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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明自传》

十八、“文化革命”年代

1.开始受批判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我还领导同志们学习文件，“红卫兵”起来后，只是受到些大字报揭发、批判。十一月党总支改组，从此停止了党的生活，继而坐下来听取下边批评意见二十多天，当时倒还文明一点。此后有时跟随机关“红卫兵”头头下乡工作，有时作些其他小事，总之是一方面受批判，一方面工作学习，尚可度日。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康生等大会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涛同志，毛泽东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时讲：“有些地方前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之后，从八月二十一日起，我便被开始大会批斗，并由造反派勒令限期交出“黑材料”等。廿三日第一次让我游街示众，并被骂“罪该万死”了。十一月十五日开始，批我“打着红旗反红旗，”这都属一般性的批判。

2.最难过的岁月

一九六八年三月，我被派到鹿楼去看守金库。市银行在市委主任阎志本领导下，四月二日由赵东志、李树达以及造反派头头杜书堂等为正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四月四日下午，由魏先臣把我和儿子从鹿楼分理处叫回，晚上被带到讲座厅陪同原市委书记贺明甫（后冤死狱中）等一起，也是被闫志本指出的第一次当做“叛徒”来批斗了。当时我在笔记中写道：问题有出入不可怕，打倒不可怕，革命者就不应该怕！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吗！

3.上书信要求

四月九日，我写给“革委会”的信中说：……应该紧跟毛主席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也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对于我的问题,你们一定是按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办的,但我想毛主席在抗战时期,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政策,请你们能进一步研究一下。我记得的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发表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中的第六条，以及同年《论政策》中的五、六、七条，还有对洛宁白区工作的具体情况，如国民党内的中间势力与顽固势力的变化，是否也要进一步了解一下。因为各个时期的人员和方针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而历史事实是不会变的，因此处理历史问题也是不能割断历史的。对共产党员来说，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错误处，尚请批判或斗争。

4.天天斗、月月批

四月十一日会上，批“不知出卖过多少同志，血债定要血来还”。十二日在《“二七”论》上点名公布，并写“绞死不解二七恨”的口号。十三日被迫带“叛徒”牌子到全市大会上批斗。十四日到东方红剧场接受财贸系统职工批判后，又强迫画像来丑化。五月十日又病了，头昏眼花，站立都很难支持。而我写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胸怀要大，更要坚强起来”的话来安慰、勉励自己。斗争越来越激烈，六月七日扣发工资，每月仅发给十五元生活费。六月十三日“清理阶段队伍”以后，又到文化宫参加财贸战线批斗大会时，我的膝盖跪的鲜血直流。回家后，老伴给我包扎时，还怕别人看见。

特别是次日的批斗会，万万想不到赵东志会亲自坐在我面前指挥。不仅让长时间弯腰“坐飞机”，而且叫“坐飞机”时脚后跟离地，直到被摔受伤---这是前段曾一再向上级和同志们说我没问题的“老同志”干的事。如此直至十月廿五日更为高潮，一天内大、小会批斗五次，已经五天没大便了，吃泻药也不解决问题，真受不了，只好请假灌肠。此时我自己的照片被冠以“大叛徒”印到《二七报》上到处散发。

十二月开始转变批斗方法，即每天三次饭前要向毛主席“请罪”；就在机关食堂，向吃饭人作“检查”；人家吃过饭了我才能吃。在检查时直至有人说一声“滚蛋”才可以离开！所以，在当时的批斗会上，很希望听到“滚蛋”这句话。白天挨斗，夜间让写检查，尤其“工宣队”，他们轮换休息，整夜根本不让我睡觉，度日如年。如此如此，又一个月过去了。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一日，又以“活人活事表演节目”的办法批判。更难以料想，有些领导干部在这年八月十五的一次大会上，从银行史上来批判我就是“阶级敌人”。直至我被解放恢复工作后的一九八三年，他们还到洛宁要“证明”，被洛宁县委理直气壮的回绝并批评了他们，才使他们扫兴的离开了。其做法何其毒也！

5.颠倒黑白之极

那时，我的头上“反革命分子”“大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顶帽子一齐戴。当然，要找问题还是有的。如二十年未曾联系的吴敬轩老友在开封，以离婚后孩子多来信求援，我少为资助，即批判“不舍旧人员”；开封师院学生刘彦保，系银行一女青年赵初玲的未婚夫，因心脏病动手术后，回农村老家休养。小刘原来是跟其母亲要饭被带到这家来的，而当时在农村生活自然比较困难，加之银行的小赵又向小刘提出解除婚约，我闻讯后，惟恐好不容易培养成一个大学生而为此丧生，即以助人为乐之心，而寄给本没有什么关系的刘彦保同学少许的钱，希望他能得到一点生活上的帮助与精神上的安慰，将来能很好为革命工作。谁能料到因此会受批判为“拉拢与腐饰青年”而批判追查不休。实在是黑白颠倒之秋！

6.家属受害亦非浅

此次“文革”同过去的各次运动一样，被批判为重点人的家属是要受到一点连累的。我被戴上“三顶帽子”后，当兵的孩子难以入党，老伴到“五七干校”喂猪。更为严重的是，我不满十岁的小儿子在公社跟我一起生活，长期拖着不能上学。后来进了学校，看到桌子面上、抽屉里边都写着公社“小叛徒”。甚至有时站到队里，还被人拉出来打一顿再让走。尤其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晚二十二时，刘文德与孙娇月两口子，趁我父子俩已经睡觉时闯进屋内，不由分说便是猛然拉起孩子就打，直打的顺嘴流血，并且还骂着非要破死着打。此次幸有隔墙邻居乔新华赶来拦住，才算得救。此后我便到机关找到支左部队陆指导员说明情况，幸得主持公道；并且还有诸玉昆、许玉先等不少好心人，起来写大字报以报不平。可由于刘文德非常野蛮，怕出意外，小孩不得不跟他妈妈转到“五七干校”附近的农村小学，然而仍然受到歧视。我们说：小孩子该有何罪，竟受如此严重的株连呢？这是“文革”乎！浩劫乎？

7.对待外调问题

那几年的外调人员是比较多些，向我调查材料的人越来越多了，成为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字典”，写证明材料的“专业户”。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四日至七八年底，记忆中曾对程景雅、李换喜、刘经权、牛治中、翟鸿禅、李洪潮、廉同聚、成解、贺崇升、徐元卿、廉建斌、吴光武、郭中立、张万一、魏永贤、李和升、吴明甫、李仁民、贺尚文、李仁华、程国策、王荣祖、王梦书、曲全文、马康生、李一民、张世杰、张建勋、曲书城、李正儒、马时英、张书声、程亮、陈冰之、蔡迈轮、彭虎监、温绍孔、张三保、孙铁如、温旭阳、马越泉、雷福成、孙建兴、王子珍、张学礼、张耀同、张芝灵、闫作亚、曲乃生、郭育生、彭仲韬、吴敬轩、李治生、翟法云、贾振勉、翟鸿显、程相玉、彭世钦、王平亮、牛树仁、孙俊升、姚来娃、程惠远、狄显然、杨文吉、魏希贞、张永训、何剑南、雷跃南、孙一夫、李夫中、曲树范、王逢先、曲书铭、魏成家、魏振林、魏克治、程国详、孙双连、王子杰、杨应喜、吕清云、杨志英、王其礼、卫京云、赵娥、梅素琴、刘鸿显、张鸿俊、宋建峰、宋起敏等同志，写过证明材料。有时来人不说让给谁写证明，只叫写在某些地方什么时候的一些情况。

在写证明时，有少数来人处心不正恶意相向，甚至以“审讯”的办法、方式来进行逼供、诱供。特别来调查曲乃生时的一个军人，非要问曲乃生是如何打入进共产党内部的？我说我知道曲乃生同志参加共产党较早，而且是比较优秀的领导同志，因此让写证明时，没有按照、顺从来人的要求写。连写几次，写成三行或五行，就被来人撕掉。

最后拍桌子瞪眼并声嘶力竭的吼我说：“站起来，抬起头，我看你想捣鬼！”并且还说，你写的全部盖上章。我说我并没有捣鬼，全是实事求是的。当时心里想，盖章何需怕，存档才好呢！更为尤甚的是总政派来调查程景雅同志的入党问题，我一进门，即拍桌子说：“现在开始审判！”然后才让坐下；仅程一个人的情况，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四次派人来调查；最后一次竟来了四个人，住了十天，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逼迫我要顺着他们的思路来写；我当然不能歪曲事实无中生，昧着良心诬陷同志；待如实写了以后，走时他们还说“让再考虑一下”；以“以后再来”而告结束。

总之，以上多数是反复调查，最多的已达五次。根据不完全记忆，计有二百多次，写有二十余万字。我都以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去如实的写。如张光耀同我过去并不熟悉，但我了解他在一九三八年县中闹学潮时被捕，表现英勇，并无妥协变节情节，所以也就对他写了“保证没问题”的证明。

8.劳动确是锻炼

“文革”紧张时期，一边被批斗，一边劳动，打扫厕所。打扫完内外的卫生，有时白天黑夜挖防空洞，运送除土，确实令人有些受不了。但又想，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干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顶住它，坚持就是胜利，也就过去了。此后有时到食堂去帮伙，有时看大门，特别是烧小锅炉那一段，既学会如何节省用煤，同时又可以让同志喝上翻开的水，得到同志们赞扬。

9.有抵抗也有违心

首先是对强迫戴“反革命”“叛徒”“走私派”三顶帽子时，除写信要求按党的政策办事外，经常唱毛泽东的《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正是悬崖两丈冰，优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继之到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四日写信揭发闫志本、张民经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三日在市东方红剧场，把一些同志打的死去活来残酷批斗的罪行。此后我和彭仲韬同志作诗相互酬和时曾写有：“人妖颠倒是非淆，几何岁月把人刁。”等句，以表不满与抵抗。再就是在“文革”的高压形势下，也说自己是“叛徒”；在游行时，大家喊口号，自己也跟着喊；不得不随波逐流，说一些违心之话、做一些违心之事了。

10.尚可得到一点安慰

十年浩劫中，可以得到安慰的还是有的。首先大部分同志和“支左”部队的陆指导员，一直对我很表同情。再就是学习了一些正反两方面东西。特别是到了后期空闲时读了范文兰同志写的《中国通史》一类书籍，再加不少老战友、老同志的同情支持，特别彭仲韬同志在我还未被解放的时候，仍然大胆而且坚决的给批了不少钢材和一部汽车，这不仅是物资上而且是关键时刻政治上的一大支持。当然更主要的是家里人，除了老伴有时回家一看外，最主要的是和我长时间在一起居住的小儿子，多少年来确实给了我莫大的亲情安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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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恢复工作之后

作者简介：杨小沪，男，洛宁县景阳镇人，1947年生，中教一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