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选拔官员对我们的启示

孙连昌

中国古代在选拔官员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性，对今天的选人用人，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远古社会的禅让制，周代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的军功爵禄制，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代以来的科举制。

禅让制，这是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实行的一种王位继承制度。尧是中国历史上实践禅让制的第一人，传说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史称禅让。这种制度是君王在传位时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有贤能的人，其特点是“传贤不传子”，因此是一种“选贤任能制”。但禹死后，其子启袭位，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也有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但这些所谓的“禅让”，都是打着“禅让”的旗号，以取得合法性、正统性罢了。

世袭制，就是古代君王下台后，将皇帝的九五之尊转给自己的儿子。世袭制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帝位及爵位世代相传的制度，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先秦时期，中国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上至天子、封君，下至公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但世袭制往往良莠不齐，“龙生龙，凤生凤”，特别是君主的继承人，因为在狭窄的世袭范围内选择接班人，不可能保证皇帝的优化与崇高。还有，世袭制度易导致继位者腐化堕落。对比世袭制与禅让制不难发现，世袭制显然是一种历史“倒退”，只有消除它，才会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三是荐举制，中国古代的一种人事选拔制度，是举荐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春秋战国选拔官员的原则和途径是：根据耕战的功劳大小，“尚贤使能”，“量能授官”，通过荐举发现人才。而秦朝在采取荐举的办法选拔人才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奖励军功，即通常所说的军功爵禄制。荐举制包括官府荐举、私人荐举和本人自荐等多种形式，家喻户晓的毛遂自荐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当然，古代的荐举制度，还包括着对荐举者的赏罚，“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意思是举人不当，应依法连坐。用现在话说就是要“问责”。

四是察举制，是汉代实行的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朝的察举实际上也是“举贤制”。 据说汉武帝在面试董仲舒时就天道、人世、治乱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三次策问，董仲舒一一从容作答，史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说：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国君，国君首要的是用人。用人得当，方法正确，国家就会大治，反之，国家就会大乱。为此，董仲舒还向汉武帝提出“兴太学，举贤良”。因为任何时候，人才都是稀缺资源，怎样发现人才？伯乐相马，无疑是大海捞针；世袭，则良莠不齐，只有将选人制度化、规范化，才能保证人才输送长期有效。众所周知的举孝廉，就是当时一种人才推举制度，而孝和廉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汉王朝通过察举制的实施，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但这种制度容易任人唯亲，荐举和被推荐人也容易形成小集团。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五是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是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九品中正制先导是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这无疑是对当时强调德治和仁孝的儒家思想的一次大冲击，也是对当时用人标准的一次大纠正。用人思想的改变，引来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曹操死后，曹丕用吏部尚书陈群建议，把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制度化，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坦率地说，通过“九品中正”选拔、考察、铨叙官员的办法未必不好，只要坚持公正公平的标准，就能发挥其积极作用。但由地方政府进行，选官标准全凭门第出身，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形成。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官权力收归中央。

六是科举制，就是由国家设立各科，朝廷定期统一招考，成绩优秀者即被授以官职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是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最公平的基本制度，它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科举制纠正和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不仅扩大了封建统治者的社会基础，而且通过考试，任用了大批有才干的封建知识分子，为中国古代隋唐以后官僚制度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模式，同时对各国选拔人才也具有借鉴意义。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人非常高明的一种政治制度设计。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科举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特别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中国的情况下，中华民族面临严重民族危机。辛亥革命后，我们开始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了大学堂，现代教育应时而生，人才培养选拔也逐渐走向了现代化。

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智慧，对今天选人用人特别是官员选拔的启示：

首先，选才标准的严肃性。自古用人都是大事，历朝历代都注重官员的选拔，不同时期虽各有侧重，但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了“选贤举能”。但是，纵观古代用人，我们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王朝开国之际明君贤臣群英荟萃，君主励精图治、克己谨慎，其身边簇拥着一批批治世能臣；相反王朝末期，那些昏君和亡国之君都骄奢淫逸、荒怠朝政，其身边则环绕着一伙伙阿谀之奸臣，庙堂之上，竟然很难发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政治操守。因此要明确标准、严格标准，同时又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要重视把好选人用人这一“风向标”，因为“用一君子，则君子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

其次，选才程序的规范性。不留缝隙，不搞弹性，一视同仁，没有超越制度规矩的特殊人和特殊阶层，更不能让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和蝇营狗苟之流占据要职。制度没有十全十美的，关键在于人、在于执行。历朝历代都根据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制定相应的官员选拔制度，应当肯定出台的制度都是针对之前存在的问题，相较而言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久而久之开始变味走形，甚至成为桎梏和障碍。古代一些改革如商鞅变法，都是因触动了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抑制而导致失败。

第三，选才制度的相对延续性。制度富有时代性，没有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但要保持相对稳固性和延续性。官员选拔制度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远古时，注重选贤任能；春秋战国风云变幻，“军功爵禄制”倍受推崇；秦汉一统天下，举贤良就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法；隋唐之后天下归一，从此科举制在我国延续了1300多年，直到晚清的1905年，才被正式废除。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官制度。

选贤任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永恒主题和追求。纵观古今，选人用人不当误国误民、后患无穷，甚至颠覆政权者的不计其数。当下不少腐败案例也证实了“选人用人不当是贪腐的源头之一”，选错一人、贻害一方，用人不当可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做好新时代的选人用人工作、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要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坚持五湖四海、选贤任能，反对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要由单纯的“人选人”向“制度选人”转变，做到用制度管牢选人的人，用制度选好被选的人；注意发扬人民民主，切实让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建立竞争机制，真正“给想干事的人以机会，给能干事的人以舞台，给干成事的人以激励”；建立“能上能下”机制，以及日常监督、定期测评和淘汰机制，真正“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大胆探索“选任制”，变“少数人选少数人”为“多数人选人”，积极推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及“公推直选”和“选任制”等改革举措，既鼓励创新和探索，又容忍失误和失败，从而让人才活水充分涌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撑和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

孙连昌：历史学者，山东省和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协会会员，山东省杂文协会会员。先后入济南陆军学校、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和武汉通信指挥学院学习，在部队服役20年，曾在团和军区机关从事宣传、组织工作。对军事、历史、地理有浓厚兴趣，在职参加山东大学研究生班（历史专业）的学习。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在国家级和省市媒体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编著《中国历代兴（衰）亡之鉴》和《大国兴亡极简史》两书，各3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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