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建设发展就要到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几个月间，就势如破竹的消灭了国明党反动派残余军队，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外，大路基本上得到统一，实现全国统一，近在迟迟，已经是指日可待。这时候，毛泽东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了。却最为关心的事，国民经济的是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事关重要。季度严重的经济困难摆在面前，能否尽快度过，这关系到新生的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虽然有预测，估计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必须思想准备，在宏大解放战争高潮，总会遇到各种情况，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旧中国过去，新中国的到来，这首解决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除战争外就是首要任务。毛泽东在西北坡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全部讲述当前任务就是三条，解放战争和恢复经济生产，开展继续革命发展社会特征，保持清醒头脑，不被资产阶级诱惑和腐蚀，保持艰苦朴素工作作风，清正廉洁。
恢复经济生产中，毛泽东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同时告诉人们：“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更进一步强调：“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注1）。这里所说的，“民以食为天”，解决人民最基本身，就是要很快学会各种技能，恢复经济生产，才能使新生政权不败之地，才能有生存发展空间。
恢复经济生产是解放时期，除了没有解放进行战争外，是最重要最为迫切的任务，也是维持人民政权所在，一点也不能怠慢，必须着首解决进程中的实际问题，这对毛泽东的真正考量。
据有关统计资料上海为列，1948年上海工业生产方面，官僚资本拥有炼钢平炉的全部和电炉的85.7%，纱锭的38.5%，织布机的59.2%； 重要工业产品占全市总产品的比重：钢89.3%，棉纱42.2%，棉布3 5.5%，粗纺毛织品41.8%，变压器61.6%，烧碱3 8.1%，食用植物油31.9%。资本主义经济在上海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1949 年私营工业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83.1%；1950年上海商业总营业额中，私营部分占批发总额的65.5%，占零售总额的91.6%。 社会经济结构极不合理，经济各部门发展也不平衡，投机倒把活动十分猖獗，各行业内部还存在程度不同的封建生产关系。
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解放前夕加紧搜刮、封锁和破坏，大量抽逃资金。从1948年12月到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从央行分批运往台湾黄金277.4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外币1537.4万美元。并大肆破坏、隐匿和转移生产资料，造成上海经济一时对内外市场联系的中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已不可遏制，许多工商企业陷入困境，纷纷停业倒闭。1948—1949年上海制药企业70%至80%处于停闭和半停闭状态：1949年前5个月面粉工业企业开工率不足14%；1948 年底卷烟厂已停闭60%以上。上海市工业会致电行政院长：“沪市工厂被迫停工减工者比比皆是”，2月份工业用电减少20%，3月份将减少50%。国家贸易业务在1948年年底就“已全部陷于瘫痪状态”。1948年的抢购风潮使上海著名的4大百货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大皆空”，除一般商品被抢购一空外，就连一些陈年冷备货也成为抢购对象。5月8日，上海进出口业务全部停顿。更为严重的是上海刚解放时，人民政府接收的存米仅够全市吃半个月，存纱仅够开工1个月，煤炭只够烧7天。解放时登记的工业企业5990 家，其中只有103家能算得上规模较大，雇佣500—3000工人，其余的只能说是手工业式的企业。商业大多数为小商店，共63000家。 1949年全年工业总产值309千元。工业年产量：电100900万度，钢5200吨，棉纱712千件，棉布64千万米。机械工业只能修修配配。由此可见，人民政府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是个生产工艺落后， 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经济濒临崩溃（注2）。
上海解放时社会经济业已陷入困境，6月23日，国民党公开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以此来阻断上海内外交通，断绝粮煤以及工业原料等重要物资的供应，窒息上海经济，逼迫新生的人民政权就范。国民党舰艇游弋在吴淞口海面上，拦截运输船只，飞机经常轰炸骚扰上海市区，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由于上海的工商业半殖民地特点，重要工业生产原料严重依赖进口，500多万上海市民赖以生存的粮食，50%～60%依靠进口，敌人的武装封锁使得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到了极大的困难。
中国解放经济生产降到了最低点，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破毁坏，面临竟将崩溃边沿，严重的经济困难，工厂倒闭，商店歇业；农田荒芜，灾害泛滥；交通梗塞，贸易阻滞；财政艰难，赤字剧升；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到处是失业的人群，到处是逃难的灾民。1949年夏季又遭受特大洪水，使得国民经济困难雪上加霜，全国工业中产值比历史最高水平减低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了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值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的三分之二。这是在《毛泽东传》逢先知，金冲及版介绍的。
经济萎缩，全国最富足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特别突出。国明党政府败逃前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里的物资和资金严重匮乏，大批的民族资本企业连简单的再生产都发维持下去。在大工业的上海，全市煤的存量仅能维持一周时间，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能满足一个月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开公户只占四分之一。相对好一点的共产棉纺业，每星期只能开工三天。
上海大都市，在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接收过来就是这样一个千疮百孔地方，再加上物价暴涨，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连续出现社会大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金融机构脱机资本比较集中的大上海等大城市带头起来。1949年5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替代国民政府控制上海时，上海市军管会依照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这份文件中规定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6月5日起，并严禁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市场上继续流通。但是最早的人民币发行机构并没有足够的贵金属保证，加上20世纪初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和金元券政策的失败对上海商界的打击影响依然存在，因而人民币在上海发行流通时遭到了抵制。这一现状被国民党特务利用，他们支持黑市资本巨头，蛊惑民族资本家，妄图在经济上击败中共。并狂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他们拒用人民币，进行黄金、银元投机倒把活动。十天内，上海金银价上涨两倍左右。严重影响市场物价，影响人民币的地位解放时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在上海拖放了大量的人民币取代金银卷货币，抵制美元、法币和英镑。上海物价上涨时，尽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下，有人高兴了，意味共产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在人们心目中人为，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赢家，在经济建设上可能出现输家，根本不相信，共产党能管好经济建设。更奇圣地说：“共产党军事上是满分，政治上可得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的零分”。
面对这样严峻经济型形势，旧社会遗留下的投机资本开始乘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物资，哄抬物价，破坏金融，扰乱市场。1949年到1950年间一连掀起了四次全国性的物价暴涨风。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100，1949年1月则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竟涨至5376，1950年2月又比1949年12月上涨了1倍。
物价的恶性上涨，市场的剧烈波动，猛烈冲击着生产秩序，威胁着群众生活，使原本已经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又加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国内的投机分子认为共产党在经济上注定无所作为，进步人士怀疑和担心共产党能否医治战争创伤，人民群众在欢呼革命战争胜利的同时，更加渴望尽快摆脱生活的疾苦。在当时这种内外环境下，控制市场，稳定物价，已经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更加成为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制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突破口，采取十分有效的果断措施，毛泽东把这项任务交给有经济才能的陈云负责。1949年7月，中央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边拖入平制物价和统一经济工作。
通观全局，掌握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比较有代表性城市的入手，一代全面经济工作的开展，中央选择上海。只要稳住了上海，就稳住全国。
1949年6月5日，为了控制银价，华东局财委首先向市场集中抛出10万块银元，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未罢手，10万块银元短时间内迅速被投机分子吞没，如再不果断打击，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将把整个经济和物价引向失控。
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各地政府开始对金融投机分子采取强硬措施。一方面以法令禁止金银计价流通与私相买卖；另一方面，直接出动武装力量对不法投机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上海市政府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授权后，由掌管财经活动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负责了活动。市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在政府控制税收、交通及其他市政公用事业内强制以人民币作为唯一许可使用的货币，并发行人民币公债来增加人民币的使用量。在这之前的6月7日，市军管会宣布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止银元买卖、流通，取缔银元投机活动。并警告了银元的投机分子。
这些行政手段并没有对银元市场造成足够的影响，因为这对于真正掌握银元市场的投机者而言并不造成根本性的损失。在上海市委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紧急磋商后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场银元之战。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便衣警察封锁了上海最大的银元交易市场--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并拘捕了250名投机者，收缴了数万枚银元。并发动上海市的群众进行宣传，散发传单，宣传建立新的金融新秩序的作用和意义。这场活动对资本家和投机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快市场上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由6月8日的1：2000降至1：1200，并不断下降。大米价格也跌了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用油价格跌一成半。“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初步稳定了人民币的地位，为控制市场创造了必要前提。由于银元的贬值，人民币很快便取得了在上海的主导货币地位，令政府有能力对市场进行更强有力的干预。（注3）
银元控制之后，上海又出现米棉之战。投机资本又开始将目标转向粮食、棉纱、煤炭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投机。国民党特务在这个时候更是煽动道“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两白：大米、棉纱；一黑：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投机分子大量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1949年6月23日到7月21日，一月之内米价又上涨4倍，纱价上涨1倍，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米价又涨3倍，纱价涨3.8倍，布价涨3.5倍，其他物价也随之大幅度上涨。这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49年7月，党中央毛泽东派陈云同志到上海调查研究，制定对策。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陈云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重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在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高价时一齐抛售，几天之内就给了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再经过几个回合的艰苦战斗，最终彻底击垮了投机分子刮起的涨价风（注3）。
进入1950年3月以后，全国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米棉之战”胜利，使中央不用政治力量，就在短期内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狂涨的物价，解决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为巩固经济战线的斗争成果，中央在“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后，开始着手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同时还采取了诸如加强市场管理，惩治不法奸商；加强税收，发行公债，弥补赤字；吸收存款，回笼货币，紧缩银根等措施。并规定禁止一切部队机关参与商业活动，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支出以减少办公杂务等费用，除特殊需要外一律暂停贷款并按约收回贷款，核定各级军政机关人员车辆马匹的编制，清理全国仓库物资等等措施。
这些措施和规定，既能使党政机关“转移风气”，又可避免不法投机商有机可乘，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清除了物价上涨的隐患和漏洞，从而使危害人民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得到了根除。
经济建设恢复，还在深层次发展，毛泽东总在掌握这种进程。在全国未解放，在西北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告知党内，我们面临解放后，毛泽东说：“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在这个时期，面临城市与农村经济的恢复。农村较为经济分散，除了种地农民，土地大多数由地主、资产阶级工商占有，还有就是富农，中农，其次是农民，做长工雇农没有土地，这是封建主义遗留下来问题及待于解决。同时也面临城市工业必须及时恢复经济生产，可以这样说，火烧眉毛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顾及多一些。
在1949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写的问说：“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除敌人建立人民政权，必不可少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个困难时期是可以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努力。有的地方几个月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完成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必须准备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注4）
毛泽东所写，就指出了解放后，所要解决三项人物，提出了要过困难的问题，引起党内同志们引起注意。也是国家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要以实求进忙于急性。
4月15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任太行山的党委书记陶鲁茄等人的讲话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叫‘四面八方’。这里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将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则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不行。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是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础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在没有‘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有资产阶级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先知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注5）
经济建设恢复在徐徐渐进，但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很多，面对出现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内部和报刊杂志收集资料，随时提出指导性的经济建设恢复方针。
1949年11月29日，毛泽东出席全国政协一届第二次会议发表讲话，根据毛泽东在建国后一多月管理，以及国家经济建设在解放区和新解放区进展，在毛泽东脑子中形成了一种概念，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可能需要“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这样一个近期目标。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再次重申他的想法，蛮有信心的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会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事业可以全面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注6）。到了1951年2月，经过一年多经济建设恢复，势头发展趋势，毛泽东更加有信心，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为明确的说：“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
1950年是我国刚刚建国国民经济回复第一年，首先遇到的是一年国家财政收支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点抓这件事情，他特的制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稿。
在毛泽东1949年12月16日出方苏联前，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接着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制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不修改，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进一步修改。
编制1950年预算一大难题，军费开支，第二大难题，就是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政人员开支问题。这两大问题都关注到全局大事情，这两项经费十分沉重的负担，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经费出路又从哪里来？
对这个问题，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必须在征求意见，做出解决方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说：这些就人员能不能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编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他们包起来。管他们吃饭。
处理国民党旧职员问题上，应该说，中共中央是一整套方法的，解放军区是逐渐扩大，打下一座城市或多或少都存在国民党旧职员遗留下来人员，他们没有走，就意味着拥护新的政权，对他们的处理，也有一定方法。但是解放的速度很快，增加国民党军政人员遗留就更多，经费开支也增大，怎样教育安置就成为出现战争意外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方掌握的尺度不一样，有国际现象，辞退没有安排的现像出现。毛泽东抓住这种现象，及时提出，在1949年9月2日指点饶漱石说：“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注7）”地说法，安置这些人员。10月12日，毛泽东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注8）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向个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再次犯”（注9）。不因如此，毛泽东在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强调说：“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注10）。
旧人员包下来，在人民政府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虽然给财政带来负担和压力巨大，据预算每年大约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几万斤小米开支经费，却从政治上提高了人们的凝聚力，稳定了人心，巩固了政权，人心归一的好处。
毛泽东仔细分析了预算开支说：现在的预算，建设费用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占有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还是一那个均为各种战争预算，但是军政费用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大家知道，部队生活特别艰苦，有的不对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不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毛泽东不时就在想，解决军队出路问题，是否南泥湾那样，军队逐步转化为生产建设的设想。准备在1951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搞生产储备粮食。
1950年12月5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就此，195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敌人、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大规模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十余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达到自足，给全军树立了榜样。
1949年12月2日，在毛泽东着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预算。毛泽东在会上讲：“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政策，因为他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国家财政困难，毛泽东说：“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三句话概括。毛泽东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苦难所在，不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苦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注11）
毛泽东的三句话，很是忠肯，面对困难，有办法，能看到希望。给建立新中国人们恢复生产经济过去力量，使人民不再困惑于困难中，敢于想困难作斗争，从困难中走出来，建设新型中国经济恢复和体系。
毛泽东计划出国苏联，在1949年12月4日，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经济中两大问题，土地改革和国财政问题，最后没有在会上得到解决，毛泽东只好说，经这两大问题带到苏联去，请教苏联。
注1：《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9年人民出版社，第1318、1319页。
注2：《上海解放初期党在经济领域对敌斗争的历史回顾》肖炳龙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研究室副研究员，( 2018/11/2 14:56:34 )。
注3：《解放初期的上海经济战》来源: 成都日报 。（作者：）（编辑：王闻扬）（稿源：成都日报）。
注4：在1949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写的问，《毛泽东文集》一卷本，1996年人民出版社，第315页。
注5：陶鲁茄在中央太行区委会议上的传达记录，1945年5月3日，间陶鲁茄《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地128、129页。
注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4页。
注7：《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35页。
注8：《历史唯物观的破产》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09-1516页。
注9：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就人员处理为题的电报，手稿，1949年11月2日。
注10：《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4页。
注11：《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4页。
毛泽东从1949年12月26日，离开中国到苏联访问，经过了68天，到1950年3月4日，他还回到北京。面临国家经济建设是非常困难的，却也有一个好处，国家财政开始好转，到达四月，货币收支基本平衡，国家掌握了比较充足的物资。这对于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在整个推进的工作中，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使许多民族资本商业和个体工行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到了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频频倒闭，工人失业增多，面临新的经济困难。从整个来看，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上海情形，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就有一千多家，停业商店两千多家，失业工人二十多万。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上海顿时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白吃，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现象不断增长。民主人士感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现象，上海称之为“四月危机”。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它出现的现象，带有普遍性。民族资产阶级、大资本家最为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全国其他大城市。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出现了矛盾，更为显得突出。毛泽东特别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处理问题的特点，就是抓住主要矛盾，他认为，只要是处理好了上海这个城市，其他城市矛盾也相应而解。
三至四月初，毛泽东接连收到三次上海陈毅市长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陈毅市长再具体的事实说明，三月十二日电报中说：“三、四、五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倒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封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封电报又反映，“三个月以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务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叫苦，人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还提出：“在不妨碍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就要面临两难问题处理好中央人民政府与工商维护生产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要取得两全其美的方法，毛泽东的认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于执行政策入手。
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做出了调整工商的决策。
毛泽东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主要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毛泽东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是肯定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为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与其说资本有利，经济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对人民有利”。毛泽东还进一步说：“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在会议中，周恩来注意到了，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淆意见。经过周恩来的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代表性。四月二十日，周恩来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告诉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阅。毛泽东对这份记录稿看的十分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上的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
发言记录中的，“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则是“今天主要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集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候给以扶助使之发展”。记录搞中提到：“国营经济无限制发展”。毛泽东的批语为：“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明确指出：“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毛泽东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则边划了一条红线，并写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毛泽东把所批阅的会议记录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车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写“即送”二字。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到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干部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十分重要。
以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又反复强调，继续调整工商业、改善公司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1950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一开始基本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事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渐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出现根本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毛泽东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市场、技术装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注1）。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应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作用。上海正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的讲话一传达，与会代表“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小”。（注2）
四月十五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以开幕，陈毅给中央和毛泽东发来电报。上海正处在“四月危机”中。电报中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的好一些，力争痛苦啥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十六日就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减少阻力，就有主动权”。（注3）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陈毅另一封电报中，再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和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注4）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努力工作，上海市终于渡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个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上海“四月危机”虽然度过了，但经济苦难依然存在，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其他大城市大体如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艰巨，客观形势要求全党必须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各种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松闲，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注5）
经过1950年三至五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中央高层领导，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放着也有了，人士基本取得一致。六月六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了。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中清晰概括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明经济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目前的国际情况对我们是有利的。
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毛泽东不是主观臆断，而是经过咨询苏联，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再加上自己客观分析得出的结论。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为这是做出一切重大决策的前提，不可忽略的问题。因为这是做出一切重大决策的前提。毛泽东最后清晰看到认为，战争还是和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的判断。毛泽东并没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但更多的强调，在最近几年中世界战争打不起来，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爆发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没有任何根据的。对于国际历史大背景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这就可以恰当地规划国内的和平建设事业。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要获得财政经济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一）土地改革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有经费大量节减，或者还要多一点。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能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注6）
信心和政策导向，在毛泽东心里一直迸发一种力量，在众多困难中摆脱出来，树立起一种信念。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仍然有朝气和希望，潜伏着最大的生命力，能够克服种种困难，想实现中目标前进。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信心讲话中，强烈滴感觉到这一股力量。
毛泽东书面讲话，在七届三中全会讲话报告作了很好的说明。毛泽东所讲：巩固财政统一，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巩固物价稳定，这三个“巩固”，告诉全党全国人民绝不动摇。毛泽东还告诉说，去年骂我的来信很多，现在物价稳定，这就是极大胜利。毛泽东这个话，针对个别地方的高级领导人而说的，因为出现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对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有动摇的情况下。
毛泽东在处理公私关系上，他再次谈到《共同纲领》。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这其中明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现实不是这样，有许多地方出现了公私合作，而以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不同，但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有所不同，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是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待遇，在原材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毛泽东所说，这样才能长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要看工人，就是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除了军工带点垄断，其余都应一视同仁。
毛泽东除了端正正确政策导向，同时也讲究贯彻执行政策策略性，观察党内发生各种现象，在执政期间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十分紧张。必须从哪各个方面进攻，那个方面放弃，暂缓。应当团结为重、怎样合作。孤立和打击最主要敌人。
毛泽东着重告诫党内：“今年秋收，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
注1：《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2页。
注2：陈毅关于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4月21日。
注3：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16日。
注4：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23日。
注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59页。
注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编著者 ：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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