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七部 创造奇迹
毛泽东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随着年龄增大，身体病痛日益增加。在广大的民众是不知晓的，这也是毛泽东主席不愿告诉民众的，生理上的病痛只能自己去承受，医务人员尽最大努力抑制病情的发展，使毛泽东多留在世界，为人民做事情。从窦应泰写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晚年痼疾》，刊登在2018-09-09 07：00：00《原创 党史博采》中，从中了解到毛泽东晚年身体状况和病痛，解开不为人知细节。
作为普通民众来说，更多的是关切，一个国家创国领袖，他是多么伟大，把自己毕生精力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宗旨为人民服务。不能是他的同事，身边为他服务工人员，深深地记着伟人的点点滴滴，给人启发教育每一个人，自始至终向一个目标奋斗。
窦应泰的文中，讲述“毛泽东的晚年，身体状况始终很好，直到1971年冬天以后，才逐渐染患了一些老年性疾病。”严格的来说，毛泽东从1972年到1976年9月9日，越往后病痛一直缠身，赶也赶不走。
到1972年初，肺心病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特别是2月12日，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在经医疗小组的大力抢救后，不久即转危为安。不过，随着他双下肢水肿的逐渐消逝，浑身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消瘦。值得庆幸的是，冬天的那场大病并没有让这位世纪伟人的神智受到任何影响，毛泽东尽管病后身体状况不如从前，可是他的头脑思维依然清晰如常。只是他的体力越来越不如病前，从前喜欢散步的毛泽东，病后最多只能在室内行走，而且每一次行走必须要有护士们搀扶，散步的时间无论长短，都会发生剧烈的气喘。此外的大多数时间他都是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睛，不说话。
有时候毛泽东还会出现大汗淋漓，流口水，甚至因为体内缺氧而嘴唇发青。此外，他谈话的声音也发生了改变，有时他的谈话言不达意，绝大多数人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到了1972年下半年，毛泽东又发现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弱，有时甚至连大字的《参考消息》也难以阅读了。读报只有依靠身边的秘书宣读，在一些重要的中央文件上圈阅，握笔的手竟也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哆嗦。所有这一切症状都表明毛泽东的病情仍然沉重，而且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
为确保肺心病已非常严重的毛泽东，能顺利走上1973年8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主席台，周恩来真是做到了殚精竭虑，周到细心。他建议毛泽东暂时搬出中南海的游泳池，在会议期间住进人民大会堂。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亲自布置将人民大会堂的118厅辟为毛泽东的临时住地。然后他又和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研究如何保证在大会上为毛泽东提供充足氧气等事宜。对毛泽东的生命安全，主要是肺心病，供氧是大问题，为此专门安装供氧系统。同时在解决毛泽东在从中南海转到人民大会堂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医务人员还特别在毛泽东的座车里安装了特殊供氧设备，以保证毛泽东在这段路上不出问题。毛泽东顺利住进大会堂118厅以后，医护人员们又在该厅地下室设立了一个随时可应急的供氧中心。在这个中心的四周，又设立几个分支，其中主要在118厅至大会堂主席台之间设立供氧管路。这样就可以保证8月24日党的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当天，毛泽东登上主席台的时候，可以通过那些顺畅有序的供氧管道及时有效地送到毛泽东身边，以备毛泽东在缺氧之时的救急之需。周恩来做事非常细致，亲自过问，并且亲自检查这些供氧设施，他要求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他仍然带重病处理中央的重要工作，有时还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1973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相对稳定了些，在此期间毛泽东带病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党内事务，如解放和启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江西的邓小平，以及亲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至28日在北京1973年8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党的十次代表大会，正是毛泽东行走很不方便的时节。毛泽东不能远行，对于党的十大这样重要的政治活动，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他想方设法都要参加。然而毛泽东体质渐弱、连走几步路也要气喘吁吁，他走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确实是一件不易事。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对于毛泽东是否能顺利出席，并主持这次大会也忧心忡忡。负责毛泽东治疗工作的医疗小组更是重任在肩，人人都深感肩上压力的沉重。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神态坚毅地表示他一定到会周恩来总理为此事多次找医疗小组商量，以确保毛泽东顺利走上大会堂的主席台，并全程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整个安全。
8月24日晚，党的十大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就是在这种不太好的身体状况下参加大会的。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是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前两项。
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
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恩来、王洪文讲完话，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至此为止，散会”。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过这样的回忆这样写道：“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
我们在直播新闻看见这一幕，看见毛泽东苍老的面孔，以及不能站立起来离开会场的情景，我们心里十分难过。伟人也经不起病魔的折腾，强壮的神也被病一点点蚕食，不能动弹样子，这也是人生存在都会遇到的。
“事实上，毛泽东再站起来是很困难的了。但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毛泽东身体的真实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此时，周恩来对代表们说：“毛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于是，毛泽东总是显出笑容，在周恩来的陪伴下，待到会议落下帷幕。
坚强如铁的毛泽东竟然衰老至此；人民爱戴的好总理也身患癌症，以五尺虚弱之躯，忍辱负重，力撑危局。看着这一幕，不免让人感伤万分痛惜啊。
这是两位伟人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情此景长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摘编自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毛泽东究竟得的什么老年病？经神经科专家会诊中，被确诊为，毛泽东患有世界上尚属罕见的运动神经元萎缩症。如何医治，国际上尚无有效疗法及特效药物医治。
但到1974年春天，毛泽东的身体出现了短时期的好转，又可以到室外散步行走了。此间，毛泽东还像从前那样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泽东身体的暂时好转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误以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根本好转。可是，负责毛泽东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却发现毛泽东的好转只是表面现象，他体内的病变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出现了许多让人堪忧的情况。
其主要表现症状是：一，毛泽东的右侧出现了麻痹和轻度中风似的偏瘫症状。右侧身体的神经麻痹和右下肢肌肉的萎缩，两手两脚的无力，都说明他的右侧发生了特殊的病变。而在这时候他在睡眠时只能以左侧半卧为主，一旦压迫右侧身体，就会发生呼吸不畅等现象；二，是语言表达功能障碍。说话吐语不清，有时即便毛泽东较为熟悉的工作人员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伴随着语言障碍的出现，毛泽东的双眼视力也急剧减弱。从前尚有一只眼睛有微弱视力，如今视觉也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除此之外毛泽东的吃饭吞咽困难，也在与日俱增。大多时间他需要由护士在旁喂饭。到了这一年2月，毛泽东的双目几近失明。有时对面三米之内有人，他也无法看清面孔。流口水和唇肌肉的松驰，造成了他嘴巴不易合拢，种种新病变都让人忧虑。
面对毛泽东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经他身边医护人员的多次提议，毛泽东1974年3月同意请眼科及神经科医生进入中南海，对他近乎失明的双眼和右侧身体麻痹等神经系统疾病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全面的体检之一，对于并不喜欢体检的毛泽东来说，这不能不是一大进步。因为视力的减弱已经威胁到毛泽东的生活，所以他再不敢轻视这越来越明显的病变了。
眼科医生初步诊断毛泽东患了老年白内障。而神经科专家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结果却令人吃惊。此前为把毛泽东右侧肢体行动不便等病检查清楚，中央确定由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各派一位专家，来中南海为毛泽东检查并会诊。两位神经科专家检查后得到这一印象：毛泽东并非会诊之初一些人所怀疑的帕金森氏综合症。他很可能染患了当今世界为数极少的病症——运动神经元萎缩症这种病在当时世界医疗界也尚属罕见，国内几乎没有几人患此稀有病症。
负责为毛泽东体检的神经科专家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所谓运动神经元症，就是大脑中主管的右侧肢体及语言神经和咽喉的延髓神经受损，从而导致的右侧运动神经质变或死亡。也被西方医学界称之为肌肉萎缩症。这种病既然已经侵害了病人的右侧神经中枢，并已经开始引起病人的舌瘫和喉部瘫痪的发生，那么就必然造成病人的语言障碍，即吐语不清等。而咽喉的瘫痪则直接造成病人的无法顺利吞咽和进食。
中央对毛泽东的最新病情十分重视。但同时有一些领导人又感到医生的这种诊断令人难以接受，他们尤其无法把这种可怕的神经系统重症与身体外观仍然健康如常的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于是决定再从上海请来著名神经科专家进行会诊。上海的神经科专家到京后，再次对毛泽东的病情进行检查分析，他得出的诊断与北京两位专家的意见基本相同。会诊后一致认为，确诊为运动神经元萎缩症是正确的。而且这位有着几十年丰富临床经验的上海神经科专家还断言，凡属病已经侵犯到咽喉及舌部位神经细胞的患者，生命最多在三年左右。他还估计这种已经病至咽喉的运动神经元症患者，病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右侧下肢发展延伸，最后很可能造成病人右侧的全部瘫痪和麻痹。根据当今世界的医疗水平，目前国际上尚无对此种极为少见的运动神经元症进行有效医治的办法及特效药物。惟一办法就是早日对患者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譬如：为防止病人因吞咽困难引起肺部感染而安装胃管，以及防止因病人意外跌倒发生骨折等等。
对于上述三位神经科专家的诊断意见，首先得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认同。叶剑英听取医生和专家的汇报以后，深为毛泽东日渐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感到心事沉重。他认为毛泽东的双目视力减弱，可以马上采取有效措施根本医治，而运动神经元萎缩症如果得不到有效医治，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叶剑英建议从现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寻找与毛泽东相似的病例，一边进行医治，一面总结经验，以期尽早找出一个可以医治此病的有效办法来。周恩来当时已因癌症入住北京305医院，但是，他仍然忍着病痛在病房里认真听取医生和专家们关于毛泽东病情的报告。他建议在必要时可通过中国各驻外使领馆，特别是中国驻联合国的外交使团，设法在西方国家寻找此类已经治愈的病例，以及较为成功的先进医疗经验，然后加以借鉴，抓紧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对症医治。
毛泽东病原体完全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在1974 年11 月19 日至12 月5 日，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长沙休息养病期间，先后5 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
当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差，“步履蹒跚，行动艰难，他那两腿和双脚浮肿得像发面馒头，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大家都不主张他再游泳，但他却执意要游泳。
11 月19 日下午4 时多，毛泽东在汪东兴、张平化等陪同下，来到了省游泳馆。此时，毛泽东行走不是很方便，但是一到水里就完全两样。他时而仰泳，时而侧游，时而躺在水面上转圈、做操，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根本不像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毛泽东游了10 多分钟后，同志们请他休息一下。他在水中微笑着摆摆手，伸出两个手指头，意思是要游20 分钟。过了一会，他又伸出了3个手指头，告诉大家要游30 分钟。
此后，毛泽东又分别于11 月20日以及12 月3 日、4 日和5 日到省游泳馆游泳。12 月5 日游泳，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有些勉强，轻轻地对陪同他游泳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是毛泽东平生最后一次游泳。
游泳，不仅是毛泽东自己的体育爱好，他也希望借此推动全民体育锻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同时更体现了他不论顺流逆流，敢于“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敢于斗争进取、战胜艰难险阻的自信意志和精神风貌。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赴长沙，状告周恩来和邓小平，受到毛泽东的当面批评。毛泽东明确表示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并明确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从而挫败了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使“四人帮”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进入1974年冬天，已经80岁高龄的毛泽东在长沙身体状况时好时坏，那时北京正在筹备四届人大，他的精神也不断受到来自“四人帮”的干扰，因此有时情绪难免烦躁。右侧运动神经麻痹的症状也愈来愈重，当年元旦前后，毛泽东又决定离开湖南前往杭州。
入冬以后，毛泽东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他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参加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4天。除进一步确诊双目已近失明的毛泽东所患乃为白内障之外，参加检查的神经科专家们又再次确认了毛泽东所患病确为运动神经元症。除上述两种困扰毛泽东多时的疾病得到确诊之外，在这次体检中还发现，毛泽东还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过低等病。
1975年2月，医疗小组部分主治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病情以及毛泽东这次全面体检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毛泽东的疾病医治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2月15日下午，周恩来带病从305医院亲自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们的汇报。对于毛泽东的老年性白内障，在汇报中很快取得政治局委员的一致共识。认为毛泽东的双眼失明问题急需马上解决。但是，在汇报毛泽东患上运动神经元症的时候，使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难以接受。尽管医生们为了让政治局委员都能理解这种国内尚属少见的疾病，在讲述时又出示了挂图和相关的背景资料，可是江青和姚文元仍然对医生指责发难，致使这次汇报整整进行了4个小时。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对医疗小组的工作汇报给予肯定，并且表示“党感谢你们”。
1976年春天始，毛泽东的病情越加危重了，中央领导和医疗小组共同研究如何医治运动神经元症的时候，毛泽东忽然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心梗。尽管每次都抢救脱险，然而老人的身体状态明显孱弱了。9月2日傍晚，毛泽东发生第三次心肌梗塞这次心梗要比前两次严重，面积也有所扩大。
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线装古籍书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来自友好国家新西兰的政府首脑——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惯例，这时要由陪同接见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一下近期的主要工作。担当这一任务的，最初是周恩来。中共十大以后，是周恩来和十大新选出来的副主席王洪文。周恩来病重住院以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受批判以后，担当这一任务的便换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认真地思考着，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他亲自选定的外表憨厚的接班人。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在华国锋汇报完工作以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写罢，毛泽东把白纸交给了华国锋。
这三句话，虽然字写得不太清楚、十分潦草，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是，熟悉毛泽东笔法的人，只要稍加辨认，仍不难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独具一格的“毛体”。一个年近83岁的久病老人，能够克服身体不便的困难，写下这三行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毛泽东手书给华国锋的这三句话，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和有力支持。
华国锋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写给自己这三句话的分量和含义，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亲笔记录。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去世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76年7月6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地区，京畿为之震动。北京故宫大殿前用汉白玉雕刻的巨龙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震裂的痕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每当大人物离世，“地动”或“天降巨星”的记载。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以后，人们联想起了1976年4月发生在吉林的那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据当时新华社报道：“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毛泽东听到吉林陨石雨的消息后，以他那惯常的旁征博引、论古道今的幽默语言和风格，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赵云死时，(天上)都掉过石头(陨石)，真是有声有色，不同凡响。不过，要是谁死了都掉石头，地球恐怕就沉重得转不动了。”1976年的中国，地动山摇，天降陨石，真是天崩地裂。难道真的有大人物离世吗？
1976年7月28日，这次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这次地震是中国少有的惨例，也是迄今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次。
强烈地震不仅将华北工业重镇唐山夷为平地，而且大半个中国均有震感，首都北京也遭严重波及。此时，北京中南海红墙内的毛泽东不但承受着地震的冲击，还承受着疾病的重大折磨。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坚持亲自圈阅重要文件，中央对唐山地震的报告、请示、通报等文件都是他亲自圈阅后付诸实施的。
唐山地震当天上午，开滦唐山矿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会副主任李玉林一行驾驶矿山救护车，驻唐空军军官刘忽然一行驾驶飞机分别到中南海向党中央报告地震灾情，中央政治局听取他们的汇报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后，及时研究唐山抗震救灾方案，并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
主席：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地区发生七点五级（后改定为7.8级――笔者注）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市和北京市。据初步了解，唐山市区遭受毁灭性破坏，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屋倒塌，四十余万居民大部分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天津市亡一万二千余人，其中宁河县亡一万余人，伤几万人，市区倒塌房屋一万余间。北京市亡一百余人，伤四千余人，全市倒塌房屋三万多间。
为了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抗震救灾，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吴桂贤五同志组成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并在唐山设立前线指挥部，由刘子厚等同志负责。
指挥部成立后，已采取了下列措施：一、立即调动约十七个师的部队，前往参加抗震救灾。目前已有五个师的兵力进入唐山地区，四个师的兵力进入天津市。二、立即从附近几个省的煤矿抽调井下救护队，共约七百余人，赶赴开滦煤矿抢救困在井下的工人。三、由北京、辽宁、山东等地和人民解放军组成五千人的医疗队伍，赴灾区抢救伤病人员。目前已进入灾区的医疗力量有近千人。四、组织力量抢修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道路桥梁，维护危险水库。五、抢运物资，支援灾区人民，解决生活急需。
中央拟给灾区各族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发一慰问电，并由华国锋、陈永贵等同志组成慰问团，立即赴灾区进行慰问。
华国锋
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艰难地圈阅了这份文件。据《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记载，他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作了这样的介绍：“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死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地震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8月3日，华国锋又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内容如下：
主席：
根据地震局的分析，近日北京地区没有发生六级以上地震的预兆，我拟明日（四号）去唐山、开滦煤矿、天津两三天，了解抗震救灾情况，参加慰问活动，妥否请批示。
华国锋
八月三日
毛泽东又一次亲自圈阅了这份文件，毛泽东的秘书还在这份文件上注明：“九时半主席看后同意”的字样。
毛泽东指派华国锋出任中央慰问总团团长。8月4日，华国锋受毛泽东的重托，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与日前到达唐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唐山分团一起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看望唐山人民，传递毛泽东的慰问和关怀之情。
8月4日华国锋在唐山机场一下飞机，就亲切会见了中共唐山地、市委和开滦煤矿党委的负责同志及各界代表，与他们亲切交谈。8月5日，中共慰问团的同志到了开滦吕家坨矿、唐山矿察看灾情，同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详细询问煤矿井下工人安全脱险情况，并且和大家一起研究迅速恢复生产的问题。8月6日，中央慰问团又来到全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唐山钢铁公司进行慰问。下午6时20分，中央慰问团乘坐的吉普车停在唐钢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车门打开，中央慰问团的同志走向欢迎的人群，热烈地向人们招手，并与前排工人握手。
华国锋送毛泽东批阅的两份请示
唐山钢铁公司广场东侧，搭起了一排排防震棚，里面住着轻伤员，一位身穿白衣的医生正扶着一位伤员往棚里走。这时，中央慰问团的同志来到棚前看望伤员，细心观察棚子是否漏雨，使伤员们受到极大安慰。中央慰问团团长华国锋还在唐钢广场毛泽东塑像前向群众发表了讲话：“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非常关心，派慰问团看望大家。这次地震考验了英雄的唐山人民。我们工人阶级表现很勇敢，毛主席、党中央都是知道的。毛主席知道了很高兴，向同志们问好！”在讲话中，余震发生了。但他沉着坚定地对大家说：“余震还继续有，要想办法把棚子搭好一些，搭得坚固一点，离高大建筑物和高压线远一点，能够防雨、防震、防寒，使大家睡好、吃好、把身体维护好。毛主席说，人是最宝贵的因素，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中央慰问团和工人们告别了。汽车开出了很远，他们还在向群众频频招手，在场的群众很多人流下热泪。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给了灾区人民巨大的鼓舞，激发出了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的巨大力量。
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中发[1976]13号文件）起草后，送毛泽东审阅。8月18日，毛泽东再次圈阅，这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文件。这份文件写道：“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的损失……。”
唐山大地震过后，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一是震中在什么地方，二是发生的是几级地震。震中很快查明，至于几级地震，当时实在无法立即确定。其原因：一是唐山市地震台的仪器全部被砸毁，设在唐山周围的地震台仪器也被砸毁；二是没有被砸毁的仪器记录出来数据，根本不能提供准确数据资料，无法据此测定震级；三是距震中区较远的地震台和少数地震台的513型中强震仪的记录资料可以适用，但由于受通讯反馈手段的限制，需要一定时间。由于对外发布消息不能久拖，因此《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1976年7月28日电，首次向社会公布唐山大地震震级为7.5级。文章内容如下：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市、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党中央、国务院对震中地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北京市委和震区各级党组织，已经采取紧急措施，迅即投入防震抗灾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人员赶赴现场。大量医药、食品、衣物、建筑材料等救灾物资正源源运往灾区。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监视震情。”
唐山地震的消息发表后，我国地震专业工作人员经过紧张地收集资料、分析计算，最后确定唐山大地震的震级为里氏7.8级。测定震级的主要原始数据是：
西安地震台测定为7.8级；兰州地震台测定为7.7级；成都地震台测定为8.0级；渡口地震台测定为7.8级。
以上四个地震台所使用的都是513型中强震仪。上述四台的震级平均数为7.8级，所以，最后确定唐山大地震为7.8级。并在毛泽东亲自圈阅的《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中首次公布了这个震级，唐山地震的震级最后确定下来了。唐山地震资料馆内陈列了这份文件。
毛泽东在唐山地震后，亲自圈阅的这几份重要文件，充分体现出他对地震灾区人民的关怀和厚爱，毛泽东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仍在做着他早年立下誓言的那件事——拯救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为唐山抗震救灾圈阅的几份重要文件》原创 曾文友 党史博采 2020-07-28 08：02 发表于河北）。
9月8号早上，毛泽东的呼吸遽然变得短暂，嘴唇变成了青紫色，脸色枯黄。看守的护理预见到不妙，赶忙叫来主治医生急救。抢救了整整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心跳终于康复正常。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著的 《“四人帮”兴亡》中所谈到，江青在毛泽东生命垂危时情况，这样叙述的：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9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9月2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9月8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江青并没有参加值班。但是，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她不住钓鱼台，住中南海。她在中南海的住处，就在毛泽东住处旁边。
9月8日，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处于非常危急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9月8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8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医疗组的这一揭发材料，载入中共中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9月8日下午六时多──离毛泽东去世只有五个多小时，江青却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北京新华印刷厂。
江青怎么会忽然跑到新华印刷厂呢？
据说，江青获得“情报”：有“特务”在那里搞她的“情报”，搞中共中央的“情报”
江青所说的“特务”，并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的高级特务”
到新华印刷厂搞什么情报呢？
这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讲话稿，在新华印刷厂排印。
江青突然跑到新华印刷厂，为的是在那里“查特务” 。
据新华印刷厂连秀荣、韩致仁、李同彦、赵家玉、伊淑珍、姜信之、张世忠、葛运通、罗孟琦等九人在1976年10月30日所写的材料说：
江青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来厂。江青一来直奔防震棚(引者注：在唐山地震之后，当时北京普遍搭建防震棚)。
当时棚里没有人等候。连秀荣同志赶来时，江对连发脾气。江说：“我就请了一个小时假，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我从大寨来。”
当迟群、谢静宜来了以后，江急着问迟群：“你给我带来材料没有？”江青拿过材料批划。江与迟、谢三人低语一阵子。
后来，江突然问：“小谢，我问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答，你知道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高级特务，监视我，搞我的情报。”
又说：“工人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谁是特务，站出来，自首，保护自首的。”
又问迟、谢说：“你别急，会弄清楚的。”
江又说：“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
守在毛泽东床前的是张玉凤。
医生们忙于抢救垂危的毛泽东。
江青从新华印刷厂回来后，曾在毛泽东床前守候，夜深离去。
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
可在场的医护人员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生命大限将至，无力回天。毛泽东艰难地睁开了眼睛，几个常委急速上前探望。毛主席一动不动，直到看到了叶剑英，他的手颤巍巍地动了几下，嘴角在抽动，似乎想说话，可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叶剑英望着毛泽东遽然明亮的眼睛，看着他不断打开的嘴唇，可是什么也听不清。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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