有关尼克松的消息。正当尼克松一行刚参加完周总理为他们举行的午宴回到宾馆，这时的主席便决定会见尼克松。
毛主席会见尼克松，绝对是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一项重要日程，但没有具体安排在哪天。
为此周总理在得知毛主席的想法后，便立刻找到基辛格，告诉他：“毛主席想见总统，请你一同去”。
基辛格当时也没有料想到，这么快就能够见到毛主席，为此他马上通知了总统。
毛主席突然的这个决定，也给张玉凤等人的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处。首先在主席生病期间，客厅当中摆了一张大床，以及其它一些方便病人的物品，而且会客厅也需要整理。
更为麻烦的则是，毛主席因为近一个月生病导致衣帽不整，头发和胡子也好久没有理发了。
不过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大家熟悉的领袖形象便立刻出现在眼前。除去有些浮肿和有些虚弱的外表，其他倒也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
1972年2月21日那一天午后，毛主席在张玉凤在搀扶下在会见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和随员洛德先生。
尼克松对于这次会见，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在谈话结束后，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我回答说：‘不过你气色很好’。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对于这次历史性会面，我们的新闻单位也进行了报道：“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住所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在这次报道中，并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之类的词。
张玉凤在跟毛主席相处的过程中，她的角色也慢慢由生活秘书转变为机要秘书。
1975年夏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世夫同志患癌症病逝后，便由张玉凤先代他管理文件，后来经过中央的批准，便被任命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
就这样，张玉凤既要照顾老人家的生活，又要代老人家办理文件，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主席病危。
晚年的毛主席跟普通老人一样， 也有着正常人的情感，比如说爱发脾气，任性等。那会张玉凤陪伴在毛主席身边，她也成为老人全部的感情寄托。
江青其实并不能随便地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曾吩咐过，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他的住所。
担任毛主席警卫战士的陈长江曾回忆道：“江青见毛主席必须经过批准。有一次，江青几次打电话想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站岗的哨兵都交代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既然没有毛主席的命令，就无法见到主席。为此江青便将主意打到张玉凤身上。
根据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只要江青一有空便会找张玉凤聊天、吃饭或者照相，甚至还会送给张玉凤一些真丝布料等礼物。
张玉凤在面对这些糖衣炮弹时，便会想起毛主席曾叮嘱自己的三句话，为此始终都跟江青保持着距离。
那时候，江青想要见毛主席一面是很困难的，而毛主席房间只有两个人能够随便出入，那便是张玉凤和孟锦云。
1976年9月9日，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中华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毛主席，因病逝世
守在床前的张玉凤很难接受这个“突然”而来的现实，因为她与很多老百姓一样，都认为毛主席是可以万寿无疆的。
张玉凤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也在主席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为此在回忆起往事时，张玉凤便会感激地说：“我能有如今的生活，这和老人家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在谈到毛主席对她的影响时，张玉凤便说道：“在毛主席身边工作6年，发现他老人家不爱钱，爱人民，打心里想要为百姓谋福利。毛主席上百万的稿费，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人，反而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主席身上这种品格，对我教育很深”。
“主席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坟上看他，对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如今这么些年，大家都没有辜负毛主席的遗愿”。张玉凤说道。
作为毛主席的嫡孙毛新宇也曾这样说过：从爷爷去世以后，他老人家的全部遗产，包括生前用过的遗物，一律由中央办公厅保管，不仅是我的父母、李敏、李讷姑姑都没从爷爷那分到遗产，但是我们永远都继承了爷爷这种伟大的精神遗产。
在毛主席病逝后，张玉凤便主动要求调回铁道部，做个一般的干部，继续为人民服务。张玉凤在退休后，便专门拜了位老师学习书法。
每当练字时，张玉凤便会想起毛主席对她的指点：“写字要先齐整，再奇怪，再齐整，练字之法则”。（《张玉凤成为毛主席的秘书后，面对江青的示好：主席曾和我约法三章》2021-02-02 18：28：19：来源： 百年人物志）。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过张玉凤：“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这些描述很是贴切，张玉凤的性子便是这样，性格真诚，没有心眼，对于自己认定的事就要一做到底，甚至有时候脾气暴躁，和毛主席进行争吵。
但是尽管在主席身旁工作，张玉凤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厉害。她的态度还是一样，认真谦虚的工作，如果说唯一有变化的地方，那便是她很珍惜在主席身旁的时光。张玉凤除了工作以外，便是该吃的吃，该睡的睡，到了合适的年龄，她便与一个志同道合的男人结了婚。
毛主席逝世后，张玉凤曾到国家第一档案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可能认为自己不太适合那里面的工作，便又回到了铁道部作为一名普通的干部，直到退休。而在调回铁道部的这段时间里，张玉凤把自己的时间更多的留给了自己的婆婆、丈夫以及自己的两个女儿。
退休后，张玉凤专门报了一个书法班，跟随一些人练习书法，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张玉凤还整理了一套丛书，是关于毛主席生前的一些文章和藏书。张玉凤说，如今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不愿意被打扰，只想要平静的过完剩下的时光便心满意足。
张玉凤就这样过好自己人生，但她对毛泽东感怀又是什么呢？
打开张玉凤回忆录，人们会发现，对毛泽东是那样真诚，那样有她的个性，交织在一起，也对毛泽东有崇拜。
我原是铁道部的工作人员，1970年调进中南海毛主席处工作，1974年10月，被中央办公厅正式任命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直到毛主席去世。
1974年10月，毛主席到了湖南长沙。我像往常一样，每天的第一项工作是收阅从北京送来的文件。出乎意料的是，那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关于我的任职文件。内容是：“任命张玉凤同志为毛主席处机要秘书”。虽说我代理这一职务已经快一年了，但今天接到正式任命，还是感到有些突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主席面前。
这天，毛主席依旧躺在那张宽大的、放着许多书的木板床上，等着听文件。毛主席因患眼疾，不得不采用这种办公方式，已经快一年了。我向主席报告，今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关于我的任职通知……还没等我说完，主席打断我说：“我知道，那是我同意的”。他说得很自然也很随便。
我惊奇地看着主席，等他老人家再说些什么，可他没有再说下去，像往常一样，等着听下面的文件内容，可我还是想问个究竟。我说：“主席，我怕干不好，还是找个比我能干的人来好”。
主席说：“你怎么干不好？徐秘书生病这段时间，不是你代替他吗”？是呀，一年多来，我是代替徐业夫同志做了一些秘书工作。可那是代替，和担任秘书是不一样的，后者的责任就不同一般了。
主席真是善解人意，我的畏难情绪，他感觉到了，他说：“其实做我的秘书难也不难；不难的是，只管收收发发，不需要你们写东西。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我如果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还有，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了。过去我身边有个卫士，我让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打电话时可神气了，我看了就不舒服。要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发文件，还要多看材料，那里边很有得看，特别要看那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一天两本)，还有那张(参考消息》报，看久了就会对国际问题有所了解，慢慢地就能看出些问题了”。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断断续续地讲完这些话。老人家的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理解，这些话是对我这个新上任的秘书约法三章，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要求。有了这几条，我心里就有了底，工作也有了信心。
由于毛主席年事已高，很少参加政治局会，也很少和大家会面。他惟一和大家联系的渠道就是文件。这些文件，大多经周总理批给大家传阅。总理批文的习惯是从主席写起直至每位有关人员阅批。主席很尊重总理的意见，很多时候，他看了就圈阅了。但有些要拿主意、观点的，主席很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特别是分工主管人的意见。而文件又先送到他这里，就拿不准，不好发表意见。主席让我告诉总理：“以后这类文件，应该让其他同志先看。我看了，批了，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
毛主席倾听大家的意见，就是在晚年也很注意。通过这些小事与大家沟通情况，使一些中央的决定和政策尽量不发生一言堂的事情。
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主席都是亲理政事。他最反对那些什么事都靠秘书做的干部，批评秘书专政。可是他晚年，特别是在患眼疾期间，不能看文件、看书了。他一向崇尚提倡的作风也不得不改变一些。看书、看文件，就需要别人读给他听，有些文件圈阅也需要别人代劳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曾按着他的指示，代他批示过一份，也是惟一的一份文件。那就是那件人们熟悉的批走后门的来信。信是叶剑英元帅写给主席的，反映有人借开展批林批孔，批老干部的问题。
毛主席听我读完这封信后，想了想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讲完这段话后，他停顿一会儿接着又说：“谁没走后门？我自己也走了。走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主席讲这段话时，我习惯地从茶几上抓起铅笔递给主席。这次主席竟破天荒地让我来写。我很单纯，既然主席让我写，那就写吧。于是我拿起主席平日批文件的铅笔，在写有“主席”二字的空白处，写下上述批语。写好后我又说了一遍给主席听。主席说：“对，就是这样”。批示内容定下后，我请示主席：“这份批示是否先告诉总理一下”？主席点头同意。我与总理通了电话，告诉总理，“这段批示是由主席说，我写的。其中猖獗的獗字，我还没来得及查字典呢”总理笑着说：“猖獗的獗，是犬旁加厂再加……”，总理说完这个字怎么写后，想出个极简单的办法说：“你就不要查字典了，空在那里，送过来我添上好了”。于是我将这份文件转到总理处。
不料，我代批的这封信竟惹来一场风波。我平时喜欢练字。特别喜欢毛主席写的字。一有空，我就照着主席写的字，照着写、练。久而久之，有的字写得还真有点“像”了。这份批件，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贯彻时，竟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指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众指出哪几个字不像。她这么一说气氛有些紧张了。汪东兴因事先了解此事，就说：“不是主席写的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别人能编造得出的”。
后来，我听说此事，着实吓了一身冷汗。这样的问题，不是用单纯和无知就可以解释的，可实际上还就是那么回事。好在那时主席、总理都在，什么事都能说得清。当我把这件事报告主席后，主席笑了，他说：“以后凡是办这类事，应该注明，是谁嘱咐做的。就会避免闹笑话了”。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都是极为深刻的。
我担任机要秘书，感到最难做的事情是读东西。每天收完文件，处理完该办的一些事情，便来到主席面前，开始了我的另一项工作，给主席读文件、报告或书。
我读文件读报纸自然是没有困难的，自我感觉还不错。比较困难的是读书，特别是那些古书，要读出感情，读出点味儿就感到很困难了。给这位博览群书、通今博古的大知识分子读书，对我这个年轻人来说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是能力不足。特别是遇到那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间或出现一些不认识的字，读起来总是很别扭，读出来自然也枯燥无味，听的人也不会有舒服的感觉。不过，主席总是耐心地听着，还不时给我纠正读错的字和音，教我什么地方该怎么读。
主席告诉我读诗、词、歌、赋和读书的不同之处，诗有五言、七言，还有平声支韵、去声经韵、上声养韵等等，按这个韵律来读，基本就可以了。而赋则不同，要抑扬顿挫读出感情才行你这样平平地念，像寺庙里的和尚念经。
每当我要给主席读文件时，老人家就开玩笑地说：“你又要念经了”。我知道，主席既是开玩笑，也是在鼓励我。那段时间，为了读得好一点，我确实做了许多努力，怎奈我才疏学浅，一部古文、一部“二十四史”拿来就读，对我真是很难很难的。主席常常安慰和鼓励我：“别着急，多读几遍，读熟了就会好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读的东西也多了，有老人家的耐心指导，我的确也学到一点东西，有时也不知不觉全神贯注把自己融进那首诗或文章之中，有时有人进来，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有一天，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主席住处，我正给主席读书，不知什么时候江青来了，我读完后才发现，赶紧站起来，心想这下可糟了，江青是个很严谨的人。我给主席念书，念得好不好、合适不合适，她总能以特有的标准挑出刺来。我是准备接受她的批评的。没想到，她却微笑着说：“没看出小张读文章还满不错呢”。那时候能得到夫人的表扬、认可，也着实不容易。我的知识面很窄，更谈不上什么深度，给主席读的东西多了慢慢总有一些进步，我心里很明白，这是主席的宽容和耐心教导的结果。
1976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不到半年时间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相继故去。痛失两位老战友，毛主席的痛苦心境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
记得有一天，主席在病床上，让我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一首《枯树赋》。这首赋主席早巳熟读过，前几年还嘱咐印大字本呢。全赋大部分章节老人家都能背诵下来，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
在主席的病床边，我读着这首赋，读得很慢。主席让我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来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但他仍以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主席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感慨万千。
我读了两遍，主席背了两遍，近半个小时，已超过医生规定的时间。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只好停住，请他休息。究竟是这首赋对人间事物描写得真切；透彻，还是抒发了主席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感慨，这不是用几句话能说明白的。后来，主席也常常吟诵着这首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也是我为他最后一次读诗读赋。
张玉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这6年（1970年至1976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乒乓球”外交、周恩来逝世等大事件。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是这些大事件的见证者。
1964年张玉凤和毛主席在专列旁边合影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不可能继任总理。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成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1976年2月2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
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也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在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又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40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1949年8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1952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1954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55年7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9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6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1959年6月25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挂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地位。
1968年4月8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公安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3年5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1973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玉凤忆1976年毛泽东选接班人》叶永烈 河北党史 2015-08-07 14：54 发表于河北。来源：新华网，原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民建府谷县基层委员会 2020-07-04 07：17 发表于陕西
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在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有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而江青则住在钓鱼台。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曾回忆说：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注：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执意要看室内卫生。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
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来源：摘自《“四人帮”兴亡）。
毛泽东去世后，张玉凤申请调回铁道部工作，当一名普通干部，工作兢兢业业，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1988年退休。
张玉凤退休后，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编撰《毛主席藏书》上。就在毛泽东的书房“菊香书屋”工作。这座飞檐走厦，青砖灰瓦，建筑风格很古朴的建筑。“菊香书屋”内毛泽东度过了漫长的读书岁月，非常引人注目的藏书室。经整理，这部全书共24卷本5000万字，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曾风趣地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所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的藏书，足足有十万余册，比得上一个中型图书馆了。
这些藏书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从古代典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都有涉及，毛泽东藏书的种类繁多，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包罗万象，甚至连当年比较盛行的小人书(连环画)，也在他的收藏之列。这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为中国文史类图书，占了总数的30％~40％，马列主义著作也占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外国文化内容数量稍少一些。其中大部分书都经过毛泽东读过，并有勾画和批注。
毛泽东每次外出前都要开列书目，专列上要带书，十几箱，有时二十几箱还不够，还要向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去借。不能说这些藏书他都读过，但其中不少书籍上都留有他的批注和圈画。至于毛泽东读而未藏或藏过后来又丢失的书籍，以及外出视察向地方上借阅的图书，就无法统计了。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甚广，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等计12大类。尤其是他饱读《二十四史》、《史记》、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一部《资治通鉴》他竟读了17遍，获益匪浅。
张玉凤告诉人们说，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讲，“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
这份宝贵的财富应当留给后人，张玉凤在退休后担任了《毛主席藏书》的主编，希望能把主席钟爱的书籍介绍给大家。
她依靠着对主席阅读习惯的了解，和众多专家学者们一起，选出了100种主席最爱读的藏书，汇编在一起，再从主席的批注中挑选出精华部分附录在上，统一出版。
这套24卷本的《毛主席藏书》出版了，张玉凤的任务也告一段落，之后一次旅行，张玉凤又做起了这套丛书的销售。
编撰工作完成后，张玉凤和丈夫曾一起去了湖南旅游，参观了主席家乡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
纪念馆中存放了很多毛泽东生前使用过的衣物，很有历史价值，但在潮湿的南方，这些衣物都有了发霉的迹象。
张玉凤夫妇连忙找到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反映要保护好毛主席的衣物。
没想到，工作人员却吐起了苦水，他们也急在心里，可是要预防发霉，要有恒温恒湿的环境，这样的设备都很贵，纪念馆缺乏经费，难以添置。
张玉凤当即决定，要为主席的纪念馆捐款，可也是普通工作人员退休的她，也没有大笔的闲钱。
于是张玉凤就找《毛主席藏书》的出版社，预支了10万元，给纪念馆添置了空调、去湿机、恒温仪等设备。
找出版社垫了钱，张玉凤一方面为了纪念毛主席，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出版社减轻压力，她又发起了签名售书的活动，帮忙推荐销售。
她和丈夫走遍了全国多个城市，每到一地，都有无数热情的人闻讯而来，买完书后，跟她握手合影，共同怀念毛主席。
在这趟全国售书中，张玉凤更是感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刻感情，回到北京后，她把纪念毛主席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是张玉凤常常缅怀毛主席的地方，她曾多次和毛主席的后辈亲人们，一起参加纪念毛主席的活动。
每年的毛主席生辰，张玉凤不顾年事已高，都会邀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事们，一起聚餐，怀念毛主席。
2020年的12月26日，正值毛主席诞辰127周年，因为疫情原因难以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张玉凤就特地携亲友前往纪念堂祭拜伟人。
除了出席缅怀毛主席的活动外，张玉凤的生活十分低调，很少出现在新闻媒体前。
她的丈夫也是铁道部的退休干部，两人在张玉凤调往中南海之前就成婚了，风雨相伴几十年，两人一直十分恩爱。
张玉凤夫妇有两个女儿，在照顾主席的期间，张玉凤很难有时间顾及家庭，她对丈夫和女儿也有着亏欠之情。
主席去世后，调回铁道部的她，把工作以外的时间都花在培育两个女儿身上，每天为她们烧上美味的饭菜，关心她们的学习和身体。
而女儿们也不负张玉凤的期望，大女儿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小女儿成为了北京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大夫。
张玉凤从未撰写过回忆录，只发表过《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的部分真相》等少量文章，讲述当年的故事。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
张玉凤回忆：当时，毛泽东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有关周恩来追悼会）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
在《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的部分真相》一文中，张玉凤写道：1972年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令人惊讶，“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
在文中，张玉凤还提到，毛泽东讨厌“万岁”、“万寿无疆”等“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张玉凤）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1976年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原标题：《多位毛泽东身边人重聚，个个都有不少秘密》来源：“政事儿”（微信ID：革c修修j革主h。撰稿：新京报记者郑书 实习生何强）。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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