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六部 开创新中国

第五次战役

“联合国军”不承认失败

中朝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战，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联合国军”明显败于中朝军队，但在1951年3月下旬“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地区。“联合国军”看见还有战胜中朝军队的一点点希望，同时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发现朝鲜半岛地形的绝点，美国试图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薄弱环节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毛泽东从朝鲜战争中找到的规律，认识逐步深化，“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想法，尽快摆脱战争旋涡。

这时，美、英、法等国对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以及用何种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发生了争论。美国政府在与英、法等国磋商后，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决定在不扩大战争范围的前提下，继续稳步北进，待军事上占据有利地位后，以实力霸权为政治为基础，或与中朝方面进行谈判，或继续军事行动争取主动权。以此，“联合国军”于4月初再次越过“三八线”，并计划从中朝人民军队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再次设想推进到平壤、元山一线。4月11日第四次战役进行当中，“联合国军”总司令D.麦克阿瑟因与美国总统H.S.杜鲁门在侵朝政策上有分歧而被撤销一切职务。推荐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M.B.李奇微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4月中旬，李奇微发现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判断中朝人民军队可能于4月下旬或5月初发动攻势，遂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在铁原、金化、金城地区保持进攻，其他方向暂时转入防御。此时“联合国军”的地面作战部队为6个军(军团)共17个师又3个旅、1个团，计34万余人。第一线兵力为12个师另2个旅，第二线和后方兵力为5个师又1个旅及1个团。其部署：美军第1军位于临津江两岸及涟川以西地区，第9军位于涟川以东至华川地区，第10军和南朝鲜军第3、第1军团分别位于杨口、元通里、杆城地区。美军骑兵第1师(机械化师)、空降第187团及南朝鲜军第2师为预备队，分别配置于春川、水原、原州地区。南朝鲜军第2军团第8师位于大田。

中朝人民军队在第四次战役中，赢得了时间，掩护了志愿军第19、第3、第9兵团集结，从而使志愿军第一线作战部队增至3个兵团共11个军33个师另4个炮兵师，加上人民军3个军团，总共60万余人，地面兵力居优势。但志愿军新入朝兵团，对敌情、地形不熟，准备仓促；后勤保障尚无重大改善，只能保持最低限度的供应。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志愿军后续兵团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的指示，经与人民军商定，在“联合国军”实施登陆之前发起第五次战役。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几个师，挫败其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在战役指导上，实行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战役包围迂回与战术包围迂回相结合。在部署上，集中志愿军3个兵团共11个军及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在汶山里至春川间实施主要突击；以其中一部兵力从金化至加平劈开战役缺口，将“联合国军”东西割裂，使其不能互相增援。以人民军2个军团在东线牵制美军第2、第7师，使其不得西援。以志愿军3个军位于肃川、元山、平壤地区，人民军2个军团位于淮阳、沙里院地区，分别担任反登陆和反空降任务。就此形成第五次战役。

激烈战争中朝胜

为了打破美国企图和梦想，中朝人民军队在美国兵援未登陆之前在西线实施主要突击，4月22日黄昏，中朝人民军队在全线发起反击。西线以1个兵团从正面突击、2个兵团从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分割围歼当面之敌。左翼，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指挥5个军，迅速突破“联合国军”防御。至23日夜，志愿军第20、第27、第26军前出15～20公里，进占龙华洞、外药寺洞、白云山地区，歼美军第24师、南朝鲜军第6师各一部；志愿军第40军突入30余公里，前出到加平东北沐洞里地区，完成战役割裂任务；志愿军第39军前出到华川以南原川里地区，将美军陆战第1师隔于北汉江以东不得西援。正面，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指挥第12、第15、第60军，突破后在涟川以北遭到美军第3师、土耳其旅抵抗，进展较慢，24日晨进至哨城里、永平地区，与“联合国军”形成对峙。右翼，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指挥第63、第64、第65军突破临津江后，志愿军第63军攻占江南要点绀岳山，歼英军第29旅一部(见雪马里战斗)；志愿军第64军受阻于临津江南岸弥陀寺以北地区，而此时兵团第2梯队志愿军第65军2个师也已渡过临津江，致使5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遭敌火力突击，伤亡较大，影响了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和歼灭英军第29旅任务的按时完成。人民军第1军团22日晚占领开城，23日占领长湍，在两地各歼敌一部。

25日，中朝人民军队调整部署后继续进攻。志愿军第19兵团于24时前占领了汶山里、法院里、七峰山一线，歼南朝鲜军第1师一部和英军第29旅格劳斯特郡团第1营及坦克团大部，共4000余人。第3兵团攻占哨城里、钟悬山地区；第9兵团占领云岳山、永阳里地区，各歼敌一部。中朝人民军队经三昼夜连续作战，虽在加平方向打开战役缺口，对西线“联合国军”翼侧造成严重威胁，但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26日继续发展进攻，并于当日占领“联合国军”第二线阵地的锦屏山、县里、加平一线。至28日，第19兵团攻占国祀峰、白云台地区；人民军第1军团在梧琴里歼南朝鲜军第1师1个营大部。第3兵团进占自逸里、富坪里地区。第9兵团攻占榛伐里、祝灵山、清平川、加平、春川地区。是日“联合国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地区重新组织防御。美军骑兵第1师西调汉城，并于汉城周围组成绵密的火制地带。中朝人民军队鉴于在汉城以北歼敌机会已失，主力遂于29日停止进攻，结束第一阶段作战。

在西线反击作战的同时，东线人民军第3、第5军团先后向麟蹄以北南朝鲜军第5、第3师发起进攻，歼第5师第36团大部和北援之南朝鲜军第7师第5团大部，有力地配合了西线作战。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整个战线呈西南向东北斜线态势。南朝鲜军防守自隐里至东海岸一段，态势突出。中朝人民军队为继续歼灭“联合国军”有生力量，使其难以抽出兵力实施侧后登陆，并多歼南朝鲜军以孤立美军，决定第3、第9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计划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县里地区南朝鲜军第3、第5、第7、第9师，尔后视情况再歼南朝鲜军首都师和第11师。以第19兵团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汉城东西地区渡江佯动，第39军主力南渡昭阳江，掩护第3、第9兵团东移。

4月30日，“联合国军”为查明中朝人民军队动向， 并掩护其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转入反攻。至5月8日，进占高阳、议政府、于论里、麟蹄、龙浦里一线。此后转入防御，在勿老里至西海岸部署了美军6个师，英军、土耳其军各1个旅，南朝鲜军3个师，以汉城为重点，成一线密集配置。在勿老里至东海岸部署南朝鲜军首都师、第3、第5、第7、第9、第11师，6个师成一线配置。美军第3师、英军第29旅、美军空降第187团为预备队，分别配置于京安里、永登浦、金浦地区。

5月16日黄昏，中朝人民军队发起第二阶段进攻。第9兵团(第20、第27军，附第12军)及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采取正面突破、两翼迂回、层层包围、多路钳击的战法，在勿老里至雪岳山地段实施主要突击。志愿军第20、第27军各一部于17日晨突入纵深25～28公里，抢占后坪里、砧桥、镇东里、旺盛谷诸要点，切断了南朝鲜军第3、第9师南逃退路，并于美山里、上南里地区将南朝鲜军第5、第7师击溃，歼其5个营(见上南里战斗)。18日，第20军在人民军第5军团配合下，向被围于县里地区的第3、第9师展开猛烈突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大部歼灭，缴获全部重装备。第12军突破后，在三巨里、自隐里地区歼南朝鲜军第5师第35团一部、美军第2师2个营、法国营大部。19日，志愿军第12、第27军和人民军第5军团各一部向南发展进攻，于20日进至束沙里、皮木亭一线。志愿军第3兵团(第15、第60军，附第39军主力)向九城浦里突击，负责割裂美军与南朝鲜军的联系和阻击美军第10军，使其不得东援。第15军于17日晨攻占沙五郎峙等地，18日在大水洞地区歼美军第2师第38团团部及第1、第2营大部；第60军19日攻占洪川江以北法所里地区，使美军第7师不得东援。第19兵团及人民军第1军团在高阳至加平宽大正面上向议政府以南水落山及汉江以北磨石隅里、清平川地区进攻，并于17日攻占上述各地，有力地牵制了“联合国军”主力，保障东线进攻作战的胜利。

20日，东线南朝鲜军在中朝人民军队连续五昼夜的突击下，撤至九城浦里、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美军第10军主力逐次东移。美军第3师由京安里东调至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堵住战役缺口。南朝鲜军第2军团第8师由大田北调平昌，建立纵深防御。至此，又形成东西相联的完整防线。中朝人民军队经过连续作战，粮弹将尽，继续进攻已有困难，加之西线美军已开始进攻，为保持主动，遂于21日结束第二阶段作战。

中朝人民军队转移至“三八线”附近，中朝人民军队为争取主力集结休整，总结作战经验，造成尔后有利态势，决定主力北移“三八线”南北地区。为掩护主力转移和休整，各兵团留1个师至1个军的兵力，进行运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5月22日黄昏，志愿军第39、第15军开始转移。23日晨，“联合国军”集中4个军13个师的兵力，实施全线反扑。以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在航空兵掩护下，主要沿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多路向北推进。

中朝人民军队由于对“联合国军”迅速实施全线反扑估计不足，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担任运动防御的部队，有的尚未进入防御地区，有的虽已进入但未很好控制要点与公路，组织有效的交替掩护，以致全线出现多处空隙，使“联合国军”的“先遣队”得以乘隙而入。志愿军有的部队被隔于敌后。24～27日，志愿军第27军主力在麟蹄、县里地区展开，英勇抗击美军第2师、空降第187团、南朝鲜军第5师的进攻，将其阻于昭阳江南北地区，有力地掩护主力转移。志愿军第60军第179、第180师在春川方向北汉江两岸地区顽强抗击美军第7师、陆战第1师、南朝鲜军第6师的进攻；因敌乘隙突入，第180师在驾德山地区几乎陷入敌人全面包围，突围时由于指挥失误和组织接援不力，部队遭到除伤亡外，被俘虏7000人重大损失。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1团，为协同友邻部队歼灭下珍富里地区南朝鲜(韩国)军，于1951年5月20日进至三巨里东南兄弟峰地区。此时，向东增援南朝鲜军的美军第3师第7团已逼近兄弟峰西北的束沙里，志愿军第91团被隔在敌后。21日，志愿军决定结束第二阶段作战主力向北转移。第31师为保证第91团安全北移，令第93团于束沙里西南地区控制有利地形，迟滞美军东进；令第91团东渡南汉江，寻敌空隙，绕道北返。当日，第91团渡过南汉江。在情况不明、地形不熟、粮弹缺乏的情况下，该团指挥员沉着坚定，机智灵活，带领部队且战且行，经间坪里向东北方向前进，后又向西翻越雪岳山，途中，第91团先后歼敌1个连，击溃其1个营，打破南朝鲜军的前堵后追，并以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补充自己，终于从敌后90余公里处安全撤出，于29日在文登里与师主力会合。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注1） 

到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  

以上论述，反映出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27日，中朝人民军队迅速将志愿军第63、第64、第15、第26、第20军及人民军第5、第2、第3军团主力，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进行防御。防守部队有重点地配备兵力，以火力封锁敌主要进攻方向的公路、铁路，并机动灵活地出击，积极打击敌人。28～30日，第65军对进攻涟川之美军第1军实施反击，歼其一部；第20军对进占华川地区之美军第9军实施反击，歼其一部(见华川地区防御战斗)。6月1日，志愿军第47、第42、第20、第27军于新幕、伊川、鸡雄山、黑云吐岭一线构成纵深防线。至10日，中朝人民军队将“联合国军”阻于“三八线”附近之汶山、高浪浦里、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挫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韩国)军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击战。此役，中朝人民军队取得了胜利。经50天奋战，毙伤俘敌8.2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歼敌6.7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摆脱了第四次战役时的被动局面，锻炼了新入朝的部队。经过这次较量“联合国军”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做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这次战役由于发起时间提前，准备比较仓促，战役歼敌目标企图过大，进攻纵深过远，志愿军伤亡较大(7.5万余人)，因而取得的胜利不够圆满。

注1：转引自解方致志愿军党委电，1951年5月27日。

支援抗美援朝热情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战的同时，在国内，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1951年10月23日，在抗美援朝进行了一年后，毛泽东又一次谈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他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即于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宣传运动深入到每个街道，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十一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注1）

从十一月起，天津、上海、北京、沈阳、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桂林、青岛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抗美援朝大会，制定爱国公约，表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

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工商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致电毛泽东，表示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十二月二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注2） 

全国各界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时，国家刚从长期战乱中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开始掀起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许多群众节衣缩食，积极捐款。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全国人民在一年中捐款的总额，约合可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充分显示出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

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抗美援朝报告，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宣布：“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注3）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十四个民族的代表四百五十一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有这样多的民族代表参加的团结盛会感到鼓舞，在同日的复电中说：“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注4）

注1：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注2：毛泽东致李烛尘等电，1950年12月2日。见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注3：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注4：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铁原阻击

在第五次战役中，63军归西线19兵团指挥。面对“联合国军”设防坚固的临津江防线，傅崇碧突出奇兵，冒着被美国空军轰炸的风险，大白天派部队多路隐蔽接近江边潜伏。因此战斗打响后，

仅十几分钟就突破了临津江防线，插入纵深15公里，割裂了美3师和英25旅的联系。遗憾的是，19兵团的另外两个军64军和65军遇到敌军优势地空火力阻击，5个师50000多人马拥挤在江边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被敌军炮火轰炸了两天两夜，牺牲惨重。因此，63军的快速突破没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面对63军的凶猛攻势，当面美第1军急命其他部队撤到第二道防线组织防御，而英第29旅却只能原地固守。63军顺着撕开的防线向里冲，先是击溃了土耳其旅，接着打垮了菲律宾营，对英29旅展开了包围之势。英29旅先是把比利时营顶上去挨打，接着集中全旅炮火掩护拼命跑路，总算是大部得脱，但其格罗斯特营却被63军包围于雪马里地区。这个格罗斯特营历史悠久，是英军中的功勋部队，被特许在军帽上佩戴两颗帽徽。志愿军乘夜发起猛攻，经顽强血战，从四面渗进该营防线。英29旅派一支坦克部队去解围，却被中国军队击退。又求助于美军，可美军自顾不暇，竟拒绝救援。就这样，到了天亮，格罗斯特营终成溃散之势。志愿军漫山遍野地抓俘虏，一个叫刘光子的战士竟然一人俘虏了63名英军，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1000多人的格罗斯特营只逃出39人，营长卡恩也被俘虏，全军覆没了。

63军一直攻过了北汉江，逼近汉城。而美军这次不放弃汉城了，在城市里布置了大量火炮，准备死守。为了不陷入消耗战，19兵团没有对汉城进行攻击。打到此时，志愿军歼敌不多，己方粮弹耗尽，只好北撤转移。然而“联合国军”乘机发起了迅猛地反击，以机械化快速部队进行穿插分割，将中国军队的序列砍得七零八落。63军此时也陷入全军断粮，且背水作战，态势极为不利。傅崇碧当机立断，决定全军撤过北汉江。结果到了江边，发现美军竟也到了。情急之下，傅崇碧命部队戴上缴获的敌军钢盔，大摇大摆地徒涉过江。美军以为63军是南韩部队，竟然轻易将他们放了过去。

人困马乏的63军刚到江北，形势却发生骤变，因“联合国军”进展速度太快，志愿军防线出现多处漏洞，彭德怀只好每抓住一个部队就去堵塞缺口。63军被派到铁原地区进行防御，要求在25公里宽的正面防守15天。对于一个饥疲交加，减员甚重的部队，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63军当面之敌是美骑1师、美25师、英28旅、英29旅共5万多人，有各种火炮1300多门，坦克180余辆，还有空军支援；而63军此时只有24000余人，火炮240多门，没有坦克飞机，在兵力火力上都深居劣势。面对强敌，傅崇碧采取了纵深梯次配备的方法，少摆兵，多屯兵，以减少敌密集火力对志愿军的杀伤。同时以战斗小组在前沿与敌纠缠，使敌不能过早迫近志愿军阵地。在战术上，采取正面抗击与侧翼反击相结合，并在夜晚派出小部队袭扰敌人。

铁原阻击战打得异常惨烈，美军经常是以大群坦克部队开路，像城墙一样压向志愿军阵地。因缺乏反坦克炮，志愿军官兵只好以血肉之躯与敌搏斗，很多部队全体战死在阵地上。美军炮火也打得山呼海啸，志愿军的阵地像被火洗了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傅崇碧指挥63军部队顽强死守，昼失夜反，在迟滞敌军的同时不断组织反击，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只为了总体上遏制住美军的攻势。63军几乎将所有的兵力都填了进去，机关干部、通信员、炊事员都上了战场。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整整打了13天，志愿军后撤部队终于稳定了防线，傅崇碧率63军撤出了焦土一样的铁原阵地。

停战谈判

美国败局寻求途径停战谈判

自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南进作战，朝鲜战争爆发。28日即攻占南韩的政治中心汉城。韩国军队在朝鲜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

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6月27日再度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同时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

6月30日，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直接参加了朝鲜的地面作战。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交了议案，授权组成“联合国军”帮助韩国抵抗朝鲜军队的进攻。

1950年7月7日，在美国的操纵下成立了“联合国军”的“联合司令部”，由美军远东总部统帅麦可阿瑟任司令官，统一指挥侵朝各国军队。

9月15日由朝鲜中部西海岸的仁川港地区登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严正警告美国立即停止侵略行径，不要玩火自焚，同时倡议和平方式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和国际舆论的谴责。

10月1日悍然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朝鲜首都平壤和东部重镇元山等地进逼，并多次派遣空军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一些城镇和乡村，还狂妄叫嚣：“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指中朝)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就不仅威胁着朝鲜的生存，同时也更严重地威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 威胁着世界的和平。

毛泽东多次警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织东北边防军。

美国突破“三八线”那一刻，毛泽东根据“联合国军”行动分析，美国不只是侵略朝鲜那样简单，更重要看到中国刚刚解放，立足不稳的情况下，攻下了朝鲜，用“联合国军”名义，直接摧毁中国新政权。毛泽东就构思中国不得不出兵，支援朝鲜人民共和国。

1950年10月3日，中国政府名义传达信息给美国，因没有同美国建交，只能求助第三方印度，周恩来在当日1时，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把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告给美国，“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再次向美国当局发出严正警告。然而，美国当局把这些警告视为恫吓，美国觉得，中自1840年来，中国重来不派兵对外作战，中国军队打仗一败涂地，中国刚成立新中国，面临全国还未解放完成，国家需要恢复，一支农民军队你能打仗吗，中国没有胆量给“联合国军”打仗，同时也没有理论根据打仗，认为是中国政府的虚张声势。他们错误判定，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不会冒险插手解决朝鲜问题。

毛泽东根本不信邪，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在战术上重视，用自己方法打击“联合国”。

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1950年10月19日正式过鸭绿江，10月25日开始接触和“联合国军”打仗，经过五次战役，至1951年6月10止，经过过228天，打败了“联合国军”，美国浩似强大，也被中朝人民打败在“三八线”以南。

在美国新闻界刊登了一张名为《撤退》的照片久负盛名。照片反映的是1950年冬天，美海军陆战1师从长津湖撤退的情景，照片中的陆战队员满脸血污、双眼望天，眼神中充满了茫然和绝望。

这张照片传回美国，美军家属们愤怒了，他们走上街头，要求杜鲁门立即结束这场“愚蠢的战争”，并将他们的儿子接回家。美国媒体也从毫不关注这场战争，变为连篇累牍地报道陆战1师被围的消息，并呼吁当局“得做点什么”。

美国总统杜鲁门并非什么都没做，从11月30日开始，他和高层不停地开会，会议的议题从是否授权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可以自行决定使用原子弹，到是否现在就承认战败并将美军全部撤出半岛。

用美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话说，“解救我们的部队还是维护我们的民族荣誉”，这让人进退两难。12月3日，华盛顿的沮丧情绪达到顶峰，那天的战报显示：“联合国部队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有超过1.1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的报道。

解密档案显示，这天会议的结论是，美军彻底放弃取胜的想法，但必须体面地撤出。可是，在节节败退的战局中，怎么才能不丢面子地坐到谈判桌前呢？

为此，杜鲁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此语没有吓退志愿军，却“震惊”了美国的西欧盟友。1949年8月29日，苏联也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当时缺乏远距离运载工具，投送到美国有困难，投送到西欧却容易。

英国首相艾德礼匆匆飞到美国，5天之内与杜鲁门会谈了5次。艾德礼开门见山地说，“联合国军”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别无他择，为了停战，不惜放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予北京。杜鲁门则表示，可以接受停火谈判，但不放弃南韩、台湾和联合国的席位。两人在分歧中不欢而散。

同样“震惊”的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防止朝鲜战争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印度等“亚非十三国”向联合国提案：朝鲜战争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切现存问题”。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了十三国提案。

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朝鲜战争》一书中所披露的，为了把谈判要求“体面”地传达给中朝方面，美国政府“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线索”。

最后，美国政府找到了乔治·凯南。此人曾是美国资深外交官，著名的“遏制战略规划师”，此时凯南已经脱掉了职业外交官身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由这样一位教授出面，无论成败，都不会损害美国政府“颜面”。

1951年5月31日，乔治·凯南“巧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希望苏联给中朝方面带话：停火谈判。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历史契机，6月3日，他接见了专门从朝鲜赶来的金日成，同他具体商谈停战谈判的方案。随后，金日成和高岗去苏联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苏联出面，对美方的试探做出反应。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的新闻广播中发表演说：维护和平事业是可能的，第一个步骤是“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6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同日，杜鲁门在田纳西州的土拉霍马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上宣布：“美国愿意参加和平解决的谈判。”

一番隔空喊话，拉开了停战谈判的序幕。毛泽东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即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谈要耐心，打要坚决，据理力争，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战。

此时，第五次战役已经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总计歼灭敌人23万人。

经过五次战役的激烈较量，美国看到，尽管自己有强大的军事优势，但凭现有的兵力再打到鸭绿江是不可能的了。1951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打一场有限战争，并将主张扩大战争的侵朝司令麦克阿瑟解职。5月16日，美国决定放弃占领全朝鲜的目标，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分界线，通过谈判，寻求“光荣的停战”。

志愿军虽然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兵力上占据优势，由于没有制空权、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不足等给作战造成的困难，志愿军虽能包围美军的整师、整团，却难以全歼被围之敌，不具备把美帝国主义彻底赶出朝鲜的条件。5月26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零敲牛皮糖”，多打小歼灭战，每个军一次求得歼灭美英军一个营，积小胜为大胜。6月3日，毛泽东和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分析了朝鲜战局以及美国政府的态度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目标。和平谈判的决策形成。（注1）

高瞻远瞩确定谈判战略策略抗美援朝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谈，符合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和世界人民的心愿。毛泽东高度重视朝鲜停战谈判，对谈判的战略、策略、方案及代表团的人员组成都亲自确定。斯大林得知后全部同意并明确表示：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

“和谈中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提早结束战争，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毛泽东制定的这一谈判战略使中国处于有利位置。（注1）

毛泽东亲自点将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以及精通外交、擅长谈判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组成谈判代表团，提出了谈判策略：“当美国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应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谈判时，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以利于朝鲜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但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做一些妥协或者让步，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应掌握这样的原则：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毛泽东预见到谈判期间，敌人可能会玩弄种种阴谋伎俩，可能乘机对我实施突然袭击。7月2日，毛泽东要求志愿军“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志愿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7月9日又在电报中指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毛泽东不但为谈判代表团制定了战略策略，而且为志愿军配合谈判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注1）

注1：《毛泽东指挥朝鲜停战谈判》2010年12月27日 15：20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杨海洋。

谈判开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派兵侵略朝鲜，并令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接着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扩大朝鲜战争 ，进而越过“三八线”，直逼朝中边境。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志愿军，于1950年10月入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至1951年6月初，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附近。美国和南朝鲜(韩国)在军事上遭重创，武力取胜无望的情况下，被迫表示愿进行停战谈判。鉴于美国有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向，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R.A.马立克正式建议朝鲜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的第一步。25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M.B.李奇微声明愿意举行谈判，并建议在元山港的丹麦伤兵船上举行。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复电，建议以开城为谈判地点。1951年7月8日，筹备朝鲜停战会议的联络官会议在开城举行。以肯耐上校为首的李奇微将军联络官3人，翻译2人，乘直升飞机，于8日上午8时22分在开城西北指定地点降落后，被引入开城近郊的会场，与金日成、彭德怀的联络官张春山上校、柴成文中校、金一波中校举行会议。会上对停战会议的筹备事宜，进行了具体协商；双方联络官商定了谈判日期和双方代表团各由5名代表组成。

中朝参加停战谈判的战略，分为三线。一线由南日、解方等直接出面谈判；二线由乔冠华、柴成文等往返联系，并传达、贯彻上级指示，提出谈判的具体方案；三线则由李克农负责，与毛泽东、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并直接与朝鲜最高层协商，掌握谈判的方针大计及全部过程。

在代表团里，李克农代号101首长，或称“李队长”，乔冠华代号103，干部称他“乔指导员”，他们的身份是保密的。每天，从板门店发去的电报再从北京批复回来，往往已是次日清晨。

周恩来在李克农和乔冠华赴朝前叮嘱了一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也就是说，该争的据理力争，该让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

朝中方面组成的谈判代表团

朝中方面组成的代表团，由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为邓华将军(1951年10月23日和1953年4月26日，由边章五将军和丁国钰将军相继接替)和解方将军(1953年4月26日由柴成文将军接替)，朝鲜人民军的代表为李相朝将军和张平山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 受命率领的谈判工作组，协助谈判工作。“联合国军”代表团由美国海军中将T.乔埃为首席代表(1952年5月，由美国陆军少将海立胜即W.哈里逊接替)。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10月25日起改在板门店)。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封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等，毛泽东都样样关照到了。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谈判时灵活万变，出言不逊，争取谈判胜利。在临战之前，做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毛泽东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具体、实际、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

美军参谋建议，“联合国军”代表团可以带西方记者去谈判现场，如果中朝方面阻挠“新闻自由”，就能在舆论上抨击中朝。当时中朝方面认为，双方还远未达成协议，不便让记者采访停战谈判。但美国根本不顾中朝反对，乔埃私自带着大批记者前往开城谈判现场。当记者被中朝卫兵挡回后，美方大肆渲染“中朝军队阻止“联合国军”谈判车队通过”。出于最大的和平诚意，中朝方面同意双方可互派记者到会场采访。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中共中央确定志愿军方面由邓华、解方出任谈判代表。由金日成指派的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人民军总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第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出任谈判代表。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主持朝中代表团的工作，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长乔冠华协助李克农的工作。

美国方面，李奇微指定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为“联合国军”停战谈判的首席代表。

另外4位代表分别是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 霍治少将，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和南朝鲜军白善烨少将。

1951年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在开城拉开帷幕。谈判一开始，“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乔埃中将②就大谈“如果不能尽快达成停战协定，会造成许多不必要伤亡”，企图先占据政治制高点。

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在朝鲜停战首次会议上发言，同意朝鲜人民军首席代表南日将军提出的三项建议，并指出这是谈判的出发点。三项建议为：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部队。

双方要争的头等大事，就是划定军事分界线。中朝方面提出，以开战前的三八线为界；美方断然拒绝，理由是美方有“海空优势”，军事分界线应划在中朝阵地后方。

每当中朝方代表进行反驳时，美方就拒不发言，故意让谈判陷入僵局。乔伊中将一言不发，时而双手托腮，时而玩弄两支铅笔，南日将军则叼着他的象牙烟斗，眼睛盯着乔伊，把烟圈喷向对方。

沉闷的气氛中，连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副代表柴成文悄悄走入旁边的小帐篷，请示李克农，李克农只递给他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就三个字“坐下去”。高度紧绷的谈判人员传看了这张纸条，顿时又来了精神。

“静坐”持续了2小时11分钟。最后，乔伊打破沉默，宣布休会。

但中朝方面的让步，反而让美国错误地认为“施压战略有用”。7月27日，实质性谈判开始。美方出尔反尔，不但不同意外国军队从朝鲜撤离，甚至还否定国务卿艾奇逊之前两次公开提出的沿三八线停火的建议，蛮横要求军事分界线应划在“鸭绿江上的空军及海军战线与开城、平康、北汉江区域的陆军战线的中间某处”，这意味着美军可以兵不血刃地让中朝军队全线后退36公里至68公里！

中方谈判代表解方将军③回击道：“我们究竟是在这里讨论停止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战争呢？”在遭到中朝代表严词驳斥之后，乔埃公然咆哮说：“让炸弹、大炮和机枪去辩论吧！”李奇微叫嚣称，要用武力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要求的分界线位置。

7月10日上午10点，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双方代表团拿出自己的提案，但因分歧过大，第一天的正式谈判在双方仅仅提出各自的观点之后就宣告结束。

第二天的谈判由朝鲜主持。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宣布会议开始，双方代表落座。一言未发，南日将军又马上宣布休会，全程用时25秒。美国人惊讶地意识到，他们的对手中，有一位高人存在。

在多次交锋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后，美国人叫嚣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7月13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又提出建立中立区的要求。为扫除美方蓄意设置的障碍，14日，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可以同意建立中立区。这样，在以开城市为中心5英里半径内建立了中立区。

7月26日，以朝中方面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双方达成议程问题协议：

一、通过议程；

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

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察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责。

四、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

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图：协议内容

至此，谈判进入第二项，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实质性谈判。随着谈判的进一步深入，更加严重的分歧也随之而来。朝中依旧提议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国虽然在谈判前同样认可了这项建议，但谈判一开始就瞬间变了卦。

他们以自己在海空军有着绝对优势为借口，要求在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得到一定的土地补偿，面积则足足有一万两千平方公里，甚至包括了平壤、开城原声的重要城镇，其实质不亚于中国朝鲜向美国索要华盛顿。

美国人的荒唐提议被我方代表断然拒绝。如果没有你们的海空军，地面上早就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了。如果说你方海空军优势需要补偿，那我们的地面优势需不需要补偿呢？停战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

眼见态度上的单纯强硬已经无法使中国屈服，美国决定以沉默来消磨朝中的耐心。在1951年八月十日的谈判中，朝中代表发言完毕后，美方代表竟然集体拒不发言。他们双方在会场上以沉默对抗了132分钟，创下了谈判中沉默时间最长的历史记录。到最后，忍无可忍的美方宣布休会退席，又创下了25秒的谈判时间最短历史纪录，即双方代表刚落座宣布开会后，又马上宣布休会。

美方曾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拒绝后，就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朝鲜谈判被迫中断，双方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了战场上的较量。志愿军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

反夏秋季攻势

1951年八月十八日，美军一个师、韩军两个师，向汉江对岸的朝鲜人民军80公里防御，正面发动了猛烈的夏季攻势。企图夺取人民军东线阵地突出部，以改变其防御态势，迫使朝中的谈判中让步。

八月十八日，美国集中了其在远东的全部轰炸机和绝大部分战斗轰炸机，乘朝鲜北部洪水成灾、志愿军后方供应更加困难之机，发动了空中绞杀战，意图摧毁朝鲜北方铁路运输系统。

八月十九日，韩国武装人员在中立区松谷里埋伏了朝中军事警察，担任中立区警卫任务的志愿军排长姚庆详在巡逻时遭到伏击身亡。

八月二十二日，美空军一架飞机向朝中代表团住所扔下了十三枚炸弹、四枚汽油弹扫射，面对确凿的证据，他们还倒打一耙污蔑炸弹是朝中自己引爆的，以此来诬陷朝中联合军。

面对美国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攻击态势，志愿军决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方面宣布停会，搜集证据与抗议，另一方面以坚决的军事行动粉碎敌人攻势、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但此时的军事行动却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五次战役过程中，志愿军都采用的是近战、夜战和大规模穿插迂回的运动战战法。然而随着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战线相对稳定，敌我双方都开始修筑工事，战斗形势也从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转为了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的阵地战，然而我军战役规模的正面阵地战经验严重不足，各级指战员也普遍缺乏阵地战经验。能不能挡住“联合国军”进攻，赢得谈判主动权，成为了决定整个战争进程和走向的胜负手。

夏季攻势中，“联合国军”平均每天以6到13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和猛烈炮火的支援掩护下，向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防守的阵地连续猛攻7个昼夜。在人民军的顽强阻击和积极的阵前反击下，“联合国军”付出了整整1.6万人伤亡的代价，仅在部分阵地向前推进了2到6公里，未能实现预定目标。随后人民军发动反击，夺回了部分丢失阵地。

九月一日，“联合国军”重振旗鼓，以2个美军师、5个韩军事的强大兵力，再次向朝鲜人民军阵地发起了攻击。然而人民军的抵抗能力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

人民军在851高地阻击了美二师和韩军2个师，整整6个昼夜，给予美二师大量杀伤，美二十九团二营仅剩11个人活了下来。后来美军将851高地成为伤心岭。

这期间志愿军为了配合人民军作战，向“联合国军”多处阵地发起了战术反击，占领了部分高地要点，改变了防御态势。其余部队则为了防止美军实施侧后登陆，成立了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机构，进一步加强了朝鲜和东北地区的海岸线防御。

九月十八日，“联合国军”夏季攻势结束，朝鲜人民军志愿军全线毙伤俘敌7.8万人。“联合国军”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却紧紧将战线向北推进了二到八公里，未能给予朝中足够压力，迫使朝中的军事分界线问题谈判上接受美国的无理要求。然而夏季攻势的失败并没有打消美国人在军事上施压的想法。

九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军”卷土重来，他们采取了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在东西两线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此时志愿军刚刚调整完战场部署，共安排了6个军在正面第一线展开防御，炮兵力量也得以增强。

10月1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下达了秋季作战命令。戳穿了敌人阴谋，看志愿军如何防御作战，打击“联合国军”的嚣张气焰！

西线的四十七军、六十四军遭受了美英军的重炮群和坦克支援下的猛烈进攻。扼守夜月山阵地的四十七军一个连三面受敌，与美军反复冲杀激战数日，阵地被炮击数万发，一片焦土，所有工事都被摧毁，坚守主峰的一个排全部牺牲，全连共打退了美军十四次冲锋。

140师418团与敌激战数日，创造了阵地战，全歼美军两个建制连的模范战例。

坚守马良山的志愿军六十四军191师571团一个连，依托坑道工事，击退了英二十九旅两个营的21次重击，坚守阵地三昼夜，毙伤敌七百余人，自身仅伤亡26人。

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发来了一个电报写道：“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可以看得出，毛泽东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写这封电报的。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十八日，二十天的时间里，志愿军顶住了美骑兵一师、美三师、英二十九旅的炮火猛攻，全线每个阵地也平均每天被炮轰两万发以上，阵地山头被削去了整整一米，志愿军毙伤俘敌2.2万余人。“联合国军”仅向前推进了4公里，西线攻势被彻底粉碎了。

在东线，志愿军六十八军刚刚接防。没有工事依托，没有足够的炮火支援，没有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后勤供应，没有完全了解敌情地形。即便如此，六十八军依旧顽强抗击了美二十、韩八师连续13个昼夜的猛烈进攻。

志愿军204师在全师范围内集中61门火炮，组成了反坦克大队专门打坦克。三天时间里，反坦克大队击毁美军坦克18辆，击伤八辆。志愿军612团3营战士胡连更是创造了一天击毁敌坦克四辆的辉煌战绩。

防守金城以南的志愿军六十七军，阻击了美七师、二十四师、韩军两个师的疯狂进攻。志愿军199、200师指战员白天利用弹坑防守，夜间实施反突击，给敌第一天就毙伤敌5000余人。

坚守黎川洞的志愿军599团3个连连续抗击美军一到三个团。在坦克、飞机、大炮配合下的猛烈进攻，整整三个昼夜击退美军二十五次冲锋，最后成功突围，毙伤美军人数高达惊人的4000余人，对整个东线防御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52年10月8日，继任的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先用老套路发问，问中朝方对其提出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有何想法。南日大将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不予接受。哈里逊接着宣布“无限期休会”，且不等我方反应即起身朝帐篷外走。

中朝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蔑视，直到对方全部人员撤走后才离开帐篷。丁国钰说，这是事先针对“逃会”安排好的应对。为此，他们还专门演练过京剧老生的腔调，以便发出中气十足的笑声，让帐篷外的西方记者知道。

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发来了一个电报，写道：“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可以看得出，毛泽东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写这封电报的。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51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军伤亡惨重，无力进攻。至此，“联合国军”秋季攻势被全部粉碎。

志愿军在一个月的秋季防御作战中，毙伤俘敌7.9万人。战斗中，缺乏阵地战经验的志愿军指战员迅速总结经验，建立了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有生活设备的支撑点式阵地防御体系，构筑了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这期间，志愿军还组织工兵拆解“联合国军”投射后未爆炸的炮弹和炸弹，用于补充弹药，仅15军一个师就拆除炸药近一万公斤。

整个秋季攻势，志愿军以相较于五次战役更少的伤亡，毙伤了更多的敌人。“联合国军”仅仅攻占了467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均每公里伤亡高达170余人。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10月23日，毛泽东在庄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联合国军”这种攻势在战略上是失败的。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二十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边。美国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美军在战场上同样没有得到。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后，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

“反绞杀战”

“反绞杀战”基本上是反夏秋战同步的。1951年7月13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要求空军“在此谈判期间，应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军威力的全部能力”，来达到谈判的话语权。1951年8月初，“联合国军”空军就制订了“空中绞杀战”的计划，从空中妄图封锁朝鲜北部交通运输线的计划，以切断前线志愿军的补给，削弱志愿军的战斗力，从而使战局向有利于美军的方向转变。这种用空中力量集中轰炸朝鲜和志愿军的交通线，以切断其补给并阻绝部队的调动作战方式，这是美军在二战中就曾多次用过，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1944年4月在意大利战场，盟军进攻德军据守的“古斯塔夫防线”接连受阻，美英空军便对德军铁路运输线进行了54天的空中封锁，总共出动飞机五万架次，总投弹量为1.23万吨，炸毁桥梁48座，摧毁德军卡车1.8万辆，基本切断了从意大利北部通向罗马的三条铁路线和东海岸铁路线。5月21日，德军被迫从“古斯塔夫防线”撤退，此间，空中封锁对破坏德军交通运输、削弱后勤补给和限制德军机动等发挥了巨大作用。到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时，盟军又对法国西北地区的铁路、公路交通进行了持续五个月的空中封锁，出动飞机约七万架次，投弹约13.6万吨，炸毁重要铁路枢纽50余处、桥梁80座、火车头近2000个、火车车厢约三万节，给德军交通运输及部队调动造成极大困难，对盟军登陆作战的成功贡献巨大。（注1）美国就以这种手段对付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达到取胜目的，可他们打错了算盘。

美军试想把这种以铁路线为主要目标的空中封锁战役，形象地称之为“绞杀战”，或叫“窒息战”。基于现实及历史的双重考量，美军才决定在朝鲜战场上发起“绞杀战”，想把朝鲜半岛变为昔日的亚平宁半岛。

1951年上半年，“联合国军”计划派出空军总兵力为19个大队，各型作战飞机1100余架，连同海军的作战飞机共计1400余架。为了发动“绞杀战”，美军不仅增加了飞机数量，总兵力增至24个大队又10个中队，各型作战飞机约1700架，而且还用当时最先进的F-86E“佩刀”战斗机全面替换了二战时期的F-61“黑寡妇”战斗机。

1951年8月18日，也就是美军地面部队发起夏季攻势的同一天，美军使用空军、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在内的所有空中力量，除了少部分用于直接支援地面部队外，几乎将80%以上的力量全部投入到以铁路线为目标的“绞杀战”中。其兵力部署：美空军第5航空队负责切断朝鲜北部的铁路线，集中轰炸宜川至肃川、熙川至顺川之间的铁路干线：美军轰炸机指挥部的B-29轰炸机，主要负责轰炸宜川、新安州、顺川和平壤等地的重要铁路桥梁：美海军航空兵则负责封锁朝鲜沿海地区的铁路线。

战役开始前，美军对朝鲜战场进行了仔细分析和估算，认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前线约有60个师，每个师每天最少需要40吨的补给物资，共2400吨。如果以汽车运输的话，算上往返时间，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如果采用铁路运输的话，只需要120节车皮就够了。由此可见，铁路运输远比汽车运输更为经济且有效率，所以美军将“绞杀战”的重点确定为铁路线上。

朝鲜北部共有七条铁路干线，其中南北走向四条，东西走向三条，总长约1200公里。在平壤以北清川江以南地区，是朝鲜北部铁路交通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的交会地区，尤其是新安州、西浦和价川为三个端点的“三角地区”汇集了南北走向的京义线、满浦线和东西走向的平元线、价新线，特别是平元线，是连接东西海岸的唯一一条东西走向铁路干线。因此，这个“三角地区”就成为朝鲜北部铁路运输最为关键的咽喉所在，也毫无悬念地成了美军“绞杀战”的重中之重，美军每天对这一重点地区的空袭都在200架次以上。“绞杀战”开始后，美军逐步压缩重点攻击的范围，在京义线，最后就压缩到317公里到318公里这一公里地段上，每次轰炸都在50架次以上。在满浦线，则最后压缩到龙源里至泉洞间29公里地段，每天轰炸都在五次以上。小小的“三角地区”铁路线总长还不到80公里，只占朝鲜北部铁路总长的6%，但在整个“绞杀战”期间遭到空袭破坏就达2000(处)次，占到全部被破坏铁路(处)次的45%。在空袭的十个月中，美军仅在“三角地区”就投下3.8万枚炸弹，平均每半米铁路线上就落弹一枚。

同时，天旱又遇连夜雨。在朝鲜北部爆发了4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从7月下旬开始，公路、铁路和桥梁受到很大洪水毁坏。再加上美军同期发起“绞杀战”，这对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而言，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美军每天出动多批次、数十架次的大编队进行集中轰炸，不仅使用高爆弹，还使用了“蝴蝶弹”和定时炸弹。“蝴蝶弹”其实就是子母弹，每枚母弹在空中就释放出数十乃至数百枚小炸弹，小炸弹在空中自动打开折叠的弹翼，随风飘落，酷似蝴蝶翻飞而得名，落地后只要旁边有人员或车辆经过就会感应起爆。而定时炸弹的起爆时间大多是随机的，有的20分钟后爆炸，有的半小时爆炸，有的一小时爆炸，对于在轰炸后进行抢修造成极大威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利用其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发动了持续近一年的空中“绞杀战”的锁。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军就针对意大利和德国使用过这种战术，并取得过不错的战绩。然而，在持续“绞杀”的恶劣状况下，志愿军以防空、抢修和抢运三位一体展开了反“绞杀”作战，最终保障了后勤补给线的畅通，并挫败了美军的“绞杀战”。 

在洪水和美军“绞杀战”的双重影响下，朝鲜北部铁路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从9月到12月间，“三角地区”总共只有28天是通车的，直接导致志愿军一线各军一度存粮不足一周，二线各军存粮不足半个月。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迅速指示：全面展开反“绞杀战”斗争。

从空中力量而言，志愿军空军共有12个装备米格-15的歼击机团(旧称驱逐机团)，共约300架，不过其中只有四个团训练比较充分，飞行员驾驶米格-15的飞行时间平均不足20小时。不过，从9月开始，志愿军空军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采取以师为单位轮番入朝，由少到多，以老带新、新老结合、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办法，投入到反“绞杀战”作战。后来，苏联第64航空军下辖歼击机三个师七个团，共约200架战机也直接参战。9月25日，中苏与美空军首次爆发250架飞机参战的大空战，在接下来的26日、27日，又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空战，在这三天里，美军战机被击落26架、击伤七架。志愿军和苏联空军并肩作战，在四个月里总共击落美军飞机72架，对美军的空中优势发起强有力的挑战，“米格走廊”的说法也在这一时期流传开来，美国空军的战史这样描述：“共军米格机由于数量上的优势，所以11月份在平壤以北取得了主动，而‘联合国军’的飞行员只能对共军飞行员的进攻进行勉强抵抗而已。”

地面防空力量上，在“绞杀战”开始时，志愿军共有高炮部队四个师又三个团和50个独立高炮营，共装备大口径高炮72门，小口径高炮733门。9月，志愿军将朝鲜北部铁路划分为四个防空区，并将原来用来掩护修建机场的高炮部队也大部分转用于掩护铁路线，使掩护铁路线的高炮部队达到11个团和11个独立高炮营，占全部高炮兵力的70%，根据以集中对集中的原则，掩护铁路的高炮部队中有三分之二部署到了“三角地区”。此外，还调来两个高炮团和六个独立高炮营负责掩护“三角地区”的桥梁。随着在“三角地区”高炮部队实力的增长，美军在这一地区进行轰炸时的损失也激增，仅12月就被志愿军高炮部队击落38架，击伤68架。因此，从12月底开始，美军被迫放弃了对“三角地区”的集中轰炸，改为对其他地区进行机动重点攻击。敌变我变，志愿军的高炮部队也改变了部署，开始以“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方式，兵分两路，一部分负责掩护重点目标，一部分进行机动作战，以此来弥补掩护范围大高炮数量不足的缺口，负责重点保卫的高炮部队以保卫目标的安全为第一目标，负责机动作战的高炮部队则以击落敌机为第一目标。在整个反“绞杀战”期间，志愿军高炮部队总共击落敌机200余架，击伤1000余架。 

在防空作战有了成效之后，志愿军随即投入铁道兵部队抢修被炸坏的铁路。首先，是给在朝鲜的铁道兵部队补充了9000人和五个成建制的新兵团，使铁道兵的兵力增至6.5万人，其中在“三角地区”就投入了志愿军铁道兵一个师和人民军一个铁道联队，采取分班轮换昼夜不停地抢修，于10月7日恢复了“三角地区”的全面通车，在10月16日到22日的一周中，就通行列车1947列，超过9月下半月和10月上半月的总和。此后，由于美军加强了空袭力度和强度，“三角地区”的铁路运输再度中断。11月，志愿军义向“三角地区”增调铁道兵一个团、工程总队一个大队和人民军一个铁道联队，加强抢修力量。在抢修铁路中，从实践中寻找总结经验，开发人的潜力，采取了很多应急抢修新方法，比如以枕木排架代替大弹坑填土，再比如在抢修桥梁时采取了“爬行桥”、“水下桥”，甚至在夜间修复通车，天亮前主动拆除工字钢梁等重要部件，造成没有修复的假象，美军自然也就不会再来轰炸没有修复的桥梁，避免遭到进一步破坏，到第二天夜间再重新装上，又可以迅速通车。

此外，在抢修中，铁道兵部队创造并完善了一整套的战时抢修方法，确定了先通车后加固，先简单后复杂，确保重点等原则。抢修的便桥、便线都只要达到最简单的修复标准，能维持三到五天就算完成任务。就是这样，在与美军轰炸一修复一再轰炸一再修复的反复斗争中赢得了胜利。

铁路抢修通车后，接下来就是更为紧张的抢运了。铁路运输部门创造了很多有效的抢运措施，如“片面运输”，就是在某个时间段里实行全部向一个方向的单向运输，这样前后两列列车的间隔被缩短到5分钟，使发车数几乎达到正常情况的一到两倍。如果在“片面运输”的基础上再进行“合并运转”，即将两三列列车合并为一列列车，用两三个火车头拖挂，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突击抢运效率。

而“顶牛过江”更是彰显了铁道兵的智慧。由于铁路抢修特别是桥梁抢修，只要求达到最低的通行标准，通常只能通过比较轻的车厢，所以就创造出在只能最低限度通行的桥梁上，将火车头改到整列火车的最后，将列车顶推--而不是正常情况下在最前面的拖拉--到对岸，然后对岸的另一个火车头就在岸边等着，直接挂到列车的最前面，再将整列车就像正常那样拖拉走。这种方法就是火车头根本不用上桥，就能将列车后顶前拖过桥，在桥梁抢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得到了苏联专家的高度评价。（注1）

此外，铁道部队还组织了“当当队”，在夜间无灯光情况下引导列车通行，一举解决了夜间无灯光运输的难题。美军飞机都没有装备夜视设备，夜航飞行员数量也不多，所以，夜间无灯光通车就可以在美军飞机难以发现的情况下保证了夜间运输。

除了铁路，公路运输也是美军“绞杀战”的重要目标，而且朝鲜公路整体路况较差，除大城市附近是柏油公路外，绝大多数公路为碎石和泥土路面，很难进行大规模公路运输。因此，从1951年9月开始，志愿军命令全军除直接担任作战任务的部队，其余部队在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组织下，全部投入护路抢修。不仅如此，为保证公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志愿军在主要公路干线上设置了对空监视哨，平均200、10米就设立一处哨位。对空哨除了负责在美机临空时鸣枪报警，还担负防范敌特、引导汽车隐蔽、维持交通秩序及清扫美机投下的定时炸弹、蝴蝶弹、三角钉、四角钉等任务。这些措施实施后，大大减少了汽车损失，提高了公路运输效率。汽车每季度损失率由入朝初期的近50%，1952年第一季度已降至6%。

中国空军成立于1949年11月11日，拥有战斗机36架、轰炸机10架、运输机12架，飞行员68人。中国与苏联谈判，协议苏联出售给中国米格-15飞机434架，派878名专家来华，创办6所航空学校。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宣布成立第一至第七7所航空学校，从陆军招收飞行学员930人。学员多数只有高小（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苏联教员认真教，中国学员刻苦学，采用速成的办法，在10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培养出一批飞行员。1950年6月，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番号效法红军建军的做法，称空军第四混成旅（后改师）。毛泽东指示中国空军准备入朝参战。

1951年1月21日，美国出动F-84轰炸机20架轰炸平壤沿线铁路，空军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6驾飞机起飞。李汉发现1架美机正在旁若无人地俯冲轰炸，他迂回到美机左侧400米处瞄准开炮，将美机击伤。这是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与美军交战。首战取胜，大大鼓舞了士气。（注2）

1月29日，我雷达发现5000米高空有16架美机在寻找轰炸目标。李汉率8架飞机升空，他在空中敏捷地咬住1架美机，追至400米处，果断3炮齐发，当场将其击落。美机被打乱了队形，四处逃散，李汉在追击中又击伤美机1架。志愿军空军击落美机1架、击伤美机2架，其政治意义超过了军事意义。

志愿军空军驾驶的苏联米格-15与美国F-86均为第一代喷气战斗机，但米格-15总体性能不如F-86：米格-15使用20MM航炮，载弹量少；F-86使用航空机枪，载弹量大；米格-15滞空时间比F-86短，座舱视野不如F-86开阔。米格-15的长处是飞行高度比F-86高，爬升速度快，航炮威力大。1951年中期，志愿军空军陆续换装米格-15 比斯，双方装备水平基本持平。中国空军与友军在鸭绿江入黄海口附近多次成功拦截美机，在鸭绿江南岸平原一带上空形成了著名的“米格走廊”。

1951年8月，美军发动夏季攻势，实行“绞杀战”计划，即空中封锁朝鲜铁路线。针对“绞杀战”计划，中央军委确定“逐步前进，轮番作战”的方针。从1951年9月起，志愿军空军以师为单位，轮番进入朝鲜参战。毛泽东指示空军部队，哪怕求得几次空战也是好的。（注2）

首先投入大规模空战的是空军第四师。第四师有飞行员56名，米格-15歼击机55架。9月25日下午，美军飞机112架分5个批次袭击新安州大桥。第四师起飞32架歼击机升空，这是志愿军空军首次与敌军大机群作战。一大队大队长李永泰被敌机围攻，飞机中弹30多处，李永泰沉着机智地摆脱敌机围攻，安全返回地面。飞行员刘永新单机与6架美机激战，击落美机F-86 一架，刘永新被5架美机死死咬住，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10月2日，毛泽东在空军第四师的作战报告上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反夏秋季战在1951年10月22日结束，但“反绞杀战”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

空军第四师在朝鲜作战38天，与美军打了6次大规模的空战，共击落美机20架、击伤10架。第四师回国后，第三师、第二师、第十四师相继接防。第三师有飞行员50名，米格-15飞机50架。在11月18日的空战中，王海与僚机焦景文各击落美机2架。刘玉堤在11月23日的空战中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美机4架的纪录。空军第三师参战86天，共击落美机55架、击伤8架，被敌机击落16架、击伤7架。第三师回国后，空军第六师、第十五师接防。

1952年1月，空军第四师第三次转入朝鲜战场作战。2月10日，大队长张积慧在僚机单志玉的配合下，击落美机2架。事后得知，张积慧击落的2架美机中，有1架是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此人曾参加战斗飞行266次，累计飞行3000小时以上，是一名王牌飞行员。

美军“绞杀战”计划对朝鲜铁路实行10个月的全面空中封锁，因为中国空军部队轮番参战，美国空军遭受沉重打击，“绞杀战”计划被彻底粉碎。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讶地说：“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在反敌空中封锁的同时，协同地面部队进行了轰炸大、小和岛的战斗，担负了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抗登陆作战准备的任务。

1952年5月，中央军委估计战争不会马上结束，要求志愿军空军歼击机部队实行第二番作战，称之为“加打一番”作战。“加打一番”从1952年6月开始，到朝鲜战争结束。在“加打一番”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共投入19个米格-15歼击机团。6月23日，美国空军出动300多架次飞机，袭击朝鲜发电站，造成发电系统瘫痪。志愿军空军及时将作战任务调整为“以保卫目标”为主。（注2）

1953年初，美国空军调了一批飞行时间在一两千个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到朝鲜战场。4月7日下午，第十五师12架飞机返航，韩德彩飞到400米高度时，突然听到地面指挥所的敌情警告。韩德彩发现有1架美机咬住正在准备着陆的长机。韩德彩不顾自己飞机的油量警示灯已经闪亮，拉起机头，加大油门，在逼近敌机300米时一个长连射，将敌机击落。敌机飞行员费席尔跳伞，被我方俘虏。费席尔要求见一见他的空中对手。当他见到年方20岁的韩德彩时，惊讶不已。有人告诉他，韩德彩以前只是一个放牛娃，费席尔更是目瞪口呆。（注2）

“加打一番”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实现了第一次在夜间击落敌机、在复杂气候条件下完成中低空作战。7月19日，美机袭击新义州机场，我方击落美机1架、击伤2架，完成了保卫重要目标的任务。这是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次作战。8天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宣告朝鲜战争结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前后出动了10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2个轰炸机航空兵师轮番参战，784名空军飞行员在战斗中经受了锻炼。在2年8个月的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被敌机击落231架、被击伤151架，牺牲飞行员116名。

注1：《抗美援朝反“绞杀战”始末》来源：世界军事 作者：周明 时间：2017-03-14。任编辑：北平。

注2：《抗美援朝战争中成长的中国空军》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事教研室教授、博导）

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全貌

为谈判增加筹码

从1950年7月10日谈判到1952年10月初，“联合国军”认为，在种种迹象中表明，共产党军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驻韩国的“联合国军”司令詹姆斯·奥尔沃德·范弗里特对此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关注。在10月6日写给上司--远东美军司令马克·韦恩·克拉克的信中，他敦促尽快通过一项在美国第9军前线发动一切有限目标的进攻计划，他说：“为了扭转局势，我们必须首先采取小规模的进攻行动，使敌人陷于被动的防守地位，目前我们都是为应付敌人的进攻而采取防守行动，致使我们遭到了1951年10月和11月以来所有战斗中人员惨重的伤亡”。

为避免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范弗里特建议采纳第9军团代号为“摊牌行动”计划。他认为那样将会改善金化以北防线的情况。范弗里特指出，在该城以北不到3英里的地方，第9军和敌人的军队都设有工事，双方间隔只有200码。在598高地和该高地东北面大约1英里多的地方有一条从西北伸向东南的狙击岭山脉(中方称537.7高地)，那里的敌对力量正好卡住了我方的咽喉，故此死伤就相应要大得多。假如能把敌人驱逐出这些山头，范弗里特继续说，他们将不得不后撤到1250码以远的另一个防守阵地。考虑目前弹药库存所能提供的最大火力以及空中力量的最大近战支援，第8集团军司令对“摊牌行动”的可能性是乐观的。

虽然克拉克在过去曾反对过夺取高地的冒险行动，但是他也终于表示，“摊牌行动”将可以非同寻常地创造一个好机会，可以不付出过大的牺牲就能拿下一些阵地。假如一切按计划行事，仅美国第7师和韩军第2师的2个营就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使命。野战司令官们估计，此行动将进行6天，会造成200人的伤亡。由于有多达16个炮兵营的280门大炮和200多架次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援，估计步兵不会遇到很大的障碍。于是，1951年10月8日克拉克批准了“摊牌行动”计划，但仍提醒范弗里特对该行动只作例行的新闻报道，同时要特别考虑夺取高地的战术意义。

美军进攻上甘岭阵地

上甘岭597.9高地由东北和西北两条山梁组成，好象英文字母V，又像是个三角形，所以被美军形象地称之为三角形山，共分为十二个阵地，东北山梁上依次是2号、8号和1号阵地，2号阵地的左前方有个小山梁，上面就是整个高地的最前沿11号阵地；西北山梁上依次是6号、5号、4号和0号阵地；高地主峰则是3号阵地，主峰前面的突出部是9号阵地，9号阵地的右后方是10号阵地，左后方是7号阵地。其中9号阵地是主峰的门户，位置非常重要，日后将成为双方殊死争夺的目标。防守此地的是志愿军第一三五团的九连和八连的一个排，为一个加强连的兵力。

537.7高地(美方称狙击兵岭)是两个南北相对形同驼峰的山岭，南山被美军占领，北山则在志愿军手中，(应确切称之为537.7高地北山，本文简称为537.7高地，下同)上面有九个阵地，组成一个不规则的十字形，从西到东依次是9号、3号、4号、5号和6号阵地；由南到北依次是1号、2号、7号和8号阵地，其中8号阵地是最前沿的突出部。整个北山高地由志愿军第一三五团一连防守。

阻击防御建设

1952年3月，志愿军第15军奉命接替第26军，遂行平（康）金（化）淮（阳） 约30公里正面防御任务。平金淮防线核心，是朝鲜中部地区的最高峰、海拔1061.7米的五圣山和位于它东南约4公里，海拔597.9米的上甘岭及周边散布的537.7高地等。

为了能够完成防御任务，3月26日，在15军发布防御作战命令的第二天，15军军长秦基伟亲自带队，率领军、师前指和排以上干部1200余人，来到26军学习防御作战经验，磋商交接事宜。4月9日，两军开始交接任务，为保万无一失，秦基伟亲自确定了“先二线再一线，从左至右逐团交接”的方针。同时，15军首长们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积极防御，持久作战，消耗与消灭敌人，保存与提高自己”的战术指导方针，并制定了详细的防御计划。

作为一支善打防御战的部队，15军在防御方面有着独到的心得体会。例如崔建功的45师，是15军军长秦基伟手下最善于防守的部队。1951年6月的扑达峰阻击战中，45师以134团配属135团一部，与敌苦战7昼夜，共击退敌人40次冲击，毙伤敌2800余人，自身仅伤亡570余人，并涌现了柴云振、刘兴元等一大批英雄模范。

在接受防御任务后，崔建功亲自带人勘察地形。他很快发现了上甘岭对整个五圣山防御的重要性。为了向其他人介绍上甘岭和五圣山的关系，崔建功曾打过比方：如果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五圣山，那么右拳就是597.9高地，右肘就是上甘岭的“零号阵地”。而右拳就是537.7高地。

既然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高地的意义如此重大，45师就必须在这两座与敌人几乎是面对面的高地上“扎下根”。扎根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野战筑城挖坑道。4月中旬，15军专门召开了筑城会议，各部连以上主要干部全数到会。秦基伟军长在会上专门做了动员，要求各部根据志愿军统一规格，构筑“七防”（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的地下长城。

当135团1连长王福新接收到师部下达的构筑坑道的任务时，却犯了难。他所在的537.7高地，实际上志愿军仅控制了北山，敌我相距不足百米。刚上阵地时，志愿军夜里挖一段堑壕，天一亮，美军看到哪里有新土，就冲这个方向疯狂射击，堑壕很快就被敌人炸平了。

后来还是师作战科长用淮海战役近迫作业的例子点拨了王福新。王福新根据淮海战役的经验，预先用石灰画好各班堑壕的大致面貌，然后夜间全连上阵，能把堑壕的大体轮廓挖出来，每一段不要求深，哪怕30厘米也行，然后逐渐加深。美军面对一夜之间漫山遍野的堑壕，再也提不起开炮的兴致。随后，王福新又号召全连搞“冷枪运动”，在上甘岭战役开始前，凭借冷枪，仅1连就消灭了300多敌人。而整个45师在6个月中依靠冷枪歼敌5040人，冷炮歼敌2800余人，击毁敌人坦克18辆。美军无奈地将537.7高地称为“狙击兵岭”。

从4月底进入阵地开始，整个15军都认真地贯彻军部提出的“积极防御，持久作战，消耗与消灭敌人，保存与提高自己”的方针。在构筑坑道的过程中，志愿军战士提出“破开山腹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的口号，因陋就简，自力更生，收集敌人的弹片和坦克零件，自办铁匠炉。仅45师就自制铁锤1000把，钢钎2200余根。为了满足放炮爆破的需要，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将未爆弹收集起来，通过拆卸，获取了3700公斤炸药。经过3个月的艰苦施工，共筑起坑道306条，总长度达8800米，挖堑壕交通壕160条，总长超过5000米，筑掩蔽部2400个，粮食洞库61个，弹药洞库65个。15军政委谷景生在看过45师的坑道后，十分满意，预言：这项巨大工程，对粉碎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谷政委提到“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并不是“空穴来风”。美军炮兵一夜对上甘岭发射500多枚炮弹，并对我后勤运输道路进行不间断封锁射击，甚至以坦克在夜间抵近我前沿，专门对付志愿军灵活地夜间侦察。

1952年9月2日，15军便发出了《粉碎敌人秋季攻势作战方案》，指导思想是“坚决固守，寸土必争”。秦基伟军长为此专门到45师视察，叮嘱崔建功师长：“去年敌秋季攻势，兵力使用两个师，战役持续时间两周，最激烈地战斗一周。今年秋季攻势，你要顶住两个师进攻，准备大一个月，最激烈地战斗两周，美国人就是爱成倍增加使用力量”。为此，我军储备了3个月粮食以及大量作战物质和器材。后来的战役走向证明，秦基伟军长的判断完全正确！（白孟宸）

争夺高地

战争一开始前韩二师的一个参谋带着作战计划投靠志愿军，由于白马山战役的需要，炮兵的支援不得不中断，准备好的5天空袭行动也只好减为2天了，中国军队严阵以待，很快就表明他们打算继续占据598高地狙击岭一带地形。

美7师师长，韦恩·C·史密斯少将把占领“三角山”的任务交给了由劳埃德·R.摩西率领的第31步兵团(在第二次战役在长津湖被全歼，团旗也被缴获的北极熊团)。原先计划只用1个营的兵力进攻，摩西上校及其官员们估计敌人的反击一定会比预计的要强烈，只用1个营的兵力去对抗敌人是不现实的，他们把占领“三角山”右翼的任务交给了迈伦·麦克卢尔中校指挥的第1营；把占领左翼的任务交给了罗伯特·H.纽博尼指挥的第3营，也就是说主攻力量在行动以前就增加了一倍。

1952年10月14日四时，美军以320门大口径火炮、47辆坦克、50余架飞机对十五军30公里防御正面开始火力准备，其中对五圣山前沿597.9和537.7高地的轰击特别猛烈，使用了300门火炮、27辆坦克和40架飞机，火力密度高达每秒落弹六发。如此猛烈的炮火，使得在坑道中的志愿军守备部队觉得简直就像是乘坐着小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颠簸，强烈的冲击波激荡着坑道，不少人牙齿都磕破了舌头、嘴唇，甚至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小战士被活活震死！好比地狱一般，恐怖极了。

坑道里的守备部队步话机在炮击刚开始就立即呼叫千米之外的448高地营指挥所，但炮火实在太猛烈，步话机的天线刚刚架起，就被炸掉，在短短几分钟里，坑道里储备的十三根天线全数被炸毁，还无法与指挥所联系沟通。电话线被炮火炸得不成样子。营部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冒着铺天盖地的炮火前去查线，他一路上边躲避炮火，边接上断线，随身携带的整整一大卷电话线全部用完，还差了一截！已经多处负伤的牛保才来不及多考虑一手抓起一头断线，用自己的身体接通了线路，用生命换来了三分钟的通话时间，在营指挥所的一三五团副团长王凤书就在这宝贵的三分钟里向坑道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十五军军部设在上甘岭以北二十多公里的道德洞，14日一天军部只知道美韩军对四十五师正面五圣山前沿的597.9和537.7高地、二十九师和四十四师正面的391高地、芝村南山、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419高地都发动了攻击，其他具体情况一无所知，秦基伟只好命令五圣山侧翼的观察所每半小时报告一次情况，同时请求左右邻的三十八军和十二军通报各自正面的情况。秦基伟认为当面美韩军只有美第七师和韩第二师，共两个师的兵力，单以这两个师的兵力是不可能同时攻击几个方向的，其中必然只有一个是主攻方向，其他则是牵制性的佯攻，但要立即判断出哪个是主攻，如今根本无法做到，秦基伟分析到：“我们分析最大的可能在44师正面(平康方向)，企图夺取西方山、斗流峰……估计敌人重点进攻五圣山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五圣山地势险峻，便于我军防守”。他倾向于敌军会沿者平坦的大路攻击，而不是险峻的上甘岭。

上甘岭

战役中，志愿军某部前线指挥所就在各级指挥员心急如焚的时候，上甘岭的战斗全面展开了！五时，美军经过一小时炮火准备后，开始火力延伸以压制纵深目标。同时，步兵开始冲锋，最先与美军接火的是九连597.9高地11号前哨阵地上的一个班，但班长使用兵力不当，一下就把全班投入了战斗，在美军猛烈炮火下，很快蒙受了巨大伤亡，等打退美军四次冲锋后，就只剩下一个战士了，他只好退入坑道坚持战斗。防守2号阵地的八连一排见11号阵地失守，排长立即组织两个班前去反击，力求乘敌立足未稳夺回阵地，但这两个班在半路上就遭到了美军炮火覆盖射击，只剩五个伤员被迫退回2号阵地，这样一来，一排反击未成，反而损失兵力大半，连防守2号阵地都很困难了，十一时许，2号阵地就因守备兵力伤亡殆尽而告失守。东南的7号阵地因此陷入孤立，随即也被美军占领。只有最关键的9号阵地，由九连副指导员秦庚武指挥三排防守，秦庚武见美军炮火异常猛烈，如果在阵地上一下投入兵力越多，那么伤亡也就越多越快，所以他只在表面阵地上同时投入三个人，伤亡一个就从坑道里补充一个，打得从容不迫，9号阵地因此成为597.9高地的中流砥柱，始终顶住了美军的进攻。9号阵地是主峰的门户，位置极其重要，只要9号阵地不失，那么597.9高地就可保无忧。经一上午的激战，美军攻击部队七师三十一团的二营、三营损失均超过了70%，美军比较忌讳部队成建制消耗，就未敢再使用一营，将三十一团撤下去休整，换上第三十二团接着再战，一直打到黄昏，也未能攻下597.9高地。

537.7高地上，也同时遭到了攻击，韩军第二师三十二团以一个营分三路发动猛攻，志愿军守备部队一连依托被炮火严重摧毁的阵地英勇坚守，战斗之顽强被韩军战史称为史无前例，韩军地面部队攻击连连被击退， 只得呼叫美军的航空兵火力支援，美军出动了二十余架B-26轰炸机投掷凝固汽油弹，阵地成为一片火海，韩军乘势猛攻，最前沿的8号阵地只剩下三个伤员，无力再战，正准备退入坑道，却被已经冲上阵地的韩军的一挺机枪压制在离坑道口十余米处，这挺机枪附近正巧是因多处负伤而昏迷的孙子明，他被枪声惊醒，看到这情景，大吼一声扑了过去，韩军的机枪手猝不及防被吓得魂飞天外，掉头就逃，孙子明刚想把机枪掉过头去射击，另外一股十多个敌人已经涌了上来，他见来不及开火，一把抓起身边的三颗手榴弹，朝着这股敌人扑去，与敌同归于尽，他也就成为在上甘岭战役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三十八个勇士中的第一人！直到十二时许，经过了七个多小时的激战，韩军攻上了主阵地，再经过二十多分钟惨烈无比的白刃肉搏，才占领了阵地。至下午二时，一连仅存二十余人，退守坑道，537.7高地除9号阵地外的其余表面阵地都告失守。九连和一连在激烈的战斗中，将战前储备的弹药消耗殆尽，共发射了近四十万发子弹，投掷手榴弹、手雷近万枚，由于长时间高强度持续射击，武器损耗也非常惊人，总共打坏10挺苏式转盘机枪、62支冲锋枪、90支步枪，占全部武器的80%以上！

上甘岭伏击

战役中，志愿军第15军45师坚守阵地黄昏时，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得知在白天战斗中失去了一半的表面阵地，立即命令一三五团团长张信元连夜组织反击，夺回阵地。并让二线的一三四团团长刘占华即刻赶到师部，熟悉情况，准备参战。

10月16日，美韩军继续猛攻不止，四十五师先后已有15个连投入战斗，秦基伟当即决定，四十五师改为主攻，四十四师则改为助攻；军、师组织火炮向上甘岭机动，并组成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建立后方供应机构，加强后勤保障，除原先储备的弹药外，另为一线部队每连增加配备8000枚手榴弹，三个月的补给品储备量，并积极组织向坑道补充弹药、食物和饮水。

10月17日，战斗进入第四天，越来越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天之中几度易手，每次易手就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击和天昏地暗的拼杀，阵地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高地。由于战场地域狭窄，最多只能展开两个营的部队，双方只能采取逐次增兵的战术，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一个班的投入作战。这天，韩军第二师在战斗中探索出了志愿军在地上挖有坑道，美韩军几天来一直困惑的难题：美韩军更猛烈的炮火，人怎么还会生存下来？对此美韩军极为重视，特意派韩二师的中校情报参谋带了精干侦察人员前往核实，这才搞清楚，志愿军果然利用坑道对付炮火轰击。

1952年10月19日，志愿军第15军集中44门重炮和1个喀秋莎火箭炮团的兵力，掩护第134团6连，第45师侦察连，工兵连1个排进攻537.7高地。

炮火射击刚一延伸，步兵随即开始反击。537.7高地地形简单，易攻难守，反击的三个连攻势如潮，仅二十分钟就夺回了全部阵地，打垮了韩国第32团第1，2营(共4个连)的防御，按照事先规定，转入防御。

激烈反击在597.9高地。已进入坑道的第134团八连(前身是八路军第129师警卫营三连，是134团战斗力首屈一指的连队)等炮火开始延伸射击，就冲出坑道，首先攻下1号阵地，接着向3号主峰阵地冲击，被东侧一个地堡火力所阻，八连两次组织爆破均未成功，负责掩护的机枪手赖发均人枪俱伤，他拿起一颗手雷带伤冲去，在向地堡接近途中，又多处负伤，但他一直匍匐到距地堡两米处，然后趴在地上稍事休息，积攒最后的体力，一跃而起，连人带手雷扑到地堡上，一声巨响与地堡同归于尽！几乎在同时，东南山梁上的8号阵地，四连一位叫欧阳代炎的副排长，双腿被炸断后，毅然滚入敌军群中，拉响手榴弹！八连夺下3号主峰阵地继续推进，在攻击9号阵地时被美军主地堡密集火力阻拦，这个主地堡是以一块巨石掏空建成的，由于角度制约，十五军曾集中十多门火炮轰击也未能将其摧毁，苗族战士龙世昌带着爆破筒冲了上去，就快要接近地堡了，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左腿齐膝被炸断，但他仍顽强地向地堡爬去，终于爬到了地堡前，将爆破筒从射击孔中插进去，地堡中的美军马上又将爆破筒推出来，龙世昌再向里推，双方僵持着，龙世昌用胸脯死死顶住爆破筒，就在这时爆破筒爆炸了，地堡与他一起在火光中消失了，八连乘势收复9号阵地。

志愿军上甘岭阵地一角

从另一个方向反击的一三五团六连，经过大半夜的血战，攻占了6号、5号阵地，伤亡殆尽再也无力向前推进了，二营代理参谋长张广生率领五连二排赶来作为二梯队，继续攻击，这才夺回了4号阵地。当攻到0号阵地时，这一个加强连只剩下16人了，张广生叫通师部，直接向师长崔建功报告，崔建功厉声命令：“八连已占领主峰阵地，如果你们攻不下0号阵地，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反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0号阵地”！0号阵地的美军凭借着由四个地堡组成的子母堡竭力抵抗，张广生和六连连长万福来将剩余人员编成三个小组，实施连续攻击，但三个小组伤亡殆尽还没能完成任务，此时，万福来身边已经没有一个战斗人员了，他心急如焚，跟随张广生的营部通讯员原来也是六连战士的黄继光，和六连通讯员吴三羊、肖登良一起请战，张广生立即将这三人编成一组，指定黄继光为班长，去完成爆破任务。黄继光什么也没有说，带着两人就向前冲去，并不像后来报道中的还说什么豪言壮语，那纯粹是杜撰，因为在军情如火的紧急情况下，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六连指导员冯玉庆和排长钟仁杰用机枪掩护三人向地堡冲去，这三人果然机灵，交替掩护，很快炸掉了两个子堡，但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只剩黄继光一人了，他继续向主堡跃进，突然他也中弹倒地，仍带伤匍匐前进，顽强爬到主堡前投出手雷，由于主堡很大，手雷只炸塌一角，里面的人换了一个射击孔又开始射击，此时黄继光已七处负伤，没有任何武器，他爬到地堡的射击死角，向后面招了招手，冯玉庆恍然明白他的意思，对张广生和万福来叫到：“黄继光要堵枪眼”！话音未落，黄继光一跃而起，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主堡的射击孔，冯玉庆端着机枪冲上阵地将枪膛中的所有子弹泼进地堡。至此，上甘岭597.9和537.7高地全部阵地被尽数夺回。以黄继光、赖发均、欧阳代炎和龙世昌等人为代表的广大忠勇将士用生命和血肉所谱写的辉煌，也永铸十五军和志愿军的史册！而十五军刚刚恢复阵地不过一个多小时，天就亮了。

1952年10月20日一早，美军出动30架次B-26轰炸机对上甘岭进行地毯式轰炸，300余门重炮同时实施轰击，40多辆坦克由于受地形限制无法实施集团突击，干脆抵近高地作为固定火力点，直接支援步兵进攻。美军投入战斗的步兵共三个营，采取多路多波次集团冲锋，后三角队形，兵力由小到大，一波接一波，在宪兵队的督战下，轮番冲锋。但是美军士兵一个个倒下，几乎没有活着返回，打垮了美军士气，不论采用什么方法督促，最后采用把士兵用绳索拴着冲锋，也没有攻下。

志愿军坚守

阵地激烈的炮火使得整个上甘岭都被硝烟所笼罩，相隔百米就无法看到信号枪的光亮，双方只好都使用迫击炮发射信号炮弹来进行联络。黄昏时分，志愿军部队经连续一天一夜的激战，伤亡巨大，后援无济，无力再战，只得放弃表面阵地退入坑道，除597.9高地西北山梁上的四个阵地外，其余阵地均告失守，崔建功原先苦心安排只攻不守的王牌八连无法撤下，继续在上甘岭战斗，此时仅剩15人，在连长李宝成的率领下退入一号坑道。

当晚军参谋长张蕴钰赶到四十五师师部，听取作战情况报告，崔建功汇报部队伤亡已超过3500人，一三四团和一三五团总共只剩下二三百人，全师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营了，张蕴钰大为震惊，责问为什么不及时报告？一三四团团长张占元表示还能组织机关和勤杂人员继续战斗，张蕴钰痛心不已。秦基伟知道这一情况立即在军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决定从军部的直属部队和机关中抽调人员补充四十五师。鉴于四十五师已无力组织反击，便改变战术，以坑道斗争与小分队反击为主要手段，消耗疲惫敌军，为主力调整部署准备大规模反击赢得时间。

秦基伟后来回忆说：“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周内，我虽伤亡大，但看到敌人伤亡更大，便认为敌人不久就要收兵。特别是当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脑子发热，想一巴掌把他打下去。所以我对崔建功师长讲了那样的话，打不下来就不要回来见我。我这句话放出去不要紧，下面脑子更热，一股血气上来就拼命，增大了伤亡”。战役第一阶段的7天时间内，白天敌军进攻占领表面阵地，我军就夜间反击，形成昼失夜反的局面。在7次反击中，3次全部恢复了阵地，4次部分恢复了阵地。虽然战果可观，但是在反击中我方用兵过多，第二梯队仓促投入战斗，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7天中，45师投入战斗的兵力达到了21个连(占全部数量的77%还多)，各连的伤亡都超过了半数，个别连队只剩下几个人。这样一来，45师也就丧失了继续组织较大反击的能力，只能通过第二阶段的坑道斗争拖住敌人来赢得反击的准备时间。发现这一问题后，在上级的及时提醒和对战场形势的清醒认识后，15军改变了原有的急躁情绪，采取稳妥的办法准备打持久战，这才改变了初期的战术错误。正如秦基伟所说的：“打了一阵，冷静下来一想，发觉不对，敌人拉的架势很大，不是一下就能收场的，要稳住阵脚，同敌人打持久战”。

上甘岭战役中， 志愿军战士依托坑道射击

战役的第二阶段就是最艰难的坑道斗争阶段，597.9高地共有三条大坑道，八条小坑道和三十多个简易防炮洞。三条大坑道和五条小坑道都在守备部队控制下，其中八连进入的一号坑道是主坑道，位于1号阵地下，是最大的坑道，呈“F”形，全长近80米，高1.5米，宽1.2米，左右还各有一个叉洞，顶部是厚达35米的石灰岩，坑道的两个洞口都向北朝着五圣山方向。

坚守阵地的志愿军

步话机员为炮兵指点目标美军虽然占领了表面阵地，但坑道仍在志愿军手中，坑道里的部队随时可以与反击的部队里应外合，对于美军而言是极大的威胁，坑道一日不除，美军一日不得安生，因此20日以后的战斗就是以坑道为争夺焦点。

十五军得知坑道情况后，就于21日晚派一三四团二营教导员李安德率领军警卫连的79人和一三四团七连的17人借着夜色的掩护潜入597.9高地一号坑道，传达了军师关于坚持坑道的作战决心，并成立坑道党支部，进行统一领导。所有一号坑道里的部队都编入八连，由八连连长李宝成指挥。接着在坑道党支部的领导下，对坑道进行了管理整顿，使得坑道部队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多日血战，双方都已筋疲力尽，不约而同稍做休整，战场上出现了少有的短暂寂静。

秦基伟见四十五师伤亡较大，呈请第三兵团为四十五师补充4000新兵。同时预见到战役继续发展下去，单凭四十五师是不够的，开始考虑动用兵团的预备队二十九师。

1952年10月22日战斗再度打响，争夺的焦点就是一号坑道。美军对坑道口用无后坐力炮抵近射击；用炸药包爆破；向坑道里投掷手榴弹；甚至使用P-51飞机低空俯冲扫射……美军火力又猛，坑道口又窄，眼看情况危急，李宝成立即呼叫纵深炮火支援，用炮火制止美军对坑道口的破坏。天色一黑，坑道部队就组织小分队出击，四下炸地堡、摸哨兵，搞得美军草木皆兵，夜不得宁。尤其是二号坑道的部队在四连指导员赵毛臣的指挥下，在坚持坑道斗争的十四天里，组织了十一次夜袭，严重威胁着美军。

在上甘岭战役中， 志愿军火箭炮群猛烈轰击美军

尽管如此，坑道里的部队情况还是日渐恶化。为了改善坑道部队的处境，四十五师决定于23日晚组织一三五团五连协同坑道里的八连实施反击，力争夺取1号、3号阵地。

23日天刚黑，火箭炮团以一个营8门火箭炮对597.9高地进行了两次齐射。可惜由于高地面积太小，大多数炮弹都落在山下，只有十余发命中预定目标，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随后步兵发起了攻击，八连在副连长侯有昌指挥下，冲出坑道由主峰向东北山梁进攻，五连则从东北山梁顶端的2号阵地向主峰攻击，实施两面对进合击。五连自一年多前五次战役中的朴达峰阻击战中因麻痹大意，对美军夜袭毫无防范，致使广德山阵地连同配属的3门60毫米迫击炮一同被美军夺去后一直备受批评，正一心想在战斗中洗雪耻辱。但五连受领任务时间急迫，还来不及仔细观察地形就投入了反击，加上连长求战心切，没有组织战场侦察，指挥部队直扑2号阵地，结果陷入美军的预设伏击圈，在美军密如暴雨般的枪弹下，全连伤亡过半，只剩下十多人生还，当然无力攻取2号阵地了。而正是因为五连的失利，八连失去了策应，孤军奋战，经过九次反复争夺才攻下1号阵地，然后再继续向3号主峰阵地推进，美军则因解除了五连的侧翼威胁，没有后顾之忧乘机向1号阵地反扑，李宝成只得于24日凌晨三时下令放弃反击退守坑道，此次反击八连出击的部队仅剩下5人，在五天中第二次损失殆尽！秦基伟接到战况报告，心情异常沉重，他意识到这次反击不同以往顺利恢复大部甚至全部阵地，失利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军占领了阵地已经好几天，不仅熟悉了地形，构筑了工事，而且利用四十五师的一些工事、坑道，大大增加了反击的困难所致。经过这次反击，四十五师的伤亡已经超过了4000人。

坚守坑道的志愿军收到祖国人民的慰问信

从10月23日起，上甘岭的战斗不仅成为朝鲜战场聚焦之处，新华社也开始连续两个月集中报道，一时间上甘岭两个面积仅3.7平方公里高地为朝鲜、中国甚至全世界所密切关注。由于白天抗击美军对坑道的破坏和夜间的主动出击，坑道部队平均每天有一个班的伤亡，为此几天来崔建功一直抽调机关人员向坑道增援补充，一个连，一个排，甚至一个班不断派出，师团两级机关几乎连勤杂人员都用光了。

24日晚，秦基伟将军的警卫连96人由连长、指导员带领，派往597.9高地一号坑道，指导员王虏是秦基伟太行山时期的警卫员，跟随秦基伟长达五六年，多次在战场上冒死掩护过秦基伟。结果在通过上甘岭山脚下的炮火封锁区时，遭受到巨大伤亡，只有24人到达一号坑道。牺牲的人中就包括王虏，令秦基伟痛心疾首，十五军自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还从没用上军警卫连，初次上阵损失就这么惨重，直到战役结束秦基伟还痛心不已。

与韩2师的战斗

1952月10月25日，范佛里特来到美第九军军部主持部署调整，将受到重创的美第七师(美军自报该师的9个步兵营有8个营参加了这场为期12天的战斗，死伤人数达2000人之多，志愿军代司令邓华，副司令杨得志的联名嘉奖令说15军13昼夜杀伤敌军8000人)撤下战场，进攻597.9高地由丁一权的韩国第二师接替；韩第二师右翼团的防务交给韩第六师，集中兵力攻击上甘岭；另将韩第九师调到金化以南的史仓里，作为战役预备队。

美军遭到重大伤亡后以韩军来替换，立即在韩国部队中引起轩然大波。韩国战史中这样记载，“美军7师同第2师并肩作战，进攻并占领‘三角’高地。然而因敌顽强反击，截止25日的12天内，先后投入9个营作战，伤亡2000多人，战斗演变成持久战，因而将美7师防线交给了韩第2师。结果，第2师单独担负了中部前线要地的进攻。当时军团(注：指美军第9军)的这一措施立即激起舆论，给人一种只顾减少美军伤亡的印象……第2师以不惜牺牲自己代价坚守要地的决心采取了上述对策(本文作者注：指接受美军第7师进攻任务的部署调整)”。虽然有后面的豪言壮语，但韩国第2师内部大骂美军让他们当“替死鬼”的人肯定不是少数。

当晚，八连在夜袭中就发现了这一情况，随即向团部报告。由于韩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远不及美军，志愿军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不料韩第二师以东方人的思维和创造，对坑道的破坏比美军更毒辣，他们用迫击炮吊射坑道口；用毒气弹、硫磺弹熏；用巨石块堵洞口；用铁丝网缠绕成团堵塞通气口；从坑道顶部凿眼装药爆破；……美军忙了五天，一筹莫展，而韩二师才一天就将二号坑道炸塌了近30米，坑道里的四连被倒塌的土石压死2人，压伤6人。一号坑道的两个洞口也被炸塌，只剩下碗口大小的透气孔，八连伤亡了37人才将洞口重新掏开。四十五师立即将四门75毫米山炮前推，专门轰击破坏坑道口的敌人。

坚守坑道的志愿军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

敌军的破坏还不是坑道部队最大的威胁，缺粮断水才是最严重的，美军对坑道部队与后方的交通线实行严密炮火封锁，使得坑道部队粮尽水绝。火线运输员付出几条生命的代价送进坑道一袋压缩饼干，但干燥至极的口腔和食道根本无法吞咽，饥渴成为最大的敌人。

在整个战役期间，火线运输员的伤亡率高达90%，甚至超过了坑道部队的伤亡率，通往上甘岭两个高地的山路上，洒满了火线运输员的鲜血，大量的物资也因此损失在路上，送进坑道的微乎其微。由于饮水难以运输，只要容器中弹就极易流失，所以主要运送的是既能解渴又能充饥的萝卜。

一直到第九天，也就是28日夜，运输连指导员宋德兴和两个火线运输员才冲过了炮火封锁，将三袋萝卜和一些慰问品送进了一号坑道，那个夜晚简直就是八连最盛大的节日。但萝卜上火，多吃心里难受，所以坑道部队建议送苹果。于是十五军连夜从后方紧急采购了三万多公斤苹果，派人送往坑道，以示对坑道部队的关心。但美军炮火封锁实在太猛，大筐苹果难以送上去，可仍没有一筐苹果送进坑道，最后送进一号坑道的只有一只苹果！于是，“一只苹果”的动人故事就在坑道里产生了。

坑道里最受煎熬的要数那些无法转入高地的伤员了，坑道里连一滴酒精，一卷绷带都没有，伤员只好任凭伤口发炎糜烂，全靠坚强的意志和自身的体质支撑着。而且为了不影响战友的情绪，伤员都自觉强忍疼痛，一声不吭，很多伤员都用嘴紧咬着床单，有的至死嘴里的床单都没法拿下来！

上甘岭战役中的志愿军炮兵阵地

在整个战役里坑道坚持时间最长的是由丁鸿钧任班长的一三四团五连四班，他们是参加夜间反击来到597.9高地的，丁鸿钧指挥有方，在两天里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毙伤敌150余人，自己无一伤亡。因弹药耗尽才于15日下午退守2号阵地的一个只有15米深的小坑道。他们依靠夜间从阵地收集的弹药、两箱饼干和坑道里储存的两桶水，在坑道里坚持。他们没有步话机，所以无法与后方联系，后方也因此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他们仍然在这个小坑道里坚持，美军一个连对这坑道进行了多日破坏，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在洞口架起三道铁丝网，筑起两个地堡，采取围困战术。一直坚持到第十天，他们饥饿难耐，眼看再无法坚持下去，丁鸿钧和班里的四个党员召开了党小组会，决定由丁鸿钧突围出去，到一百多米外的二号坑道向上级报告他们的情况，听取下一步行动的指示。丁鸿钧匍匐而行，进入二号坑道，经四连指导员赵毛臣批准，撤到二号坑道。这才于27日晚在二号坑道四连部队的策应下，突围而出，全部转移到了二号坑道，在二号坑道继续战斗，前后共达二十个日夜，成为坑道坚持之最。

从21日至29日，坑道部队夜间主动出击达158次，其中仅9次失利，其余均获成功，累计歼敌2000余人，大量消耗了敌军，并极大破坏了敌军阵地的稳固。与此同时，纵深部队为支援坑道部队，先后以二到五个连不等的兵力对537.7高地组织过七次反击，曾三次夺回了全部阵地。在597.9高地，以两个班到九个排的兵力组织过五次反击，曾一度占领主峰。这些反击，都使坑道部队得到了物资和人员的补充，增强了坑道的力量，为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夜袭敌军

在十五军的另一战场上，西方山地区的四十四师对当面之敌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从战术上积极配合五圣山战场。四十四师主要的攻击目标是391高地，四十四师确实占领并巩固了391高地，战斗中共歼敌4000余人。四十四师这一作战，不仅有效牵制了美军，分散了其在上甘岭的兵力火力，有力保障了上甘岭的胜利，而且将战线前推十公里，大大改善了在平康谷地的防御态势。因此受到了志愿军总部的通令嘉奖。

反击作战

志愿军第15军1951年10月30日夜开始的决定性大反击，战役进入了恢复巩固阵地的第三阶段。

美军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后，随即调来了工兵营和韩军的劳工营，日夜不停抢修工事，共修筑了70多个永备火力点，部署了14门无后坐力炮和65挺重机枪，构成了完整的火力配系。韩第二师接防后，在一般情况下最多容纳两个连的高地上部署了整整四个连，还在高地南侧的反斜面部署了两个连，作为浅纵深的反击力量。这样的防御无论兵力还是火力，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第12军31师向上甘岭地区开进增援

10月30日中午十二时，志愿军第十五军以133门大口径火炮和30门120毫米重迫击炮，向597.9高地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炮击持续达四个多小时，日落时分才沉寂下来，韩军惟恐志愿军乘机发动攻势，立即爬出隐蔽部抢修被毁的工事。不料一个半小时之后，志愿军第十五军的炮火又突然开火，对高地进行了五分钟的炮火急袭，接着开始炮火延伸，韩军以为志愿军攻击迫在眉睫，急忙进入阵地准备迎战，谁知志愿军的炮弹猛然又回落在高地上，被打了个正着，这么几次真假延伸射击，高地守军的伤亡已经过半。二十二时，火箭炮团24门火箭炮进入阵地对敌纵深炮兵阵地和二梯队集结地区实施面积射击，几乎完全压制了敌纵深炮火。这是志愿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炮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第十五军的步炮协同日渐完善，美军在上甘岭伤亡的70%是被志愿军炮火杀伤，这就是炮兵在战役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此次反击共动用了第第45师新建的8个连和第29师86团的2个连，团侦察连，共11个连的兵力，发动11波攻击，双方反复争夺。作战结果597.9高地除东北山梁上的2、8、11号阵地仍在韩军控制外，主峰及几个要点阵地均已掌握在第45师手中，敌守备之韩第31团4个连，整建制覆没。

31日韩第32团与埃塞俄比亚营重新调整兵力发动反击，战斗持续了9个半小时，志愿军第15军反击部队创下了上甘岭战役中日均最高弹药消耗量：投掷出近3万枚手榴弹和手雷，260根爆破筒，发射30多万发子弹，21000多发炮弹。美韩军的炮火猛烈程度仅次于战役第一天，韩军攻了一整天，总共发动二十三次营连规模的集团冲锋，徒然伤亡1500余人，毫无所获。志愿军第十五军似乎意犹未尽，当晚二十九师八十六团的两个连发起反击，将597.9高地其余阵地全部恢复。但四十五师的伤亡也不小，守备部队的兵力少到只能控制五个阵地。

志愿军第12军的反击，秦基伟只能将调归其指挥的第十二军三十一师的九十一团八连调上597.9高地，接替四十五师无力再守的七个阵地，从1952年11月1日起，十二军的部队开始参战。王近山审时度势，决定将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余下的两个团全部配属给十五军。

志愿军第十二军九十一团团长李长生来到上甘岭，他发现高地上有着多达十几个连的建制部队，为避免多建制所引起的指挥混乱，他将九十一团九个连采取“车轮战”，一个连一个连投入战斗，每个连不管伤亡如何，一律只打一天，就撤下来休整，连长则留下来，作为后一个连长的顾问，如此类推往复。这样不仅避免了指挥上的混乱，也使各连都保存了一批骨干。

上甘岭战役期间战士把粮食、 弹药运往前沿阵地

1952年11月1日下午十六时，韩军终于攻占了10号阵地，但九十一团八连随即就有十多个战士跟着炮弹的弹着点冲了过来，一阵手榴弹，又把阵地夺了过去。十七时许，1号阵地上只剩下两个伤员了，九十一团八连派出了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前去增援，一番苦战，将敌人打退，可也只剩下了朱有光和王万成两人，刚要整修一下工事，敌军又蜂拥而上，负伤的朱有光一跃而起，冲入敌群拉响爆破筒。爆炸的硝烟还未散去，王万成也抓起爆破筒扑向另一群敌军，--他就是日后影片《英雄儿女》中主人公王成的原型。

九十一团七连接替八连投入作战，这天战斗非常激烈，七连的伤亡很大，运输弹药的八连炮排见形势危急，主动加入战斗，但才到了下午十五时许，七连加上八连的炮排就所剩无几了，原定第三天参战的九连就开始以两个班为单位，一批一批向上增援。

11月4日，李长生根据这几天的战斗发现美军每天的攻击都是早上八时开始，他判断在这之前美军肯定是在某处集结，便派出了精干的侦察分队连夜前去侦察，这些侦察兵果然不负期望，凌晨四时发现美军的攻击部队正在597.9高地南侧的一片树林里集结，李长生决定先发制人，对其实施炮火急袭，四时三十分，火箭炮团24门火箭炮就按照侦察兵所报告的方位进行了齐射，美军的攻击部队遭到了沉重打击，伤亡惨重，只得重新组织兵力，这天的进攻直到中午十二时才开始，而且攻击强度明显减弱。(据美国战史，10月30日，中共部队以3个营的兵力把598高地从韩军的手里夺了过去，11月3日，敌人经过一场激战后又占领了珍妮·罗素山。此后，中国军队对韩军穷追猛打，死伤人数剧增，11月5日，美第9军军长詹金斯将军中断了对“三角山”的进攻。攻占狙击岭的战斗持续到11月8日，这时韩军部队是“摊牌”以来第14次部分占领高地。在这后半个月，来自中国军队的压力减弱了，威胁韩军的巡逻队以及探照灯也减少了 )。

志愿军战士向阵地送弹药

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全面接过597.9高地防务。九十一团几天战斗只剩下一个连没有参战，当晚九十三团的一个营投入了战斗，三十一师的后续部队也逐步进入战斗。当天的战斗韩军以第二师三十一团主攻，三十团以一个营担负助攻，在志愿军顽强抗击下，徒有伤亡，下午十五时就草草结束攻击。就在这天的激烈战斗中，涌现出了著名的孤胆英雄胡修道。胡修道是九十一团的一名新战士，从拂晓起就战斗在597.9高地的3号阵地上，连续打退韩军七次冲锋后，全班只剩下胡修道和滕土生两人了。中午开始，韩军加强了攻击，火力越来越猛烈，滕土生以及后来增援的另两名战士全部伤亡，阵地上只剩胡修道一人，而且还负了伤，但他毫不畏惧，裹伤再战，独自一人又英勇地击退了韩军多次进攻，从拂晓至黄昏，胡修道和他的战友，先后击退韩军从一个排到两个营规模总共四十一次进攻，寸土未失！其中仅胡修道一人就毙伤韩军280余人，创造了孤胆作战的光辉典范。

范佛里特于下午赶到金化野战医院，慰问伤员，鼓舞士气。

同日，中朝联合司令部通令嘉奖十五军。十五军迅速将这一嘉奖令印发成号外，散发到每个阵地，以激励士气。

第三兵团鉴于十二军参战，上甘岭的战斗已发展成战役规模，重新调整了作战指挥系统，以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为首组成五圣山指挥所，统一指挥十五军的二十九师、十二军的三十一师和三十四师；由炮兵第七师师长颜伏为首组成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所有参战炮兵。

11月8日，九十二团到达上甘岭，秦基伟只给了三天的准备时间，计划11日发动反击。李长林向秦基伟反映，部队刚经过长途行军，没有弹药，不熟悉地形，三天的准备时间太短，反击恐怕难以奏效。秦基伟随即表示在537.7高地坑道的部队已经断粮断水十余天，情况异常危急，而且再拖延下去，韩军的阵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反击的困难会更大。自从10月29日的反击，一三三团有四个连进入537.7高地，经过激战后仅剩24人退守七号坑道，由于随后十五军全力集中于597.9高地，对七号坑道十一天中没有任何支援，其中17人冻饿而死，余下的7人于8日凌晨突围。秦基伟获悉后，殊为愧疚。李长林见此，再无话可说只得克服一切困难，加紧进行反击准备。为确保反击的胜利，李长林决心以九十二团最精锐的红军连一连的一个排于反击之日前一晚秘密潜伏在高地下，实施中心突击；以三营兵分两路，对高地实施两面夹击，形成向心攻击之势。

11月14日，九十三团除一营仍在597.9高地外，二营三营全部投入537.7高地。该团前身是赫赫有名的“朱德警卫团”，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11月，为保卫黄崖洞兵工厂与日军激战八昼夜，将来犯之敌击退，因而荣获“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称号，也是十二军的精锐团队。

激战过后，九十三团的两个营因伤亡过大，丢失了五个阵地。当晚三营参谋长赵小山亲自率领四十余人组成的突击队，全力奋战，也只夺回了三个阵地。

三十一师投入五个营又一个连，激战七天，仍没有保住完整的537.7高地。

三十四师之一零六团由炮兵部队抽调的卡车运送，紧急从休整地调到上甘岭。

该团从九十三团手中接防的537.7高地阵地，尚缺7号和8号阵地，这两个阵地与美军占据的537高地主峰山势相接，距离只有50米，防御难度极大。而且没有什么军事价值，纯粹是为了替朝鲜多争取一些国土。李德生不愿再为这两个阵地付出战士的生命，特意嘱咐一零六团团长武效贤，对这两个阵地不必部署部队，只用炮火控制。李德生还给一零六团加强了一个营，要求该团能坚持到底，不再使用其他部队。

清晨五时，一零六团刚接防还不到三小时，韩军第二师的进攻就开始了。韩军此次进攻的目标是6号阵地，6号阵地是537.7高地西侧的突出部，地势又高，是西侧防御的要点，如果失守，不仅西面阵地不保，东面的1、2、3号阵地也很难守住，并且还能威胁到纵深的448高地。因此双方对6号阵地的争夺殊为激烈。韩军先是以4架飞机进行轰炸，接着又是长达近一小时的炮击，整个537.7高地落弹两万余发！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下，6号阵地上唯一的一个坑道被炸塌，八连连长文法礼等二十多人全部牺牲。炮击过后韩军以一个连的兵力对6号阵地发起了集团冲锋。守备部队拼死抗击，双方的激战一直到次日，即19日晚，终因部队伤亡过大，6号阵地落入敌手。

志愿军勇士们向537.7高地北山之敌实施反击

11月20日四时，九连就发动了反击，一班负责主攻6号阵地，经数小时恶战，终于将6号阵地夺回，而一班也只剩高守余一人了，天刚亮，韩军的攻击就开始了，高守余从天亮到黄昏，用手榴弹、爆破筒独自裹伤而战，击退了韩军六次冲锋，这中间由于韩军密集的炮火封锁，他得不到任何支援，一天就吃了口袋里三颗祖国慰问团带来的糖果，坚守住了至关重要的6号阵地。战后，他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孤胆英雄”的称号。到了黄昏时分，作为首批上高地的部队三营经过三天激战，已经连一个完整的排都没有了。武效贤只好将二营调了上来，考虑到已经指挥三天战斗的三营长权银刚对地形、敌情都比较熟悉，指定由他继续指挥二营。

1952年11月25日，一零六团顺利完成使命将537.7高地移交给二十九师。战史上一般就把25日作为上甘岭战役的结束之日。

战役总结

上甘岭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历时四十三天，双方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投入的兵力、兵器逐步增加，战斗发展之惨烈，悲壮欢歌，志愿军终于取得胜利。志愿军参战部队主要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二十九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二十五次，营以下冲锋六百五十三次。最终只失去了537.7高地前沿的两个班阵地。

战役中志愿军共投入步兵为十五军四十五师之一三三团、一三四团、一三五团，二十九师之八十六团、八十七团；十二军三十一师之九十一团、九十二团、九十三团，三十四师之一零六团，合计十五军5个团，十二军4个团，共9个步兵团加上战役中陆续补充的2000余新兵，共4.3万余人。投入炮兵部队有：炮兵第二师、炮兵第七师、火箭炮第二零九团，第六十军炮兵团，共11个炮兵营，计山、野、榴炮133门、火箭炮24门、迫击炮292门 )。高炮部队有：高炮第六零一团、六一零团各一部，高炮独立第二十营、独立第三十五营，计高炮47门。

“联合国军”共投入步兵有美第七师3个团、韩第二师4个团、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地面部队合计7个团又2个营。(中方认为韩第九师3个团、美军第一八七空降团参加了战斗，但没有对方材料的证明)支援部队炮兵十六个营又3个连，8个坦克连，以及各直属队及第105新兵编练师9000余人，参战总兵力约4万人。共有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300余门。坦克2个营，170余辆。航空兵1个大队，飞机约100架，共出动约3000余架次。

物资火力，中朝联军发射炮弹190万枚，志愿军供应各种物资1.6万吨，实际消耗1.1万吨。其中弹药5530吨，平均日消耗128吨，战役中共发射炮弹40余万发，相当于“联合国军”的1/4。这一物资消耗量为中国战史上所罕见。为保障后勤供应，共投入运输车辆2163台次，火线运输人员8500余人，动员民工6万余人。

参战方式，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解决了在敌极其猛烈的火力之下减少伤亡，保存有生力量的难题，有效地削弱了敌在技术装备上的优势。即便在失去表面阵地的情况下，守备部队仍能以退守坑道来配合二线部队实施反击，抗击并粉碎敌之进攻，证明了坑道在以劣势装备进行坚守防御中的优越性。 在作战中，炮兵的作用进一步得到提高，虽然志愿军发射的炮弹数量只相当于美韩军的21%，火炮的口径也多不及，但通过灵活的机动和集中使用，已经能够与敌炮兵进行大规模的炮战。具体应用上，反击中，在步兵攻击前实施炮火准备，一般可摧毁敌工事70%以上；防御中，以集中火力拦截敌冲击队形或阻止其在占领表面阵地后扩张战果。据估计，美韩军在战役中的伤亡有70%是被志愿军炮火杀伤的。

因为作战区域狭小，美韩军又多采取集团冲锋，攻击队形密集，攻防转换节奏快，在志愿军所装备的武器中，马克辛重机枪火力虽猛，但枪体笨重，结构复杂，又需要加水冷却，使用极不方便；捷克轻机枪射击精度高，但卡壳率较高，需要不断抹油维护保养，也不适应激烈的战斗；苏式轻机枪火力猛，但射击时弹匣转动声响大，夜战中容易暴露目标；苏式五零冲锋枪枪体轻便，射击速度快，但弹匣容量小，转眼之间子弹就消耗完了。相比较之下，投掷弹药深受欢迎，特别是加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更为战士所青睐。很多战斗几乎都是靠手榴弹和手雷取胜的，

四十五师在23天的战斗中，就消耗10.65万颗手榴弹，4.6万颗手雷和1500余根爆破筒，这还不包括搜集敌方遗弃的手榴弹、手雷。完全可以这么说，上甘岭胜利的三大法宝就是坑道、火炮和手榴弹。

志愿军将士欢庆胜利

志愿军坚持坑道斗争，必须保证坑道里人员、物资允许条件，与上级通讯联系畅通的情况下，坚持一定时间，并要抓紧时机向坑道及时补充人员和物资，还必须要有纵深部队的战术、火力、物质、精神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援。

同时，坑道部队也要积极组织班、小组为单位的小规模偷袭、强袭、骚扰等战斗活动，对占领表面阵地之敌进行反击或牵制。纵深部队则要组织狙击手或火炮压制敌对坑道口的破坏，切实保护坑道。恢复阵地的基本方法是组织强有力的反击，其具体方式可以是坑道内外部队相互配合，里应外合；也可以将部队事先运动进坑道，再依托坑道发动反击。并且要有反复争夺的充分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这场战役也反映了后勤在现代化战争中重要作用，志愿军在战役中物资消耗之大，尤其是炮弹的消耗量，是史无前例的。志愿军后勤机关在秋季反击作战的物资储备基础上，实行重点保障，对上甘岭的所有需要竭尽所能予以满足，还动用了后勤部门留做机动力量的汽车连加强运输保障。

美军6个星期的艰苦奋战过去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控制了狙击岭的一部分，但失去了整个“三角山”。在“三角山”战斗中，他们由最初的2个营的兵力发展到2个师以上的兵力，死伤人数由200人增加到9000人。尽管中国人大概在这场战斗中耗费了10000名士兵，但是他们丝毫不感到缺乏兵力，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为夺取有战术意义的高地，他们是愿意付出重大牺牲的。“三角山”之战，中国军队以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扭转了白马山之战的败局，并且迫使“联合国军”停止进攻。

伤亡“联合国军”自认共伤亡19000人 。其中美军5000人，韩军10000人。

韩国军不同于在异国境内作战的志愿军和美军，他们有经过一定训练的预备兵员和军官，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作战部队的缺额。战役开始时，韩国第2师有12000余人，战役过程中受到惨重损失，但经过不断补充到战役结束还有11000余人，基本上能够维持原有的建制单位(虽然新兵多了战斗力下降，但总比人越来越少要强)。死3096人，伤5496人，失踪96人(不知来源，暂存)。

志愿军共伤亡11500人。其中阵亡4838人，伤6691人；共计1.15万人 ，伤亡率在25%以上。

战役激烈程度，敌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役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最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43天，敌我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志愿军军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上甘岭一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向世界显示了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美第七师和韩第二师在战役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并彻底消除了中朝方面关于能否在美军绝对优势火力下坚守阵地的忧虑，使得战线更加稳定，还有就是因为此战志愿军上报击败美国在朝鲜最后的预备队-第187空降团，导致15军后来被改编为空降军，虽然从美军的记录来看，这个187团这一年一直呆在日本，没有参战的记录。

指挥员的雄心气魄，给战士鼓舞，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战士，加上指挥员战场悟性，灵活把握战机起到良好作用，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因为此战中一开始对美军攻击方向和力度开始判断失误，导致45师消耗巨大(自报损失4000，上报杀伤美军8000，美军自报损失2000)。在三兵团司令王近山示意他可以放弃上甘岭时坚决不从(从兵团的角度上看，五圣山才是重要的)，终于迫使不敢拼消耗的美国人退兵。

参与战役后半阶段作战指挥的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坚持打击美国侵略者，最终取得胜利。

十五军45师师长崔建功在作战会议中做出了“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剩下一个班，我当班长，我牺牲了，副师长是第一代理人”的坚定表态。最后指挥45师经过43天的激战后成功守住阵地。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

英雄人物在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死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壮过精神，涌现了有以身体堵塞敌人机枪眼，为冲击部队打开道路的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在最后一口气时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排长孙占元；有新战士胡修道，在全班战友伤亡的情况下，一人坚持阵地战斗，英勇机智地击退敌军40余次冲锋，毙伤敌人280余名，守住了阵地，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有战斗中身受重伤，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被打断的线路，保证了指挥联络畅通，立特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的通信英雄牛保才。除了他们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

十五军在战役中涌现出以特等英雄黄继光为代表的三等功以上各级战斗英雄共12347人，占该军总人数的27.5%，以四十五师一三四团八连为代表的英雄集体200余个。在四十三天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就有三十八位之多！这种视死如归的壮烈与坚持坑道十四昼夜的顽强，使得上甘岭成为五六十年代英勇顽强的代名词，上甘岭的精神成为一代人学习的榜样。也激发许多艺术家以上甘岭为素材，创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等。

战役检讨

“上甘岭战役”，韩国人则称之为“狙击棱线战斗”。前者使人难以确定这次作战行动到底是一次战役还是一次战斗，后者则明确地认为是一次战斗。将这次作战称之为战役或战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意义却相差极大。

根据志愿军作战条令规定，军以下规模作战称为战斗，所以战斗开始后被称为597.9和537.7高地战斗。这两个高地后面的山洼里有个才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叫上甘岭。一年多前，志愿军还在这个小村庄里召开过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研究第五次战役。但经过五次战役双方拉锯激战，上甘岭村庄已成为一片废墟，只是作为一个地名，出现在地图上。直到二十多天后，战斗发展到了战役规模，才以这个村名将此次战役命名为上甘岭战役。

对敌情判断错误

开始以前，有很多征候表明敌军可能会在上甘岭地区采取较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更为明显的是，战役前10天，第2师32团2营参谋李吉求向我军投诚，供出其所在部队将与美军配合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动进攻的全部计划。因此 不少资料包括一些权威的史料，都认为从战役的第二天起，志愿军就已判明了美军的主攻方向。其实，上至志愿军总部、第三兵团，下到十五军，都没有兵力部署上的变动。对美军的作战意图、主攻方向都是经过三四天的战斗才逐步明确的。造成了志愿军作战的很大被动。

15军军长秦基伟后来回忆说：“至于攻势重点，我们分析最大的可能在44师正面(平康方向)，企图夺取西方山、斗流峰……战斗持续时间可达20天至一个月。我们估计敌人重点进攻五圣山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五圣山地势险峻，便于我军防守，如果敌人将攻势重点放在五圣山，就必须从日本调动力量，只凭在朝力量是不够的。而且，在五圣山这样的防御阵地上，我们也比较容易粉碎敌人的进攻……到了9月下旬，敌人在日本的部队尚无调动迹象，而我就在整个朝鲜战线上发动了一连串的战术反击，我们估计敌人大规模战役进攻的可能性不存在了……”

与五圣山的关系

很多人认为上甘岭一失，五圣山就会不保。五圣山确实是当时志愿军中部战线的咽喉要点，一旦失守将会震撼全局。而上甘岭战役双方拼死争夺的两个高地仅仅是五圣山的前沿门户，要知道五圣山海拔1061.7米，几乎是这两个高地高度的两倍，而且山势极为陡峭险峻，据说，秦基伟登上五圣山观察地形，下山时因山路太陡，无法走下来，竟然是坐着顺山坡往下滑。要攻占这样难以通行的山峰，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说，即使上甘岭的两高地全部失守，五圣山也不一定会失去。在上甘岭的鏖战，主要是从停战谈判实现就地停火的原则考虑，为朝鲜尽量多争取一些国土。

有人说，冷静理智地想，为了这样3.7平方公里的山地，付出了1.156万人伤亡的代价，是否值得，但我们也应该同时想想联军为了这3.7平方公里的山地付出万人伤亡的代价和量的弹药消耗，是什么用意？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克拉克上将和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这是对联军士气的沉重打击， 克拉克在回忆录中指出，鉴于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伤亡过重，联军远东指挥部不得不停止了任何兵力多于一个营的战斗计划，由此，这场战役实际迫使联军停止了任何对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计划。

1952年冬，刚刚经历了上甘岭战役的朝鲜战局继续处于对峙状态，而停战谈判自10月8日美方代表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以来，处于中断状态。战争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扩大，正处于转折关头。在这一形势下，敌我双方为了争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均在进行新的筹划和准备。

战争的旷日持久，愈来愈对美帝国主义不利。到1952年10月在两年零四个月的侵朝战争中，美国已损失兵员31万多人，直接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达150亿美元，间接用于战争的费用达80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代价第四高的战争。严重的战争负担和巨大的伤亡，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不但前线士兵渴望早日结束战争，国内反战情绪也日益高涨。特别是美国的7个陆军主力师长期陷于朝鲜战争的泥沼中，破坏了它的全球战略格局，更使它忧心忡忡，英、法等盟国也就想从这场战争中脱身，呼吁结束朝鲜战争。战争已使美国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小得小极力谋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新途径。

此时，在敌人营垒内部广泛议论着三种可能的选择：

（一）在战俘问题上寻求妥协，促成和平谈判；

（二）扩编南朝鲜军队，提高其单独作战的能力，使美国逐渐从朝鲜战争中脱身；

（三）增调部队，不惜冒扩大战争的风险，以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甚至使用原子武器来贏得战争。

第一种选择中所说的战俘问题本来是不难解决的，战争双方停战后，互相交换战俘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美国硬生生让它变成了一个问题。起初，我们的谈判负责人李克农同志还很乐观：“关于战俘问题，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美军却偏偏在这件事上做起了文章。谈判刚开始，美军就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诚意。先是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汉弗莱上校发表声明，指责志愿军811师23团杀害俘虏。可笑的是，志愿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的部队，连美国国防部也公开说汉弗莱的发言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然放言支持汉弗莱的声明，却不敢让汉弗莱同记者见面。然而杜鲁门居然在汉弗莱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就跳出来大骂：“志愿军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

实际上，在战俘问题上，我军优待战俘的举动和敌人肆意虏俘的行径这一差别，连敌人也是一清二楚的，就连李奇微都不得不承认，如果从“战俘问题”来看待朝鲜战争，这场战争则真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而杜鲁门和他所代表的美国统治集团之所以这样做，只能说他们的政策已经被冷战思维左右了，战俘问题在他们眼里变成了冷战的工具。

造成谈判被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朝方面手中的战俘比“联合国军”方面手中的战俘少得多。麦克阿瑟通过仁川登陆逆转了朝鲜战局后，朝鲜人民军被俘数激增，到1950年11月，已被俘13万人。志愿军在入朝第一年内，就俘虏了3.6万名敌军，其中美军有6000多人。但由于缺乏国际战争的经验，我们还按照国内战争的老传统，将俘虏进行教育后大多释放了，其中许多南朝鲜俘虏还加入了人民军。所以到此为止，中朝方面手中仅有11551名战俘（其中南朝鲜军7142人，美军3193人，其他国家军队1216人)。而由于第五次战役后期的失利，志愿军被俘人数也不少，据美军宣布，至1951年10月共俘虏中国籍战俘2.08万人（绝大部分是第五次战役被俘)，这样，加上人民军被俘人员，中朝方被俘人员达到了15万多，与对方战俘数比例达到了14：1。

在谈判桌上，美方提出了臭名昭著的“自愿遣返”原则，其实质是釆取虐待、恐吓等手段强迫扣留中朝战俘。美国人也自知“自愿遣返”违背了人类战争法则，是一种可耻的流氓无赖行为。他们的真实政治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卑鄙手段给中朝脸上抹黑，他们想以此欺骗世界，中朝政府不得人心，连他们被俘的士兵也不愿意回到本国，而愿意投奔西方“自由”世界。

这一提议引起了中朝代表极大的愤怒。朝方代表李朝相少将拍案而起：“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将诅咒你方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体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的前途”。

但是，具有悠久殖民和贩卖奴隶传统的美国人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感到一点点羞愧，经过漫长的50多次小组会后，和谈彻底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中朝战俘在战俘营中进行了勇敢积极的斗争，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

在此之前，被关押在巨济岛的志愿军战俘已经连续举行绝食和游行示威，美军其他军官几次前来谈判都没有任何效果，战俘们说，要想谈判成功，必须战俘营司令杜德准将来。5月7日上午，在志愿军战俘有效麻痹了杜德后，关押人民军战俘的76联队又要求杜德谈判。

毫无防备的杜德欣然前往。在战俘营大门外，他继续以一种傲慢神态告诉人民军战俘代表：“要知道，战俘就要有战俘生活的样子”，话音未落，10多个人民军战俘突然打开大门，抓住杜德，把他拖进战俘营的帐篷，并迅速关上大门。旁边的随从雷汶中校死死地抱住了一根柱子才在卫兵赶来前避免了被战俘“俘虏”的命运。

第二天，76号战俘营里召开大会，战俘们以大量事实控诉美方迫害、虐待、屠杀中朝人员的罪行，大会主席不断问杜德，战俘所说的情况是否厲实，面对战俘们饱受摧残的身体，如坐针毡的杜德只得承认每一项罪。第三天，中朝战俘代表起草了《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向世界揭露了战俘营的真相，并向杜徳提出四项条件：

1，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使用毒气、细菌武器的实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2，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4，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合作。在我们收到贵司令部解决上述各项问题的满意答复后，战俘代表团将把美国将军杜德准将交给你们。望给予热情、诚恳的答复。

新任战俘营司令柯尔生在和杜德取得沟通后，不得不很快回复了战俘提出的各项条件：

1，关于你方信中第一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2，关于第二项，北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3，关于第三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准将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强迫审查。

4，关于第四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

鉴于目的已经达到，杜德将军被放出了战俘营，中朝战俘一起列队欢送他。临行时一个战俘代表问他：“你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

杜德回答：“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76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

走出大门后，这位管理战俘的美国将军结束了为期78小时30分钟的俘虏生涯，同时也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他获释前就被解职了。

战俘的诉求和柯尔生的答复通过新闻报纸宣传了出去，世界终于知道了战俘营的真相。

美国人虐杀战俘的令人发指的行径使全世界愤怒了，甚至连“联合国军”内部都提出抗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问题的严重性，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朝方代表南日大将义正辞严地对美方提出指责，美方代表哈里逊只能厚着脸皮不停地说：“我建议休会……”，美方在战俘问题上陷入被动。

关于第二种选择，纯属就是选择题中的“干扰选项”，谁都知道南朝鲜军队在当时是扶不起来的，要不然也不用“联合国军”拖在这里两年多了。

这第三种选择，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展开和斗争的日益加剧，其声浪愈来愈高。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任西欧盟军司令、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艾森豪威尔，在美国介入朝鲜之初就放出大话：“我国既已诉诸武力，就必须保证成功”。可他在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头脑还是清醒了一些，认识到朝鲜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他利用美国人民要求早日结束战争的迫切愿望，公开许诺他当选后“将亲自去朝鲜，结束这场战争”，并借此击败/民主党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当选为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

但是，毕竟候选人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的承诺是不能全部当真的，艾森豪威尔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不能胜利结束战争的总统而载入史册。另外，共和党右翼势力的面子不能不照顾，毕竟他是被这些人推上台的，他的支持者们，杜勒斯、麦克阿瑟、罗伯特•塔夫脱、约瑟夫，麦卡锡等，大肆鼓嗓"共和党取得政权以后，（要）全力打贏这场战争"。艾森豪威尔即使贵为总统，也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意见。

当选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即于1952年12月2日至5日，偕准备在新内阁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等人到朝鲜前线视察，与侵朝美军高级将领克拉克、范佛里特以及李承晚等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据他在战后回忆，会议中“战地指挥官们同意，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我们（指美国〉唯-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不能容忍朝鲜冲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艾森豪威尔从朝鲜回到纽约后，发表了一个咄咄逼人的声明，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语言”来打破僵局。

此时，敌人内部扩大战争的议论更加嚣张。新任国务卿杜勒斯甚至主张"用三齿耙捕龙的战略（即一根齿从朝鲜出来，另一根从台湾出来，第三根从印度支那出来）"来对付中国。美国军界人士则提出了各种扩大战争的实施方案。他们认为：面对志愿军壁垒森严的正面阵地，"通过常规途径进攻"，代价是惊人的。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利用海空优势，在朝鲜的东西海岸实施两柄登陆，配合正面进攻“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在以前的老上级，现在的新总统面前表现特别卖力，很快就炮制出一个"8-52作战计划"呈交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这个计划的要点是，通过陆、海、空三军大规模的全面攻势，推进至元山——平壤一线。其中包括地面部队合围性攻击，大规模两柄登陆和从空中、海上对中国境内的目标实施袭击。

计划呈交参谋长联席会议后，“联合国军”依此进行了实际准备。如频繁地进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据统计，美军10月份进行4次登陆演习，11月份进行3次登陆演习，12月份则进行了15次登陆演习。其中一次在10月15日进行的演习，克拉克集中6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30多艘驱逐舰及美骑兵第1师一部，在朝鲜东海岸库底以东海面举行一次代号为"吉他"的大规模联合两栖登陆演习。

空军和海军对滩头目标进行了轰炸，载运空降部队的30余架飞机从正面战线通过，直到登陆部队抢滩前的最后一刻，参演的士兵才知道是演习。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美国空军也频繁进行两栖作战演习。美国海军第90特混舰队，美海军陆战第1师，美陆军骑兵第1师、步兵第24师都进行过两栖作战训练。

1952年11月底以来，“联合国军”还以空投、海上登陆、陆地派遣等手段，大量派出特务，到中朝军队后方和朝鲜东西海岸剌探情报，搜集地理、水文资料等，为登陆作战做准备。据12月底统计，共派遣特务57次410余人。由海岸登陆的特务多为零散便衣谍报人员，潜伏地下活动：空降特务多以小组、小队形式进行，进行侦察、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还新组建了南朝鲜军两个步兵师（即第12师、第15师，于1952年底投入作战）、6个独立团、28个炮兵营。这样，敌人在第二线可保持美军3个师、南朝鲜军2个师另3个团的机动兵力。

在朝鲜战场，美军保有3个师作为机动后备部队，这是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12月上旬，又有消息透露，敌将于1953年2月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人的细菌战

2014年07月11日 18：03 来源：摘自 《志愿军战事珍闻全记录》 作者：胡海波字号

1952年1月20日，在朝鲜北部伊州，几架古怪的美机只是飞到东南上空悄悄转了几圈，然后有人就看见地上多了几种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和这个季节不该出现的昆虫--苍蝇……

接着，大批用纸包纸筒装着的跳蚤、蜘蛛、蚂蚁、苍蝇、蟋蟀、虱子等小虫子，也在志愿军许多前线阵地上和一些北朝鲜居民地出现了……

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现场取样化验，初步的结果是：美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子有鼠疫、霍乱等许多细菌。这是细菌战！

后来中朝医学科学部门查明，美军撒下的昆虫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十多种。这些毒菌经过培植，附在动物、昆虫的身上或树叶、棉花、食品和宣传品等杂物上，被制成细菌弹后，由大炮、飞机发射撒布，并以水源、交通要道和居民集中点为目标，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因此，美军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都严格保密，仅称细菌战为“不爆炸的炸弹”。

随着这些细菌弹的落地，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回归热、天花、伤寒也开始流行。3月份，志愿军患鼠疫的有13人，脑炎脑膜炎患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43人，其中36人死亡。在实施这项灭绝人性的任务过程中，至少有25名美国飞行员被中朝军击落活捉。

美国所有公开历史文献从不提及这一肮脏的一页，但在当时，包括一些美国人在内的国际正义人士就已经开始揭露这种无耻的行为。

美国最有影响的《生活》杂志说，美军细菌作战部门很早已开始研究细菌武器，已经发明了16种利用空气和水传播的足以杀害大批人命的细菌武器。

美军还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丧心病狂地利用战俘进行细菌战试验！一位有正义感的美联社记者5月18日从朝鲜巨济岛发回报道：“船上的实验室从伸展在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取得口与肠胃的病菌培养物，每天进行3，000次试验……岛上半打圈栏里面关着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他的人约10%染有各种疾病。”美国其他报刊也纷纷披露了这艘编号为“1091”的美军细菌战登陆艇所干的勾当。2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称，3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且提出了在冬天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报告。

这3名“细菌战专家”为首的是著名战犯，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他就是驻扎中国东北，犯下了无数罪恶勾当的“731防疫给水部队”的创始人兼司令。另两人则是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正藏。这3个人都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的死敌，在中国进行了无数次细菌战的大战犯。美国人竟同这种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搞在一起，对中朝发动细菌战，其丑恶嘴脸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

美国的细菌战罪行违背了人类一切良知和所有的战争法则。1952年3月，居里夫人的女婿、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愤然声明：“在1月28日至2月17日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和后方散布鼠疫、霍乱、伤寒以及其他可怕传染病的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约里奥·居里愤怒疾呼：“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贴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世界的和平力量空前地团结一致，鉴于美国反人类战争罪行的严重性，以及对全体地球居民可能带来的致命伤害，各国科学家组成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这两个国际性组织先后来到朝鲜和中国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不久，他们的调查报告再次向全世界昭告：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与此同时，美军被俘人员也为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马汉·勃朗，美3师1名士兵证词：“我证明美军使用细菌炮弹射击……”接着，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供认了参与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本来就已狼狈不堪的美国政府更加被动了。

彭德怀发表谈话：“敌人这一罪行并不是偶然的……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来到汉城，就是为了准备在朝鲜实现这一灭绝人性的可耻阴谋……但是，敌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使用细菌武器呢？事实摆得如此明显，敌人原来夸耀飞机大炮是万能的，想以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进而向中国东北进攻；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敌人的计划遭到彻底粉碎，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进行了所谓‘秋季攻势’，结果又失败了。敌人的一切可耻行为，遭到中朝人民部队的沉重打击后，于是就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企图以此来威胁朝鲜人民和朝中部队。”彭德怀发出最后警告：“我要正告敌人，你们企图以你们认为‘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吓倒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你们的如意算盘，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下，一定会得到不如意的结果。”

慑于强大的国际压力，美国人终于悄悄停止了细菌战计划。

中朝开始了大规模防疫灭菌卫生行动，中央军委连续2次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在朝鲜，邓华亲任“总防疫委员会”主任，全军上下一齐动员反细菌战，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普遍接受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连志愿军驻地附近都有130万朝鲜居民注射了疫苗。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开展了遍及全国的卫生清洁运动，中国老百姓们开始了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的灭蝇、灭蚊、灭虱、清秽等工作。这就是以后有名的“爱国卫生运动”的萌芽，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美军的细菌战终于被彻底粉碎了。

奇怪的是，中朝并没有将美军细菌战罪行摊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柴成文以后在回忆录中解开了这个谜：

“杜鲁门政府不会公开承认使用细菌武器，中朝方面忍着极大的愤慨没有在谈判会场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待着谈判能取得协议，而一旦把它搬到谈判桌上，除了将对方逼到墙角导致完全破裂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美军于1952年初开始，对中国东北地区投掷细菌弹。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美国空军依纳克和奎恩在供词中说：“1952年1月3日我们第一次接受了飞到中国，投掷‘不爆炸的炸弹’的任务”。“不爆炸的炸弹”，是美军飞行员间的一个代称，指的就是细菌弹。当年3月3日至12日，宽甸全县除七区、十二区外，其余12区和宽甸镇的46个村均发现细菌毒虫。这段时间，美军飞机起码入侵宽甸80次、500架次，投下细菌毒虫33种之多！4月初，在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主持下，中国各方面组成了美帝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宽甸县县长胡安、中学校长韩永斌、李思俭到北京参加铁证团，向世界各国记者、友好人士控诉美军罪行。可之后，美军仍到瓦房店等地投带菌毒虫，甚至毒气弹。

美军如此行径，经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细菌战事实调查，称之为“宽甸事件”。

如果没有志愿军拒敌于国门之外，很难想象后一步美军会干出什么事。尽管当时美国国内，包括决策层对麦克阿瑟做出过提醒--尽量不要将战火烧到中国，然而，麦克阿瑟又是派飞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水丰发电站，又是越界投掷细菌弹，还提出希望五角大楼同意蒋介石派兵到朝鲜半岛参战。种种做派，就是要把事情搞大。

就这样，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不仅没有在战场上收到军事上的效果，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更是一败涂地，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幻想破灭达成军事分界线

在1951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军秋季美梦破灭，美军伤亡惨重，无力进攻。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1951年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

由于夏秋攻势接连被挫败，美方的狂傲态度有所收敛，不再炫耀其海、空军优势，放弃了要求朝中方面后退1.2万平方公里的荒谬主张。但在他们提出的军事分界线新方案中，依旧无理要求志愿军、人民军后退1500平方公里，美军则前进600平方公里，妄图以此来攫取开城。这项提案当即遭到了朝中代表团的有力驳斥，朝中方面“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建议也被美国人拒绝，谈判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为了配合谈判，彻底粉碎美方企图，彭德怀决定志愿军进行战术反击，“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火力和适当兵力，每次消灭敌两个连至一个营为目的，连续打几次小反击战，以期有助于目前的军事分界线的谈判”。从十月三十日起，志愿军七个军相继向正面之敌发起进攻。

十一月四日15时，志愿军64军以3个营的兵力，在各种火炮57门和10辆坦克的支援下，出其不意的在白天向英军阵地发起了攻击。战斗发起仅十分钟，志愿军就成功攻占阵地。

三个小时激战后，志愿军全歼英军二十八旅3个连，及另外2个连大部。

当日二十一时，四十七军以11个连的兵力在114门火炮和11辆坦克的支援下，向美军阵地发起了攻击。经过三个小时的作战，全歼美骑兵一师三个连，占领阵地后，留守的五个排击退了美军的七次冲锋，然后主动撤退，让出山头。

当夜，志愿军四十七军以3个营的兵力伴随坦克向着阵地发起了二次反击，全歼美骑兵一师一个营及一个连大部，再一次占领阵地。

一个月的时间内，志愿军共对“联合国军”一个排至四个连兵力防守的26个阵地，发动了34次攻击，攻克阵地21处，歼敌万余人。

这期间，担负开城防御任务的志愿军六十五军也进行了两次扫荡作战，扩大土地面积280平方公里。位于西海岸的志愿军50军则在志愿军空军的配合下，夺得了连克14个岛屿。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空联合作战，也是抗美援朝中唯一一次陆空联合作战。

战斗中，志愿军空军第二师副大队长王天保，以拉-11飞机接连击落F-86战机一架，击伤三架，创造了活塞式飞机击落喷气式飞机的模范战例。

在志愿军军事行动的打击下，在朝中代表团言辞的驳斥下，美方不得不放弃武力要求重返谈判桌。

谈判中，朝中方面为打开谈判僵局，先后提出根据实际接触线全面调整、就地停战把实际接触线稍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等新方案。美方则要求朝中方面退出包括开城在内的1500平方公里土地。经过多次说理斗争，在朝中方案的基础上，双方于1951年11月27日达成三条协议：一、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实际接触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二、如停战协定在本协议批准30天内签字，所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不再予以变更。三、如30天内停战协定尚未签字，则按将来实际接触线修正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根据第三项规定，后在1953年6月17日和7月24日，对军事分界线作了两次校正，最终确定的军事分界线比首次协议时南移332.6平方公里。

朝中代表团在1951年十一月七日的谈判会上，提出了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各自后撤两公里为非军事区的建议。美国方面虽然表示愿意接受方案，但却提出了三十天的时间期限，如果签订协议，三十天之内实现停战，协议规定的军事分界线有效，若三十天之后才停战，届时要按照双方接触线的时机变化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

美国人依旧幻想三十天之后依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进一步将战线向北推进，以攫取更多的土地的目标。经战场的较量，“联合国军”仍没有捞到有水。

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历时四个月的军事分界线谈判终于告一段落，谈判也进入到了后三项议程。

11月27日，联军方面同意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放弃了所谓“海空补偿”的要求。不过，在特定地段的控制权问题上，仍争执不断。

一次，双方都声称控制了朝鲜中部的一个高地，美方还当着中方打电话到战地确认。这时，一位美方翻译无意中听到一位中国谈判代表低声说：“不要紧，今晚就会成为我们的”。美军吓得立马备战，尽管如此，志愿军还是夺取了高地。彭德怀管这叫“零敲牛皮糖”。

“我们的对手是谈起来想打，打起来又想谈。”诚如李克农所总结的，在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在朝鲜战场投入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1/2。

1951年末，军事分界线确定，李克农拿出一瓶茅台酒，与大家干杯。谈判人员都喜洋洋地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已得到解决，年内即可达成停战协议。

战俘谈判

战俘概念

战俘出自于，民族之间发生纠纷冲突，使用暴力或打架捉住对方的人，就成称之为俘虏。奴隶社会，打仗被俘虏人员全作为奴隶，或者被杀害。

【俘虏】亦作“俘掳”。亦作“俘卤”。1.战争中擒获或被擒获。俘虏出自于《晋书·祖逖传》：“乃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五》：“应有百姓妇女，曾经俘掳他处为婢妾者，一任骨肉识认。”清袁枚《随园随笔·诸史》：“而《咸通录》言是役也，俘卤百万，总集相州，断六十万人于漳河，血流成川。”何其芳《老百姓和军队》：“有时指着我们俘虏来的高大的日本马，他们说：‘那是匹洋马。’”2.泛指捉住。浩然《艳阳天》第八六章：“追了好半天，总算把弯弯绕放出来的鸡全部俘虏了。”3.战争中擒获之敌人，或为敌所擒获。

分解解释：俘(fú)、俘 fú 打仗时被擒的敌人：俘虏。战俘。遣俘。 打仗时擒住敌人：俘获。或被俘。虏(lǔ)，虏（虜） lǔ 俘获：虏获。俘虏。（a.打仗时捉住敌人；b.打仗时捉住的敌人）。 俘获的人。 中国古代对北方外族的贬称。所谓战俘，在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被敌对方俘获的军事人员。包括军人、民兵、志愿军人、游击队员等战斗和非战斗人员。根据1949年通过的《日内瓦公约》，对战俘应给予人道待遇和保护，战俘人格应得到尊重，要给战俘提供医疗保障，不得占有战俘的个人财产，不得强迫战俘从事危险的工作，战争结束后战俘应予以释放或遣返等。战犯不享受战俘待遇。[prisoner of war] 除了国际法或国际协定所规定的几种例外情况，在战争中被交战国一方所俘获或拘留的人员。

更为细致词语分解：战曰及 战（戰） à 打仗：战争。战机。战绩。战略。战术。战国（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 泛指争斗，比高下：论战。争战。 发抖：战抖。寒战。胆战心惊。 姓也。俘的解释 俘 ú 打仗时被擒的敌人：俘虏。战俘。遣俘。 打仗时擒住敌人：俘获。被俘。

更为广义解释：战俘是指在战争各方中，敌对方被另外一方活捉，但并未处死的；用以作为战争交换条件的人。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被交战对方所俘获的合法交战人员。

日内瓦公约

对战俘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详细规定的国际公约有：1929年的《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194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977年《关于1949年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等。上述公约中规定合法交战人员包括参战的军人，志愿部队人员，游击队员，民兵，及其他因战争原因而遭受拘留的人员。

对待战俘待遇原则：拘留国应对战俘负责，给予人道待遇和保护；不得虐待和侮辱；不得作为人质，不得损害个人尊严。不得没收战俘的私人财物。战俘的住宿、饮食、医疗卫生应得到保障。不得命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战俘可以拘禁，但除对违反法令的战俘适用刑事和纪律制裁外，不得监禁。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遣返，不得延误。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公约所赋予的权利的一部或全部。

在一人是否具有战俘地位发生疑问时，未经主管法庭作出判决之前，享受本公约的保护。

虽然上述公约规定了对战俘的各种物质和人格尊严的保护，但在实际战争状态中，战俘往往享受不到公约所赋予的权利，交战国双方破坏国际法关于战俘待遇的原则的规定是经常发生。

战俘营条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朝鲜领土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双方进入胶着状态。从1950年到1953年，双方陆续有众多人员被俘获。朝中方面对被俘的美军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基本能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的要求予以处理。但美国却对被俘虏的朝鲜和中国士兵采用了各种虐待手段。

美军众多的战俘营，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当时战俘每50人住一个军用帐篷。帐篷正中挖一条浅沟，两旁即为土炕，上铺一排稻草袋，根本无法防潮。每人仅发一条旧军毯，席地而眠。夏天拥挤闷热，冬天阴冷潮湿，难以入睡。饮食主要是未研磨的大麦、小麦粒或十分粗糙的带霉味的大麦粉。美方宣称每天每人供应1磅，实际上经过内外克扣达不到这个定量。正常情况下，被俘人员每日两餐，每餐一个拳头大小的饭团或半碗“大麦饭”，一碗漂有几片菜叶、几粒油星的清汤，偶尔能幸运地碰上几片鱿鱼或牛肉。美方还常以断粮作为对“不服从当局命令”者的惩罚手段，因此，被俘人员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战俘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在这种常年衣单被薄、饥饿和疾病折磨的情况下，不少人死亡。美军为战俘提供的“医院”同样是草草搭起的帐篷，层层围起的铁丝网。“医院”里既无必要的医疗设施，又无急需的医药供应。一些美军医生甚至在伤病战俘身上做“试验”，使一些本可以康复的人也成了残疾，或是不明不白地死去。

自1952年起，美军战俘营中的朝鲜俘虏越来越多，美军对待战俘的手段也开始残暴起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对朝鲜战俘采取离间的办法，挑起他们的争斗。在许多战俘营中，四周都用厚厚的铁丝网包围住。美军人员白天进铁丝网办公，战俘营中比较平静。一到晚上，美军人员退出铁丝网，于是受到美方蛊惑和支持的一部分朝鲜战俘开始残酷对待另一部分战俘。

对于革命意志坚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美军则用武力手段进行残杀。在关押中国战俘的营地里，一些被俘士兵不忘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常搞一些宣传活动。1952年8月1日中国建军节和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美军禁止中国战俘升旗纪念，并借故枪杀不服管理的战俘，强迫所有战俘必须向美军军官敬礼。战俘内部的领导组织者们决定于“十一”国庆节集体升旗以示抗议。10月1日清晨6时，战俘营中升起10面国旗。美军动用大量兵力，配以机关枪、毒气弹、喷火器，一齐向战俘营射击。三小时后，中国战俘就牺牲56人，负伤109人。

美军虐待战俘行为终于遭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1953年交战双方交换战俘谈判时，朝中方面代表严厉谴责了美国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据敌军工作史料，碧潼战俘营里的美国战俘曾一天死亡三人。在对拒绝遣返的中朝战俘进行解释时中朝方遇到了很多困难，如贺明记载，11月5日，124名战俘经解释有两人遣返。美国人对此十分得意，报道说解释代表不愿给对手另一次机会羞辱自己，还指中朝方也要为浪费的一些解释期日子负责，例如10月11日中立国委员会建议中朝先用建成的解释设施开始解释，受到拒绝。

战俘营斗争

战争是残酷的，朝鲜战争也不例外。从1950年9月15日，美国以“联合国军”名义侵略朝鲜，到1952年10月在两年零四个月的侵朝战争中，在侵略在中国鸭绿江城市，中国也派出志愿军参战，双方都和很大伤亡，更有一批战俘。志愿军根据自身的战争条件，以及国内对俘虏做法，尽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根据俘虏自愿，一是参加革命队伍，不愿者，给足路费放回家。朝鲜战场也这样对待俘虏，俘虏待遇条件比较好，受伤治疗，病了治疗，心情不好，加以关怀，免去恐慌。处方一批俘虏回到部队，大量宣传志愿军优待俘虏，引起了“联合国军”的恐慌，封锁获释俘虏消息。

1952年冬，又是上甘岭战役的朝鲜战局继续处于对峙状态，而停战谈判自10月8日美方代表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以来，正处于中断状态。战争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扩大，正处于转折紧要关头。敌我双方为了争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均在进行新的筹划和准备。

战争的旷日持久，战争的发展趋势愈来愈对美帝国主义不利。到1952年10月在两年零四个月的侵朝战争中，美国已损失兵员31万多人，直接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达150亿美元，间接用于战争的费用达80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代价第四高的战争。严重的战争负担和巨大的伤亡，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不但前线士兵渴望早日结束战争，国内反战情绪也日益高涨。特别是美国的7个陆军主力师长期陷于朝鲜战争的泥沼中，破坏了它的全球战略格局，更使它忧心忡忡，英、法等盟国也急想从这场战争中脱身，呼吁结束朝鲜战争。战争已使美国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也力谋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新途径。

就在这个时候，在敌人营垒内部广泛议论着三种可能的选择：

（一）在战俘问题上寻求妥协，促成和平谈判；

（二）扩编南朝鲜军队，提高其单独作战的能力，使美国逐渐从朝鲜战争中脱身；

（三）增调部队，不惜冒扩大战争的风险，以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甚至使用原子武器来贏得战争。

第一种选择中所说的战俘问题本来是不难解决的，战争双方停战后，互相交换战俘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美国硬生生让它变成了一个问题。起初，我们的谈判负责人李克农同志还很乐观：“关于战俘问题，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美军却偏偏在这件事上做起了文章。谈判刚开始，美军就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诚意。先是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汉弗莱上校发表声明，指责志愿军811师23团杀害俘虏。可笑的是，志愿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的部队，连美国国防部也公开说汉弗莱的发言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然放言支持汉弗莱的声明，却不敢让汉弗莱同记者见面。然而杜鲁门居然在汉弗莱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就跳出来大骂：“志愿军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

实际上，在战俘问题上，我军优待战俘的举动和敌人肆意虏俘的行径这一差别，连敌人也是一清二楚的，就连李奇微都不得不承认，如果从“战俘问题”来看待朝鲜战争，这场战争则真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而杜鲁门和他所代表的美国统治集团之所以这样做，只能说他们的政策已经被冷战思维左右了，战俘问题在他们眼里变成了冷战的工具。

造成谈判被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朝方面手中的战俘比“联合国军”方面手中的战俘少得多。麦克阿瑟通过仁川登陆逆转了朝鲜战局后，朝鲜人民军被俘数激增，到1950年11月，已被俘13万人。志愿军在入朝第一年内，就俘虏了3.6万名敌军，其中美军有6000多人。但由于缺乏国际战争的经验，我们还按照国内战争的老传统，将俘虏进行教育后大多释放了，其中许多南朝鲜俘虏还加入了人民军。所以到此为止，中朝方面手中仅有11551名战俘（其中南朝鲜军7142人，美军3193人，其他国家军队1216人)。而由于第五次战役后期的失利，志愿军被俘人数也不少，据美军宣布，至1951年10月共俘虏中国籍战俘2.08万人（绝大部分是第五次战役被俘)，这样，加上人民军被俘人员，中朝方被俘人员达到了15万多，与对方战俘数比例达到了14：1。

在谈判桌上，美方提出了臭名昭著的“自愿遣返”原则，其实质是釆取虐待、恐吓等手段强迫扣留中朝战俘。美国人也自知“自愿遣返”违背了人类战争法则，是一种可耻的流氓无赖行为。他们的真实政治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卑鄙手段给中朝脸上抹黑，他们想以此欺骗世界，中朝政府不得人心，连他们被俘的士兵也不愿意回到本国，而愿意投奔西方“自由”世界。

这一提议引起了中朝代表极大的愤怒。朝方代表李朝相少将拍案而起：“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将诅咒你方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体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的前途”。

但是，具有悠久殖民和贩卖奴隶传统的美国人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感到一点点羞愧，经过漫长的50多次小组会后，和谈彻底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中朝战俘在战俘营中进行了勇敢积极的斗争，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

在此之前，被关押在巨济岛的志愿军战俘已经连续举行绝食和游行示威，美军其他军官几次前来谈判都没有任何效果，战俘们说，要想谈判成功，必须战俘营司令杜德准将来。5月7日上午，在志愿军战俘有效麻痹了杜德后，关押人民军战俘的76联队又要求杜德谈判。

毫无防备的杜德欣然前往。在战俘营大门外，他继续以一种傲慢神态告诉人民军战俘代表：“要知道，战俘就要有战俘生活的样子”话音未落，10多个人民军战俘突然打开大门，抓住杜德，把他拖进战俘营的帐篷，并迅速关上大门。旁边的随从雷汶中校死死地抱住了一根柱子才在卫兵赶来前避免了被战俘“俘虏”的命运。

第二天，76号战俘营里召开大会，战俘们以大量事实控诉美方迫害、虐待、屠杀中朝人员的罪行，大会主席不断问杜德，战俘所说的情况是否厲实，面对战俘们饱受摧残的身体，如坐针毡的杜德只得承认每一项罪。第三天，中朝战俘代表起草了《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向世界揭露了战俘营的真相，并向杜徳提出四项条件：

1.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使用毒气、细菌武器的实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2.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4.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合作。在我们收到贵司令部解决上述各项问题的满意答复后，战俘代表团将把美国将军杜德准将交给你们。望给予热情、诚恳的答复。

新任战俘营司令柯尔生在和杜德取得沟通后，不得不很快回复了战俘提出的各项条件：

1.关于你方信中第一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2.关于第二项，北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3.关于第三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准将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强迫审查。

4.关于第四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

鉴于目的已经达到，杜德将军被放出了战俘营，中朝战俘一起列队欢送他。临行时一个战俘代表问他：“你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

杜德回答：“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76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

走出大门后，这位管理战俘的美国将军结束了为期78小时30分钟的俘虏生涯，同时也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他获释前就被解职了。

战俘的诉求和柯尔生的答复通过新闻报纸宣传了出去，世界终于知道了战俘营的真相。

美国人虐杀战俘的令人发指的行径使全世界愤怒了，甚至连“联合国军”内部都提出抗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问题的严重性，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朝方代表南日大将义正辞严地对美方提出指责，美方代表哈里逊只能厚着脸皮不停地说：“我建议休会……”，美方在战俘问题上陷入被动。

志愿军战俘营

抗美援朝，美国军队怎样对待战俘的？，在许多志愿军的回忆录里和大量国际上NGO的战争报告中，都提到了众多事实，证明美军在朝鲜对志愿军战俘进行虐待实施和场面，甚至杀害。

1950年12月1日，美军第二师所属部队在由平安南道价川郡中西里撤退时，以机枪射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31名，死者胸前并挂有“战争俘虏”纸片。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收复金城东科湖里附近一阵地时，发现11月7日被敌方军队杀害之战士尸体，死者手脚都被捆绑并拴在树上，遍身都有伤痕，显系被俘后遭虐杀。（注1）

据从自第八号战俘营“F”号营场遣返的511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回忆，他们中间有442人曾遭受各种酷刑。志愿军战俘郝永成，于1951年3月15日在中线龙头里附近被俘，美军在审讯中，把他双手背绑，用布蒙住眼睛，拖进稻田水中，一连泡了三天半，下身起泡、浮肿。

此外，美军还对志愿军战俘进行精神虐待，并被强迫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1952年9月27日上午，美军上校杜维亚在济州岛机场上布置了约一营武装美军，并附有四十余挺轻重机枪，命令第八号战俘营“H”号营场全体战俘脱光衣服和鞋子，赤裸裸地向他敬礼。被俘人员由于不堪侮辱而拒绝敬礼，当即遭到美军拳打脚踢，或用刺刀乱刺，有唐根培、赵义等二十余人被刺伤。

1950年的朝鲜战争里，我国就是依照这个条约处理战俘的，主要是“瓦解敌军和善待俘虏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不过在后来的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里，我们就是在这个条约上，针对如何处理战俘的问题，遭受了很不公平的待遇。

总共近2.2 万名志愿军战俘里，最终只有7000多人回到了祖国大陆，有700多人是被遣返到了第三方的中立国——比如印度、瑞士、奥地利、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剩余1.4万余人是被遣返回了台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那14000余人被送到了台湾？

三个方面因素，一个是美苏国际的国际影响，二个是台湾方面的威逼利诱，第三个战俘自身的个人因素。

美国是帝国主义阵营的代表，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建国初期时候，中国在外交上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就站在苏联社会主义一边。采取这样政策，那么中国国自然被美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51年12月11日，朝鲜战争谈判，进入到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正式谈判开始，我国依据《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全面遣返”原则，就是双方全部交换战俘，有多少换多少。

可美国不同意了，恶意曲解公约条款，提出了所谓的“一对一遣返”原则，也就是你一个战俘换我一个战俘，但是我们俘虏的敌人数量较少，所以明显是不够换的。

这不是最关键的，更棘手的是对方提出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也就是让战俘自己选遣返地。

志愿军战俘回台（湾）

这是一个陷阱，因为美国提前了解到被俘虏的志愿军中，有很多都是原国民党军队士兵，所以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度不够高，意志不坚定，有少数人确实是想回蒋介石手下去，于是他们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在国际上制造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舆论宣传，最终企图达到丑化共产主义的目的。

当美国企图在战俘问题上刁难时候，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为了争取美援和“反攻大陆”，选择策应美国，作出了许多不利于中国的政治动作。

为了给“自愿遣返”提供证明材料，美方从1951年12月开始，就在志愿军战俘营内开始了惨绝人寰的“甄别”过程。形成了三个不愿回中国志愿军俘虏：一是甄别意志薄弱者残酷审讯刺字纹身；二是反动政治教育，捏造国内暴力统治假象；三是志愿军中有在中国解放中俘虏人员。

因为语言不通，所以美安排了大量台湾特务进入了战俘营内，一是强迫志愿军战俘表明自己是选择自愿回台湾的，采用的方式就是在身上“刺字”“纹身”，写的一般就是“反共抗俄”、“肃清共匪”之类的反动词语，甚至有人故意在身上刻下了蒋介石像、国民党党旗等，来营造一种畸形、反动的政治氛围。

这些特务分子在战俘营内，还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身份掩护，二是给战俘不间断洗脑上课，捏造国内暴力统治假象，宣传国民党在台湾大好日子，威胁他们如果选择回大陆，必将会面临无休止的政治审查，甚至会因此丢掉性命，各种威逼利诱让战俘选择去台湾阴谋。

三是志愿军战俘个人方面的因素。据1949年新华社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敌我病例消长对比》资料显示，1946年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国共兵力对比是430万对120万，但是到了1949年6月的时候，国共兵力对比则变成了149万对400万。

内战时期我党增加的两百多万兵力，很大部分都是来自国民党的战俘，他们要么是为了生存而倒戈，要么是被迫无奈倒向我军，应该说这部分人在对我党的政治认同上是存在先天不足的。

身在朝鲜的战俘营里，面对美蒋的威逼利诱和残酷迫害，这些人本来意志力就相对薄弱，因此很容易就产生了回到蒋介石手下的想法。

比如这些志愿军战俘里，有不少都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有些甚至有黄埔军校的经历。

在美、蒋势力的袒护下，他们在战俘营里制造“白色恐怖”，威胁志愿军战俘回到大陆会被公开批斗，如果去台湾就可以自由选择职业，还有的说反正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回到台湾也没什么不可以，总之这让许多中立摇摆的战俘最终选择了台湾原因。

对此是坚决反对和揭露的美国阴谋，开始是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的，所以中朝美在战俘问题上谈了10个多月，到了1952年10月的时候，停战谈判干脆到了无限期休会的状态。

不过直到这时候我们并没有选择妥协，即使金日成跟我们意见不一致，但是也只要有苏联的支持，还是要坚持不动摇。

这个期间，正式美国总统大选，朝鲜延续战火还未停。1952年11月4日，美国举行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11月29日，艾森豪威尔前往朝鲜亲自了解战局。看到前线真实状况后，艾森豪威尔认为必须想办法结束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了。

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其主要目的不是促进和谈而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

1952年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在最后指出：“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中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有可能在1953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毛泽东迅即作出强烈而迅速的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在他的指导下，最终使美军登陆作战的冒险归于失败。

1953年2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艾森豪威尔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的军事冒险的姿态。他还说服参加“联合国军”的16国代表，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对此，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他在2月7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既有分量又从容不迫。

进入1953年。朝鲜战场“联合国军”已经没了起初的那种必胜决心。不过南朝鲜领导人李承晚，还是迟迟不肯放弃。若是美国人真的不打了，他那要做全朝鲜的“皇帝梦”岂不是破碎了？

1953年1月25日，朝鲜中部铁原以西13公里处，一个名叫“丁字山”的地方着实有些热闹，小小山头不仅有美军高级将领、新闻记者，就连美国国会议员都来了不少。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来给美军打气的，还是来看笑话的，反正队伍挺庞大。此次中美两军交战规模不大，双方都仅有一个营。不过双方战损差异倒是非常大，我军仅用11人的伤亡，就歼灭了美军150人。或许真是上甘岭一战把美军弄得有心理阴影了，总感觉往后打仗时敌人都有些小心翼翼，此战也不例外。

此战也成了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最后一次展开的主动攻势。再加上后面志愿军前后四十七次的连胜，美军被越打越懵，艾森豪威尔也终于不敢再摆架子。

在距离美国人上次提出的无限期休会，已经过去了四个月零两个礼拜后的2月22日这天，终于主动开口了：建议双方可以先进行伤病战俘交换。

在接收到消息后，中朝方面决定先“冷处理”几天，再将谈判提上日程。一来是杀杀美国这个头号强国的锐气，二来也给中、朝、苏磋商对策的时间。

直到1953年时候，国际上发生一件大事，就是3月5日的时候，斯大林不幸因病去世。

斯大林死了之后，中朝在停战谈判上的策略就面临了很大转变，重新上任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他重新调整了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就是想早点结束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这也得到了苏联人民的支持。

新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国力十分弱小，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也只能尊重莫斯科的意见，这也是为了国家层面的利益和政治威望着想。

后来在苏联的斡旋下， 1953年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重新启动，再后来为了整体利益考虑，中朝接受了所谓的“自愿遣返”战俘原则。

斯大林的死非常突然，没有因为防备不够，死于刺客或者是敌对政客之手，仅仅倒在了颅内一根小小的破裂血管手上。斯大林就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才被仆人发现，这时抢救已然来不及了。

斯大林倒在了中苏关系最好的阶段里，毛泽东在听到消息后，默默地流下泪水。至于为何如此，想必也只有他和斯大林能理解他们之间的复杂情感了。

苏联斯大林

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苏共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内部问题，对于处理朝鲜问题的方针马上有了改变，主张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个主张。

于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的第25天，3月28日，彭德怀和金日成联名致函克拉克，同意先行交换患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和谈。美国人收到了中朝方面发出的关于谈判的回信。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表明中朝方面已不再坚持“全部遣返”，而改为“解释遣返”，相当于一种“动员遣返”。这些提议很快就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包括美国人。因为这些建议，少说也能挽救二十万美军“送死”的结局。所以，关于战俘问题，基本都是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实现的。于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的第25天，美国人收到了中朝方面发出的关于谈判的回信。

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俘虏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丁国钰在现场迎接了第一批我国的被俘将士。

“他们受太多委屈了”。丁老摇着头，不忍回忆。他说，他到帐篷里探视他们时，见他们哭成一团，脱去上衣，露出被强迫刺上的侮辱性词句“反共抗俄”“杀朱拔毛”，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志愿军被俘人员不敢回国，被挟持到了台湾，原来他们比朝鲜被俘人员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残。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至少李承晚是极度不乐意的。他可是要当“皇帝”的人，美国人不打了可还行？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1953年4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

毛泽东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军队的最高统帅，越是取得重大胜利，越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十分可贵的。他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4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动，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以打促谈，志愿军提前发起了夏季反击作战。对南朝鲜方面公然破坏协议的行为，果断地作出给其沉重打击的决策。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至少李承晚是极度不乐意的。他可是要当“皇帝”的人，美国人不打了可还行？

4月26日，在来自全球各地的数百名记者注视下，板门店和谈又一次开启。一开始，“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威廉·哈里逊中将④同意以中朝八点建议(包括建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等)为基础讨论战俘问题，但没过几天，他突然变卦，提出两条反建议，一是将朝鲜籍非直接遣返战俘立即就地遣返，二是4个月解释期满后中国籍非直接遣返战俘也就地释放。彭德怀发现美方明显是在分化离间中朝两国，为了使美方老老实实谈判，志愿军接下来在战场上狠狠教训了下“联合国军”。

果然，一打就老实，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协议谈判桌上，李承晚下令让南朝鲜政府代表退出了谈判桌。

临近谈判，国家代表临时变卦本就是一大笑话，关键还在于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命令。可重点是，这场谈判并不是说离了南朝鲜方代表，就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乎，另一个更大的国际笑话诞生了：谈判桌上没有南朝鲜人，却多个了泰国人。

于是从这时候开始，南朝鲜和美国之间的较量。虽然李承晚的坏脾气是灭得差不多了，可直到6月8日谈判桌上都等着拍板了，他也没停下来。

这天，南朝鲜政府代表崔德新，在收到李承晚命令后，灰不溜秋地退出了谈判桌。李承晚太天真了，自己嘲笑自己，离开了南朝鲜，他低估了美国方面已经对于谈判迫不及待的心。谈判那天人很多，一个崔德新没了，美国可以“复制”N多个崔德新出来，还让中美之间迎来了难得的一次心照不宣的谈判。

中朝双方代表看见一个泰国将军被迫参与，相视一笑也是十分默契，都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双方终于在板门店达成战俘协定，按照中朝方面的八点建议遣返双方战俘。最棘手的战俘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的谈判就容易得多了。6月16日，双方重新划定军事停战线，按照新的停战线，中朝方面又比1951年11月多得地140平方公里。

朝鲜谈判现场

从1953年6月8日到15日，终于达成了全部协议，次日也重新规划了军事分界线。按照协议内容，从16日起，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司令部都要停止主动攻击。

1953年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问题达成协议。至此，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已全部达成协议。6月中旬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基本完成，谈判双方即将签订停战协定。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竟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名(含志愿军被俘人员50名)，并且宣称南朝鲜准备单方面继续打下去，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于6月20日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再给南朝鲜军一次打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21日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志愿军决定，以金城以南地区的南朝鲜军部队为主要攻击目标，发起金城战役，狠狠打击南朝鲜军，确保停战的顺利实施和停战协定的落实。

为挫败李承晚集团阻挠停战的阴谋并使“联合国军”彻底服气，7月13日，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

注1：1953年，中国红十字会曾经发表了一个长篇报告，名为《美军虐杀战俘调查报告书》

金城战役

1953年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问题达成协议。至此，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已全部达成协议。6月中旬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基本完成，谈判双方即将签订停战协定。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竟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名(含志愿军被俘人员50名)，并且宣称南朝鲜准备单方面继续打下去，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于6月20日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再给南朝鲜军一次打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21日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志愿军决定，以金城以南地区的南朝鲜军部队为主要攻击目标，发起金城战役，狠狠打击南朝鲜军，确保停战的顺利实施和停战协定的落实。

电影里的金刚川是金城前线附近的一条河流，名叫金城川。金城川奔涌在南北朝鲜交界处的金刚山之间，唯一部队后方补给交通线，志愿军主要快速运送弹药物资道路，就得从金城川穿河而过。由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敌人天上用飞机，下用两个炮群严密封锁。桥梁数次被炸毁，志愿军战士连续七次修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障了金城川上的水路通道，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

金城战役作战图

金城以南地区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由南朝鲜军首都师和第6、第8、第3师防守。其基本阵地构筑了坑道工事和大量明暗火力点、地堡群，并以堑壕、交通壕相连接，形成支撑点式的环形防御体系。志愿军以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担任金城以南地区的进攻任务。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指挥的5个军，组成3个作战集团：志愿军以第68军(欠第202师)、第54军第130师为西集团；第67军、第54军第135师、第68军第202师(欠第605团)为中集团；第60军(附第605团)、第21军(欠第62师、另配属第33师)为东集团；志愿军第54军第134师担任兵团预备队。根据志愿军首长关于放手作战，情况有利时向敌纵深作有限度扩张的指示精神，第20兵团决心在牙沈里至北汉江间22公里地段上，采取正面进攻、两翼钳击、多路突破的战法，首先攻占梨实洞、北亭岭、梨船洞一线以北及金城川以北地区，歼灭当面南朝鲜军4个师的8个团另1个营，拉直金城以南战线，而后视情况向三天峰、赤根山、黑云吐岭、白岩山一线发展进攻，并准备在打敌反扑中大量歼灭南朝鲜军有生力量。东集团第21军在北汉江以东就地牵制当面的南朝鲜军使其不能西调。另第9兵团第24军在第20兵团发起进攻时，由阳地至杏亭3千米地段向注字洞南山、新木洞方向实施突击，控制金化通往金城公路，阻止金化方向美军和南朝鲜军东援，保证第20兵团右翼安全。志愿军参战各部队经过前一阶段反击作战，军事素质明显提高，士气更加旺盛，已取得对营、团坚固阵地进攻的经验，并查明了金城以南地区南朝鲜军防御纵深工事的情况。为保证战役胜利，从6月下旬开始，进行了各种准备。参战部队在作战双方中间地带秘密构筑大量屯兵洞，选择潜伏区，演练了对坑道工事连续爆破和攻击的战术、技术动作；在金城正面集中各种火炮1100余门、坦克20辆；志愿军第20兵团组织6个工兵营和11个步兵团抢修公路、桥梁；动用2000辆汽车昼夜抢运物资1.5万吨，并为参战部队配发了渡河器材。为了迷惑和消耗敌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在战役发起前，志愿军第60、67军继续向原定的南朝鲜军营以下目标实施进攻，先后攻占529.3高地、938.2高地、广石洞以西高地、690.1高地、轿岩山北山腿，并在新占阵地上同南朝鲜军展开反复争夺，击退其反扑200余次，毙伤俘敌1.2万余人。同时，其他兵团所属部队也向当面敌人发动了小规模的进攻，掩护了金城战役准备工作的实施，隐蔽了战役企图。

1953年7月13日21时，第20兵团及第24军突然发起进攻。1100余门火炮实施7~28分钟火力准备，发射炮弹1900吨，在主要突破地段上摧毁南朝鲜军地面工事30%、障碍物80%~90%。在强大炮火支援下，步兵1小时内即全部突破南朝鲜军前沿阵地。西集团右翼志愿军第203师攻占522.1高地后，主力向芳通里方向发展进攻。该师执行穿插任务的1个加强营，沿522.1高地以东公路向纵深猛插，14日2时左右进至二青洞附近，先后歼灭南朝鲜军1个营大部及美军炮兵1个营；其先头分队1个班化装成南朝鲜军，以极小代价歼灭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团团部。左翼第204师攻占552.8高地后，于14日4时30分进抵月峰山下，在战斗中生俘南朝鲜军首都师副师长。第130师攻击424.2高地后，向烽火山发展进攻。至17时40分，西集团先后占领烽火山、月峰山。中集团右翼第200师攻占官——里西南高地后，以一部兵力沿金城至华川公路向纵深穿插，于14日6时占领龙渊里、东山里地区，将南朝鲜军第6师防御部署割裂，使其轿岩山、烽火山阵地侧后受到威胁；主力则乘胜渡过金城川，向梨船洞发展进攻。左翼第199师经一夜激战，于14日10时占领轿岩山后，继续发展进攻。东集团第181师(附第605团)突破后，一部西渡金城川，进抵梨船洞东与中集团会合；另一部攻占461.9高地。第9兵团第24军以1个师的兵力，向南朝鲜军首都师第26团阵地发起进攻，于14日零时攻占注字洞南山、杏亭西山，13时30分攻占432.8高地及杨谷以北地区，控制上九井、下九井间公路，保证了第20兵团右翼的安全。至14日18时，第20兵团和第24军经21小时激战，占领西起新木洞经芳通里、梨实洞、北亭岭、间榛岘、豆栗洞、巨里室，沿金城川至461.9高地一线以北地区，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完成战役第一步任务。第20兵团和第24军贯彻“稳扎狠打”的指导方针，在巩固占领上述地区既得阵地同时，各以一部兵力扩大战果。自14日夜起，东集团第180师南渡金城川，于16日攻占黑云吐岭、1118高地、白岩山、949.5高地至北汉江一线阵地；中集团第135师一部于15日晨攻占后洞里；西集团和第24军在击退南朝鲜军反扑后，全部控制了新木洞、北亭岭、间榛岘公路北侧地区，志愿军第24军攻占金化以北537.7高地及597.9高地以南各无名高地。这时，由于连日降雨，河水上涨，金城川上的桥梁全部被美机炸毁，新修道路泥泞难行，炮兵机动、通信联络和前线运输均发生困难，加之“联合国军”战役预备队已调进战场，志愿军第20兵团和第24军遂转入防御，准备抗击反扑。16日，“联合国军”总司令M.W.克拉克和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M.D.泰勒飞抵前线，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决定夺回失地。从当日下午开始，先后以美军第3师和南朝鲜军第5、第7、第9、第11师及第3、第6、第8师余部进行反扑。17日，以6个团的兵力，重点向黑云吐岭、白岩山至867高地一线阵地猛攻。志愿军东集团第180师在无坚固工事依托和无纵深炮火支援的情况下，激战竟日，守住了除867高地以外的各阵地。鉴于东集团新占阵地过于突出，且背水作战，炮兵支援与物资补给难以保障，志愿军第20兵团遂决定该集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的461.9高地外，主力转移至金城川以北地区防御。中、西集团和第24军也适当向北收缩，主要固守432.8高地、梨实洞、北亭岭、间榛岘、602.2高地、巨里室北山一线。18日后，“联合国军”反扑重点转向志愿军中集团正面的602.2高地、巨里室北山一线阵地，先后展开1~3个团的兵力连续猛攻。第200师凭借有利地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顽强抗击，除巨里室北山阵地失守外，固守了已占阵地。正好恰在1953年7月27日停战，各自在自己战地上停火。

金城战役自7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开始到27日，此役历时15天，志愿军第20兵团及第9兵团第24军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正面宽达25公里的坚固阵地，向南扩展阵地160多平方千米，拉直了金城以南地区战线，重创南朝鲜军4个师，毙伤俘敌5.3万余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作战中，志愿军第20兵团及第9兵团第24军伤亡2.5万余人。共歼敌5.3万余人，将南朝鲜军4个师彻底打残，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金城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坚固设防之敌实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也是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场大捷。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朝、中、美三方终于坐在一起，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

停战签字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针对艾森豪威尔扩大侵略的叫嚣，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充满必胜信心地宣告：“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末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美军企图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大规模登陆，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应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江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志愿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迫使敌人的登陆企图“胎死腹中”。从1953年1-4月，中朝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次，歼敌5万余人。（注1）

5月13日到7月27日，中朝军队连续发动3次大规模进攻，打击敌军目标104个，歼敌11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240平方公里。谈判的天平取决于战场的砝码。一次小小的战斗，甚至一个士兵都体会到了“政治仗”的味道。毛泽东牢牢掌握着军事与和谈两个战场的主导权，因此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积极谋求外交上的进展。美国不得不低下头并制止李承晚集团的胡作非为。（注1）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签字的仪式与彭德怀离京时的设想不同。在北京准备方案，由双方司令官都亲临板门店，同时在谈判桌的两端签字。但后来双方协商，改为先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签字，然后再将协议文本分别送到各方司令官驻地分别签字的方式。

人民日报《发布停战命令  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

这种改变，考虑原因很多，因双方司令官的安全是主要原因之一。彭德怀准备离京的时，细心的周恩来为保障彭德怀赴板门店签字的安全花费了不少精力，还亲自指示公安部挑选了四名身强力壮、经验丰富的局、处级干部担任现场保卫。周恩来考虑，历来停战多半是一方完全胜利，一方彻底失败。所谓签字，不过是履行投降与受降手续；而朝鲜的停战签字，双方都并非以失败者出现在会场上，谁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署协议

27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首席代表：中朝方面是南日大将，美方是哈里逊中将，在板门店宽敞的会谈大厅里，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两个文件。在板门店签字的虽然不是双方的司令官，但是签字的法定正式时间是从这时算起。板门店签字完毕，根据停战协定中“签字以后12小时正式生效”的条款，到27日22时，双方必须停止一切进攻和射击。

尽管知道这是一次十分艰难的谈判，但谈了747天，还是超乎丁国钰的预期。从1952年开始，最主要的分歧是战俘问题。

相对于漫长的谈判，仅十分钟的签字仪式似乎过短。中国外交部曾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计划，但在请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指出：“签字仪式中的进门就互相握手和碰杯应以不要为好”。

7月27日，是签订停战协议的日子。南日大将和哈里逊中将就座后，便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了字。之后，两人几乎同时起身，然后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看对方一眼。

7月27日22时以前，双方的阵地不仅没有趋于沉寂，反而比平时射击了更多的炮火。就在这个双方激烈对射的下午，彭德怀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杜平一起来到一个接近前沿的高地，观看了双方即将撤离的非军事地带。

中国人民志愿军火箭炮部队进行齐射

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来凤庄”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驻地，在中、朝、英三种文字的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共18件文本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中方李克农、杜平、丁国钰、柴成文等将军参加了签字仪式。当彭德怀把笔放下，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室内响起一片祝贺的掌声，将近三年用血和火进行的激烈较量就此宣告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联合国军”除了原子武器以外，其他各种现代化武器都使用过了，但仍然无法取得胜利，反而以被中朝军队歼灭109万余人而告结束。从此，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再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了；而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的眼里，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和无足轻重的了。此时此刻，彭德怀怎能不感慨万千！在大家的祝贺声中，彭德怀也抑制不住激动，双手高举，声如洪钟，宣告说：“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已经完全停止，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了”！“这个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他们为了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不能忘记应有的警惕，并将以最大的决心为保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

中国，北朝鲜，联合国军各方的停战协定

1953年7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停战协定签字后，“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上将克拉克却只得自嘲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注1）《毛泽东指挥朝鲜停战谈判：必做于细 掌握主动》欢迎订阅手机青年报，移动用户发送qnb到10658000，每天资费不到一角钱。http：//www.youth.cn   2010-11-22 17：14：00 中国青年网。

胜利归来

7月28日下午，是停战后的第二天，彭德怀来到开城附近志愿军四十六军的前线，由军长萧全夫陪同，观察最前沿双方对峙的阵地，吉普车穿过遍是弹坑和灰烬的山坡，沿着凹凸不平的土路缓缓前驶，举目四望，不见禾苗，不见野草，只有还在冒着浓烟的棵棵树桩。——它告诉人们，在24小时以前，这里还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彭德怀一行的车子在一个山坳里停下来，大家徒步顺着山间小道向更前边的高地走去。这里，战士正在打扫战场，一路上，有许多担架从前沿阵地下来，这些年轻的战士板着疲劳的面孔，抬着因天气炎热已经腐臭的战友尸体。彭德怀不时拦住担架，翻开覆盖着的白布，注视战士的遗体，随行的医生从保健箱内取出一个口罩递给彭德怀，彭德怀一声斥责：“这是什么感情”？他的心正默默悼念着十几万在朝鲜战场上流尽鲜血的祖国儿女。他眼含泪花，深深地感叹说：“只差那么十几个小时，这些年青的战士就没有能够看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活着的人应当永远怀念他们”！回头嘱咐随行干部：“一定要掩埋好，写上每个人的名字，通知他们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