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老教授深情回忆恩师余修先生：

往事殷殷忆余师

张  杰

一

1949年夏天，我进入了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华东大学学习。刚入校不久，班干事告诉我们，领导同志给社会科学院四部全体学员作报告。

作报告的是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穿一身黄军装，身材魁梧，举止潇洒，他迈着大步，走向讲台，以道地的济南口音给我们讲形势，讲国家的前途，讲青年的使命，讲学校的培养目标。他学识渊博，语言风趣，侃侃而谈，扣人心扉。他像磁石一样把同学们吸引住了，他是谁？他就是华大教务处主任余修老师。

此后，每过一段时间，他就给我们作个报告。每当接到余老师作报告的通知，同学们都奔走相告。报告前会场上歌声此起彼伏，笑语满堂，报告时一个个都仰着笑脸，聚精会神，聆听教诲。他那幽默的语言，诙谐的语句，博得同学们一阵阵笑声，会场上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报告以后同学们都干劲倍增，他的报告给我们增添了无限的精神力量。

余老师经常参加我们举行的周末舞会、晚会，和同学们同生活共娱乐。当时全校师生都实行供给制，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节日会餐也请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同席，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当时所谓“会餐”就是把同学们的洗脸盆集中起来，用碱水洗净，盛上大块的肉，大锅的菜，倒上大碗的酒，热热闹闹，共庆佳节，革命大家庭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我们敬爱的张勃川校长是回族，是伊斯兰教的负责人之一，不便于参加我们的宴会，余老师经常作他的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国欢庆，余老师满面春风，迈着大步进入宴会厅，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即席讲话，他说：“今天我代表张校长来吃饭。” 话音未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举起酒杯，以琅琅的声调向大家祝酒道：“为新中国繁荣昌盛，为同学们的学习进步，干杯！” 他的话语引起了大家的笑声、掌声和碰杯声，织成了一曲交响乐。同学们的热烈情绪达到了高潮。

余老师作为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工作者，他懂得教育规律，他了解青年人的心理特点，他始终坚持进行正面教育，引导启发，循循善诱。1950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校、支授国防建设的号召。为此余老师给我们作动员报告。他一开始就风趣地说：“我今天来张贴活的招生广告，姜太公钩鱼，愿者上钩。” 然后他从建设现代化国防讲到此次参军的意义，从现代史上进步青年的感人事迹讲到革命青年对此次参加军事干校应抱的态度。他的报告将青年们的热情鼓动起来了，我们立即掀起了报名参军的高潮，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都报了名。当时同学们政治热情之高涨，报名场面之热烈是十分感人的。

根据上级的指示，华东大学迁往青岛并于1951年春与山东大学合并。新山大的校长兼党组书记是德高望重的华岗同志。余老师任党组副书记兼副教务长。他协助华校长开创山大的新局面。他认真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将一些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从校、处到系都安排了领导职务。山大有两位副校长，一位是著名的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一位是著名的文学史家陆侃如教授。他们都是非党人士。余老师支持他们的工作，依靠和信任他们，同他们合作得很好。他带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作建党工作。例如著名农学家陈瑞泰教授就是余老师介绍入党的。

余老师与华校长积极倡导领导干部兼课，他们自己也身体力行。华校长给我们讲鲁迅研究，陆副校长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余老师则给我们讲文艺政策。由于领导干部亲自授课，取得了领导教学的主动权，也密切了领导与教师及同学之间的关系。

他们这些有力措施，大大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长的时间，将山大办成了拥有五院十八系的新型正规大学，在全国教育界享有盛誉。

合校以后,余老师担负着繁重的任务，我们经常在课堂上、在会场上、在校园里见到他那高大的身影，他当时正当年富力强，尽管日夜操劳，却仍然精力充沛，从容不迫。

1952年春天，余老师调济南山东师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临行前全校师生在操场上为他举行营火晚会。他以潇洒的诗人气质，用诗的语言向全校师生发表了告别辞，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离开了青岛，踏上了新的征途。

余老师思想活跃，有胆有识，富有开拓精神，在山师任院长期间，在山东省政府任副省长期间均有不少建树，在文教界享有很高的威信。

二

1965年，全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那几个野心家在“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到处找批判对象，余老师也受到“内部批判”。华大的老同学见了面，虽然噤若寒蝉，但言谈之间却都为余老师捏一把汗。同学们都知道他的为人和性格，他光明磊落，心直口快，稍有不慎，会惹来杀身之祸。

十年浩劫开始以后，我省最早在报上被点名批判的是余老师，不久他被隔离、挂牌、游街、挨打，受尽人间的凌辱和折磨。我心里一直惦念着他，再后来，我也自身难保，被打入“牛棚”，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所谓“急风暴雨”式的运动过去以后,我作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重新被“放”回教师行列，过着“四等公民”的生活。大约在1975年的秋天，祖国的天空暂时比较晴朗，我因公出差去济南，了解到余老师的近况：还没有给他平反，更没有安排工作，在那里“挂”着，但已可以自由行动，不被监视。我打听到他的住址以后就去看望他。

我到了他的“家”。他一见面就说：“老华大的学生来啦！这几年不少老华大的学生来看我，我非常高兴。” 过了一会他又说：“我那边还有一间房子，走，到那边坐坐去!” 我们步行几百米到了他的居室。所谓“居室”其实是个汽车库，我见此情景感到一阵酸楚。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解释说：“你看我住的这间房子！我不在乎这个，我感到苦恼的是，运动初期把我拋出来，至今不给我平反，不恢复我的党籍，不给我工作！” 他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那一天他十分兴奋，和我谈了很多很多，谈他的家庭，谈他的革命经历，谈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他牵挂着那些年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革命的前途。他忧国忧民！

余老师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的父亲鲁佛民同志早年参加民主革命，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从事政法方面的领导工作，1944年病逝延安。余老师的哥哥鲁伯俊同志是早期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五四以后与邓恩铭、王尽美同志一起在我省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被封建军阀杀害。余老师个人14岁由关向应同志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几十年来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对党一片忠心。就是在“一二·九”运动中被敌人投入监狱，也坚贞不屈。

一家革命，一生革命，何罪之有？

“四人帮”的爪牙们说，在和平环境里他“修”了。他们给他罗织了种种罪名。他到底有什么罪呢？他根据省委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孔子讨论会，给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给一大批知识分子甄别平反，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在我省的教育部门提出了尊师重教、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他向文艺界提出了尊重艺术规律、繁荣文艺创作的要求；他也批评了极“左”的思潮。在一次会议上，他曾很有风趣地说“京剧《拾玉镯》是一个优秀的传统剧目，群众很喜爱，不必改编成拾斧头、拾镰刀”。所有这一切，都是身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而已。今天看来难道不都是非常正确的吗？好在这些都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连那些罪名的罗织者，也已经被历史所抛弃。

这天，在余老师家里，我们交谈了近两个小时。临行,我劝慰余老师保重身体，有时间可写写回忆录，把这些精神财富留给后人。以后，我每次去济南只要时间来得及，总要去看望一下余老师。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去看望余老师。这时，他已搬进了新居，有了书房，他忙着练书法，创作诗歌，写回忆录，我请他给我写几个字，他把自己创作的诗歌写了一个条幅送给我：

鸡鸣频频催破晓，犬吠处处失夜空；

启明闪闪唤梦醒，朝霞灼灼伴晨征。

对祖国光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对祖国的大好形势流露出无限喜悦之情。像许多老同志那样，壮士暮年，雄心不已。我读着这首诗，好似又看到了余老师像当年那样，迈开大步，开始了新的长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他彻底平了反，任命他为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生活条件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我又去看望他。他十分高兴，留下我吃便饭。他告诉我他写的回忆录已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准备收集起来编个集子。这就是1983年出版的《往事集》。我建议他从参加革命写起，系统地写下去，若精力来不及可先录音，让孩子们帮助整理，有时间再加工润色。他当即接受了我的建议。那天，他谈教育，谈文艺，谈知识分子政策。对他长期关心的问题谈了不少精辟的意见。他称赞党中央政策的英明正确，对许多地方不重视人才、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像过去那样，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关心着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关心着精神文明的建设。

1983年春天，全国部分师专的文艺理论教师准备在泰安集会，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我代表大会筹备组专程去济南邀请余老师到会指导并作报告。他欣然同意。

开会那天，像30年前那样，他又迈开大步走向主席台。我向到会的代表介绍了余老师，他开始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依然是指引我们的北斗》。

他以无比深厚的革命感情回忆了《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况，说明了《讲话》发表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讲话》不仅指引我们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了巨大的发展，结出了文艺创作上累累丰硕之果，而且它以崭新的鲜明方向，给中国新文艺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他指出，“《讲话》虽然发表已经40年，但它的基本论点，依然适应发展变化了的今天，不过有些论点是与已发展变化的现实不适应了，应使之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他同时指出，学习《讲话》要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客观情况，研究解决新问题。使我们前辈人奠定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方向，得到发展，使之更完善、更充实。

余老师仍然是谈笑风生，将深奥的道理寓于诙谐的语句之中，他的报告赢得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和一致的好评。

会议期间，在泰安工作的一些华大老同学听说余老师来了,都争先恐后地去看望他。同学们一起在第四招待所设宴欢迎余老师和他的爱人张玉兰同志。他以古稀之年仍然精神抖擞地和这些年过半百的华大老同学合影留念。席间，我们老同学一一给他敬酒，连连碰杯。他十分兴奋，边饮边谈。我们聆听教诲，如沐春风。宴会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大家才依依惜别。

余老师临行时，我们赠给他两盆泰山松，祝愿他的事业象松柏一样，万古长青。

余老师对这次来泰安十分满意，以后他见到华大的老同学还经常谈起这次难忘的泰山之行。

后来他曾将创作的两首七律，写成条幅送给我。一首是这样写的：

忆昔泉城启蒙时，解放初期我为师。

卅载白驹如过隙，芬芳桃李尽高枝。

古稀犹有千里思，尔辈正须展英姿；

长征翱翔越关山，红旗扬处情更炽。

另一首是：

启蒙时期我为师，正好传播马列时。

风风雨雨卅年过，当年学子你为师。

练达聪慧见性情，行云流水是文章。

若问门墙谁最高，佔尽春风第一枝。

余老师以无比喜悦的心情环视遍地桃李，他又以长者的殷殷之心，拳拳之意，希望弟子们积极奋起，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

四

余老师为人豪爽，胸怀坦白。他憎恶趋炎附势、看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也鄙视“好好好，是是是”的市侩主义。在政治风云中，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身陷囹圄，也表现出他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不受到迫害呢？

余老师性格开朗，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幽默风趣的语言冲口而出，令人捧腹。就是政治上失掉了自由也没有改变他开朗乐观的性格。“文革”初期，他成为专政对象，每天去饭厅打扫卫生，炊事员同志仍然十分尊敬他，偷偷地叫他余省长。他开玩笑说：“以后不要再叫省长了，叫厅长，饭厅厅长！”炊事员同志和他相对苦笑。

余老师，作为我省文教战线上的领导人，作为老教育工作者，他的品格可奉为学生的楷模。他十分孝敬他的父亲--鲁佛民同志。就是到了晚年，他还以深厚的感情写回忆革命老前辈鲁佛民同志的文章《我的父亲》。他对继母也是十分孝敬的。在革命根据地他就有孝子之称。他的老母现在年已近百岁，对于她爱子的死，家里人还一直瞒着她，至今还不知道她的儿子已经离开了人间！

对于学生，他奖掖、教诲不遗余力。学生们对他每有所求，只要他能办到的，他一定热情帮助。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华大的老同学或登门拜访，或投书求助，要求他帮助落实政策，他都以电话或书信与有关方面联系，促使政策早日落实。

对工作，他高度负责，他古稀之年仍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他兼任着山东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党史人物研究学会会长、山东省郭沫若研究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他对我省郭沫若研究学会的工作抓得很紧。他亲自出面召集有关会议筹集资金。他鼓励我们多写有关郭老的学术论文。他指示我们如何开好学术讨论会。

去年夏季在威海召开我省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会议，余老师在百忙中参加会议,对郭沫若研究学会的工作提出许多指导性的意见，给与会者以莫大的鼓励。哪里会想到威海一别，竟成永诀！

听玉兰同志说，去年年底余老师带病参加省委扩大会议，劳累过度；又加上在会议上揭发出康生如何策划迫害他的材料，他十分激动，因之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溘然逝世！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从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但在此刻，我却希望真有所谓在天之灵。假若余老师死后有知，当他看到举国上下欢庆我国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他生前一向关心的教师们沐浴在祖国幸福的阳光里，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的！

1985年9月10日初稿

2023年4月5日泉城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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