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六部 开创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开辟中国的新纪元，但面临中国建立向何处去？这对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重大问题。虽然，中国人民共和国已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有了政府施政方针，但在具体执行上，要有一个非常有力国家机构运作，要有共同行动指向。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要围绕这个刚《共同纲领》行使权力，维护人民共同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像毛泽东1949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提出的那样：打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就是毛泽东从现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符合中国情，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代表者中国人民的心愿。
毛泽东更加注重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的作用，把它做到充分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紧紧抓住，连续转发了一批典型经验，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要把这件事办好。
毛泽东在1949年11月，收到中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发来的一封电报，文中汇报了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下和经验。毛泽东阅读此文后，十分高兴，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随后将饶漱石的报告转发给各中央负责人，请他们所属一律效仿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开起县代表大会，并能开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极为重要”。（注1）
接着，毛泽东在10月30日接到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问题出现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些地方主要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泽中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物理，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毛泽东就是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更好起到重要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注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人们在观察历史见发现，中国改朝换代，都不没走出历史怪圈，总重复昨天的故事。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褚辅成、黄炎培六位参政员。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非常尖锐问题，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臣’的也有，‘人亡正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非常自信的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正息”。（注1）
毛泽东的回答，他代表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充满着自信心，代表新型阶级领导社会力量，这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子。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逐渐统一，延伸扩展到全中国。究竟怎样走，还将把在毛泽东的面前，去探索，去实践。信心有了，那就鼓足勇气，毛泽东正朝着“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伟大目标前进。
开展全国性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时就开始了，广泛统一战线，实行人民民主统一，一个党派精诚合作，构架起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真诚合作，共同建立新中国格局已经打开。
作为新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从理论和政策上都把握住。毛泽东非常明白其中道理，就是要有一面镜子，照亮自己，照亮中国共产党人，在合作之下，办好中国解放后建设恢复，和改造旧中国的面貌。
毛泽东不仅这样想，也在这方面努力去做，不但国家层面是统一战线，各级政府也是统一战线，毛泽东经常提醒各地党政领导，还做一些指示，不要忘记民主党派和无党人士参加到政府机构中的领导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工作。
薄一波讲起了毛泽东对待民主党的一段话：“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谁当任什么职务，毛泽东考虑的很周到，对他们的生活内心。每个月给程濳五万斤小米，补贴帮助他，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主席说，程濳应酬多，开销大。傅作义当水利部长，毛泽东问我，怎么样？我有事汇报一下。他对我说：傅作义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刚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务院有十个以上的部长都是党外民主人士。
毛泽东的工作作风就是，相信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工作，就会形成活力和动力。在1949年12月14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讲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有，‘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作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太纯洁。这次政府名单中，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注2）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所说的一席话，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的明明白白。
统一战线是党的一个方针政策，在建设新中国进程凸显出来。1950年5月，毛泽东接到黄炎培一封信，反映苏南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征粮工作存在一些偏差问题，并提出了补救办法建议。毛泽东看后，先后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讲，要求陈丕显派专人或者自己对这三个县做一番调查，“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种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并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逐一查明，并加分析据报”。（注3）这说明毛泽东对党外人士所提问题认真负责的态度，有据有查，分析原因，实事求是，原原本本转交给当事人处理情况，不是逢场作戏，不管的样子。真诚合作，才有理服人，才能推动事情发展向好的方面转变。
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一部分同志还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反映在1950年3、4月间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某些代表发言中。真对这样问题，毛泽东在四月二十一日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说：“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作，尊重他们，把他们当着自己的干部一样。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报纸刊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议。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注4）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看成共产党革命的总目标，解放人类的共产主义，也包括各个阶级在内，各个党派和无党人士，以及各民族，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包括从敌人营垒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大统一，由广大的能够以保障。
过去中国，大部分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不乏很多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使这部分人看见了祖国解放的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了对祖国憧憧憬向往，都纷纷想回国，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心中怀着一颗赤子的心，急切的想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有不少人经过千辛万苦，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扰和冒着生命危险，或者迫害都要回到祖国。在新中国建设中成为奠基人，各种门类大头人。为我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人才，做出了巨大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使更多人才回国，知名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以及其他领域认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动员亲朋好友回国，书信、电报，或者出外各种交流活动，都在提醒为心中建立建议他们回国，其中徐悲鸿就是典型的列子。他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特写信说：“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来及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在欧洲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能使中国改观，人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尓时必惆怅不已。”（注5）徐悲鸿写的信，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心灵中的感悟，才能发至肺腑之言，劝说亲朋好友归国，这是中国将要发生根本想改变。
注1：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第148、149页。
注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3、14页。
注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57页。
注4：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谈话记录，1950年4月25日。
注5：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1950年11月。
新中国建立，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改变，也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单位和政府，向毛泽东说出来，也以通信方式表达出来。人民群众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增加起来。许多地方也普遍出现了人民来信大量增加。
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处理人来信工作，同样也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途径。却有些领导机关对人民来信漠然视之，持之不理的现象。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50年11月30日，他以中中央名义给个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该为不正确态度”（注1）。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再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碧玺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作风”。（注2）
毛泽东是这样要求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他自己也是严格这样做。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收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非常严厉。
这就毛泽东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对党和国家政府监督方式，把人看作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的一种纽带，谁也分不开，真心诚意管好国家，真正反映人民新生，跟着时代发展的要求，决不能忽视一件小事，也可能是人民大事。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有过很多纠纷，引起战争，蒙汉、满汉、藏汉，彝汉等等的冲突，民族之间矛盾，民族自己之间矛盾。这些矛盾要达到统一团结，就要在政治上达到统一，给不同的民族不一样政策，满足他们风俗，以及管理方式。新中国成立，就考虑到这方面要求，经过革命士气以各民族联系的出来一些经验，以及解放后形势发展，要有所不同，适应社会发展，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团结走出一条新的民族政策，达到民族自治目的。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在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废除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这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时，就体现民族政策。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面前，需要做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也赞同这口号。在革命解放时期已经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逐渐形成人民当家作主，《共同纲领》大法起草，就要涉及到这问题，是该是不该必须做出答案。这时毛泽东建议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制，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最后经过大家讨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实行联邦制。1949年9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构想，向政协代表征询意见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想法说出来，请大家考虑”。“任何民族都有自决权的，这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要想分裂我们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唆。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叫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权力”（注3）。随后，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该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注4）。
为了解释少数民族地区自治问题，中共中央在1949年10月5日专门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卫、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对个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很大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五毛党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个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注5）。
随后一年多，1950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注6）。
经过时间的检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正确的，一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
在处理新疆和西藏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解决这两个民族自治区上，毛泽东在1949年11月14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说：“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及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同时，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注7）
新疆和西藏在中国大路上两个最大的少数民族地区，两区占我国陆地总面积仅三分之一，又在我国的重要边陲上。解放时处理好了这两个少数民地区，对西北部边疆稳定取到决定作用。毛泽东为解决这两个少数民族地区，做出很多知识和讲话，对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指导思想。毛泽东要求进驻该地区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个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实施，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个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好的印象。1951年10月26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进城仪式，西藏地方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欢迎。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注8）
毛泽东始终执行落实贯彻团结，并贯穿整个民族地区一切实际工作中，1949年10月23日，毛泽东就对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关系，才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注9）
西藏不同于其他民族，由于历史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和藏族之间隔阂，还存在着西藏内部的不和。由此西藏的民族问题特殊性和复杂性可不是一般。毛泽东把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同时抓，作为一个对症下药，作为一个根本原则。1951年10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一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毛泽东十分高兴讲：“现在，达赖喇嘛所临到的力量和班禅额尔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到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注10）
在民族团结这面旗帜下，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点，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1950年5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防治，草拟了西藏地方当局谈判事项政策，27日报送中央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做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由西藏人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用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七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这几个字，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主要根据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任人物，关于团结整个藏族人民至关重要。后来在落实实践中有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做达赖和班禅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谈。后来达赖集团叛国，这一部分人分裂出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上层人士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
毛泽东和中国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的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身份复杂而机器重要问题，保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中国的大统一。
毛泽东在中国成立七周年所总结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注11）
毛泽东为赞誉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1950年10月3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由西南各民族、新疆、吉林延边、内蒙等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毛泽东请柳亚子一起观看填词一首。以叙述各民族大团结之盛况，柳即兴写了一首《浣溪沙》，毛泽东也即写了一首词以和之，歌颂民族大团结盛况：柳亚子的词《浣溪沙》为：“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注12）
毛泽东步其韵奉和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毛泽东《浣溪沙》词中，切实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全国空前统一，摆脱了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成为中华大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真正能住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历史风头浪尖上的毛泽东指导中国人民大变革，铭记在人民心中，毛泽东的名字可上了丰碑，永远也抹不掉。
注1：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0年11月30日。
注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64页。
注3：《中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39、140页。
注4、5：《见过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2、15页。
注6：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11月20日。
注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20页。
注8:195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王贵等《西藏历史地位辩》，民资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第451页。
注9：毛泽东志鹏的会并告西北局，手稿，1949年10月23日。
注1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68页。
注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204页。
注12：柳亚子(1887年5月28日-1958年6月21日)，男，江苏吴江黎里镇人，原籍吴江汾湖镇北厍大胜村，本名慰高，号安如，改字人权，号亚庐，再改名弃疾，字稼轩，号亚子。 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民主人士、诗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参加中国教育会。后入同盟会和光复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复报》， 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南社，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任南社主任。曾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他还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58年，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71岁。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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