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开创奇迹
第一百四十二章 治国（五）
高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不可缺的人物，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位显赫人物。高岗，生于1905年，死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小时候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后参加革命。1927年至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1932年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1935年2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9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后，任军团副政治委员。
遵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
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唯一候选人。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候选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
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使高岗能够逐步升迁。
高岗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生长于黄土高坡，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认为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还有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贾拓夫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1935年9月中旬，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立即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为统一红军的领导，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旬，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在所谓“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人及红26军、陕甘边区一批干部逮捕扣押，并无辜杀害了一些同志。使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在此关键时刻，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当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错误关押的严重情况后，毛泽东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中央处理”。从而使刘志丹、高岗等人得救。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28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在创建陕北和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谢世之后，鉴于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自然而然在党内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毛泽东的器重。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党中央委任高岗为书记。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决定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7人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就曾赞扬过高岗。毛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中共中央设有４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高岗。
由此，在中共七大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13个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军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与林彪一样，都自为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1948年底，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入关。高岗于1949年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提到并且称赞过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本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这是毛泽东对高岗忠肯评价。那为何到了东北后，解放后，高岗又进了北京，也升为国家副主席，他又是怎样想的呢？
由于东北全境解放较早，有一定工业基础，又背靠苏联。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回国时曾带来一批苏联专家就留在了东北。由于这些条件，所以东北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其他地区都开始得早，并取得较好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被推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事，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当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徐铸成1949年9月30日日记记载：下午，政协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大会宣言，并选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在大会酝酿名单时，副主席原只定五人，后有人提出，副主席中无一北方人，乃加推高岗） 。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作为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对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作出了贡献。这里还有一段彭德怀要把勋章“让给”高麻子的故事。
1951年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一周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举行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斗奉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将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从这份简要的履历，不难看出建国初年的高岗，可谓是踌躇满志。
从1952年8月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谈。
把各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是因为从1953年起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必须加强。因此，主管党的工作的刘少奇于6月20日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说明：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机构。
刘少奇一方面让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主持起草具体意见，同时致电邓小平，嘱他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7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邓小平于当月带着全家离开四川进京，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的任命。这表明中央将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工作之迫切。
7月17日，杨尚昆、安子文将草拟好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送给少奇。少奇在略作修改以后，于18日将意见呈报毛泽东、周思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并致信说明。8月4日，毛泽东将少奇呈报的意见批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并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人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8月7日，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9月26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月，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1月15日，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4月，饶漱石到京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高都有这样的看法，此人能干，有实际工作经验；但为人狭隘、跋扈，好吹嘘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报服性强。
高岗不满刘少奇，始于建国前夕。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不仅不去思考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1949年5月20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
刘少奇接到信后，经过一番思索，认为有必要以中央名义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向东北局作出指示。他于5月31日 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6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8月25日由莫斯科回到沈阳，28日，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话。他再次婉转地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事情党中央要负责，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要负责任，没有把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干部中说明白。
高岗在中央来电后，未作公开反应；对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作如此委婉和诚恳的说服教育，也不加表态。其内心对刘是很不满意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1949年12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
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对怎样区分中农和富农、农民能单干是好还是不好、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条件、现阶段对富农经济的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再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答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高岗看后，也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当年2月，高岗来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试探毛的反映。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的不同意。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正式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华北局多次说服无效。为教育党内高级干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当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高岗正在北京，闻讯后，立即电召沈阳的秘书班子来京为他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抢在中央的决议（草案）下达以前，于10月14日上送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高岗在这个时候抢先一步，意图无非是表明：他是紧跟毛泽东的，也是他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的表示。
毛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高岗的心机确实没有白费。
为简化税制，保证税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会议批准这个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如果说有一种改革，那就是将一部分商品改征商品流通税了，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对为何改变了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优待，周恩来解释说：“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的应靠改善其经营。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其和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纳税上待遇一样，以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其经济核算制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合作总社的负责同志也同意这样做。不仅合作社，国营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的优待而不大注意经营的情况。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就督促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销面大，资金周转得快，经营得好”。周恩来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纳税为光荣，漏税为可耻。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要号召工商界积极缴税”。此后，财经部门又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发表了《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修正税制的《通告》公布以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由于调整税制的各项施行细则未及时公布，商人对各种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不甚了解，商业部调整牌价的通知又未同时下达，引起私商猜忌恐慌，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加上调整价格时间仓促，各地接到指示时间不一，有的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价，致使市场短时期发生混乱。其中波动较大的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华北的京津地区也较混乱。虽然到1月7日，整个局面就稳定了下来，但老百姓已反映出不满情绪。
修正了的税制，由于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又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人民日报》社论又有“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话，在国营工厂和合作社中也引起了反响。
1953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使各地省市委有点稳不住阵脚，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1月9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对此迅速作出反映。1月15日，毛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这块石头打下来引起的波澜，薄一波在四十多年以后作了如下描述：“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了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2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些批评的话，不则语气严厉，而且把错误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以此为由，严厉批评政务院犯了所谓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不敢怠慢。2月19日，他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根据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批评，讨论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见。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为中央主持起草决定，这就是在3月1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就只管一个外事口了。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3月24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以上表明，在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之后，一方面政务院总理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又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划归了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周恩来权力的极大削弱，而对高岗权力的加强。
不久，毛泽东又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5月19日，毛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杨于当日将情况向毛作了书面报告，毛又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的。
由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引起党内两种不同意见，其实质也就是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是否应该坚持贯彻不变的问题。这两种不同意见，由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使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得到统一。而决议草案却把新民主主义的互助合作组织，不能直接过渡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认识，批判为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强调：这（指决议草案——笔者注）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作。由此，实际上就开始了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种由建设一个很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转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由1953年6月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正式完成。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开始酝酿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明确提出，不是十到十五年以后才开始过渡，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过渡，十到十五年过渡完成。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讲到了“十年到十五年后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但着重是批评所谓右倾。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并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就是没有达到。三是“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样，就在实际上把新民主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批评，在高岗看来，无疑是对刘少奇1949年天津讲话关于资本家剥削有功；东北发展到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山西省委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等的直接否定。
对高岗稍有了解的人，都说高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学”。他曾经向别人“传经”说：“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为整倒刘少奇，高岗从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刘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因此，刘少奇于当年4月在天津同资本家的谈话、8月在东北局涉及有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1950年初关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的谈话，都被他作为攻击刘的“炮弹”加以收存，并在干部中散播刘少奇“右倾”的流言。与之同时，高岗逢人便吹嘘他本人如何正确。他在东北局会议上公开地讲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责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以显示他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如何。
“三反”运动期间，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中央写信，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此信于1952年1月27日，由当时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转呈给毛泽东。毛随即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故意给他抹黑。不久，鞍山钢铁公司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财委（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组织了一个联合检查组去鞍钢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高岗认为，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东北的毛病。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这在高岗看来，刘少奇、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已经“不中用了”，拱倒他们的时机到了。他公然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原本是为了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解决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5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说：财政会议，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薄一波根据毛的指示于5月22日起草了会议通知。后来，薄一波回忆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6月9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上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 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工作方面的其他具体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6月12日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他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主题是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讨论。
13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由于一些地方负责同志对新税制意见较多，高岗趁机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高岗在与会干部中鼓动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进而诬蔑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吹嘘毛泽东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在高岗的鼓动下，会上批新税制的温度越来越高，上纲上线。如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会下也有好多议论。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7月13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实际上周是在向与会同志打招呼，指出前段会议情况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这样，薄就成了“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也骤然紧张了起来。
高岗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民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等言论，加到薄一波的头上，指责薄的在1950年到1951年宣传，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高岗还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建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进来，说李也有这种观点。然后，趾高气扬地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接着高又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口气教训人说，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如果说，在农业互助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思路，这在1951年秋就已统一。何况刘少奇、薄一波的主张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主张。高岗这时把党内早已解决了的不同认识的分歧重新挑出来，并歪曲成刘、薄主张走发展富农的道路，这显然就超出了党内开展正常批评的范围。
由于会上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来很难为会议作结论。他是政府总理，又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与会议的气氛不合，难以通过，并有为自己开脱和庇护薄一波之嫌；话说重了，那正是高岗所希望的。毛泽东看出了周的难处。7月下旬，毛针对会议出现的问题，为开好后期会议并作好结论，他指示周恩来“搬兵”。毛对周说，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当时在北戴河休养，与会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7月27日，陈云回到北京。在8月6日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陈云发言，他指出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他为薄一波修正税制未向他请示作了解释，他说，去年11月25日，中央决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计划草案，并于今年2月15日向中央全会作出报告。因此，我当时就向中央报告，为集中全力搞五年计划草案，中财委工作统统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税制问题上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陈云还明确说明：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8月3日，邓小平回京后，也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在陈云、邓小平讲话以后，会议气氛有所下降。8月11日晚，周恩来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
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高岗在会议期间的地下活动虽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锤子把人打死的企图也未得逞，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使高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
同时，也在考虑新的国家机构是否按苏联那样，设置部长会议；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
中央正在酝酿组织方面的这些重大问题的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当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财经会议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当然就想“趁热打铁”，把这个“胜利”落实到组织上。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就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进行积极活动。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当。以暗示别人把他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
高岗积极活动的对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岗向他的一个老部下交待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养病的林彪处，与林彪谈谈这个情况，让林彪出来和毛主席讲一讲。言下之意，是让林彪向毛推荐他高岗到第一线当家。这一席话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讲这种事，林彪如有什么意见，林彪自己会讲。
高岗感到这种大事委托别人看来不行，于是就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逢人便封官许愿，或进行挑拨，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议由他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杭州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暗示要把谁列入候选名单。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表明他将进入党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诬蔑刘少奇不懂经济，造谣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造谣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在另一个人面前，则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别人向中央推荐他。还说什么，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造谣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就是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刘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结论要修改。
高岗从罗瑞卿口里听到毛泽东生病的信息时，当即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
当他认为在外地的游说获得“成功”以后，就直接活动到了陈云和邓小平的头上。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还有饶漱石。饶又名梁朴。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早年在上海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l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东北及浙江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秘书长。1935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l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当时邓子恢在安徽工作，中央通知由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撤销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并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书记，饶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华中军分会常委。l942年3月5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一年之后，饶为集华中局和军分会大权于一身，于1943年秋，一手导演了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发动斗争代军长陈毅的事件。饶以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甚至要赶走饶的罪名，蒙蔽干部，欺骗中央，对陈毅发动突然袭击。并致电中央，诬称对陈毅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备的干部来接替陈毅，妄图将陈从新四军赶走。l944年，陈毅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对在华中局与饶在团结问题上犯有某些自由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电告华中局。毛泽东曾致电华中局郑重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早已解决，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对毛泽东的指示和陈毅的自我批评则持对立态度，继续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致电中央告陈毅的状。企图以捏造事实蒙骗中央的手段，达到为个人争权夺位的目的。
1945年饶在中共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酝酿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时，华中地区的代表曾在小组会上批评指出，饶漱石在华中局有“欺人、弄权、虚伪”等毛病。为使饶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设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为此，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当时，各区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惟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下来。毛泽东亲自与陈毅谈话，要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顾为辞，提议由饶漱石担任。毛仍坚持由陈毅担任为宜，同时表示可由华东局商议后再报中央决定。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饶毫不考虑中央意见，立即表示由他担任主席，在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的情况下，就向中央写了由他兼任主席的报告。后来，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以极不老实的态度，伪称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同意陈毅担任此职，使中央只得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1952年初，正当“三反”、“五反”期间，饶漱石因眼神经痉挛，难于坚持工作，粟裕（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议，并指示粟裕陪同饶赴北京休养。饶到北京以后，极为不满，武断认为中央要他来京休养是对他不信任，并当面质问毛泽东。经毛耐心解释仍无理纠缠，毛泽东最后表示，如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这时，饶探出中央确无别意，才从毛处辞出。后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漱石的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1953年2月，饶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为进一步取得更高的权位，他以宗派主义的思维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来高岗属正在上升的明星，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不行了，因而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就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果不期然，当年7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饶漱石对刘少奇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妄图迫使安子文就范。
1953年9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央确定会议领导小组由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瑛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组成，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以及关于干部培养训练问题。
会议开始不久，东北局组织部长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责中央组织部1953年以前的工作有六大错误，诬篾中组部在干部政策有“圈圈”，“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等等。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也在会上发言，在整党问题上向中组部发动攻击，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在高岗发难的财经会议上，饶漱石就紧密配合高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饶先给安子文施加压力说，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未予理睬。饶漱石见“拉”无效，改取“打”的手法，于是把高岗在财经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散布的所谓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名单，有“薄”（薄一波）无“林”（林彪）的谎言，在会上提了出来，以图把火烧得更旺。并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以达到“打安射刘”的目的。
事实真相是：1953年3月初的一天，高岗找安子文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说，他因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意见。高又问安：某、某二人怎么样？安表示，这两个同志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经验，有能力，有前途，将来就要靠这些人做事。
由于当时中央正在研究加强中央的办事机构，准备增设新的部门，既然毛主席找高岗商量这个问题，安子文作为中央组织部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有责任早作准备，以备中央谘询。出于这种考虑，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
鉴于此事是高岗主动说的，所以，安子文将名单拟好以后，就给高打电话，高当即来到安家。安子文将名单给高看时，说明是个人的想法，作为高向毛主席谈话时参考。安子文依次介绍了名单，最后提醒高岗说，高原来提到的两位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还不可能进入政治局。免得高岗在毛主席面前提出来。高岗将这个名单看了好久，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说，他也考虑过了，主席要找他谈时，他是要表示意见的。并说，他原来提的两人是候补中委，无论如何不能提。高岗走后，安子文就将这个名单烧了。后来，安也向饶漱石谈过这个名单，但并未向其他人提起过。
高岗则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向他进行试探。于是，在财经会议期间他就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并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当饶漱石7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件事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但高、饶并未就此罢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所谓“圈圈”、“摊摊”批安子文，攻击刘少奇。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严肃指出：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明确肯定：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从严格要求自己出发，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此后，邓小平到会讲话，他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10月27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党的团结。他说：“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自己把眼光限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不关心全党。希望这一次到会的各地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同志到处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要巩固全党的团结，是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讲了，全党过去是团结的，今天也是团结的，那么是不是高枕无忧了，就看不到缺点了，或者看到有些缺点而把它掩盖起来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们的缺点，要做工作，要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大会责成参加会议的每个代表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强调团结的指示。党中央的明确态度，打破了高岗、饶漱石利用组织工作会议进行“讨安伐刘”的阴谋。
后来，毛泽东讲到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说过，饶漱石同高岗互相呼应，“这边一炮，那边一斗”，配合默契。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毛泽东已有所觉察，他曾明确说过，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周恩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曾正式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不能把华北几个同志（注：指薄一波等）说成宗派。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又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陈云7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看到高岗在会里会外违反组织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9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刘少奇出于善意，于11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作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少奇同志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所谈的缺点、错误属个别性质；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却傲慢地一声不吭。表明他的本意并不在这些问题，而是另有图谋。
后来，有的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作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次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了。
高岗以为刘少奇找他谈话并向他作自我批评，是他的一个“胜利”。在南下活动回到北京后，他以为推倒刘少奇更有把握了。因此，又利用彭德怀向他联系工作之机，妄图拉彭德怀反对刘少奇。彭德怀后来揭发说，中央准备在1953年12月里召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一次中央讨论为会议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为此，彭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岗，高却指着桌子上摆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延安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等记录稿，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又向彭提起刘少奇。高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高称：“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彭德怀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因还未认识到高岗的不良居心，也就没有再作争论。
接着，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摊牌，妄图争取他俩的支持。
陈云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事隔多年以后，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岗在党中央正式会议上站出来公开反对刘少奇，是1953年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刘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做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高岗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被否决。
这时，许多听过高岗散布流言蜚语的同志也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他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时，风趣地谈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地点了高岗的问题。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后来说，他对高、饶问题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 所以，对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
关于高岗问题的性质，毛泽东继“两个司令部”一说之后，还曾说过，高岗是反他的。
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与他们谈话中，暗示了中国党内将发生大的问题，并说问题的性质是，党内有人要打倒他。据当年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但是，即便毛泽东这样说，他决定对高岗、饶漱石仍坚持团结的方针。
就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诀议，得到政治局同志的同意，并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借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当天，刘致电在杭州的毛泽东，向他报告中央的工作情况。电文说：“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接到刘少奇派人送来的增强党的团结决定草案后，在他主持下，由跟他一起到杭州的同志参加，对决定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据当年跟随毛泽东在杭州的胡乔木1991年8月28日在一次谈话中说：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花很大力量修改，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但代表当时的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加了一段，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个人野心家要分裂党。认为高岗是贝利亚第二。有人看到这个修改马上报告高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就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正在搞的非组织活动后，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了解高岗背着党中央搞的种种不正当活动。当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点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后。高岗开始警觉起来，到处设法打听中央的消息。他听说周恩来找某人谈过话后，当即打电话将某同志找去问与周谈了些什么？某同志希望高岗能就此回头，因此将与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规劝高岗只要现在决心改，还来得及，不要一错再错。建议高岗找刘少奇谈谈，诚恳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或向毛主席写一封信，检讨承认错误。高岗得知他的地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他表示不能与刘少奇谈，谈也谈不清。但想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高岗写好给毛泽东的信以后，心底很不踏实，半夜将他的秘书班子找去，要他们帮助修改。信的中心意思是想到杭州找毛泽东当面谈一次话。秘书们帮他在文字上作些斟酌，主要是把检讨的语气略加重些，同时建议高将此信先送刘少奇，由刘转毛。高认为，不可。于是高又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要杨着专人送杭州呈毛。希望毛泽东出面，帮他在党内转弯。
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最初建议中央作一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的时候，毛泽东并未提出召开中央全会的事。所以，刘少奇主持中央起草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并经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以后，就等着毛泽东最后审定，然后就可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达了。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１月８日晨３时，毛又另写一封信给刘少奇个人，内称：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的建议，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交杨尚昆带回的信以后，于1月1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商议召开四中全会的有关问题，决定将经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后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刘少奇于15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1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1月20日可送交主席。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对此，毛泽东1月22日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毛泽东在1月7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信建议召开四中全会的同日，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也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毛交待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准备向四中全会作工作报告的同时，对自己在全会上要作的自我批评也进行认真准备。1月16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除说明四中全会的开会通知已经发出外，对这两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专门向毛作了报告，内称：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鉴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主要是正面强调党的团结，欢迎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而不开展批评的方针；以及毛泽东交待与高岗谈话的任务。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3日，又约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阐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
在此期间，刘少奇再次对四中全会的各项文件进行修改，于1月下旬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程赴杭州送毛泽东定夺。1月27日，毛泽东对四中全会有关各项事宜最后拍板。他在当日写给刘少奇及书记处的信中说：关于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见，请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1月29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对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以及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这样，召开全会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中央书记处决定四中全会于２月６日举行。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并说：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分裂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刘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是考虑到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刘少奇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他强调“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政治野心作了揭露，希望他们回头是岸，立地成佛。
朱德批驳了高岗散布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更是开门见山，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他最后强调：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2月10日，是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需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邓小平指出：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
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刘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露，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在党内形成共识。
就在毛泽东于1月22日明确回绝高岗来杭州谈话的要求后，高岗无奈于25日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虽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不愿向党交心，企图表面应付过关。这样，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2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16日周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会上有43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7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17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2月25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他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来指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
他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毛在2月28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周的发言提纲中讲到高岗的个人主义黑暗一面处，其中：“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就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中央政治局于3月1日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
3月26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明确说明：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了一个月，于4月25日结束。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林枫、罗瑞卿等在会上作了发言。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会议于4月24日通过《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中央于5月4日将这个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高岗在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虽然承认了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拒不接受。1953年7月，高岗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深知人民公敌以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结论的严重性。最终于1954年8月17日，在东交民巷8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26人。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意见。而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在张秀山发言的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饶正是出于投机，所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对证了1953年2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重要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对高、饶问题的最后结论，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幻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 ，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我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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