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创造奇迹
在新中国宣布成立之时，国民党大量残余军队还占据着湘南、两广等地区，云、贵、川、藏亦尚待解放。1949年下半年，在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人民解放军采取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战略，追歼了退守在湘南等地区的白崇禧集团。同时，人民解放军挺进贵州，解放重庆和成都。云南、西康两省通电起义，和平解放。1950年春，随着解放全国大陆的战斗的基本结束，中央军委部署了解放海南岛和东南沿海诸岛的战役。此外，毛泽东还深刻洞察到印度、英国、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同心态，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指导了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1951年 5月 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截至 1951年底，除台湾及少数几个岛屿外，全国各地均获解放，这是打扫物资，还墙角要打扫和抵御外来侵略。
为巩固新生政权，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1950年 6月，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战争。美国立即进行了武装干涉，同时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统一。针对美国的嚣张气焰，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立场，10月 8日，毛泽东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并最终迫使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停战。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同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进行军事较量并取得胜利的一次保家卫国战争”(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 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年版，第 85页)，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镇压反革命是巩固新生政权的又一重大举措。1950年 3月 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的一系列行动，清除了盘根错节、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匪患，稳定了全国的社会秩序。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和时代环境的变化，有的党员干部滋长了腐败风气，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形象。1951年底至 1952年 10月，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考验的必要之举。正如毛泽东所说：“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毛泽东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197页)。
北京解放，解放军进入北京城，据了解在北京，在1917年，北京城内就拥有注册的妓院391家，妓女3500多人。那种没有注册的暗娼，最少在7000人以上。到了1949年春天，北京城仍有妓院273家，妓女1200多人，推测暗娼有好几千人。上海一直是我国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娼妓数量更多。在40年代末期，注册在案的娼妓就有几千人，再加上暗娼，有人推测，总人数会超过2万人。早在1949年1月，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城的时候，站在西山眺望整个四九城，感慨的说：“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这不仅指看得见的垃圾，还有看不见的糟粕。”
北京城的妓院主要集中在八大胡同，八大胡同可不仅是个地名很出名。在1949年之前，西珠市口大街往北，铁树斜街以南，这里的八条胡同和附近的街巷里，分布了近百家大小妓院。1949年5月，毛主席乘车外出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妓院老鸨毒打妓女的事情。毛泽东随即命令秘书上前制止，从这个时候开始，除了妓女和妓院的问题，已经开始筹划了。随后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一直有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习惯），毛泽东召集北京市、公安部的主要领导，开始筹划清理妓院、改造妓女的问题。
毛泽东斩钉截铁的告诉公安部长罗瑞卿：“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不过，由于前方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再加上其他问题的影响。清理妓院和改造妓女的工作放下来了，直到1949年11月全面开始。作为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考虑了各方面的问题，因为除了妓女，妓院里有“司账”、“跟妈”、“伙计”，都是底层劳动者。在妓院的周围，则形成了妓院的消费服务行业，如浴池业、理发馆、影剧院、戏楼，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卖唱的艺人等，都是依赖妓院而生存的。封闭妓院，意味着这些人的饭碗将被打碎。
对于这些问题，罗瑞卿表示：“若干依赖妓院为生的茶房、小贩等，或因妓院的封闭而影响生活，可能产生一些反感，另一部分流氓、地痞、特务、匪徒可能散布谣言捣乱，希望向各界群众解释，并防止坏分子的破坏，协助政府把这件事完全办好。”1949年11月12日，在公安部门的集体会议上，罗瑞卿表示：“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
1949年11月21日，清理妓院和改造妓女的工作全面开始。公安部门抽调2400多名民警，分为27个工作小组，对全城的妓院进行了查封。在行动之前，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一是必须立场坚定，态度严肃，依法执行任务，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不得疏忽；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全城总计1300多名妓女被集中以后，如何进行管理和改造是一个大问题。第一步就是为妓女们全面检查身体，总计1303人中，只有40多人没有性病。为此，我国专门下拨资金购买进口的盘莫西林等药物，为这些妓女们治疗。在改造工作中，不能对妓女们进行排斥、谩骂和歧视。没有人称她们是妓女，而是统称学员。更不再分成一二三等，而是所有人一律平等。为了让这些女性能够自力更生，我国对这些女性进行了集中培训。
经过一段时间的劝导和教育改造以后，绝大部分妓女已经改过自新，开始了新的生活。北京地区的1300多名妓女中，有500多人选择了嫁人，和其他的家庭妇女没有什么区别。还有400多人返回了老家，并分到了属于自己的耕地。相当一部分妓女，经过自己的学习之后，分配到了北京的国棉一二三厂和印染厂。除了北京之外，全国其他地区也进行了封存妓院、妓女改造等工作。当听完了各地区关于查封妓院、改造妓女的工作细节以后，毛泽东非常满意，说：“这个决议很好”。
最后，我们聊聊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这部电影拍摄于1950年夏天，反映了旧时代妓女们的悲惨生活、新中国对妓女的积极改造的过程。当时，电影中的很多女演员，本身就是饱经摧残的旧时代妓女。例如电影中的妓院老鸨崔太太，被称为“胭脂虎”。这个演员的表演非常精彩，骨子里透着狠毒，下手非常毒辣，让观众们咬牙切齿。其实，这个女人才29岁，自身就是被摧残的妓女出身。这一特殊人群命运的变迁，彻底改变了一个城市的面貌，也见证了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和成长。
同时也对危害社会的清匪反霸，大烟馆，宣传邪教的会道门，以及吸大烟的人进行改造，对犯有罪恶的恶霸进行枪决，是社会没有涉黄和赌徒，是社会安静下来。
另外东交民巷解放前成为外国使馆，位于北京东城区，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天安门广场东路，全长1552米，是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元朝时，东交民巷与西交民巷是连在一起的一整条胡同，称为江米巷，是南粮北运的咽喉要地。到明代才被分为东西两条胡同。明清时期，东交民巷是“五府六部”所在地；清乾隆、嘉庆年间在此修建了“迎宾馆”，作为外国使团临时居住区。
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英、法、德、俄等国得以在此设立使馆。1860年《天津条约》的签订，让东交民巷正式成为外国使馆区，英、法、美等国纷纷在此建起风格各异的使馆大楼。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的协定。
《辛丑条约》签订之前，列强在东交民巷所在的地面不到整个胡同的二十分之一，清政府也还有行政管理权；条约签订之后，整个东交民巷被列强占领，中国人不能在此居住，也不能设立行政机构，行政管理权也全部归属使馆区。
从破败的清政府到国民党执政时期，帝国主义列强逼迫旧中国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领土并攫取诸如在中国驻扎军队、领事裁判权、控制中国海关和对外贸易、垄断中国金融和财政等一系列特权和利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独立、主权和利益的进行清理。
随着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大部分地区即将解放。此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1949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会谈中，介绍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即“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毛泽东强调，入城仪式中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穿过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是外国列强的“国中国”，被各个国家占领着。毛泽东比喻东交民巷是中国人脸上的疮疤，一定要彻底清理掉。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达了摆脱屈辱外交的决心，尤其是要废除帝国主义据以攫取在华特权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1949年，在新中国正式建立时，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了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彻底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以及“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为妥善处理旧约这些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批准外交部成立条约委员会（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前身），具体负责审查旧政府对外缔结的条约。经审查，条约委员会一致认为，除了部分边界条款需另行处理外，没有一个条约或协定可以全部承认或值得加以修改而适用。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管会宣布公告，北京市内所有帝国主义军营一律收回，建筑全部征用。某些外国所谓的驻兵权必须取消，不平等条约不予承认，七日之内各使馆人员全部撤离。
中国的要求让美国“总领事”柯乐博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称自《辛丑条约》签订以来，美国便享有在东交民巷的驻兵权，希望中国不要采取任何侵犯美国权力的行为。在交涉中，中国外交部直接予以严厉拒绝。
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收回，列强在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得的中国驻兵权，终于像伤口上的一块痂那样被毛泽东剔除了。
新中国政府废除了旧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真正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主体，开启了平等参与条约工作。此后，新中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朝鲜、苏联、越南等国签订了第一批条约。
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的协定，它涉及中国主权有：一条中，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二条中的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条中的“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和“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三国领导人签字：即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
毛泽东知道雅尔塔协定，经分析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美苏两极格局的时代。毛泽东有自身的考量，走自己外交路线和政策。建国后，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毛泽东选只能走“一边倒”，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这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的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
12月19日，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正想和苏联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和平条约》。讨论的焦点就是关于《雅尔塔》协定的有关问题，第一条中，外蒙古问题，国民党和苏联已经签订协议，外蒙古独立了，无法改变了。毛泽东就《雅尔塔》协定的二三条进行协商讨论，归属权和所有权，以及合作权讨论，谈判出现僵局。正好英国提出和新中国建交，毛泽东就与西方国家建交的程序问题电告刘少奇、周恩来：“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此时的中国决策层已经对与英国建交问题有所准备，但在同时，由于中苏缔约仍然是当时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毛泽东更希望中苏缔约“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在这种考虑下，中英建交必然将被推延。
毛泽东在苏联的访问被冷落，就在1950年元旦，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毛泽东此时并非是无意地谈到这个问题，而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外电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同时中苏缔约谈判又毫无进展，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实际上是在向斯大林施加压力。
毛泽东的这一表态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和平新约。苏方在第二天就提出了签订条约的问题。其中讨论了不违犯《雅尔塔》协定变通的对旅顺租用放去，大连归为中国，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中方占股份百分之四十九，苏方百分之五十一，由中方管理，最终达成《中苏和平协议》，最后中美朝鲜战争之后，全部主权全部实现。
1月5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它于次日承认新中国，并正式通知国民党驻英大使，英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自然终止。1月6日，英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日，高来含到中国外交部约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面交了贝文给周恩来的照会。照会表示承认新中国“为中国的法律上的政府”，并认为双方换文本身已构成外交关系的建立。照会同时撤销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但提出仍与台湾保持事实上的联系，因而保留在淡水的领事馆。
按一般国际惯例，两国政府互致承认电文，即意味着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双方达成对建交的共识并一致同意，随后就是互换使节。但新中国根据“一边倒”外交战略，对西方国家采取了“另起炉灶”、区别对待的建交原则，并制定了先谈判后建交的程序。
英方表示不理解。英方声称，双方如欲在相互关系上进行谈判，通常也是在建交之后而不是在它之前。英方甚至威胁表示：若谈判是为了在建交前附加条件，则英国无须考虑建立这种关系。尽管英方措辞强硬，但中方坚持建交必须谈判的原则没有动摇，问题是具体谈些什么和中方如何应对的问题。
1月20日，毛泽东就与英国的谈判方针问题致电刘少奇：“对英国答复则应当拖一下。外交部的同志们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入僵局’，这是不对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僵局，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中”。
所谓“拖一下”，意味深长，它既有待中苏条约谈定后再与英国建交的意思，也有根据“一边倒”原则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交的意思，还有利用时机通过谈判迫使英国在对国民党态度问题、联合国问题、国民党在香港遗留财产问题等方面做出进一步表态的意思。
而在短短的五天之内，毛泽东、刘少奇就有关中英建交谈判问题连发数封电报，反复商讨有关的策略方针，反映了当时中央对中英建交谈判的重视和事情的紧急程度。
2月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估计英代办胡阶森即将到京，望告外交部于胡到后当其来访时提及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的事宜，即应告以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因英国既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其次，英国香港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国家资财采如何态度，也须弄清楚，因这类事情也是属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问题，等等，看胡阶森如何答复。至关于收回英国兵营问题，可暂置不谈”。电报确定了中方在中英谈判中的基本方针，实际上，以后的谈判就是围绕这几方面内容来谈的。
英国承认新中国，使中国领导人必须同时面对中英建交与中苏缔约两场谈判。从某种程度上讲，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刘少奇直接领导了中英谈判，而英国承认新中国也间接促进了正在进行中的中苏谈判。
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主义的做法。当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安全，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承认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并先后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施行军事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同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并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打败了美国，并从战略上为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使新中国顶住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进入70年代，毛泽东通过“乒乓”球外交打开美国大门，基辛格秘密访问中，美国政府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于是便有了1972年尼克松登门访问中国。经过20余年的较量，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毛泽东提出给美国建交，主要是为了平衡中苏势力关系，保持中国不招受战争威胁，但并没有完全解除战争的可能性，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帝国是唯利是图，想尽一切办法赚钱，使用各种伎俩，以战争的、高科技、军事的公开的，暗地里和平演变，削弱各国力量，以利益最大化，剿取世界财富，供他们奢侈消费，不顾其他人的死活，这就是帝国主义嘴脸。毛泽东和美国建立外交，批判吸取美国科技创新经验，吸收某些用社会主义制度经验，而绝不会全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一条不同苏联，也不同美帝国主义的独立自主，没有阶级压迫剥削，以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主体的共产主义，达到全民在日益增加物质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社会。这是毛泽东的初衷和愿望，在没有过苦日子人。
在创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力排众议，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5页）。毛泽东说明了，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毛泽东在同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页）。
毛泽东的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令人信服，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这对于在炮火硝烟中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依据“中间地带”的观点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了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维持的观点。他说：“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制止战争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把缓和国际局势和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曾多次强调：“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
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之时，非常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的谈话》）。
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表明，尽管国际上风云变幻，各国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本着“和平为上”的方针，求同存异，用谈判代替对抗，世界各国之间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办法，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如果诉诸于武力，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已为大量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外交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由此出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的关系的国际行为准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解互相补充，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1页）。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
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
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1953年12月31日，他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印度代表团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对此，印度方面表示赞同。因此，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到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得到许多国家的赞成和响应，但也有一些国家还持怀疑观望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的权宜之计。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第186页）。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如何处理好革命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热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毛泽东从来不隐瞒其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支持主要的应该体现为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取代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更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那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像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第187页）。
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区分了革命与外交的界线，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和平共处，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一些国家同我国打交道时的疑虑，保证了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寄予深切的希望，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和互助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脚点。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正在作为独树一帜的、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经过缜密思考后，毛泽东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的谈话》）。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每当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结果很快打开了建交的局面，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对中国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份内的责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1册，第447页）。
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极大地关注着亚非拉三大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对于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独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967年12月，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毛泽东致阮友寿的电报》，1967年12月19日）。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严正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斗志。
总之，在1949—1976年期间，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的外交治国，知道今天都有推动作用。国际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却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失，并且以新的形态出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为了反抗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在乌克兰的战争就是一个列证。在新的形势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外交方面深邃的战略思考，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原则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所应坚持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今天，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处于不败之地，还须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
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时，曾经揭示出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时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形势下，霸权主义正在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人权外交”、“经济制裁”，“贸易战”，“科技战”，“经济掠夺”成为霸权主义向别国施压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甚至于出现了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种局面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政策是，无论谁搞霸权主义都一概反对，至于国家关系，中国历来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这样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按照毛泽东所指引的继续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毛泽东在50年代曾多次指出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放在亚非拉三大洲；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又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正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90年代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挫败西方势力所谓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亚非拉国家对中国的有力支持，是这一斗争取胜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巩固和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与此同时，中国应积极促进俄罗斯与乌克兰和谈，减少争端，和各国主权国家一和平五项原则基础上维护地区稳定，反对霸权，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扩张，保持世界和平，推动联合自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事业，建立国际经济共同体，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参照《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新华网，（宫力）NEw（注：亡）S（注：书）.S（注：书）OHU.COM2003年12月23日20：56。
毛泽东一直相信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人民高度评价，也是历史所走的过程。毛泽东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讲话》：这是毛泽东给人民最好评语，第一个是把人民群众比喻成“铜墙铁壁”。
在革命历史中，人民群众又起到什么作用？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1943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土地革命，或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工农业建设中，保家卫国，人民群众都是革命眼睛，打探敌人消息，维护治安，建设中技术革命，防止特务间谍，反革命破坏活动，人民都起到眼睛作用，为党提供信息，防范于未然防。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关于重庆谈判》中说：“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毛泽东把人民当着“土地”，温藏着很大力量，能使万物生长，开花结果。在毛泽东阳光下普遍成长。
1955年，毛泽东在南京郊区饶辰乡十月农业合作社和群众交谈说：“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把群众比喻为“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反法西斯战场，痛击日本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在朝鲜战场......解放军能够以弱胜强，最为奥妙之处，毛泽东能以弱胜强，能够让实际战斗力大大超过其装备水平敌人，中国共产党走到哪里都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这里头有什么奥妙吗？怎么才能解密？密码就是毛泽东的一首诗里《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就是人民真正的力量，谁也不能忽视。之所能推动历史发展，属于人民。
毛泽东为了加强中国中产党的建设，清理中国共产党肌体健康，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从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完全依靠革命群众，适当的肌体不受损坏，一直领导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往前奔。
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不但引起党内人担心，也引起外界人士的关注。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正在开展，《重庆日报》发表了郭沫若写的史学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同志看后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他认为该文对于即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重要意义，于是指示将此文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指出：我们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看待，要吸取历史上骄傲导致失败的教训。这就是史称的“甲申对”。
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与黄炎培先生有过几次谈话，有一次他请黄炎培先生谈谈考察延安后的感想。黄炎培先生深思后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黄炎培先生还指出，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希望能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同志非常自信地回答：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路，民主就是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就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破解历史周期率。黄炎培先生经仔细思索后确认毛泽东同志“这话是对的”。这就是史称的延安“窑洞对”。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京。出发时，毛泽东同志庄重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同志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严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就是当年两位伟人离开西柏坡时的“赶考对”。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当年毛泽东同志讲这些话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执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看到了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必定会遇到的而且必须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一直思考并不懈地探索如何解决这个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
在毛泽东同志回答了“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后，他一直在思考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这段论述极其深刻、时刻提醒，“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之所以不同于旧军阀，是因为他还亲手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过之处的百姓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他组织发动“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对党员干部要求“六不”，与人民群众进行“三同”。 “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六不”指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
毛泽东反腐最引人瞩目的一战，是严惩刘青山、张子善一案。
毛泽东为什么敢杀刘青山和张子善？原因很简单：毛主席绝不会当贪官毛泽东的警言： “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斩头誓让贪官们不寒而栗，让人民拍手称快
依靠人民，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公仆”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看得最真切
若有人贪污腐败，用不着有偿检举，用不着全国通辑，贪污犯甚至不敢转移财产、逃跑出境，因为“人民”的眼睛，比满大街的摄像头还要灵
毛泽东曾经说过：“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之所以镇得住腐败，为的就是人民毛泽东之所以镇得住腐败，依靠的就是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党根据当时我国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于1951年开展以革命群众的“三反”“五反”运动。毛泽东在“三反”“五反”中发动人民群众的具体做法，就是揭露问题的本质，深刻了解社会进行中阴暗面，使人们认清再由资本主义下社会的现象，以及丑恶嘴脸，那些用金钱美女收买国家干部，偷税，漏税，以次充好，把过期药品，军用被衣以次充好等，进行大量揭露出来曝光于天下，在进行处理时，严格审查，大多数进行教育，罚款、偷税漏税者补税处理，对极少数在百分之五以下进行惩治。通过群众性运动，教育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必须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才能根除这种现象。在这一期间发生了震惊史册的“新中国反腐败第一枪”。1951年12月，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并被执行。刘青山、张子善先后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他们对革命有功，却堕落为大贪污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有人替刘青山、张子善说情，希望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这个意见反映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毛泽东同志认为正因为刘青山、张子善功劳大地位高，更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警醒和挽救成百上千的干部。毛泽东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是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公正无私，决不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做李自成，决不重蹈历史周期率。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历史性课题。20世纪50年代，两件事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警觉。一是美国囯务卿杜勒斯公开主张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杜勒斯告诫西方领导人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另一件事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混乱，由此西方掀起了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这些促使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思考：如何保证我们的国家政权不违背人民意志、领导干部不腐败变质，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如何挫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等。他曾尝试通过开展人民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次运动，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但真正实践，对革命人民群众进行大洗礼，从看见了在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再用资本主义方式削弱共产党的肌体，苏联共产党就被腐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演变成资本主义情景。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什么才能使中国共产党不变质，这就要把党的行动指南告诉中国人民群众，由群众监督党的正确方向，不要以权谋私，产生腐化堕落，重蹈覆辙，去演变历史的周期率，使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重罪，这是毛泽东最不愿看见的。要解决人民中共同富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消除特权，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将社会变成大众劳动者，只是分工不同，每一个人都能挖掘自己潜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文化生活，供人民共同分享。按毛泽东说的，建立阶级友爱，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不管什么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都要去关心他，爱护她，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受伤害病，进行人道主义救护。人们生存中，要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种社会学校，人有所居处，生老病死，有所关心给以安葬，人死了开追悼会，使人故土为安。以人的向心力，推动社会向前进，再不走那种历史周期率，社会暴力，对人类的伤害。绝不能像资本主义，以利益，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什么手段都是用出来，挑起战争，美国就是典型代表，这种社会，迟早要被劳动大众所代替。他们的周期率一定到来，颠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编著者：
左显成写作简历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我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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