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难忘师恩
——写在济南五中130周年华诞之际
郑世兴
1955年至1958年，我在山东省济南第五中学初中十级一班读书。三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然而，65年过去了，一件件当时认为极其平常的事，至今却刻骨铭心。恩师们的教诲，使我一生受用不尽。
学校坐落在济南青龙桥以东的华美街，前身是齐鲁中学。由于校舍紧张，初中第一年实行二部制，前三个班上午上课，后三个班下午上课，老师却是全天授课，非常辛苦。
顾六吉老师和王家弟老师先后教我们汉语，班主任董锡拾老师教我们文学。我们这批学生，正赶上语文课实行文学和汉语分科。当时我们学的汉语，就是济南一中的方雨人老师和我校的王家弟老师主编的课本。顾六吉老师个头不高，留着鲁迅式的发型和胡须，时不时还着一件蓝布大褂。他平易近人，幽默诙谐，满腹经纶。在我等心目中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课余时间我们也乐意找他玩儿。
他教我们汉语也教文学，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他还即兴说上几句山东快书。寒假后开学不久，按课程应该讲授《铁杵磨成针》，他却说：“今天讲下一课”。孰料，到了六月的一个下雨天，他却又讲授《铁杵磨成针》。雨刚刚停下，屋檐还在滴水，他让我们到外边集合，带领同学们列队到了一座老式建筑的房前，指着檐下石板上一个个小窝，问“这是怎么造成的？”“滴水穿石。”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满意的笑了。回到教室，他开始讲授《铁杵磨成针》，学习效果显而易见。他上汉语课，为了让我们学好普通话，费尽了心血。那时我们班全省各地的学生都有，还有两名华侨，单就一个“二”字，章丘人，泗水人，胶东人，淄博人发音就大不相同。为此，他编了一段极具地方色彩的“二”字歌，让我们反复用普通话朗读：“小二子，今天是二月二，你到你二大爷家的二门里头，推他那辆二把手小车来，到二大马路纬二路二百二十二号楼，接你二姨来咱家过二月二。”他还让我们课余时间朗读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他让一位孔姓同学用“代词”和“副词”造句，这位同学站起来说：“我不会。”他说：“很好，五分。”（那时实行五分制，五分即满分）全班愕然。顾老师讲到：“‘我’就是代词，‘不’就是副词，你作的很好”。其实，我这位同学不笨，就是不太用功，同学都看不起他。顾老师给了他“尊严”和鼓励，从此，学习大有进步。
就连不少人认为枯燥的历史课，教我们的张幼陶老师也讲得有声有色，他在讲古代战争时，为我们朗读杜甫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此刻，一个兵车轰隆，战马嘶鸣，尘土飞扬的雄壮、浩大的出征场面仿佛浮现在眼前。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他说：“如果有人上课睡觉，首先是我讲的不好。”
后来听说，我们的班主任董锡拾老师调到山东师范学院，顾六吉老师调到山东教师进修学院任教了。
艺体教研室的老师们也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墨轩、吴笃民、庞玉和以及后来调来的程维屏四位体育课老师，各有专长。刘老师据说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他带的学校足球队，经常与山东师范学院和山东医学院等大学足球队比赛，程老师就是当年以一米七七的成绩打破女子世界跳高记录的郑凤荣的启蒙老师。吴老师还经常带我们到皇亭体育场跑步。他说，比在学校操场跑步兴奋，容易提高成绩。他们教的学生中，不乏国家运动健将。
我省著名画家弭菊田老师，当时就是我的美术老师。初二那年，我们下乡到历城县参加劳动，就是弭老师带队。劳作间隙，在田间地头，在社员的菜园里，他教我们写生。我有幸和弭老师分在同一位社员家吃饭（那时提倡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房东大嫂为我们炒了一盘鸡蛋，弭老师说：“你年轻，干活多，得多吃点。”不断给我夹菜。弭老师高高的个头，端庄、厚道，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大家。回校后，我写的作文《下乡日记三则》，作为范文，董老师在课堂上进行了宣读。
那时学校实行奖助结合的“助学金”制度，我就是拿着国家的助学金长大的。老师的教化，使我们养成了艰苦朴素、勤奋好学的习惯。记得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星期天，学校开两顿饭，吃过上午饭，我就到大明湖畔的树下复习功课，一阵凉意袭来，原来太阳就要下山。急忙跑回学校，怎奈下午饭已经开过了。总务处王干卿老师得知后到伙房给我拿了两个窝窝头，这时我在操场上邂逅了在校值班的张崇青副校长，他让我随他到了办公室，把一根香肠递给了我，我心里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晚饭。我眼含热泪，手捧着两个窝窝头和这根香肠回到了宿舍，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那时的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日后学习、工作、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我们那批同学大都进入髦耋之年，有的已经作古。同学聚会，个个都对在很大意义上奠定了人生去向的“黄金时代”终生难忘，尤其是对教化我们成人的老师们，深怀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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