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年，随着东汉政权的逐步衰亡，由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开创的汉室江山已走到穷途末路，岌岌可危。在平定了“十常侍之乱”后，太师董卓废掉汉少帝刘辨，将其流放到灵宝当“弘农王”，接着又立了一个傀儡皇帝——汉献帝，从此竟“挟天子而令诸侯”，引起天下公愤，以渤海太守袁经为盟主的十八路诸侯群起而共讨之。联军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所向披靡，加之山东、河北等地先后爆发农民起义，洛阳城危在旦夕。董卓无奈，只得胁迫汉献帝西迁，临出门时点了一把火，把东汉200年来惨淡经营的洛阳皇城烧成灰烬，使洛阳周围200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事后，曹操的次子曹植写有一首诗，形象地描绘出皇宫被烧后的凄惨景象: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在洛宁，有一个传说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据说当时汉献帝受董卓的胁迫，不便于到洛阳白马寺烧香拜佛，秘密派人用3万两白银到洛宁祝家原上新建了一座寺院。庙宇建成后，恰遇白波起义，眼看义军已渡过黄河，直逼洛阳。董卓闻报大惊，遂火烧洛阳，挟天子西迁。汉献帝被迫无奈，只得密令大将永寿领5万精兵从洛阳沿崤南道向西阻击，最后在洛宁境内和白波义军展开决战。经过三天拼杀，白波义军大败逃往河北，永寿也遭暗箭中伤，死在这座新建成的寺庙内。汉献帝为了表彰永寿的忠心，就下旨把这座寺庙命名为“永寿寺”。

永寿寺建成不久，东汉即宣告灭亡。自此，拉开了魏、蜀、吴三国争霸的序幕。

颇有争议的崤山“二道”

进入三国时代，豫西山地虽然不是魏、蜀、吴三国争霸的主战场，但在曹魏平定中原、剑指西蜀时，沿洛河西上却是一个主要通道。而曹操本人也曾带领大军来过洛宁。现在，在长水西寨西北半坡的七崖上还有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据说这就是当年曹操西征时的藏兵洞。这个洞里窑套洞，洞连窑，曲折深邃，变幻莫测，能一下子通到长达五里的料礓坂。洞中间还有个硕大的深水潭，在这个水潭正前方的石壁上挂了一张耙，耙刺上又挂了一辫干蒜，以取“罢了”“算了”之意。

罢兵休战，追求和平，只是老百姓的良好愿望。立志一统天下的曹操岂肯善罢甘休，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曹操不止一次来过洛宁。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征马超，第一次来到洛宁境内。他原打算带领大军沿洛河西上直扑潼关，结果到洛宁后发现再向西去山高路险，大军不易通过，遂决定在洛宁北山另辟高道。

本来，从中原到函谷关有一条崤函古道，亦称“韩卢道”。正因为曹操又修了一条“北山高道”，从而使崤函古道变成了南北二道，《方舆纪要·卷四十六》记载:“曹公开北道，嗣后遂以北道为大路。”

目前，按史学家的通行说法，自秦汉以前，皆走南道;从三国以后，新开北道，而南道也并未废止。在这一点上，《方舆纪要》记载比较明确:“自汉以前，率有南道，以曹公西入巴汉，恶南道之险，更开北道。”另有杜佑《通典》记载:“自魏晋以来，皆由北道。后周初，更开南道。”

《水经注》记载:“河(黄河)水又东，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导于千崤之山，其水北流，缠络二道。汉建安中，曹公西讨巴、汉，恶南路之险，故更开北道，自后行旅，率多从之。今山侧附路有石铭云:晋太康三年(282年)，弘衣太守梁柳修复旧道。太崤以东，西崤以西，明非一崤也。”这说明崤山二道，均经过“千崤之水”，而从曹操更开北道到晋太康三年已有七十余年，弘农太守梁柳又对这条道路进行了整修，并在山侧辅路上以石铭为记。更重要的是，他在石铭上明确地记载了这条道路的具体位置在“太崤以东，西崤以西”，可问题是，太崤又在哪里?

如按《水经注》记载黄河由西向东的顺序和方位，这里应该在陕县以东，可陕县以东只有石崤和土崤，或曰东崤和西崤，并没有“太崤”之说，也难怪郦道元说“明非一崤也”。至于说是“西崤以西”，具体位置应在陕县以西。郦道元是北魏时期人，他的生活年代与此时已相隔两百多年，虽然他亲眼看到了这个石铭，但他这种解释似乎有点自相矛盾。

至于南道和北道的线路到底在哪里，后人也有多种说法。多数史学者认为，所谓的“南道”，应该指的是从陕州交口过雁翎关，然后沿连昌河直到宜阳三乡这一条;所谓的“北道”，应该指的是从陕县到现在的渑池、新安这一条。可这种说法在某些方面也不好自圆其说。

首先，既然“曹公恶南道之险”，才在北山另修高道，那么，从这两条古道的实际路况来看，所谓的“南道”从陕州交口到菜园、宫前，再沿永昌河向东，最后再经杨坡川东出三乡，此路大部穿越荒山秃岭，虽然路况不好，但和其他两条古道比起来谈不上“艰险”，更何况这条古道的位置最高，曹公岂可舍此再去修一条“北山高道”?

再者，如果说从陕县过渑池、新安到洛阳的这条古道是曹公所开的话，那么，早在汉朝时就把函谷关从灵宝迁到新安就无法解释了。函谷关是中原通向关中的锁钥，没有路怎么会有“关”呢?更何况当年项羽人关也路过了新安。

另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赤眉军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引众东归，“光武(刘秀)乃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分为两道以要其还路。并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由此可见从陕州到新安这条路是早就有的，并非曹公所开。据此，笔者认为，在三国时期，所谓的“南道”应指的是从洛阳沿洛河西上，一直到长水再翻越崤山到灵宝的这一条;而“北道”则是从陕县到交口，再从宫前到三乡这一条。

实际上，在秦汉以前从洛阳到西安大多是沿洛河西上，到长水后又分作南北两路:南路从长水上双样坡(今称双岩坡)，过“三关四洛河”，直到卢氏“官道口”才转向西北，到灵宝出山;北路则沿洛河北岸过鹈鹕关(今大铁沟附近)，出九龙涧，再翻越崤山，直达弘农郡。因此，那时的城邑、关口以及县治都在洛河沿岸和洛宁西部山区，而从陕县过雁翎关到三乡这条路上却什么都没有，只是到了后周才有了两个关防，而这里真正成为驿道则是隋唐以后的事了。至于雁翎关为何时所建，史书上并没有准确记载，有人以为是“崤陵关”之误，但即使是“崤陵关”，在史书上也很难查到。

在洛宁旧志上，也有关于“崤南道”的记载:鹈鹕涧水，俗音转为大小铁沟。水发源于西崤山下，经鹈鹕关左合东崤之碾底沟、上郭(今上戈)沟水，至故城镇入洛者，连西崤之中支，所谓大小铁沟水，即黄亭溪水是也。其自大岔沟、九龙涧、通俗沟，石虎山连绵而来，自沪池迤西入洛者……又崤山高峻极天，为洛宁群山之祖(即干山，今陕州境内)。从无能跻其巅者，其右为仰天池，七星台，可攀缘而上，群峰皆在足下。东稍夷为小崤岭，即古城防处，下临崤底。亏蔽光景，深接宏农(即弘农)郡，其车不能方轨者。坡前大沟，即崤底关，明设巡检司署处，今名大岔沟，司久废，小集犹存官房数间，迤逦升降，出九龙涧，东达长水，古所谓“崤南道”也。

这段话最起码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所谓东崤、西崤，在洛宁境内是以大铁沟为界(实际上也是以甘山为界)，大铁沟之东为东崤，之西为西崤;二是在大小铁沟之间有崤底关，其具体方位在今大岔沟内，明代在此设有巡检司，虽然司署久废，后成为小集市，当时还能看到官房数间;三 九龙涧大岔沟是此地原是从长水到弘农郡的“崤南道”。

此外，有许多史料也可证实，在秦汉直到南北朝前期，从洛阳到西安，大都经过洛河川，走崤南道。特别是东晋时期，晋军几次攻打西秦，都是沿洛河西上，出高门关，过弘农，入潼关，或者沿洛河北岸，过崤底关，越九龙涧，直达灵宝。那时，由于洛河上可以行船，从洛阳到洛宁长水足有百十里，全是水路。只是从长水往西，就没有那么好走了，尽是崇山峡谷，羊肠小道，如是步兵通过还勉强可以，如骑马坐车就没那么方便，这也难怪曹公要另辟蹊径了。

可后来崤南道为什么一直未废呢?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崤南道毕竟有百十里水路，如洛河水较大的时候，走水路当然既省时又省力;二是因为崤北道大部分穿越丘陵土原，一遇雨天就会泥泞不堪，而且还很容易被洪水冲毁可崤南道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山区，虽然路难走，可不怕雨水冲刷;三是出于战事的需要，有时如敌方在北道上设卡堵截或严防死守，只有走南道才更安全。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过去从灵宝、陕州到洛阳，共有三条古道。如果走洛河川内的古道为“崤南道”，那么走杨坡或东宋川的这条路应为“崤道”;如果把从陕州到渑池、新安的这条路称为“崤北道”，那么，走杨坡东宋川的这条路又可称为“崤南道”，这只是相对而言，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法而已。正如台湾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其所著《唐代交通图考》中所说:“丽谓曹公时的南北道，皆仅就崤山地区之短距离而言，非余所谓宜阳、新安之南北两道也。”严公仅仅指出三国时的南北二道非隋唐的崤函二道，但并没说明三国时的南北二道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那就是在“崤之战”中，秦军到底走的是哪条道路?所谓的南北“二陵”又在哪里?

前章已经说过，当年秦军走的只是“崤山隘道”。要说秦军既然是偷袭，也可能走的不是大道，那么，这条“崤山隘道”也许指的就是曹操后来开通的“崤北道”。据此，崤之“二陵”也很有可能在雁翎关附近。有史料说，文王所避风雨，即东垣山，一称东崤山，俗谓文王山，其北五里为夏后皋墓。另有一种可能，也许当年秦军走的就是从上戈九龙涧翻越崤山这条古道，那么，崤之“二陵”当在今洛宁上戈镇境内。

魏晋时期的杜预曾专为《左传》中的这段话加注:“谷在弘农渑池县西”，“道在二崤间南谷中，谷深委曲，两山相嵚，故可避风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讨巴、汉，恶其险而更开北山高道焉”。唐代的孔颖达在其《春秋左传正义》中，就杜预的这条注释又进一步解释道:“此道见在……其呃道在两崤之间，山高而曲，两山参差，相映其下……”杜预是魏末晋初人，他距曹操新开“北山高道”只有三四十年，而且他还多次参加过曹军灭蜀的战役，想来他还是很有发言权的。他说这条道在渑池县西的“两崤之间”，而且在南山深谷之中，两旁全是悬崖峭壁。可问题是，当时的渑池到底在哪里呢?

（来源：周流宗《洛宁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