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五部 选举为新中国领导人
西柏坡到北京香山，“赶考”之路总长约360公里。1949年3月23日，春意盎然，满怀胜利喜悦的毛泽东将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拉开建设新中国的帷幕。
“晚上，毛主席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后，站在窗前眺望着柏坡岭的夜空，一支一支地抽起烟来。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睡觉。”
遥想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再想到李自成进京的历史悲剧，毛泽东怎么能不思绪万千！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熟谙历史的毛泽东对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格外重视。
从西柏坡出发的那天上午，毛泽东显得精神焕发，异常高兴。望着一碧如洗的天空、苍翠欲滴的柏坡岭，毛泽东深情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大手一挥，满怀信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上午11时，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分乘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出发了，一路北上。第一辆是带路的前导车，第二辆是中吉普，司机是周西林，毛泽东乘坐在这辆车上。第三辆中吉普也是警卫车。第四辆是一辆小卧车，坐着刘少奇一家。第五辆是江青和李讷坐的中吉普。第六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坐的，也是一辆中吉普。往后几辆车坐的分别是朱德一家、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和胡乔木一家。最后一辆是小吉普车，负责断后压阵。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分别坐在大卡车上担任沿途护卫任务。
“那是临近晌午的时候，老村长阎连章急急忙忙地跑来说，毛主席他们要走了，咱们得去送送。等我们赶到村口时，毛主席的车队已经出了村……”
“赶考”，却是一路的颠簸。出了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门口，车队经东柏坡、贾峪、苏家庄往东北方向进入山沟。由于沿途都是土路，灰尘滚滚，因此毛泽东戴着眼镜和口罩，穿着雨衣。车速不能太快，但也不能太慢，我们的车是在车队前面带路，与后面毛主席的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时都能看到后面的车，但还要尽量注意让扬起的尘土少影响后面车上的毛主席。
住了10年山沟，现在要进城了。毛泽东还是那身臃肿的棉衣棉裤和老棉鞋。行军途中，毛泽东表情凝重、若有所思。西柏坡，中共中央在此完成了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现在，就要说再见了，心头难免离别的惆怅，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毛泽东突然问同车的警卫排长阎长林：“你们说，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靠什么呀？”
阎长林高声回答：“还不是靠民心，靠主席的领导呀！”
毛泽东笑着说：“对呀！靠民心！蒋介石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仗打完了就要开始建设了，进了北平就得搞建设，才能争取民心啊！”
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关心转移前的思想准备工作，曾亲自进行过检查和教育。“赶考”出发前，毛泽东看到警卫班的战士正在开会讨论进城的事儿，便趁机问道：“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了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阎长林回答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
稍事停顿后，阎长林又补充道：“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决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准备工作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
接着，毛泽东又问大家进城后有什么想法？结果，五花八门的回答都出来了。有的说，城里车多，进城后要少出门，防止车祸；有的说，进城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为了方便，要买一块表；还有的说，吃小米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进城后大概不会吃小米了吧。
毛泽东听后，以略带批评的口吻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冒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可别忘了，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哟！”“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艰苦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太阳西下，汽车不知不觉钻出山坳驶进平原，晚霞映衬下的燕赵大地显得格外妖娆。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北平，下午在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检阅的部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第四野战军（即东北野战军，1949年3月11日改为此名）第41军。
第41军的前身是中共领导的天福山起义组成的部队。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领导胶东人民，在山东文登县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从此，胶东人民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1938年9月，第3军与掖县抗日游击第3支队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5支队，高锦纯任司令员，宋澄任政治委员，吴克华任副司令员，下辖6个团，共7000余人。1939年秋，第5支队改称第5旅，为胶东地区主力部队，旅长吴克华，政治委员高锦纯。在抗战中，这支部队驰骋胶东，浴血奋战，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抗战胜利后，部队被扩编为山东人民解放军第5、第6师及部分独立团。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东北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率领这支部队共1万余人，分批渡过渤海，挺进东北，11月进至辽宁丹东、庄河、营口等地区，被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纵队和第3纵队，归东北人民自治军辽东军区领导，担负剿匪、扩军和开辟根据地等任务。
吴克华
1946年2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共二点三万余人，参加过多场战役。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4纵队，属东北野战军领导。9月至11月，参加辽沈战役，在塔山阻击战中，第4纵队死守塔山，伤亡过半，断绝东北的国民党军与其他援军的通道，直接决定了辽沈战役的结局。第4纵队第12师第34团荣获“塔山英雄团”、第10师第28团荣获“塔山守备英雄团”、第12师第36团荣获“白台山英雄团”、纵队炮兵团荣获“威震敌胆炮团”的光荣称号。1948年11月，第4纵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归东北野战军建制。吴克华任军长，莫文骅任政治委员。
平津战役刚打响时，中央军委就考虑北平的接管问题了，并制定了接管城市的政策。毛泽东亲自起草解放军人城“约法八章”，于1948年12月22日以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12月28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签发了《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作通告》，其附件规定了“入城纪律十四条”，使其更有可操作性。如入城机关、部队人员必须佩戴符号，或持有证件，并遵守政策、纪律与规则；入城军人须注意军风纪律，服装整齐，注意礼节；通行时靠右边走，不准在市内乘马驱驰，汽车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40里，慎勿发生意外；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准随意大小便，维持公共卫生；不准私入民宅，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必须公平交易，遵守群众纪律等。
经过严格挑选，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由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军纪严明的第41军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警备北平这座历史名城，对第41军来说是全新的考验。
1949年1月31日12时半，莫文骅率领接防部队官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北平。第121师迅速在城内鼓楼、煤山、前门和内城的主要交通要道设岗布防，把天坛、颐和园、八大处、香山等名胜古迹和著名风景区保护起来。当天下午5时，电讯局的工人和北平10多所大学的学生4000余人，在中南海天坛寺为解放军指战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入城部队纪律严格，不扰民。正值严冬，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战士们白天衣着单薄，夜里盖着一床薄被，住在市民的门道里、屋檐下，难以御寒。有的战士露宿街头，有的住在室内，但由于没有糊窗户，也没有干草铺床，仍冻得不能人睡，他们就在地上跳跃、跑步取暖。附近的市民见战士们冷得不能入睡，便纷纷热情地请他们到家里取暖，但战士们坚持不进民房，不给群众添麻烦。
据新华社报道说，驻在天坛寺的某部四连通讯员张贵成，在厕所拾到一支金尖钢笔，立即上交给指导员。通过查找，钢笔的主人是傅作义部一个少尉排长，于是物归原主。这一拾金不昧的佳话立即传遍了留驻那里的傅作义部队。傅军军械科唐科长，特来向解放军营长表示敬佩之意，并想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他留作纪念，被营长谢绝了。唐科长又是给解放军腾房子，又是要准备茶饭，也被营长婉词推却了。唐科长小声说：“你们怕犯纪律，我偷偷地送来好了”。营长认真地告诉他说：“我们遵守纪律是自觉的，人前人后都一样”。
新华社在报道中还讲述了“三请三辞”的故事。某部四连一排因一时驻地不便，在一个药铺附近露营。药铺店主见状，出来请他们进房里休息，被战士们婉言谢绝了。店主又送来一锅热气腾腾的小米稀饭，让战士们吃了御寒，可战士们说：“谢谢老乡，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了晚上11点，寒风呼啸，战士们久久不能入睡。店主再次诚恳地请大家进房里取暖，战士们又一次谢绝。凌晨3时，店主被战士们的精神所感动，第三次过来请，真诚地说：“你们为人民服务，必须要有个健康的身体，现在已下了霜，你们要冻坏了”！战士们被店主的热情所感动，但仍然坚决地说：“谢谢您，我们年轻力壮不要紧的”。
解放军官兵严守纪律的事迹在北平的大街小巷迅速被传颂着，市民们个个竖起大拇指，赞叹道：“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队伍？这真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咱们人民的队伍”。知名民主人士胡愈之等人亲自赠送给第41军一面“仁义之师”的锦旗。
毛泽东是3月23日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的，他曾笑着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3月25日清晨，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再换乘汽车到颐和园，这里是毛泽东进京后的第一站。毛泽东在颐和园吃了午饭，下午到西苑机场接见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和阅兵。
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到西苑机场迎接。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
3月25日叶剑英在北平西苑机场陪同毛泽东检阅部队
下午5时，毛泽东和朱德等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受阅部队就是第四野战军第41军的“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等部队和第41军连以上干部及一些英雄功臣模范代表。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苑机场阅兵
新华社3月25日的报道说：“当50门六零炮同时发出照明弹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乘指挥车开始检阅部队。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报告受检阅的部队计有：坦克、重炮、高射炮队，摩托化步兵，步兵等兵种”。
毛泽东身穿棉大衣，头戴解放帽，站立在那辆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上，在一行行、一列列威武的人民解放军队列中缓缓穿过。报道说：“检阅式自5时10分开始，至5时三刻完毕。热情欢呼着的群众，直到簇拥着自己的领袖登车，才在暮色苍茫中返回北平城”（《西苑机场阅兵，毛泽东检阅的是哪支部队？》｜钩沉。郑学富 文史博览 2022-11-07 17:30 发表于湖南）。
北平刚刚和平解放，这对北平安平非常重要。为使中央首长安全到达北京，李克农是负责安全保卫人员，紧随党中央首长。李克农十分谨慎小心，对安全保卫工作做的十分周密。北京一解放，李克农就在进行对潜伏下的特务进行清理。根据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李克农十清楚特务的心理动态。虽然他们目伏在暗处，实际上早已经是人心惶惶。国民党的倒台已成事实，这些没有革命信仰的“墙头草”肯定希望另谋出路。
李克农果断向北京刑侦处下令，用党的感召力，对暗藏的特务实行立功受奖，既往不咎，接受国民党机构特务分子自首，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果然，在北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超过2000名特务前来自首。根据自首的特务提供的线索，一时间，北京反动分子分布地点的情况也清晰了。
紧接着，李克农根据自首特务提供的线索情报，如抽丝剥茧一般，逐步将剩余的残余势力挖出了水面。经过一系列工作后，鱼龙混杂的北京城逐渐趋于平定。
由李克农肃清特务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党中央也将决定进北平时间进一步提前。对于国家来说，越早一天进入北平，就能越早一天鼓舞士气，振奋人民的精神。
1949年3月，毛泽东与五大书记从西柏坡出发，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行程。
随着毛主席的动身，李克农的神经也再次紧绷起来。为了避免出现差池，李克农在沿线布置了数名便衣警察，观察是否存在可疑人员。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涿州短暂休息后，搭乘专列抵达了北京车站。看着毛泽东下车的身影，李克农和安保人员的悬着的心得到一丝放松。
按照原本的计划，党中央领导人希望直接前往北京入住。但李克农几经思考后，还是向周恩来提出，领导人先暂住香山别墅中，等情况彻底安全后再入住北平。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在全国解放的最后时刻，任何保险措施都是必要的。周总理在听取李克农的汇报后，也同意了这一安排。
李克农将暂住地点定在香山，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一方面，香山距离北京市区不远，在这里居住不影响领导人的日常办公。
尤其是在白天的时候，毛主席经常要与城内诸多民主人士接触，如果地点处在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只会让领导人徒增颠簸与疲惫。
另一方面，在毛主席抵达北平前，李克农已经在香山进行了数轮排查，并且设立了层层安全保卫的岗哨。
在毛主席居住的双清别墅内，李克农更是亲自前去确认安保情况，以此达到万无一失的效果。
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即便在考虑如此周全的情况下，依旧出现了百密一疏之处。
因为毛主席需要与十几位民主人士会面，所以在下车后并没有直奔香山住处，而是前往颐和园稍作休息。
下午2点左右，毛泽东来到了解放军驻军地点，检阅了当地军人的飒爽英姿，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之后，毛主席按照计划与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交流新中国成立的重要大事。此次长谈一直持续到了夜晚，甚至共进晚餐后依然没有停止。
一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李克农，心中不敢有丝毫的放松。任何想要接近毛主席的人，都会被他锐利的双眼仔细检查一番。
可即便如此，李克农依然觉得今天的有点蹊跷。这倒不是因为安保工作不顺利，反而是因为整个行程进行得太过顺利。
虽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肃清工作，北京大部分的国民党特务已经被铲除。但城内一定还存在未被发现的反动派，他们不应该在此时按兵不动。
对于特务来说，毛泽东进京这一天是他们实施阴谋的最后时机。如果毛泽东顺利进北平，间谍特务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扑的机会。
但这一天的行程已经接近尾声，可反动派却没有丝毫动作，这并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国民党特务的行动作风。
这一个个疑点让李克农感到惴惴不安，紧盯着周围的眼睛，连一只蚊子都不肯放过。就在凌晨两点，毛泽东的会谈终于临近尾声，李克农命令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继续贴身保卫领导人安全，自己先行一步前往香山双清别墅进行最后一轮检查。
随着汽车抵达香山，李克农指挥安保小队对每一间房屋再进行一次排查。看着手表上的指针缓缓转动，毛泽东抵达住所的时间也在不断接近。
正在此时，排查小队突然报告了一则令李克农震惊万分的消息：预定的毛泽东的房间中，发现了一枚炸弹！
这条消息的传来，让李克农浑身上下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试想，如果不是他最后时刻组织人员排查，后果将不堪设想。
看到炸弹后，李克农来不及细想，立刻让手下开始拆除工作，随后又让剩余人员再次对别墅进行“地毯式”搜索。
几小时后，毛泽东居住的香山双清别墅可以确保安全无虞，李克农悬吊的心，终于落地了。
随着毛泽东的到来，此次有惊无险的安保的行动终于落下帷幕，领导人安全地进入了北平古都。
在李克农看来，党和组织将如此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他，不仅是对他工作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他个人的无比信任，也是李克农历史任务和责任。
可就在他眼皮子底下，竟然出现一枚炸弹“溜”进了毛泽东的房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李克农再次对所有接近过香山别墅的人员进行轮番盘查审调查。
在毛泽东入住香山的前一段时间里，李克农已经将附近地区彻底封锁，明哨、暗哨层层布置，显然不可能有人能从外部进入。
那么安放炸弹的人员，只有可能是安保人员或者香山上的原住民。此前，安保人员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战士，从履历看没有任何问题。于是，李克农将排查的目标锁定在了原住民的身上。香山经历了多年开发，旅游相关产业已经非常成熟，山上居住的人员也很固定。
但香山却并没有成熟的旅游管理措施，来这里赏景的人群鱼龙混杂，还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烧香拜佛求平安。
所以，李克农在人员管制的阶段，仅限于游客的出入，却没有对寺庙中的和尚和尼姑庵的尼姑做任何限制。
这些尼姑虽然无法到达别墅附近，却可以自由在香山其他地点活动，这也就给了她们藏匿炸弹的可乘之机，这是安保的细节上的疏漏。为此，李克农在核对所有尼姑的行踪、口供和出入时间后，终于发现了一名老尼姑的异常行为，嫌疑目标也锁定在了她的身上。
经过审问之后，尼姑承认了自己的阴谋计划，她受到国民党指示，在这里寻找机会暗害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案件审查到这里，已经找出了作案元凶，但李克农依然没有放下警惕。
尼姑虽然有机会将炸弹带入香山，可她究竟是如何进入别墅的呢？是别墅中存有暗路，还是内部存在奸细？
除此之外，香山别墅内不止一个房间，尼姑又是如何得知主席居住的具体位置呢？
一个个谜团依然笼罩在李克农的心中，但尼姑却表示自己只是按照命令将炸弹送进香山，其他细节并不知情。
经过几个月的摸排，李克农没有再发现更多的事发端倪，为了确保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只能将所有安保人员全部更换。
虽然后续的日子里，香山双清别墅再没有出现过任何差。但这件事却成为了李克农心中最大的耻辱。
毛主席在香山办公的生活非常顺利，毛泽东本人也很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让毛泽东感到心旷神怡。
后来，领导人计划搬入中南海时，毛泽东真不想离开此地。这些情况让李克农愧疚的内心找到了一丝慰藉，也多了一分踏实。
而在当时的北京城内，国民党的秘密警察也在寻找机会，处处布满危机。高富友此时就受命排查北京城内的安全隐患，为毛泽东进京做好准备。
高富友：进北京这个时候，主要是讨论这个李克农，他是搞地下的。他当时出来了。进北京以后，国民党的特务，汉奸，坏人，都集中在北京呢。我们公开地做警卫工作，不好办，最好是衣。这时候李克龙就找我去，又找了一个陕北老红军，一块侦查，你当队长，他当指导员，带着队伍，150人。
已经习惯了军装的高富友如今却要穿上便衣，但他并不情愿。
当初在去到延安之前，他在老家山西做的就是地下工作，那会儿，如果不是有上级命令，他根本就不情愿做这些偷偷摸摸的事儿。
而这一次，他不得不再次服从命令；第一项要做的就是封锁中央领导进城之后的必经要道。
高富友：这就是从西直门，就咱们这条路，到香山这条路封锁起来，党政干部都是我们便衣队的，派出所长，公安局的副局长，区政府的副区长，这都是我们的人。组织安全的，当然地方事我们不管，安全的事听我们的。西直门通香山那条路，我们是这样子。不只是公开的，他们武装警卫，别的就是公开的，穿上警察衣服，实际上我们便衣队。
完了以后摆花生摊的，门口，哪里危险，两个人卖花生，卖孜然。这里头有好多笑话，我们连指导员那时候没有做过这个，连称都认不得，跑到门口卖花生，卖孜然，他卖10公斤花生在那摆着卖，人家一看他是外行，不懂事，给他说，我来一斤花生，说行。称一盘，不够，称一盘，不够，不到10斤花生称到一半儿的时候，还差点，算了吧，一斤他卖五斤，晚上回来，我不干这个，我不认识，我受人气，我卖10斤，他卖5斤，不合算，就这样。看自行车的，都是便衣，公开的，这样子。
警察抓了便衣 你怎么不记暗号？
高富友的便衣队就是当时的秘密警察，属于安全部门；但在当时，不仅是便衣队自己缺乏经验，摸索着工作，那些公开的警卫部队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配合。
高富友：这时候，警卫上有一种安排，我这个便衣呢，沿路到机场这里边都有。那个公开的呢，看着我这个便衣鬼鬼祟祟，他说这他妈不是好人，一下就把我们便衣扣住了，扣住了以后我们便衣就火了，你，我是共，什么共，一个一个抓了。后来我就给他们司令部打电话，怎么回事，你的兵老抓我的兵，怎么回事。抓住几个了？结果参谋长，老参谋长火了，叫放了。我说怎么回事，他没查下去，本来我们都有暗号的，有记号的，他不管记号。
1945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清华园车站下车，第一次以领袖身份踏上北京；
当天下午，毛泽东穿着一件旧大衣，戴着一顶旧棉帽站在敞棚吉普车上，检阅排列在西苑机场的军队；而此时，原国民党驻防北京的司令官傅作义也在欢迎的人群之中，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穿军装。
而在毛泽东来往西苑机场的道路两边以及当时的暂住地颐和园，高富友则安排了大批便衣，以防不测。但毛泽东似乎并不领情。
高富友：完了给公开哨兵布置了，一百米一个哨，马路两边，一百米一个哨。一百米一个哨以后，紧接着步兵就给安排。一百米一个哨，面向马路外，不能看马路，都朝外。一百米碰这个墙，战士站在墙跟前，对着个墙。站着一个老百姓的…工作地方，他站着，对着那。看着那个马车叫它停下来，到一百米，…主席这不是来回一看看见了，一到了香山一下去，第一个是总理发火了，总理发火了，这就点人家名就不好啊，有一个，也是专管警卫的，李克龙的二把手，我是二把手，他是警卫团的一把手。李克龙是我们的总指挥，他是个好心肠。毛主席到了颐和园里头，他怕给毛主席做饭的人不放心，怕放毒，他在厨房看着做饭，他没跟任何人讲，他一个人就去了。总理到了颐和园叫我找他，找不着他，谁也不知道哪去了，找不着，叫我找李克龙，我马上把李克龙找去了，就问下午怎么安排，当然我们安排主席都清楚了。这不是这样子。到了飞机场完了以后，王方说，你走后，我走前。他坐个吉普车咣当咣当…从飞机场转到动物园这，向前走，他开得很快，一到香山的门口一下车，总理说，你要干什么，你又想干什么。他不知道什么事，我就跑到跟前，总理说，外边来得黑，路也看不见，你开那么快，要是翻车，朝山沟里头撞。他说不出来，总理火了。完了以后主席说，我比蒋介石厉害，那个骡子，马，要…犯什么罪，这是什么呀？总理说，你们明天检查。第二天颐和园…就在那检查。检查就说，看主犯的人，前面带路的这个人，他冤枉得很，他说你们谁都没有管那个厨房的要害地方，我就去了嘛。我说那个厨房都是我派的便衣在里头做饭，那个便衣能下毒吗，而且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一讲呢？这没话说了，冤。坐汽车跑那么快，我是把那个炸弹，如果敌人安上炸弹，一响，先把我炸死了，首长不是安全了？我是怕炸弹跑得快，我好心，也挨批。这个警卫工作就是这样的。
1949年3月，在共产党军队进驻北京城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住在颐和园的佛香阁，但那一夜，他休息得并不好.
第二天，毛泽东就搬进了更加清静的香山双清别墅。在这座别墅里，春日赏花、酷夏避暑、秋观红叶、严冬踏雪，被称为是香山的“园中园”。
1949年8月23号，毛泽东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这堵红墙之内发生的一切，时刻左右着国家命运。
当时只有16岁的张木奇是中央警备团的一名小兵，能够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包括张木奇在内的所有人兴奋而紧张。兴奋的是能与这位受到亿万人拥戴的领袖吃住在一起，而紧张的则是肩上重担有千斤。
张木奇：有一晚上，我们外围一个，那时候是林彪部队占外围，我们是占内围了。有一个外围的哨兵，发现了一个特务正在锯这个玉泉山的水要通到外面那么个小渠沟，往往出水的这个地方，有那么若干根的钢筋挡一下，一般外边的人进不去。正在锯这个东西，当时我们的哨兵很机警，当时就是说看着有人在这，黑乎乎地下着雨，他在那锯，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是把他抓住了，抓住了，连人带他的一个麻袋里边装着一只…冲锋枪大概是，其中有十七发子弹，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很紧张，这个事一传开以后，立即我们就所有的警卫部队就出动了，恐怕敌人从别的地方潜伏到玉泉山里边，连水域带那个荆条子那些什么长草的水草的地方，还有假山呀什么地方，就是从上到下石头缝什么都搜了一个遍，没发现，就发现了这么一次，这个敌人如果是进来，那对我们危险是太大了。（《便衣警卫忆毛泽东初入北京》：局势其实危机重重2007年09月12日 16:08 ，编辑： 陈雪婷 ）
香山地处北平西郊，离城里约有20多公里，山高偏僻。双清别墅在香山的南边山坡上，院内苍松翠柏高大挺拔，一池泉水清澈如镜，东南方有两个防空洞，北边有一个六角形凉亭，再北边有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院内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毛主席住进香山而没有住进中南海，主要原因是这里隐蔽安全，因北平刚刚解放，城里还有残余敌特，青岛还没解放，敌机随时有空袭的可能。毛泽东的警卫班共有18人，住在双清别墅院外东边的平房里。
六角形凉亭中间有一张石桌，桌子周围和亭子外面有几个供人们坐的“瓷鼓”。亭子前面有一个小水塘，水塘的南岸有山石堆砌的平台。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两个防空洞，这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之前由第四野战军工兵部队挖的，战士们还在两个洞口分别刻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毛泽东来到双清别墅后，指示工作人员将这两句话涂掉了。
毛泽东工作、居住在那排坐北朝南的房子里，中间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堂屋，红漆木板地面，东面的墙角处放一张办公桌，四周靠墙摆放着长沙发和木制的圈椅。这间屋子就是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兼做会议室和会客厅。
3月25日当晚，卫士们安顿毛泽东睡下。但刚睡了一会儿，就听他叫值班卫士。原来，毛泽东睡惯了木板床，现在躺在软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让值班卫士们几个人把床垫抬到堂屋，躺到木板床上，他才渐渐安睡。这是毛泽东到香山后的第一夜。
第二天，值班卫士找来木匠做了一张木床板，放在西屋的床架上。从这天起西屋就成了毛泽东一个人的卧室。值班卫士就住在他卧室隔壁的房间里。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都住在双清别墅北面的来青轩。那里房子多，和毛泽东住的院子相隔不远，中间有一条石子铺的路相连。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的会谈，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
4月8日，毛泽东曾在双清别墅接见过张治中，周恩来陪同接见。张治中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为维护国共两党合作作出过贡献，曾被誉为“和平将军”。
毛泽东在香山期间，白天开会研究工作，晚上看书、写材料。由于工作特别忙，经常工作到深夜。毛泽东有时就到院子里散散步，伸伸胳膊，踢踢腿，扭扭腰。一天深夜，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到了门口，卫士李德华正在院内站岗，怕天黑毛泽东看不见路摔着，就立即拉亮了门口的电灯。毛泽东说：“不要开灯了，天黑好思考问题，还节约电”。李德华又将电灯关上。
有时，毛泽东几天几夜也不睡觉，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醒了继续工作。那时，天气比较冷，屋内供暖条件又差，加上毛泽东长时间办公，腿和手都是凉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卫士们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很难过，就劝毛泽东休息，睡一会儿觉再工作。可是，毛泽东却说：“不行啊，今天该办的事不办，明天还是我办啊。电报晚发一分钟，我们前线的战士就不知道有多少要牺牲；晚一分钟，我们白区的老百姓就不知遭多少罪”。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2日，我军顺利渡过长江的消息传来。下午，毛泽东起床时很高兴，边穿衣服边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认为我们好欺骗呢。你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动军队，造船修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罪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30万军队。他们的军队垮台了，我们的军队就要打到南京去了！
果然，捷报传来了。4月24日上午，毛泽东起床后来到院子里的凉亭，卫士们把《人民日报》报道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递给他看，他看得那么专心，摄影师徐肖冰赶忙拍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毛泽东站起身说：“解放南京了，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该高兴嘛！来，照相也要一起照”。说完，毛泽东又同工作人员合了一张影。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写下了辉煌的诗篇《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到双清别墅，由于工作的需要，也经常进城办公、访友和参加活动，办完事后回到香山。由于从香山东门到双清别墅的路不直，并且坡也很陡，道路弯弯曲曲又不平，小汽车开不上去，到了香山东门就得改换吉普车，毛泽东每次外出回来都是如此。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曾接待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人。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一见面李济深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到了香山，按说比转战陕北时的生活条件好多了，但毛泽东依然穿着朴素。他脚上常穿的是双厚胶底的布鞋。他的拖鞋就更惨了，一只拖鞋上还有个洞，就这样，他也不让换新的。
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他吩咐李银桥说：“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在毛泽东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于是，他对毛泽东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
“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那天，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
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邀请民主人士到香山商谈，一起讨论新政治协商会议怎样开，新中国怎么发展。毛泽东总是十分认真地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并采纳他们积极的建议。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驱车前往颐和园看望柳亚子。柳亚子就住在颐和园益寿堂。当毛泽东踏进这座别致的小庭院时，柳亚子早已恭候在院子里，他热情地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寒暄。进屋后，两位老朋友谈笑风生。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毛泽东与柳亚子说笑着走下了山，漫步长廊，来到了石舫处游览。
这时，毛泽东被湖中划船的一名解放军战士认出来了，那名战士站起来恭敬地向毛泽东敬礼。划船的部分学生、市民也看见了毛泽东，纷纷向岸边划来，岸上的一些群众也纷纷拥了过来。毛泽东站立起来，不断向解放军、群众招手致意。见此情景，汪东兴处长让警卫员们赶快把船调过来，请毛泽东和柳亚子上船，并对司机周西林说：“你把汽车开到十七孔桥去，让毛主席在那儿上岸”。这时，人越聚越多，真是水泄不通。毛泽东上了船，围观的群众才渐渐离开。
毛泽东与柳亚子在船上你一言，我一语，引经据典，无所不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和休息，汪东兴对毛泽东说：“主席，咱们的船不到十七孔桥去了，就在昆明湖东堤上岸吧”。
不料，岸上早已围了不少群众。当毛泽东走到他们跟前时，大家都主动给他让开道。毛泽东同柳亚子走到新建宫门时，他们握手告别。
1949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派他的秘书田家英去接柳亚子，邀请他到双清别墅来做客。毛泽东还设宴请柳亚子吃了午饭。下午，毛泽东送柳亚子时，热情地对他说：“全国即将解放了，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您参加革命工作”。柳亚子连连点头说：“好！好”！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信中诚挚邀请宋庆龄北上，以便“就近请教”。这封信由邓颖超和廖梦醒携带并代表党中央专程去上海，邀请宋庆龄女士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北平成了宋庆龄的伤心地，她曾发誓不再进北平。这次宋庆龄见到毛泽东的信后，深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真诚所感动，于是欣然同意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8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来北平共商国家大事。
1949年9月7日，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程潜(毛泽东曾是程潜的部下，程潜曾担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火车进站后，程潜在车厢门口一露面，毛泽东就大步走上前，伸出双手与他握手并扶他下车。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居住时，还曾进城看过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的京剧。
从1949年6月15日开始，毛泽东进城办公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成了他临时办公和休息的地方。由于新政协筹备工作中许多重要问题要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和请示，毛泽东也要找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民主人士面谈，交换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因此他提出要在中南海安排办公的地方。于是，周恩来就把他和林伯渠的房子让出来给毛泽东办公和居住。
毛泽东就在中南海的这个小院里，写了他那篇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做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共同纲领》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毛泽东在香山和中南海两地办公的状况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49年9月21日，才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注1）。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以国民政府代表团名义）于1949年4月1日在北平进行的停战谈判。当天国民政府代表团自南京飞抵北平。13日至15日，双方代表团进行了实质性磋商，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20日签字。20日，政府电告南京代表团拒绝签字。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谈判终告失败。
《国内和平谈判》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解放初步取得重大胜利，正在向全国发起解放之时，在毛泽东发表1949年1月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八条主张中进行谈判，八条主张是基础，谈判怎样进行的呢？
统一抗战后，在取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国共合作进行新民民主建国谈判，在美苏共同协调下，在重庆举行谈判达成了1945年10月10日《双十协定》。在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战争的头一年，解放军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夏，解放军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从1948年秋至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连续进行。三大战役取得了胜利，使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时，国民党惨败已成为定局，无可挽回的余地。
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经济、政治也陷入全面危机。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嘭胀，物价连续倍长，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人民苦难深重，民不聊生的显现。
政治方面，虽然国民党加紧镇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继续高涨，一浪高一浪。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帝侵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反对横征暴敛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抗粮抗捐抗税斗争，也在蓬勃发展。中间阶级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也更加不满。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场，震撼和动摇着反动统治政权的根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愈演愈烈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凡此种种表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日落西山，奄奄一熄。为了挽救行将崩溃的命运，美蒋反动派又一次玩弄起假和谈的阴谋。他们企图利用和谈，欺骗全国人民，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争取军事上的喘息机会，以便重整旗鼓，伺机反扑。
美国除了同国民党积极策划假和谈的阴谋外，又积极拉拢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有联系，又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中间派右翼，准备在其无法阻止的人民革命胜利后的联合政府中，形成反对派，从而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的色彩来掩盖人民的耳目。
国民党内部，以桂系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地方势力，企图利用对蒋介石的不利形势，取代蒋介石。1948年12月24日和30日，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举行和谈，实质是逼迫蒋下野。与此同时，程潜、张轸及河南、湖北、湖南的参政会都致电蒋介石，表达了同样的主张。以后，白崇禧还一度策划湘鄂赣豫黔“五省联盟”，促蒋下野，以李宗仁出面，代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我“和谈”的趋势。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发出文告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保障……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的谎言，蒙骗人民群众。
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对蓉蒋反动派的假和谈阴谋有着不同的反应。广大民众饱受剥削压迫，迫切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翻身作主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抱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和谈阴谋以及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是密切注意的。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九四九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分析了形势，指出虽然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文章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文章还以“农夫与蛇”的故事，寓意生动地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新年献词的发表对于揭露美蒋的阴谋，争取教育各阶层人士起了重大的作用。此刻，已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应中国共产党邀请陆续来到解放区的哈尔滨市和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两地。新年献词发表后，他们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1月7日，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熏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
1949年1月5日，新华社发表《评战犯求和》，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1月1日文告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要确保其宪法、法统、国体和军队“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消灭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残余力量，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行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八条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声明说：“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声明的发表，使我们无论是谈是打，都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声明一出，立即得到广泛的拥护。1949年1月15日，在李家庄的部分民主人士召开会。大家说：和平有两种，一种是维护反动势力和战犯利益的“南北朝”式的假和平；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维护人民利益的真和平。因此，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个支持毛泽东八项条件的声明。翌日，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哈尔滨方面，略谓：“（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再次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同日，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就符定一、周建人等1月7日电复电云：“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
1月20日，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在李家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会上，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拥护共产党打到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22日，中共中央对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报告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情况”。同时指出，“要不加回避地正面解答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指示统战部给民主人士组织报告会。统战部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在李家庄给民主人士做专题报告，如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李维汉报告解放战争和国统区的民主斗争等，深化了民主人士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了他们商讨召开新政协的热情。
1949年1月22日，抵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声明说：“八项条件，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的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团体，香港、海外各界民主人士以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们，也纷纷发表声明，热烈响应。
蒋介石内外交困，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布由李宗仁代总统，蒋实际上是退居幕后操纵，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手法。
李宗仁代总统，便积极进行“谋和”活动。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去南京，又派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罗隆基、张澜等。李宗仁的“谋和”活动，中国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5日即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对国民党的伪善，人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日，中央发电指示上海、香港党组织，要求“迅即将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的声明及中国共产党上述谈话，连同中国共产党1月14日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启（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中间分子”。1月28日，中央又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交换意见。电文渭：“如果南京反动政府及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群）等接受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并即逮捕各主要战犯（如蒋介石、陈立夫一大批等），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如果只提出要南京反动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恢复民主同盟活动及容许被封的报纸，杂志复刊等等，那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对8项要求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不一定肯提出，而对后项要求既易为张、黄、罗等赞同，又易为南京在形式上接受，结果转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动，且有承认反动统治之嫌”。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55人声明的立场。
已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周建人、翦伯赞、田汉、胡愈之、韩兆鹗、严信民、吴晗、楚图南等联名致电张澜、黄炎培、史良、陈铭枢、罗隆基等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也致电香港的民主人士，请他们坚持正确的立场。
与此同时，中央还向上海等地下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配合这一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工会、学生会等团体可公开活动，被启封的报纸可自动复刊，并注意使中间阶层人士的民主运动和群众运动相配合，以揭露李宗仁和平谈判的欺骗性。实际上，李宗仁虽然想采取一些旨在争取中间力量的做法，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抵制下，所谓“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等命令，多未兑现。这样，就在广大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并无和平诚意，反使李宗仁处于政治上更加被动的地位。在上海、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亦未受其蒙骗，李宗仁争取第三方面的企图基本失败。
李宗仁这时仍未放弃假和谈的基本立场，但迫于形势，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此后，为了试探我方的反应，李宗仁还安排了一些人士直接与我接洽。1月12日，白崇禧派黄绍骇飞抵香港，想托李济深帮忙，促成桂系方面单独与我和谈。但此时李济深已来解放区了，黄即通过我在港负责干部，致电李济深，表示为促蒋下野，“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李宗仁代总统后，一月底派黄启汉、刘仲华为代表抵北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黄、刘转达李宗仁的话说：李宗仁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办法是：（一）实现局部和平；（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之上内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叶剑英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陈中央。2月1日，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指出：黄启汉、刘仲华的谈话“是有政治内容的，且有文章可做”，“如刘仲华尚在北平，望令其迅速返宁，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如李、白托黄、刘转告之言，纯系骗局，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在河南信阳接见了白崇禧派来的私人代表李书城。李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受托了解我方对白崇禧及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张笃伦、河南省主席张轸的态度。刘伯承、陈毅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立场，并以傅作义为例，反复说明了如果白崇禧能以实际行动作出贡献，我们将欢迎和优待，张轸、张笃伦也是这样。
李宗仁还直接、间接地安排了一些人士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来洽谈，中共都采取了积极接待的态度。“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邱致中、吴裕后等于2月6日抵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并说明了和平必须是在八条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和平。经过交谈，他们表示认识到共产党是要和平的，战争贩子在南方。2月14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邵力予以私人资格随团前来。对于这个代表团，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热情、诚恳坦白的方针，由叶剑英负责接谈。还邀请傅作义、邓宝珊等同他们接触。翌日，叶剑英与颜、邵、章、江会晤，并于当晚设宴招待代表团一行，傅作义、邓宝珊也应邀赴宴。初晤结果表明，颜、邵、章、江对我们是友好的，向中共表示敬佩之意，也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某些建议。但他们此次的目的，是想国共两党以对等身分实行南北议和。叶剑英坦率地指出：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从我们的愿望讲希望北平方式，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害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希望李宗仁认清形势，按照八条，同蒋介石真正决裂。2月17日，我方召开欢迎“上海人民和平和代表团”大会，北平市副市长徐冰讲了话。会后，叶剑英又分别与代表团成员晤谈。翌日，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宴请颜惠庆一行，进行了深入的谈话。2月20日，还邀请他们参加招待民主人士的400人的大宴会。22日，他们飞抵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上海人民和平和代表团，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商谈了有关和谈及通邮、通航事宜。这样就为正式和谈铺平了道路。他们也比较充分地了解了解放区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对他们回去后向李宗仁做工作以及后来参加新政协，是有重要作用的。叶剑英曾按照中央的指示挽留邵力子。邵力予答道：此次恐怕仍须回去，不过，下次可以再来。2月17日，他们带了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离平返南京。
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毛泽东八项条件为基础，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予、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组成的和谈代表团抵平。我方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后来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李宗仁虽然公开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这是假的。实际上是想保存国民党的政府与军队，占有江南数省，以期东山再起。李宗仁在台上进行和谈活动，蒋介石在台下则加紧实施在三至六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扩军的计划。其备战计划包括：重建400个师；征募250万新兵；重新召集退役军官；编制新的装甲兵团；扩充空军。这是我们和广大人民完全不能同意的。因此，谈判的焦点是：南京政府是真接受八条还是假接受八条衡量标准。
谈判前夕，张治中曾去溪口见蒋介石。对此，中国共产党是就有了警惕性。张治中抵平后，周恩来即当面质问他，指出这显然是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并质询南京“四一惨案”事件真相。张治中作了一些解释，4月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尖锐地指出：虽然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参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他们和继续主战的蒋介石及其死党一样，反对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反对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他们要把反动势力‘干等’地‘光荣地’保存下来，以为卷土重来的资本”。社论指出这是一种极荒谬、极反动的态度，是与立功赎罪的态度完全不相容的。社论严肃地表明了我方的态度，打破了南京代表团的幻想。
为了充分交换意见，4月2日至12日，双方代表先进行了个别商淡。南京代表们一方面与我方代表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一方面还与李济深、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等①1949年1月蒋介石去总统后，一度住在他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②1949年4月1日，南京反动政府指使军警特务向前往机场为南京谈判代表团送行，并要求实现真正和平的六千余名爱国学生行凶，造成注血事件。
4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张治中，就谈判中有关事宜，长谈了4个小时。毛泽东谈到，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毛泽东还邀请张治中吃午饭，张得知毛、周昨宵一夜未眠，使辞谢而归。
4月13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方提出了在八项条件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周恩来对草案的各条作了说明，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的态度是：如南京政府真正接受八项条件，那一切都好商量，而是否接受八条，又主要集中在两个根本问题上，周恩来说：“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
⑴关于我军渡江接收国民党军队问题。南京方面企图划江而治（何应钦曾在十二日电示南京代表团说：“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防地”，“渡江问题要严加拒绝”。）。我方则指明，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周恩来说，今天的革命，再不能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因此，要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代表团虽然不能反对渡江，但总希望慢一点。我方指出：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之获得喘息之机。同时我方也向他们表示，在谈判期间可暂不渡江。
⑵关于改编国民党军队问题。南京代表团希望双方军队分期分批各就驻在区域内自行改编，这实质上是要保留其军队。我方则坚决主张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至于改编方法，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出路，提出先依照原编制集中整理，然后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来，南京代表团同意改编，但希望将改编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国民党所统辖的部队由他们自己处理；联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方不同意这样办。
以上两条是关系到人民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让步的。但是为了尽量争取以和方法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其他问题上作了许多让步。在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草案提出了四十余条意见，我方接受了二十余条。例如战犯问题，南京方面是很关心的。毛泽东在4月8日致李宗仁电中就谈到：“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 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战犯问题争得很厉害，主张不要将战犯问题写入协定。我方照顾他们的意见，将战犯分为两类，对其中怙恶不悛者，应于从严惩办；而“一切战犯，不问伺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除战犯外，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决议修正案也表示了予以宽大处理的精神，其它各项问题也在认真听取南京代表团的意见后，作了适当的解决。
谈判中，我方代表团还主动向他们保证，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将负责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接受他们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参加联合政府。4月14日，我受周恩来之托向在北平的部分民主人士报告第一次谈判的经过以及南京代表团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并广泛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人先后发了言。他们的意见很集中，认为我方已作出了不小的让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宽大已出乎意料，在渡江接收国民党反动政权、改编其军队及战犯这些根本问题上，不应该再让步。最后，我将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二十余条意见后修改过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修正案稿向大家宣读，大家均表同意，并认为不需要逐条讨论了。
4月15日，召开第二次正式会议。会上宣布了协定的修正案。周恩来说：“这是定稿了。我们总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和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团说服南京政府，使协定很快签字，从而推动和平事业的进行。最后他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南京代表团派黄绍豌、屈武于4月16日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飞南京请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这一协定。
4月20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并反对渡江。
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命令谓：“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命令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全面渡江。
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集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南京政府拒绝和谈及时局的发展》的报告。与会的冯友兰等一批教授会后向我们表示：“中共所提和平方案，条件非常宽大，南方人民将更清楚地看到谁是谁非”。并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全中国，相信中国共产党今后能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
南京代表团大多数人同中国共产党是熟悉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同情中国共产党（如章士钊），有的人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如张治中、邵力予)，有的人属于地方派系，在国民党政府中并不得势(如刘斐、黄绍竑），他们是有和平愿望的。中国共产党既把他们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并通过他们争取李宗仁真正同蒋介石决裂，按照八条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来平后，除热情接待外，还对他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正式谈判前，我方代表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交换意见。特别是毛泽东，从4月8日起，分别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黄绍竑和刘斐、李蒸和卢郁文（南京代表团秘书长）谈话，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见了毛泽东后，张治中很兴奋。吃饭时，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他感慨万千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这一期间里，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及中国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很为感动。4月7日晚，为南京代表们安排了晚会，演出了秧歌剧。演出完后，张治中对我方人员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观点，我始终是在笑着。我衷心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南京代表中有人还与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大学生、中学生谈话，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大有前途的。他们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同意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并表示愿意说服李宗仁接受这一协定。在谈判桌上，张治中坦然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结束了”，“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开扩些，重新合作”。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积极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谈开始前，毛泽东接见李济深、沈钧儒等多人，并将我方的具体方案、文件先与民主人士商量。会议开始后，也将情况向他们通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陈此生、陈邵先、朱学范、许宝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4月2日，张治中等六人去见李济深，李向他们说：“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张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等问题提出询问，李一一作了解释。这些谈话，对南京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李济深还派私人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同刘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我们考虑他们回去后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们。周恩来曾于20日夜打电话给张治中、邵力子，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和谈代表团同入全部留下；对已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 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注2）
和谈斗争揭穿了美国和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及为此而制定的实现真正和平的八条主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经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从政治上提高和加强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对于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在反动统治行将崩溃之时，其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士气沮丧，充满了失败的情绪，许多人急于找出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向他们指明了出路。这一点上，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力，另方面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强大的政治威力，这就加速了反动营垒的崩溃。当《八条》发表时，党中央即指示将《八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泛宣传。谈判破裂后，毛泽东、朱德又在渡江命令中指示：“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受和平条件和率部起义者极多，最著名的有傅作义率部20万在北平接受改编；程潜、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在湖南起义；陶峙岳、包尔汉率新疆10万军政人员归向人民，等等。这些与《八条》和《国内和平协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开的。记得当年有个说法：八条抵得上百万军队。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注2）
注1：《1949年：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 》高小林 ，来源：人民政协报
注2：《1949年北平和平谈判(包含国共和谈八项条件）》时间：2019-04-26 15:01:10 编辑：xinzhengjiaoyu 。
米高扬一行于31日中午时分，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几位外国人从机舱里走出来，朱德、任弼时、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长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陪同，1时许乘吉普车到达西柏坡。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西柏坡接待了受斯大林委派前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就宴请了米高扬。在西北坡党中央领导都知道毛泽东不喜欢喝酒，只见到毛泽东抽烟喷云吐雾，也很少看到有觥筹交错的场面。卫士长李银桥这样说毛泽东的酒量“一杯就晕，三杯就倒”。身为领导人，应酬少不了，酒也免不了要喝。
而俄罗斯人爱喝酒，很多俄罗斯人骄傲的称：苏联之所以能打赢德国纳粹，靠的就是伏特加和喀秋莎火箭炮。此次来访的米高扬也不例外。在宴席上米高扬频频向毛泽东敬酒，很想把毛泽东“灌醉”。
周恩来明白论酒量，毛泽东肯定不是米高扬的对手，多次主动出来为主席挡酒，可是米高扬表现出不乐意的样子。毛泽东为了不给米高扬面子，维持酒桌上的气氛，毛泽东想出一个点子。毛泽东悄悄给卫士说，快弄点辣椒来，卫士急忙到厨房端来一箩筐辣椒。毛泽东笑着对米高扬说：“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吃香的，喝辣的’，我们湖南人喜欢喝一口酒，吃一个辣椒。今天咱们也这样，喝一口酒吃一个辣子，谁不行就认输，你看怎么样？”
一向对喝酒感到骄傲自信的米高扬，深知喝酒毛泽东不是他的对手，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毛泽东的条件。旁边坐着的周恩来见此情形也放松了。
于是双方斟满了自己的酒杯，毛泽东端起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咬了一个辣椒。米高扬毫不服输也端起杯中酒，一口喝干了酒，一口吃辣椒就被辣得面红耳赤。
接着第二轮毛泽东斟满第二杯酒，喝干，吃了第二个辣椒。周恩来看着毛泽东喝的潇洒痛快，辣子吃得津津有味，又看了看米高扬，顺利喝完第二杯，米高扬在吃第二个辣椒，还没吃完就辣得抓耳挠腮了。
毛泽东很快又满满地倒满第三杯酒，米高扬见状就开始装怂了，他不怕酒，就怕中国的辣椒。他赶紧拦下毛泽东说：“不行，不行，快停下来，这样喝不行。”
毛泽东明知米高扬吃不了辣椒又故意说：“怎么，你不能喝了，那我们就我喝一杯酒，你吃一个辣椒怎么样？”米高扬面露苦色地说：“不行，不行，我喝一杯酒，你吃一个辣椒还差不多。”
就这样毛泽东用智慧成功的为自己挡下了酒。于是新一轮比赛重新开始，米高扬喝一杯白酒，毛泽东就吃一个辣椒，直到晚宴结束，米高扬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米高扬都没有事先调查一下，毛主席可是湖南吃辣高手，吃十几个辣椒都没有问题，苏联人虽然能喝，可是总不能喝几十杯白酒吧，本来是想把毛泽东灌醉，最后自己喝的烂醉如泥。毛泽东机智和幽默来挡酒，这就化解酒席上尴尬。
1949年春节期间，苏联特使米高扬来访，正好遇上了春节，在宴会上，米高扬说“非活鱼不吃”毛泽东故意做给苏联人看的，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全世界都知道，新春佳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米高扬为何选在这个时候登门拜访呢？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意思。早在1947年春天，解放战争打得正酣时，毛主席就提出想去莫斯科争取苏联方面的支持。一开始斯大林答应了他的请求，毛主席非常激动，就在山西一个打谷的场子修建了简易机场，等着飞机来接他。一切准备就绪，斯大林却变卦了。
转眼到了1948年，国民党已经是兵败如山倒，这时候毛主席又提出要去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将来中共的一些方针政策等等。结果，临到要出发了，斯大林又来电话说，你现在来不是时候，我们的委员都下去收麦子了，莫斯科没人。毛主席非常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也只好作罢。
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就像一只漏船即将沉没，美国政府也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事情在潜移默化中有了转机。1949年元旦，蒋介石的求和文稿公开发表，斯大林让中共和国民党和谈，苏联则作为中间人调停。
这一次，毛泽东坚决拒绝了，于是两人弄得很不愉快。1月14日，斯大林主动电告毛泽东：莫斯科你就不要来了，我派人去。于是米高扬的到来，给春节里的中国带来了好运。
连续7天的密谈，让米高扬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领袖毛主席。2月6号，在离开西柏坡的最后一个晚上，米高扬给斯大林发来电报说：必须指出与我们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自信。他强调，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巨大的创造和发展。
通过西柏坡的访问，斯大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也了解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他非常高兴，随即加大了对中共援助的力度，中苏关系迅速升温。因此1949年的外交春节，对毛主席来说意义非凡。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石家庄，顺便乘车游览了市容，随后就登机回国了。
1949年4月20 日深夜，张治中等才收到南京李宗仁、何应钦来电，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21 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正式展开。
中共集团首先实施渡江。从裕溪口至枞阳镇100 公里的长江段水道九曲蜿蜒，江心洲珠串连环，江面较窄，水流也相对平缓，利于我军突破。一旦强渡成功，即可控制南京至芜湖的铁路，抄捷径直取南京。担任第一梯队的是第7、第9 兵团指挥的24、25、27 军。为了确保突破的成功，谭震林于20 日中午来到24 军，亲自坐镇指挥。当日天气晴朗，江面上风平浪静，对岸绿树成荫，完全没有大战即将开始的紧张迹象。
20 日17 时，我军各炮群开始试射。24 军的炮火首先向江心的闻新洲、紫沙洲轰击，打掉敌军前沿阵地的地堡。同时掩护我军渡江船只翻坝入江。在渡江作战中，我军的炮兵显示出高超的技术水平。榴弹炮、山炮循环射击，摧毁独立的地堡，迫击炮则专打逃窜的敌人。当榴弹炮、山炮修正距离时，迫击炮连续射击填补空隙。对岸敌军炮兵反击，我军立即抓住目标进行压制射击。只见江对岸浓烟滚滚，敌军陷入混乱之中。
在炮兵掩护下，我军突击部队打开大堤的出口，将隐蔽在河道里的船只翻坝入江。黄昏时，空旷的江边已经排满了众多木船，战士们在临时码头上有秩序地迅速登船。尽管要求肃静，也不免嘈杂之声。原定20 时开始渡江，但各部队翻坝情况不一样。27 军79 师19 时20 分才开始拖船，一小时后235 团拖出大部， 237 团只拖出少部。这时对岸敌军发觉，开始射击。军首长命令已经入江的船立即开始渡江，不必等齐。235 团在近21 时率先开始了渡江行动。21 时24 军统一开始渡江，有些翻坝慢的部队则在22 时开始渡江。
夜幕降临，江上刮起了风。中共集团三个军上千船只扬帆起航，船工用力摇桨，战士们纷纷用铁锹、钢盔帮助划水，加快船速。先头船刚过中流，距离对岸300 米时，敌军开始炮火拦截。有的船被打穿，战士们用棉絮、身体堵漏，有的船工负伤，仍然摇橹不停。我军炮群再次齐射，掩护部队渡江。江心里波涛汹涌，水柱冲天；江南岸是一片火海，映红夜空。27 军先遣队在山顶点燃火堆，为我军导向。21 时，27 军79 师235 团1 营3 连5 班的木船在夏家湖登上南岸，成为“渡江第一船”。各部队也陆续到达南岸，平均渡江时间为15—20 分钟。27 军在荻港至旧县之间突破。24 军先攻占闻新洲、紫沙洲两个大江心洲，然后继续渡过夹江，在铜陵至荻港段突破。25 军在大套沟至鲁港段突破。21 军占领贵池以北的长生洲。渡江部队纷纷在南岸点燃火堆，向北岸传递胜利的信息。船工们运完第一梯队，马上返回再运送第二梯队。21 日凌晨2 时，聂凤智率27 军军部过江。到21 日晨，中集团已渡过10 个师28 个团，建立了东西长120 公里，纵深20 公里的江南阵地。渡江战役首战告捷。
邓小平、陈毅在瑶岗总前委指挥部彻夜未眠，紧张地等候前方消息。当听到中集团各军顺利渡江，正在追歼逃敌的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电告中央军委。21 日晨，张治中等把南京拒绝签字的电报交给中共代表团后，正在六国饭店里苦闷之时，街头报贩已经叫卖起“号外”。周恩来兴高采烈地来到六国饭店，告诉张治中等我军渡江的消息。并希望国民党代表团留在北平，不要再回南京。张治中对国民党当局极为失望，采取了顺应潮流的举动，脱离南京政府，站到人民一边。
21 日汤恩伯匆忙飞到芜湖部署堵击，然而国民党第20、88、55 军等部早已放弃阵地，仓皇南逃。二线的99 军开到宣城，见势不妙也掉头就跑。就在汤恩伯手忙脚乱的时候，我军东集团、西集团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渡江行动。
东集团第10 兵团的23、28、29 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七圩港到张黄港一带渡江，直指南岸的江阴。这里是长江下游最窄的地方，江面仅宽1500米。虽然敌军重兵防御，也阻挡不住我军的强渡。兵团司令叶飞在江边亲自指挥，并随28 军第一梯队过江。原定启渡所得时间是21 日17 时30 分，可是白天江上风平浪静。叶飞心里着急，有如天助也，到16 时左右，江上起风了，而且是顺风。指战员们都高兴极了。一声令下，上千条船扬帆向对岸驶去，最快的仅用10 分钟就到达南岸。敌军的火力拦截比预计要弱，可见士气之低落。突击部队上岸后迅速消灭敌军火力点，扩张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23 军69 师207 团2 营5 连1 排乘坐一条机帆船渡江，到天生港附近遭敌军火力拦截，船上伤亡20 多人，排长也牺牲了。1 班长挺身而出接替指挥，继续奋勇前进，突破封锁，强行登陆。他们歼敌一个连，站稳了滩头阵地，保障后续部队上岸。战后荣获“渡江英雄排”的光荣称号。当天夜里，后续部队一批接一批渡江，有的船一夜往返八次。叶飞上了岸才发现，由于渡江心切，忘了带电台。他只好带着人往前赶路，寻找28 军军部。
第10 兵团渡江的最大障碍，是国民党江阴要塞。江阴要塞是国民党经验多年的江防重镇，山顶有炮台，山腰有壕堑，山脚有地堡群，总兵力7000余人，新式重炮30 余门，火力可以控制张家港至黄田港30 公里的一段江面。要塞司令戴戎光是国民党顽固分子。应该说，正面攻击江阴要塞，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我军渡江过程中，江阴要塞一炮未发，使第10 兵团得以顺利渡江。作为渡江战役的三野主要指挥将领之一的叶飞后来说：“我军渡江这么顺利，与江阴要塞起义有很大关系”。江阴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方，仅1500米，素有南京的“江防门户”之称，抗战时期，日军就是突破江阴要塞才顺利攻下南京城。江阴又是向南、向东发展的有利地区，倚江据险，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因为此，解放军选择江阴要塞作为渡江和进军南京的突破口。因为选东面一些，江面太宽，部队不易于拂晓前登陆建立滩头阵地；选在西面，靠南京又近，敌军太多。从地理位置来说，最理想的是江阴。江阴要塞却掌握在国民党军手里，对解放军渡江极为不利。
解放军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早在1947年初，中共华中工委就通过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与他的两个弟弟——江阴要塞炮兵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长唐秉煜等人建立了联系，成立了党小组，并在江阴城内建立了联络站。
叶飞获悉这个情况后，立即把华东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接到兵团部，听取了他的汇报，然后确定起义工作由王管理，王对兵团党委负责。王征明询问：“是否派些干部去，把要塞的关键部门直接掌握起来”？
叶飞等人研究后，决定由第29军派出团长李干等四人去。他们去了后，唐秉琳作了安排。4月18日晚，江阴要塞在唐秉琳等人的领导下做好了起义准备。
21日0时刚过，第十兵团渡江先头部队开始在江阴要塞炮台火力范围内的长山北麓进行渡江登陆。八圩港驻敌21军首先发现了他们，大骂要塞炮兵不打“共军”。这时，要塞人员已经开始起义行动，先逮捕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接着，要塞炮兵调转炮口，对准八圩港驻敌21军炮轰，配合解放军渡江。敌21军官兵被炸得鬼哭狼嚎，连联络用的电话线杆都打断了。在敌21军一派混乱之际，渡江的解放军第十兵团已经横渡大江，迅速登岸，击溃敌21军，控制了长山，然后立即向着南京进发。就这样，号称天险的长江，被解放军轻易横渡了。这是我党地下工作的又一杰作，策动江阴要塞起义。
1946 年夏，盐阜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接到在国民党军任职的弟弟唐秉琳来信，表示想离开国民党到解放区工作。地委书记曹荻秋同志指示要利用这个关系，建立秘密联络。1947 年唐秉琳调到江阴要塞，华中工委将其作为策反工作的重点。要求唐君照“多做上层的工作，要抓实力”。唐君照逐渐发展了唐秉琳、唐秉煜兄弟和吴广文三名地下党员，并要他们设法先后调到要塞。唐秉琳当了炮台台长、唐秉煜当了守备总队队长、吴广文当了工兵营长。他们层层发展，在要塞里建立了组织基础，并联络了一批中间人士。1949 年1 月，唐秉煜获得了国民党军的长江布防图和作战方案，亲自送到江北。陈丕显、管文蔚听取他的汇报后，对要塞工作非常重视。三野开始渡江准备后，江阴要塞工作由三野10 兵团直接掌握。粟裕派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徵明携带电台，到靖江与唐秉琳等保持密切联系。4 月渡江前，王徵明带领29 军的四名干部潜入要塞。王徵明当了游击炮团团长的“卫士”，控制炮团，其余的人也分别潜入各部门，控制了要害部位。韦国清政委交代给王徵明等的任务是“保持60 里防区，迎接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就是炮不打，枪不响”。
4 月21 日夜，三野10 兵团开始渡江。当我军炮击南岸敌21 军阵地时，21 军要求炮台火力支援。唐秉琳命令炮台缩减射程400 米，打了十几发炮弹，结果全打到21 军头上。我军开始渡江后，戴戎光命令炮台射击。唐秉琳执行命令，但炮弹都没有装引信，只听炮响不见爆炸。戴戎光正骂：“妈的，这打的是什么炮，是打的欢迎炮嘛”!唐秉煜和我军干部冲到指挥所，宣布起义，俘虏了戴戎光。22 日晨，江阴要塞召开全体官兵会议，宣布起义，并由三野特纵接管。粟裕来到要塞，亲切接见唐秉琳说：“你们为大军顺利渡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党为人民立了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江阴要塞调转炮口，封锁了国民党海军退回上海的航道。10 兵团迅速通过要塞防区，切断了南京至上海的铁路。
当我军炮火封锁长江航道后，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大小舰艇25 艘在南京长江下游的笆斗山江面起义。这次起义也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举行的。林遵是福州人，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中国海军最初是在福建发展起来的，所以海军军官中福建人最多。1948 年底，海防第二舰队被调入长江，官兵们对打内战都表示厌恶。这时，林遵的同学、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官员郭寿生受地下党委托来镇江基地找林遵，要他率领舰队起义。林遵认清了形势，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就联系了几位思想进步的舰长，等待时机。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林遵派人通知我党联系人舰队将要起义，并告知适宜渡江的地域，避免冲突。20 日夜我军开始渡江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命令林遵率舰队马上去芜湖，阻止我军渡江。林遵拖延时间，没有执行。22 日我军已全面渡江，桂永清又在下关召集南京江面的舰长们开会，要他们当晚冲出长江，逃往上海。“永绥”舰舰长邵仑是起义组织者之一，借故拖延，使各舰未动。桂永清命令林遵马上去南京，带领舰队下行。23 日晨，林遵乘“永嘉”舰到达笆斗山，召集舰长们开会。大家听说桂永清已经乘飞机逃走，南京国防部官员也已逃往广州，都大骂起来，谁也不愿意再为国民党卖命作战。林遵向大家说明了形势和起义的意向，征求各位意见，结果主张走和留下的各占一半。林遵宣布起义，派人起草文告。几个顽固的舰长密谋后于傍晚起锚，有的舰不明真相也跟着开走。林遵用报话机呼叫，四舰返回，七舰逃跑。林遵派参谋到浦口与35 军接洽起义， 24 日凌晨，第二舰队起义成功。停泊在镇江的江防舰队23 艘舰艇也随即投降。
在10 兵团渡江时，第8 兵团也开始了渡江作战。21 日20 时， 20 军自三江营渡江，进攻扬中。因遇逆风，内河大部分船只不能按时起航，只有两个营登岸。他们与扬中守敌三个团展开战斗，击退敌军多次进攻，守住了登陆点。22 日凌晨，20 军有四个团过江，发起全面进攻，守敌仓惶溃逃。34 军22 日由仪征至扬州段渡江，在炮火掩护下占领北新洲、瓜洲，直插镇江。35军于21 日夜间向江浦和浦口之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天激战，攻取敌军主要阵地。22 日晨，敌军获悉我军主力已经过江，害怕被歼，逃往南京，江浦、浦口随即解放。
22 日的南京已是一片混乱。京杭国道上拥挤着国民党的溃军，向上海、杭州方向争先逃命。南京政府的官员都纷纷登上飞机逃往广州。各航空公司的30 多架飞机紧张空运，据说六小时内就将政府部门疏散一空。李宗仁、何应钦束手无策，只得紧急飞到杭州，与蒋介石商讨对策。蒋介石在机场会见他们，李宗仁对蒋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蒋介石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总归支持你”。除了空洞的许诺，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李宗仁依然无法指挥军队，只好在傍晚回到南京。汤恩伯紧急求见，说共军已迫近城郊，请他务必马上撤离。这一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李宗仁彻夜失眠。23 日早晨，他带领少数随从乘最后一架专机起飞，先在上空盘旋两周，似恋恋不舍，然后向桂林方向飞去。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各国外交人员都拒绝与国民党政府南逃，留在南京不走，以窥测动向。
23 日上午， 35 军接到粟裕、张震22 日24 时的电报：“如南京之敌逃窜，则35 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产，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35 军本来没有渡江任务，手里一条船也没有。接到命令后，全军上下顿时忙碌起来，到处寻找船只。下午103 师侦察连在浦口的小河汊里找到一只小划子，经再三动员，船主表示愿意送他们过江。请示军部同意后，103 师侦察班长魏继善带着四个侦察兵，在火力掩护下渡江。17 时左右到达下关码头，见江边无敌踪影，连忙用旗语制止射击。他们找到下关发电厂，在工人帮助下找到一条小火轮，回到浦口，35 军开始渡江。后来找到了火车轮渡船，一夜之间35 军就全部到达下关。整顿军容后，开始入城接管。
1949 年4 月24 日，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据外电报道：“共军于今晨3 时45 分接收南京。军队系由西北门开入，由军官乘吉普车一辆开路，士兵沿中山路向焚烧之司法院大厦开进。共军进城后，迅速占据各要点，并接收各政府机关、银行与公用事业。共军入城未遇抵抗，早起之市民均在街头，用好奇眼光观看共军。共军散布城内后，即分组排齐坐定，唱歌并听官长训话”。
35 军104 师312 团首先进入“总统府”，将红旗插在“总统府”门楼上。三个师划分了防区，张贴我军城市政策的“约法八章”布告。以吴贻芳等民主人士组成的南京市民“维持会”协助维护城内秩序，并与我军接洽接收。守卫中山陵的国民党军一个营护陵部队向我军投诚，将中山陵完好地转交到我军手中。
1949年4月23日后半夜，24日凌晨3 时45 分，第三野战军第35军由下关经挹江门进入南京，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第二天，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得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不朽诗篇。同日，新华社发表《庆祝南京解放》的社论指出，“南京的解放正式地表示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蒋介石及其死党的“末日真正到来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完全的胜利，除了疯子以外谁也不会有丝毫怀疑了”。
5月1日，中共南京市委成立。为此，中共中央发来由毛泽东亲笔修改的贺电：“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攻进，后方人民努力生产，各界同胞齐起协力，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5月10日，南京人民政府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带着渡江胜利的战火硝烟，开始踏上建设新南京的执政征程。
“4·24”对南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在党史、军史和国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对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南京解放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首次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这一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首次实现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自1949年5月1日南京接管工作全面展开，至5月30日，除少数“点收未清和某些公私纠葛尚待了解研究者”，主要的接收工作基本完成。接管工作中，南下干部和地下党的同志密切配合，认真贯彻执行《今后接管工作的意见》和有关政策规定，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结合、紧紧依靠工人特别是其中的进步的积极分子帮忙点收清查、重点接收、先宣布接管等四种方法，对南京成功实施了接管。时任第八兵团司令员的陈士榘说：“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复杂的接管工作，为恢复发展生产、建设新南京奠定了基础。这是解放南京后的一个大胜利”。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着手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开始。
这一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面对异常复杂的南京革命斗争形势，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使命担当，前仆后继地为迎接南京解放而英勇斗争，铸就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代表南京共产党人精神风貌的雨花英烈精神。而在南京解放过程中，伟大的人民军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作风，创造了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长江天险的奇迹，充分展示了人民军队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铸就了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畏强敌、勇往直前、决战必胜的强渡长江解放南京的精神。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南京解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敢于胜利的精神风范，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
这一胜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环境和工作重心的转变，也是党的地位和领导方法的转变。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1949年5月1日，来自9个解放区的随军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党干部3000余人，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时称国民大会堂）召开会师大会。会议特别强调外来干部和地下党两部分力量加强团结的重要性，要求两方面的干部互相学习，各自克服缺点，在各项工作中真正达到思想上和政策上的会师，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南京而共同奋斗。刘伯承等市委领导还告诫党员干部：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警惕腐朽思想侵袭，并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以胜利者自满，对群众骄傲，忘掉战争年代艰苦斗争和光荣传统”，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滋长的结果”，部分人只是“半解放（即人解放了，思想上还没有解放），有些人甚至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思想，很容易受城市生活的坏的方面诱惑。国民党在南京留下的毒素很多，每个同志应站稳立场。永葆艰苦朴素的品质，而不受这些毒素的侵蚀”。可以说，南京市委在革命胜利之初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在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方法指南。
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全中国的革命从北方扩展到了南方，为解放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以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争取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同时，南京解放也为建设新南京翻开了新的一页。正如5月10日南京《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为建设新南京而奋斗》的社论指出，要全力恢复生产，逐步发展生产，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造成生产建设的良好环境，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毋庸置疑，南京解放不仅使人民获得了新生，也使这座古老而文明的历史名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成定局。但国民党反动政府依然负隅顽抗，虽然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经下降至200余万人，但蒋介石以为他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固若金汤，天堑长江，你解放军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蒋介石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100多艘舰艇日夜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随时待命。但从上海方向，国民党集结在上海至安庆段的兵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4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的兵力计18个军49个师。
在历史上渡江作战惨败的教训不少。从南朝有“长江天堑，自古限隔”一说，长江就和天堑连在一起。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操在长江之上丧师83万，片甲不归，是令兵家丧胆的战例。解放军能否突破长江天险，拭目以待。
在1700年后，解放军在南京附近横渡长江，使用的渡江工具还是曹操那个时代的木船，且南京的长江比赤壁的长江更加难渡。国民党国防部一副部长说：“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能渡过来？除非它是天兵天将”！
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组成了渡江战役总前委在河南商丘张菜园村成立。研究渡长江方案，战役部署，渡江细节，以及部队渡江训练，将陆军变海陆军，适应渡江作战的部队需要，挖尽指战员的渡江潜力，开动脑筋，解决渡江中面临的困难，同时要求作战参谋拿出渡江和作战方案。1949年3月23日，刘伯承司令员在商丘先后起草了《渡江作战之研究》、《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两本渡江作战书，下发到部队作为《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导性文件，对实施渡江作战规定了十项重要的战术原则，对渡江部队提出了具体的、详尽的要求。
渡江战役进解放军进军示意图
南下作战，渡江是关键，而且国民党也将筹码压在长江防线。他们把江北的船只全部拉到江南，封锁江口，设置据点，驻兵把守，以为这样，长江就真的变成了不可突破的天险。人民解放军虽然也准备了各类船只万余条，却只能停靠在江北的内湖或内河里，而这些内湖、内河的出口，又全部被敌人严密封锁，船只根本无法进入长江。
挖河引水翻坝，把内湖的船只运到长江去
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种种困难，水路出不去，只能走从旱路，最后采取“掘渠翻坝”的方法，用二千一百万个人工，花费了一个半月时间，在据点之间挖掘出一条条通入长江的河沟，再将船抬进河沟，悄悄地运进长江。抬一条船太费事，需要用三四百人的力量，才能搬运一条船，又因为怕敌人听见，抬船时指挥者不敢喊号子，只能用形体动作指挥大家共同用力。用这样的土办法，一万余条船只全部被拖入长江，顺利地完成了百万大军渡长江的人间奇迹。
战士们创造了芦柴救生圈以便水上作战
为了克服北方战士晕船、不敢走跳板、不会撑船的困难，适应涉水作战需要，渡江前，各部队在驻地附近的内河里日夜训练了两个月。为应对渡江时船被击漏，人员落水等情况，战士们还想法用稻草编织了大量的“救生圈”。
充分的准备工作，使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进展。部队平均一天进军100里，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迅速解放了南京、杭州、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城市。解放上海这座国民党最后强固设防的“堡垒”，指日可待。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4、第25、第27、第21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在100余公里的正面上，首先登船起渡，迅速攻占了鲫鱼洲等江心洲。接着突破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攻势，至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国民党军芜湖以西地段的长江防御也被人民解放军突破，汤恩伯于21日到芜湖亲自布置堵击，也无济于事。当晚，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东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3、第28、第29军展开于龙稍港（泰兴西南）至张黄港段，在天生港（泰兴以南）等地突破守军防御后，击退其第45、第21、第123军的多次反击，于22日进抵南闸（江阴以南）、百丈镇（申港以西）之线，建立了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同时，争取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守军7000余人起义，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江面。第20军由泰兴西北龙窝口至永安洲段起渡，22日攻占扬中。西突击集团也于21日晚在预定地段突破守军江防阵地，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5至10公里的滩头阵地，于22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并解放安庆。中突击集团则继续发展攻势，占领南陵，歼国民党军第88军大部。
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江阴、镇江等城市，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为此，毛泽东亲自写了《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新闻报道，刊登在载于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⑴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⑵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⑶、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⑷，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⑸；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定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⑹。战犯汤恩伯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⑺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⑻，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⑼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
注解：⑴一千余华里：约合五百余公里。
⑵芜（wú）湖：芜湖，简称为“芜”，安徽省省辖市。
⑶荻（dí）港：长江港口之一。
⑷溃（kuì）退：狼狈不堪地逃走，形容毫无秩序地撤退。
⑸锐不可当（dāng）：锋利无比，不可抵挡。
⑹泄（xiè）气：泄劲或放弃。
⑺歼（jiān）灭：消灭。
⑻要塞（sài）：指险要的关隘，亦作要隘，常出现边城的要害处。
⑼业已：已经。
4月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南京，南京政府垮台。接着，各路大军向南挺进，5月3日解放杭州。
4月20日上午约8点半，一艘外国军舰划破了江水，由东向西疾驶，舰身涂有英国徽记，米字旗在船尾招展。这是英国的一只快速舰“紫石英”号。
见此，我军立即向紫石英号发射炮弹，以示警告，并要求英国人马上离开此地。但嚣张的英国人不但不听，反而向我军开炮袭击。
“紫石英”号凭借他们帝国主义特有的“坚船利炮”疯狂地用6门102毫米主炮，射速极快，向解放军还击，但是他们根本无法压制人民解放军的准确打击。转眼间“紫石英”号的炮塔就被击毁，指挥台也被解放军击中，舰长斯金勒少校受重伤，不久后即因此而殒命，副舰长威士敦上尉也伤势不轻。
后来该舰航向失控，越出舰道而搁浅于靠近南岸的江上，舰上的英国官兵慌忙升起一件白色的衬衣，解放军见状便停止了炮击。从双方炮战开始到“紫石英”号举旗投降，该舰中弹30余发，舰上水手60余名弃船跳入江中，挣扎着逃回长江南岸，后来乘火车返回上海。
紫石英号拥，不过我军的炮弹似乎有追踪功能，连续击中紫石英号30次，不可一世的英国人直接被打蒙，吓得他们连忙高举白旗投降，英国人第1次尝试到失败的滋味。
下午1:30，英国军舰遭打还不服气，又派出“伦敦”号重巡洋舰和“伴侣号”号驱逐舰前来救援“紫石英”，这两艘军舰配备了解放军见所未见的203毫米重炮和102毫米速射炮，反而使自己立即招致了解放军炮兵的射击。不久后，不甘心的英舰又折回沿北岸上驶，狡猾的“伴侣号”号利用我炮兵掩体与江岸形成的死角，击毁了人民解放军特纵炮三团的野炮两门。
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部收到两艘英舰相继在长江被人民解放军炮击受创的报告后，猖狂叫嚣要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此时，因为其舰队总司令布朗特海军上将正在伦敦出差，所以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亲自登上远东舰队旗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一起从江阴出发，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溯江西驶，并以望远镜仔细地向北岸窥测。
解放军江防部队在判明英舰来意后，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在距离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总攻只有一小时的时候，配属十兵团的特纵炮六团遵照兵团的指令，向在江面徐行示威的“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发起了炮击，宁静的江面顿时弹飞如雨，水柱冲天。
解放军的一发美制榴弹击中了“伦敦”号的指挥台，舰长卡扎勒上校当场负伤，炮弹的碎片还撕裂了梅登中将洁白的海军制服。英国舰队虽用大口径炮还击，但由于已经陷入了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炮火网之中，他们似乎明白了企图干涉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举动只是一种徒劳，就掉头往上海方向逃去了。
上海的各大报纸都以醒目的标题并附加因被炮击而毁伤的英国军舰图报道了这一特大新闻。人民解放军此举，使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欺凌的上海市民无不欢欣鼓舞。
经过历时两天的3次战斗，根据当时双方公布的伤亡统计：英方“紫石英”号舰长阵亡，副舰长负伤，船员死亡17名、负伤20名；“伴侣号”号舰长负伤，船员死亡20名、负伤15名；“伦敦”号舰长负伤，船员死亡15名、负伤13名；“黑天鹅”号船员负伤7名。4月21日，我军发动渡江战役，英国人趁乱与我军发生激烈交火，并炸死了我军202团团长邓若波和25名战士。野炮被击毁两门。
邓若波是23军军长陶勇的心腹，陶勇为了替他报仇，命令所有战士攻击英国人，我军将士见到这个场面，瞬间怒火中烧，发疯般的炮击英国军舰。
长江南岸的国民军，同时也将炮口对准英国人，在两岸夹击之下，伦敦号遭受重创，其舰长被炸成重伤，该舰在连中5弹后，为避免被击沉的命运，全速下驶以脱离解放军的火力。不得不放弃救援紫石英号的任务，落皇而逃。我军在与英军军舰对战时，击毙英国人147人。
这次战斗是人民解放军特纵炮兵直接同帝国主义国家海军兵舰的作战。由于这些兵舰都是活动的目标，他们速度快，装甲厚，又配置大口径的火炮，其兵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久经训练和实战，而人民解放军大都是新组建的炮兵，技术不高，装备又差，对活动目标射击可以说毫无经验，因此解放军在此次战斗中人员伤亡较大。
但是人民军队有自己的优点，那就是士气旺盛，无所畏惧，所以在战时有效地弥补了自己技术方面的不足；加之解放军大部分火炮进抵前沿江堤，直接瞄准英舰射击，这就加大了射击的准确度，但同时也增加了一些人员伤亡。此次战斗，极大地锻炼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对鼓舞前线人民解放军士气，削弱国民党军斗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如目睹炮战并即将渡江的战士们所说："英国人也不在话下，哪怕他国民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英国远东舰队在长江的激战，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美国权威方面对英国海军死伤之重感到惊讶。所有纽约报纸均以最大字体报道这一新闻。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报纸亦均在头版予以报道。英国议会下院5月5日关于“长江事件”的辩论非常热烈。很多有影响的议员对英国首相艾德礼在4月26日所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和丘吉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上海去……实行武力报复”的狂言，展开了批驳和争论。
许多议员批评政府不应该把军舰留在长江。罗伯兹议员追溯“100多年来英国军舰都常常卷入中国事件中，英国军舰在中国领水内向中国人作战，到处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因此罗伯兹议员认为：“在强渡长江的巨大军事行动前几小时，英政府批准两艘军舰在长江内上行下驶，显然是容易激起待命渡江的共军愤怒的”。维也特议员说：“派遣航空母舰进行空中掩护也是荒谬的”，“过去由于中国缺乏团结，而我们又有武器上的优势，所以一艘炮舰就能在不小的炮区内把中国人吓得手足无措。但现在可不能再这样做了”。英国议会反对党领袖麦克米伦指出，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力早已为1943年中英双方签订的终止治外法权的条约所废除，并概括地归纳众议说：现在看来，“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正如后来毛泽东主席在亲笔起草的谴责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中所说：“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先生的狂妄声明。……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么？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决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此消息传回英国后，早已下台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竟扬言要派两艘航母对中国实施报复。但大不列颠帝国早已衰败，而中国已不再是那个懦弱的清王朝，最终英国人选择和我军谈判。
就在谈判阶段，紫石英号正筹划怎么逃跑，接管舰长职位的是柯仁思，他在夜间对我军驻守在紫石英号上的士兵发动突然袭击，解除我军装备后，把这些士兵放在救生船上。
随后逃跑之时，劫持了一艘客轮，逼迫我军不敢开炮攻击，到了江阴关口，柯仁思下令击沉客轮，趁着我军救人之际，落荒而逃。就这样，闹得沸沸扬扬的紫石英号事件以英国人逃走而告终。
英国人这次吃到苦头之后，再也不敢轻视中国人，随后建国后，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我国主权的国家。
然而并没有构成我军屈服，身经百战的炮兵部队官兵掩埋好战友的遗体，甩开膀子将一发发复仇的弹药射向远方的敌舰，同时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也是全力以赴，想尽办法将珍贵的几门重型加农炮运往前线，力求击沉敌舰。随着战斗的持续进行，伴侣号和伦敦号的舰长愈发心里没底，拖得越久，解放军调来重炮的概率就越大...
几乎同一时间，英国政府通过情报部门得知，拥有一百多门轻重对海火炮的江阴要塞已经被解放军的特工掌握，一旦该要塞得到开火指令，就算是战列舰都难逃一死，已经多处受伤的伦敦号更是会被瞬间击沉。见势头不对，只有挂上投降白旗，溜之大吉，不然招致灭顶之灾。
曾经横行一世、纵横全球的大英帝国军舰，在这一战中被他们素来看不起的中国解放军第一次受到教训，丧失了脸面。
蒋介石已经宣布下野，在浙江奉化老家过着隐居生活。虽然下野，可蒋介石依然时刻关注时局的发展，准备随时东山再起。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的消息，也在第一时间传到他的耳中。
蒋介石闻讯，沉默良久，对身边的汤恩伯感叹地说：“造反的出身，当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这一番话，意味深长，赎金酸辣苦味，只能自己知道。
蒋介石自己领略过英国军舰的蛮横。1927年，蒋介石率部北伐，兵临南京。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军舰在南京附近江面向北伐部队示威。3月23日下午，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向南京城内进行猛烈炮击，时间长达1小时之久，酿成炸死炸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毁坏房屋无数的“南京惨案”。
英美军舰如此蛮横行为，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公愤。可蒋介石，他是惹不起英国人的。事后，蒋介石生了软蛋，不但不向肇事者抗议，严惩凶手，反而卑躬屈膝称：“南京事件起因，完全出于流氓捣乱。”可想而知，没有国家尊严，也没有民族自信。
蒋介石认为，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必然引起英国方面的疯狂报复。如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的行为，在英国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应。英国首相艾德礼坚持说：“英国军舰有合法的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而前首相丘吉尔的态度更加强硬，他宣称，要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域上进行报复。
然而，大多数议员的看法却不同，在解放军即将进行渡江作战的时候，将军舰留在长江江面上是不明智的。
下院议员约翰.倍顿曾在大英帝国舰队服役过，他痛苦地说:“过去我们轻易地派遣炮舰至中国炮轰中国的炮台，这是历史上的错误，我们现在再也不能如此做了。”
最终，英国不但没有派航空母舰前往中国复仇，反而在解放军进渡江作战之前，就将所有军舰退到了上海，并在上海战役爆发的前夕，与美国军舰一起退出了中国境内。至此，百年来英美等列强军舰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的历史永远地结束了。这就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和自信，没有加农炮也能打敌军舰船，开辟新的记录，勇敢无畏，中国人方刚特性，树立起这样精神，勇往而胜。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申斥了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土、领空，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主权的决心。国民党集团鉴于江防已全线被突破，部队有在沿江一线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围歼的危险，于22日下午仓促部署总退却，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铁路沿线撤退，芜湖以东、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方向撤退，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在浙赣铁路沿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人民解放军除组织第二梯队军继续渡江外，主力向国民党军防御纵深发展攻势。23日，东突击集团主力相继解放丹阳、常州、无锡等城，切断了宁沪铁路，争取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艇25艘在南京以东江面和另一部舰艇23艘在镇江江面起义。第34军进占镇江，第35军于23日晚进占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中突击集团一部占领芜湖，主力渡过青弋江，并在湾沚地区歼国民党军第20军大部和第99军一部。西突击集团占领贵池、青阳等地，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一部。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武汉以东以西的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翼侧安全。
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占领浙赣铁路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4月22～23日，总前委依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南撤的情况，迅速调整进攻部署，令第三野战军除以第8兵团部率第34、第35军担任镇江、南京地区的警备任务，以第10兵团第29军东进占领苏州并向上海方向警戒外，主力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今湖州）地区疾进，完成战役合围，歼灭由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同时解除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沿江东进的任务，改为与第3、第5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沿线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铁路，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翼侧安全，另以第10军担任安庆、芜湖地区的警备任务。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不待重火器和辎重到达，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等困难，向指定地区疾进。4月26日，第9兵团主力通过广德；第10兵团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4、第28、第51军各一部。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多路追击下，不敢再沿宁杭公路南逃，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下郎溪、广德，企图由此突出重围，直趋杭州。27日，第10兵团第29军进占苏州。第三野战军主力会师吴兴，将国民党军第4、第28、第45、第51、第66军等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地区，经两天激战，将其8万余人全部歼灭。5月3日，第7兵团占领杭州。第二野战军在皖南游击队的策应下，经屯溪、婺源、乐平等地，于5月4～7日相继占领浙赣铁路沿线的贵溪、上饶、衢县、金华等地，并在追击作战中歼国民党军第68、第88、第106、第73军各一部。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
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解放武汉、南昌等地郎广围歼战后，汤恩伯集团一部逃往福建，主力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退守上海，在蒋介石亲自部署下继续顽抗。位于武汉地区的白崇禧集团，除以一部兵力迟滞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渡江外，主力准备南撤湘鄂边、湘中、湘鄂西地区组织新的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和西进四川。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依据战局的发展，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主力向浙江东部和南部进军，解放浙江省；第8兵团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警备，并肃清溃散于苏浙皖边界地区国民党军的任务；第9、第10兵团并指挥第8兵团一部攻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段休整，策应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准备对付美、英等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并以一部兵力向福建北部、江西中部进击，视机进占南昌。第四野战军于从5月14日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200多里地段南渡长江，如雷霆之势进军江南，16日、17日，相继解放武汉三镇。
为求完整地接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避免市区遭受战火破坏，第三野战军决定以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第30、第31军，第10兵团指挥第26、第28、第29、第33军，分别经由浦东、浦西实施钳形突击，直插吴淞，截断敌军海上退路，迫敌投降。如敌继续顽抗，则对市区发起攻击，分割、歼灭全部守敌。5月12日，上海战役开始。至22日，将汤恩伯集团主力压缩到苏州河以北地区。经第三野战军增调第7兵团第23军和第8兵团第25军分别加强第9、第10兵团，该两兵团于23日夜向上海守军发起总攻。各攻击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和宝山、吴淞。为减轻对市区建筑物的破坏，尽量不使用重武器。至27日，完全攻占上海。汤恩伯集团除约5万人经吴淞口登舰逃跑外，15万余人被歼灭。
在此期间，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宁波、奉化、镇海（今宁波市北部）、温州、临海、黄岩等城市和广大地区。第二野战军一部解放江西省南城和福建省建阳、建瓯、南平等地；另一部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作战，进至江西省丰城、樟树（今清江）一线，并于22日占领南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开始举行汉浔间渡江作战，从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5日，争取了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2万余人在贺胜桥起义，17日解放华中经济中心武汉。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
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
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以解放大上海为目的的“上海战役”，打响了解放上海第一枪
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和南京就成为解放军锋芒所指的下一个目标。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上海采取的是“迂回包围”的办法，先解放南京、杭州后再进军大上海。
1948年底，刘伯承和陈毅到达西柏坡。当晚，中央五大书记和他们谈话。毛泽东对陈毅说：“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可以提，不过，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美国有人预测说，我们共产党进得了大上海，不出三个月就要退出来。我们接管上海，管理上海，这是我们执政大城市的能力考验”。毛泽东嘱咐说。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二野政委邓小平公开提出来由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并且大会分组讨论了上海接管和建设问题。毛泽东又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要稳，要慎重，为此就是慢点也不要紧”。
随后，毛泽东又专门征求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人士的意见，他们纷纷表示：“陈毅将军能文能武，是贵党中的儒将，担任上海市长是非常合适的”。
就这样，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完全确定下来了，只等打下上海就可以宣布。为了解放和接管好上海，特别是为了制订接管上海的大政策，毛泽东亲自查阅资料。多次听取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的汇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接管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亲自起草或审查修改中央下发的政策性文件，使之成为全党接管城市的行动准则。
根据陈毅的要求，党中央曾致电中共上海局，要求他们选派30至50名干部去东北解放区学习城市管理，作为今后接管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干部。3月14日，党中央召集安排全国各大区组织人事问题的座谈会。华东方面提议陈毅为华东局第三书记、上海市市长。随后，党中央任命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陈毅为第二和第三书记。为了充分做好夺取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党中央又批准组建了两套班子，一套是以陈毅等为主的由5000多名干部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一套是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率9和10两个兵团、八个军（后增至十个军和特种兵纵队），以军事手段强行夺取上海。
为了搞好对上海的接管工作，毛泽东除了决定上海局书记刘晓随陈毅一起行动，参加对上海的接管筹备工作外，还亲自点名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速从香港赶回北平。
4月1日，华东局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制订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并对入城部队和接管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各行各业都作出了许多政策规定。
4月20日，解放军百万大军突破长江天堑，在江南大地追歼残敌。同一日，党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机构及干部配备的报告，同意上海市军管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
4月2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和批准下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约法八章》，对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和全党全军全民必须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条文规定。华东军区、三野领导机关也先后制定和下发了 《入城守则和纪律》、《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具体的政策纪律规定。这对统一全军行动，稳定新区人心，团结人民，分化敌人，顺利夺取和接管好上海，尽可能完整地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长江自古是天险 为何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却如此顺利》2019-04-30 法律天空馆2019年04月27日 09:36:22，来源：陈冠任）。
原江苏省会镇江城市。人民解放军解放镇江后，渡江战役总前委进驻离城区30公里不到的丹阳，原本只有两万多人口的小县城，后来因此被称为解放上海的“西柏坡”。
1949年4月23日早上，街上有不少国民党省政府的大小官员、国民党军官带着行李落荒而逃。居住在城里的百姓没有看见街面上有激烈的交火，因此对他们而言，镇江城似乎是一夜之间获得了新生。解放军进驻镇江之前，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东路经扬中在大港一带登陆；西路在高资登陆后，向南京、句容推进；中路由瓜洲、六圩过江，进入镇江市区。
4月21日0时，负责渡江西路的解放军第三十四军从仪征出发，部队主力全部以白毛巾缠左臂，登上藏于芦苇中的木船、木筏。船行200米，即和国民党巡逻艇展开战斗，一时间炮火映红了江面与夜空。
4月21日21时30分，解放军从泰兴永安洲登船，向扬中进发。当时漆黑一片，好在有熟悉航线的船工，解放军径直向南岸挺进。船到江心，被敌人发现，双方发生激烈交战，照明弹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22时30分，解放军20军59师175团1营终于撕开敌军江防缺口，占领敌人阵地。
中路的战斗则是在长江北岸的六圩打响，这里是离镇江市区最近的渡口，也是国民党固守长江北岸的“桥头堡”。敌人共安排13个连队，实际兵力1500人。他们在此地构筑坚固的工事，组成明堡、暗堡严密的地堡群。在解放军猛烈的炮火下，守军地堡群被一一击破。
听说解放军要登陆市区，镇江不少群众在23日一早就站在码头，欢迎解放军的到来。镇江商会还想方设法组织船只来接应，因为封江停航多时，船员当时生活困难，商会就将钱先发给船员，务必保证解放军渡江有足够多的船工和船只。
丹阳市城河路宝塔弄5号，一座两层民国建筑，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间，显得安静而典雅，这里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戴家花园”。
推开两扇铁门，映入眼帘的是郁郁葱葱、整洁素雅的小院，正前方是两层青砖小楼，准备邓小平、陈毅就住简单朴素在屋内，除了行军电话、发报机、作战地图以及一些桌椅外，并没有多余的家具、设备。卧室与作战指挥室紧挨在一起，不足7平方米的卧室，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
1949年4月22日，在扬中西南江面上，一位身材瘦小、扎着大辫子的姑娘正奋力摇橹，船上几位解放军战士或坐或蹲着。颜红英19岁的姑娘，她一心想要把船儿驶得飞快、好让解放军到对岸打胜仗。解放军战地记者邹健东摄影只留下了姑娘的背影，这张照片题为《我送亲人过大江》，显示渡长江波澜壮阔。
我送亲人过大江
颜红英接受采访时，指着脸颊上的伤痕说：“那天（1949年4月22日），大军要到江南去了，我家的船上坐了24名解放军战士，南边国民党军向我们打炮，厉害哪！有一名战士问我：你怕不怕？我说：不怕，怕什么！我要把你们送过江，解放全中国。我驾船划到江心时，突然一颗炮弹就在船边不远处爆炸，一块东西（弹片）擦破我的脸颊，顿时满脸是血。我也不管，还是拼命地划，一心想尽快把解放军战士送过江打胜仗。”
1949年4月23日镇江全境解放，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总前委移驻镇江丹阳。一时间仅两万多人口的丹阳城，容纳了党、政、军、财、文等各界精英33500余人。
陈毅和邓小平先后于5月3日、5月6日抵达丹阳。23天里，总前委完成解放上海的思想、组织、事务、物资、军事、新闻接管、人民币准备、社会文化经略八个方面的准备工作。西柏坡是党中央‘进京赶考’的出发地，而丹阳总前委也承担‘进沪赶考’的重任，它是解放上海的‘西柏坡’。
如何在军事进城的同时做到政治进城，使上海受到的破坏减至最小？如何保证当时拥有540万人口的大上海在战后正常运转？如何让从农村走出来的军队适应大城市的步调？这些问题成为丹阳总前委最重要的考题。
陈毅、饶漱石于5月3日到达丹阳县城，主持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大多数解放军官兵生长在农村，有的甚至没有进过城。他们不知道电的危险。有士兵干部在除夕大扫除时，争着用湿布擦灯泡，结果导致触电身亡。有战士在灯泡里点卷烟，手碰触电极被吸住，另一位战士即刻伸手去拉，结果双双离世。有士兵干部在乘坐火车时将头伸出车外被迎面而来的火车剐蹭，在站台拦停高速行驶的火车，火车没有停稳就跳车，以及在铁轨上滞留和奔跑。chux出现了各种交通事故。
虽然许多战士在进城前坐过集体火车，但并不清楚购票和乘车规则，个人乘车时有未购票就直接上车的、有坐反方向的、有不按时按点候车的等等现象。
解放军野外作战时拦爬汽车是常见的事，但进城后就成了要命的习惯，极易造成主干道交通混乱和人员伤亡。
领着这样一群没有进过城的士兵，去解放、管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群共产党员怎么办？就摆在解放军面前必须结局的问题，刻不容缓。为了防止各种悲剧再发生，让大部队尽快适应城市节奏，集中整训被提上日程。
总前委领导人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解放上海不只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为做好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准备，渡江战役之前，1949年5月10日，丹阳。陈毅司令员向在丹阳训练的接管干部和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大报告，发表《关于入城纪律的讲话》。陈毅喜欢在丹阳城内散步，有天他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上演《白毛女》。有几个穿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被陈毅当场制止。陈毅对广大干部说，在进入上海时必须讲纪律，必须反对无纪律的状态。他的看法得到邓小平、刘伯承等一致赞同，并将《入城守则》上报中共中央军委。
这“十项守则”是：一、无故不打枪；二、不占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三、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四、车马不得在街上乱闯；五、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许拥挤街头；六、买卖要公平；七、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八、不准占卦算命，赌博宿娼；九、不准封建结合，营私舞弊；十、不准在墙壁上乱写乱画。
《入城守则》很快就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批示，只有8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
好！”这也是毛泽东唯一一次对一个方案连写四个“很好”。
人们认真研究了上海地下党提供的《上海概况》等各种资料，掌握情况，研究对策。“外交纪律”和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都在丹阳制定，其中包括“无故不打枪”、“不住民房店铺”、“无事不上街”等。《入城纪律》被印刷成口袋书，封面上写着“人人熟读，人人遵守”。
还有介绍大城市里公共设施、电器、市民生活的《城市常识》，战士们在丹阳学习，并要求严格遵守。
解放军严格遵守入城纪律露宿上海街头
进入市区的解放军严格遵守入城纪律，露宿上海街头。出自《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
20天的丹阳整训，解放军送给上海的一份见面礼，从思想、组织、人员、物资等方面做了大量准备，为接管上海的各项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解放军节节胜利，根据此前的“约法八章”毛泽东经过再三修改，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部分）
从这份手迹可以看出起草时的用心，左思右想最终定稿。这份手迹中有句话：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194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约法八章的报道
八条意见包括：（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学校、医院等，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大小官员等，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49年5月10日，在丹阳大王庙的院子里，陈毅很严肃地向接管干部作报告。陈老总讲话激动，将军帽往台上一甩：“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他还形象地将进入上海比喻成“瓷器店里捉老鼠”。总前委制定严格的《入城守则》，毛泽东主席对此连批4个“很好”，给出高度评价。
这份布告里看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保护”，内容直指社会各界的切身利益和迫切关心的问题。
布告的公布消除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告诉人民群众和上海各界我党我军的政策和主张，公布其应当遵守和周知的事项，对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团结人民、分化瓦解敌对势力、加速革命发展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海解放了！南京路上市民争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发起解放上海战役。上海市区内外遍布碉堡，20万敌军准备在海、空军的支援下，拼死固守六个月以待“美军援助”。
而渡过长江的解放军，则就要实现军政全胜：攻占上海的同时，还需保存市区建筑、电力、交通等设施的完好。这被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
解放上海战役1949年5月12日至27日战况（龚唯制图）
1949年5月进行的上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面对国民党军以钢筋水泥子母碉堡群为特征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周密部署作战计划，经过艰难作战，最终取得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双胜利，把上海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被誉为“战争的奇迹”。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响彻了大江南北。为了守住上海，蒋介石亲自部署“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1949年4月末5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复兴岛连续三批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进行训话，要求国民党军坚守上海6个月至1年，“以待国际形势变化”。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秉承蒋介石把上海建成“一个铜墙铁壁的城市”，于1月开始在上海构筑防御工事，5月上旬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上海战役开始前，国民党有守军20万，遍布市区内外的是5000座钢筋水泥碉堡、1万多座永久和半永久掩体碉堡、3000座美式水泥活动碉堡，万余处卫星工事半永久性野战掩体；每个碉堡又布置了3至9道不等的副防御，数万颗地雷；天上有飞机，海上有军舰，陆地有装甲兵部队，汤恩伯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解放上海，已经迫在眉睫，再看看国民党军的防御工事和守备力量，要想解放上海，又谈何容易。
上海解放对于全国解放有着特殊的意义。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利益在华最集中的地方，亦因其还是远东第一国际大都会，外国侨民众多。上海的城市命运牵动着中国人民乃至世界的目光，如果解决不好，很有可能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上海解放变得复杂化。
“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打的不仅是一个军事仗，也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仗，不仅要消灭敌人，还要保全城市，还要争取人心。”这是毛泽东的指示。陈毅形象地说：“上海之战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珍贵的瓷器打碎”。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三野制定了既要解放上海、又要保全城市的周密作战计划：战斗主要在城市郊外的宝山吴淞、月浦、杨行和浦东高行、高桥等地区进行，两翼迂回，重兵钳击吴淞口，“把敌军吸引到郊区歼灭之”，从而达到保全上海市区的目的。但吴淞周围是敌方防御的强点，因而采取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
5月12日，三野发起上海战役。13日，解放军第29军奉命向月浦发起进攻，经过两昼夜鏖战，于15日拂晓攻占月浦老街。国民党守军除部分从水路逃走外，剩余兵力收缩钻进了“瓷器店”里，企图借有利位置坚守。
解放上海，是一场特殊战斗，陈毅一再告诫部队：单纯军事上占领城市是小胜，只有完整地把上海交给人民，才是大胜、全胜。不能打坏瓷器又要打到老鼠，只有将老鼠调出来打。“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记载了攻打上海的作战方案：首先十兵团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阻截敌人出口船只运输，其余应分割歼灭昆山、安亭镇、太仓、嘉定地区之敌，尔后即控制该带阵地，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九兵团会攻上海。
5月23日夜间三野发起全线总攻，分别从东、南、西三面攻打市区。为把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三野下令：攻打市区只准使用轻武器作战，一律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
在攻打邮电大楼时，敌人在楼顶制高点上不停扫射，不少战士在国民党的枪炮声中一个个倒下。此时的27军肩负攻城重任，军长聂凤智牢记陈毅的嘱托：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低到最低限度！他心里明白，一旦这些建筑回到人民手中，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成为了人民的财产，这才是“战上海的大义”。
解放军战士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上海人民的支持下，使用步兵轻武器，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歼灭敌人，用实际行动奏出了一曲曲“听党指挥、纪律严明、不怕牺牲”的英雄赞歌。目睹了战斗的上海百姓：“解放军战士一批一批倒下又一批一批往前冲，苏州河水都被染成了红色”。5月25日清晨，南京路上永安公司大楼的最高处“绮云阁”，一面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27日下午，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守敌缴械投降，上海市区宣告全部解放。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剧烈战斗中，电厂照常供电，水厂照常供水，电话局照常工作，城市没有遭到大的毁坏，“瓷器店”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苏联战地摄影师拍摄的解放军攻打邮政大楼的片子里描写道：“在此战役中，邮政大楼内没有丢失一件邮件，没有损失一件设备，没有遗失一份档案，可谓是一个战争的奇迹。”
在渡江战役之前，三野就制定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当中央收到陈毅关于“入城守则”的草案后，毛泽东很快就在来电上批复了8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对于不准开炮、不搞爆破、不使用重武器，部队坚决执行，而对于“入城守则”规定的“不入民宅”这一条，战士们有不同想法：“过去打仗，哪次不是住老百姓家里，上门板捆稻草，挑水扫院子，哪点做得不好？难道上海不是咱中国地盘”？“战士生了病，进房要点开水喝也不行”？不理解的声音不时发出，陈毅斩钉截铁地说：“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是我们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见面礼搞不好，是要被人赶出来的。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纪律一定要严”！对于“不入民宅”这条，陈毅要求各级干部下保证书，无条件坚决执行。即便有个别干部战士不够理解，部队也都模范地执行了入城守则。
上海市民推门出户看到的是，在自己家门口，成排的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露宿街头。上海老百姓们感到稀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本色的军队，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攻入城市，打了胜仗，却坚持“进城不扰民”，占领了一个城市，下雨天居然不入民宅，就这么睡在潮湿的马路上。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三野规定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刘靖基的情景时激动地说：“几十年来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真是出乎意料。”霎时间，香港和国外媒体上，醒目地出现了解放军露宿十里洋场街头的照片，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名扬世界。正如美国《生活》杂志所说：“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注1）
上海战役经过要图
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关于上海地下党迎接上海解放的指示（上海市档案馆藏）
解放上海的过程中，上海地下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图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关于上海地下党迎接上海解放的指示（上海市档案馆藏）
5月12日夜间，三野主力开始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为避免战火波及主要市区，攻击部队采取钳形攻势，分别自浦东、浦西进逼吴淞口，从而逼迫敌人退出主要市区。仅仅12天，即24日黄昏前，便全部扫清了外围的敌人据点。
在发动市区总攻前夕，陈毅又亲自打电话给作战部队首长：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上海的城市建筑、工厂、码头等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
5月25日晚7时，一路解放军开始攻击战略要点高桥镇及宝山县旧城，半个小时便突破敌阵，当夜11时攻克高桥镇。26日晚8时，宝山县周边20余处据点全部被攻下；25日晚，另一路解放军同时攻击吴淞镇和宝山城，26日晨8时，全部攻克吴淞要塞地区，完全切断上海残敌的退路。各路解放军勇猛进击，以血战逐一攻克各个碉堡，速度之快，完全出乎敌人预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抢送机密文件的专车，开着开着，竟然驶进了人民解放军的阵地。
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路
攻城部队严格执行陈毅司令员命令，进入市区作战时，坚决不使用火炮等重武器。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即便是在战火硝烟中，整个上海城的电灯也依然通明，电话依然畅通，煤气、自来水依然正常供应，市内公共交通车辆很快恢复运行，创造了城市攻坚战中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解放军进入上海人民欢迎
1949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关于上海完全解放的报道
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上海市档案馆藏）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大上海。当晚，已经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人民保安队保护起来的上海广播电台，改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名称向全市播报，主要内容是上海解放的消息和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见多识广的上海市民，在欢庆城市解放的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这支军容整肃、纪律严明的军队所折服。
解放军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钳击敌人的海上退路——吴淞口，逼迫敌人在市区外展开决战。国民党用舰炮和飞机狂轰滥炸，战场成为一片废墟。双方在拉锯战中你来我往，阵地几经易手，惨烈异常。
1948年底，刘伯承和陈毅到达西柏坡。当晚，中央五大书记和他们谈话。毛泽东对陈毅说：“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可以提，不过，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美国有人预测说，我们共产党进得了大上海，不出三个月就要退出来。我们接管上海，管理上海，这是我们执政大城市的能力考验”。毛泽东嘱咐说。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二野政委邓小平公开提出来由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并且大会分组讨论了上海接管和建设问题。毛泽东又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要稳，要慎重，为此就是慢点也不要紧”。
随后，毛泽东又专门征求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人士的意见，他们纷纷表示：“陈毅将军能文能武，是贵党中的儒将，担任上海市长是非常合适的”。
就这样，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完全确定下来了，只等打下上海就可以宣布。为了解放和接管好上海，特别是为了制订接管上海的大政策，毛泽东亲自查阅资料。多次听取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的汇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接管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亲自起草或审查修改中央下发的政策性文件，使之成为全党接管城市的行动准则。
根据陈毅的要求，党中央曾致电中共上海局，要求他们选派30至50名干部去东北解放区学习城市管理，作为今后接管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干部。3月14日，党中央召集安排全国各大区组织人事问题的座谈会。华东方面提议陈毅为华东局第三书记、上海市市长。随后，党中央任命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陈毅为第二和第三书记。为了充分做好夺取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党中央又批准组建了两套班子，一套是以陈毅等为主的由5000多名干部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一套是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率9和10两个兵团、八个军（后增至十个军和特种兵纵队），以军事手段强行夺取上海。
为了搞好对上海的接管工作，毛泽东除了决定上海局书记刘晓随陈毅一起行动，参加对上海的接管筹备工作外，还亲自点名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速从香港赶回北平。
4月1日，华东局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制订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并对入城部队和接管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各行各业都作出了许多政策规定。
4月20日，解放军百万大军突破长江天堑，在江南大地追歼残敌。同一日，党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机构及干部配备的报告，同意上海市军管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
4月2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和批准下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约法八章》，对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和全党全军全民必须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条文规定。华东军区、三野领导机关也先后制定和下发了 《入城守则和纪律》、《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具体的政策纪律规定。这对统一全军行动，稳定新区人心，团结人民，分化敌人，顺利夺取和接管好上海，尽可能完整地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并且是国内唯一的国际性贸易大都市，南北百多里，东西七十里，分为三十二个区，一千多条街道，三条铁路，四个飞机场，十几个重要的轮船码头。全市五百多万中外人口，成分高度复杂。所以，解放和接管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都是一大难关，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形象。
树立形象，第一印象非常重要。而走进大上海的入城部队，给市民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就是入城纪律，这也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开始。早在上海解放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就下达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明确指出：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的纪律好坏，特别是决定于部队干部与接收干部能否忠实执行城市政策与能否严格遵守入城纪律。
解放军受到市民欢迎。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1949年5月25日，上海市民与进入市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交谈，解放军受到市民欢迎。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南北方的差异，城市与农村的不同，看似是小问题，但实际上都是入城之前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为了帮助大部分来自北方的干部、战士顺利占领、接管江南城市，早在渡江战役开始之前，三野政治部就专门编印了宣传小册子《城市常识》。
《城市常识》共有五课，分别是：为什么要学习《城市常识》；工人、其他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城市中的游民和其他人物；城市人民的生活习惯。
1949年4月，中共中央社会部编辑了《上海概况》，为接管上海做好了情报准备
图为《上海概况》的插图
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人员组成复杂。为了帮助战士们分清敌我，《城市常识》不厌其烦地细致描述了各色人群的外貌特征、职业性质、穿着打扮等。比如第二课中特别提到：一些城市因为美军曾经驻扎，所以市面上有卖美式咔叽布制服，很受青年学生欢迎。虽然这些穿制服的青年，看上去很像国民党官兵，但他们不拿武器，不戴军帽，又不打绑腿，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
为了顺利完成接管大上海繁重复杂的任务，5月初，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警备旅及各部队人员3万人，以及负责接收上海的3500名干部，先后来到江苏丹阳，进行为期20天的接管政策学习和入城纪律教育。在此期间，部队出现了纪律松散的现象，陈毅对此非常着急。
1949年5月10日，陈毅就入城纪律问题作了著名的丹阳讲话
这是当年的讲话记录（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5月10日召开的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大会上，陈毅专门讲入城纪律问题。他开门见山地谈到进入丹阳后发生的违纪现象，包括没有买票看戏，摘取学校的灯泡、不请假上街、强行拦车坐车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若不解决，进入大上海就没有把握。
他强调，进入城市一方面我们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还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必须强调入城纪律，这是入城政策的开始。入城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他要求全体同志都要注意军容风纪，注意整洁，要有礼貌，提倡艰苦朴素，反对腐化堕落。
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驶过上海街头，受到上海市民热烈欢迎（上海市档案馆藏）
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强调制订的十二条守则，应“作为我军入城必须的纪律，入城后须切实执行。”
“守则”非常具体细致，其中第五条规定：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
第七条规定：军队驻扎时不得借助或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或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房屋建筑，其家具设备（电灯、自来水、玻璃窗、抽水马桶）必须爱护，不得移走、拆毁与破坏。
为了避免引起市民不满，5月14日，总前委还下达了关于上海驻兵的原则：第一梯队是较精干的部队，进入市中心区；第二梯队包括军司令部率大部战斗部队，驻市区边缘和一部分市区；第三梯队包括后勤、辎重、重武器、杂务人员、马匹、车辆、行李等，驻扎在距离市区外三十至四十里处，非命令不得入城。
1949年5月27日夜里攻入上海的解放大军夜宿南京路街头的情景
5月28日清晨，连天细雨还在下，千家万户的上海市民推开家门时，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街道两侧竟然躺满了和衣而卧的解放军官兵。原来，为了不打扰市民，部队攻入市区后，各级指挥所都设在露天。晚上，指战员们则怀抱枪支，一个挨一个，露宿街头。这一胜利之师、文明之师的特殊入城式，让长期受国民党军队欺凌的上海市民受到了极大震动和教育。他们纷纷请解放军到自己家里避雨，战士们都婉言谢绝了。市民们只好跑回家中，拿出家里所有雨具，为战士们挡雨。现场的美国记者也记录了当时场景：“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庆祝上海解放、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布告（上海市档案馆藏）
人民解放军进入大上海的第一场考试成绩出色，赢得了上海市民的赞扬和拥戴，许多市民就是从这里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这个政党的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这支军队的确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5月29日，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祝上海解放”，给予上海解放高度评价：“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
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
上海解放前后那段时期，国民党一直散布谣言，称“中共无法管理上海这个庞大城市”，而且当时上海社会治安问题的确十分严重，盗匪、窃贼、流氓、特务猖獗，散兵游勇流窜、藏匿，而市民们对共产党尚无深入了解，对前途更是心存疑虑、忧心忡忡。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当日，一份“军秘字第一号”布告，出现在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宣告了以陈毅为主任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立。军管会负责恢复城市秩序和城市接管工作，下设政务、军事、财经、文教四个接管委员会和公安部、淞沪警备司令部、近郊接管委员会等机构。
淞沪警备司令部负责上海的治安
图为淞沪警备部队在外白渡大桥站岗（上海市档案馆藏）
6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颁发《上海市交通管理暂行规则》，选择主要交通干线，配置充沛警力，照常指挥交通；消防队恪守原位，照常服务。对市容的整饬，采取突破重点、影响全面的办法，通过宣传教育取缔和管制摊贩、棚户。两个月时间，市区及近郊共拆除碉堡18000座，扫除地雷24904个，收容散兵游勇22063人，资助疏散难民返乡30万人。
淞沪警备部队正在扫雷（上海市档案馆藏）
7月4日，市政府颁布了《关于制定公共卫生管理规则的布告》，详细规定了处理各种城市垃圾的办法，组织力量，清除街头巷尾积存垃圾154，340吨，并开展夏季防疫注射，急救在敌机轰炸中受伤的市民，处理国民党军队遗弃伤员等工作。
同时，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保障接管工作稳步推进，军管会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究，有功者奖”的原则对危害社会治安的活动进行打击。至1950年1月，共破获各类特务案420件，捕获特务1500余名；破获强盗案665件，盗窃案6289件，抢夺案397件。社会混乱现象得到极大改善，城市秩序迅即得到恢复。
接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确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考验。为此，有关方面确定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接管工作指导思想，早在部署渡江战役时，就开始着手接管上海的准备，到丹阳后，更是多方面搜集资料，深入调查研究，审慎布置队伍，虚心向懂得上海情况的人士咨询学习，对接管干部进行政策和纪律教育。同时，制订了各接管委员会详细的接收计划，并强调了严明的接管纪律：接管人员对所接管的房产、物产、资产等，只有接收保管之责，无分配处理之权。对上述资产应保持原封不动，报告上级，候示处理。看守警卫人员应负责看守，严防破坏、偷盗现象发生。
根据接管平、津等城市的经验，最有效的接管方式是：原封不动、按照系统、自上而下、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这种实事求是、稳步推进的做法，使得接管工作能够掌控极其复杂的情况，并有余裕去处理各种日常事变。
军管会发布的接收令（上海市档案馆藏）
整个接管工作分为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而第一步接收，则是按照“快接细收”的原则，接要迅速，收要细心，目的是保持城市的平稳过渡，不打乱、不影响军管时期各项工作与业务的持续开展，让城市在稳定有序的轨道上运行。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5月28日下午1时，军管会即正式接管了国民党旧代理政府之权力。陈毅向旧政府人员进行了20分钟的演说，宣布中国共产党政策。旧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与陈毅在市长办公室举行了移交接管仪式，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赵祖康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等职。图为陈毅市长（右二）与赵祖康（右三）视察海塘工程（上海市档案馆藏）
5月29日，军管会派出人员分赴各局、院、处，从上到下宣布政策，正式启动接管工作。接管采取一面接收，一面立即开始军管的措施，进展很快。比如在接管警察总局时，接管干部先召集总局全体职员开会，宣布接管的政策方针，号召大家稳定情绪，各安职守，听候清交、接管、录用。之后，与旧职员分别谈话，了解情况，并命令各部门在军事代表的监督下造具清册。清点工作完毕后，又召开全体大会通报，并动员大家提意见，确保清点工作准确无误。到6月10日，对旧市府系统各机构的接管工作就告一段落，对其他机关的接管工作随之跟进。
广慈医院医护人员欢迎军管会接管广慈医院（上海市档案馆藏）
整个接管过程有序快捷，保证了各接管单位房屋及办公用具完整，文件档案大部分保全，公用设备及工厂设备破坏很少，医院设备亦全部接收。旧政府人员除少数罪大恶极的畏罪逃匿、个别专业人员为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留用外，大部分人员静候接管，等待集中受训后再录用。
从5月28日接管工作开始，到7月底，四大接管委员会的接管任务基本完成。其中，政务部门共接管旧市府9个局、10个处室，旧区公所市区20个、郊区10个，旧司法机关11个；财经部门共接管400余个机关、银行、工厂、仓库等；文教部门共接管20余个公立大学、研究院、文化学术单位，500余个公立学校和文化教育机关，47个新闻出版单位及18个文艺单位；军事部门共接管海陆空所属各机构、营房、学校、电台及军需资材等。此次接管步骤明确、有条不紊，接管人员态度得体、纪律严明，博得了群众一致赞扬。
接管的各机构都有详细的统计（上海市档案馆藏）
9月3日， 13000多人参加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召开，市长陈毅宣布：“我们上海解放三个月了，三个月来第一步接管工作已经结束，第二阶段管理建设工作已正式开始。”从此开始，上海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开启了“建设一个伟大的人民的新上海”的新征程。（注3）
注3：《70年前的今天，上海全境解放！这些珍贵档案，见证了1949年大上海的惊心动魄 》19-05-27 16:21，来源：档案春秋。编辑：季昕
渡江战役总前委颁布的渡江动员口号十七条（上海市档案馆藏）
经历15天的上海战役，我军歼敌15.3万余人，七千余名战士牺牲。
1949年5月25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布的《庆祝上海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
5月25日清晨，南京路上永安公司（今永安百货有限公司）大楼的最高处“绮云阁”，一面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这是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红旗。
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红旗
不应小视这面红旗，它是解放军胜利的标志，是上海迎接解放的红色心跳。
上海市解放，正向上海突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华社（资料照片）
1949年5月27日下午3时，解放军在杨树浦地区受降了最后一大股敌军共计8000余人，至此，上海全部解放。
上海解放当天，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庆祝上海解放大会
《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中国共产党上海史》,编辑：小刘、李宏洋,审稿：周姗仪
中央派周竹安到湖南长沙做地下工作，周竹安到长沙不久，立即秘密建好电台，保持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周竹安到长沙不久，就陆续调集人员组建了一个情报班。黄雍则负责了解湖南军政界的动态。周茂僧代表周竹安，负责总联络。
他们搜集到的情报，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向中央汇报。这些情报中，包括国民党华中地区的兵力、编制、调动和作战计划，还有国民党华中地区空军联络、作战计划等，又有有关湖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一般情况的情报，还有社会舆论等。这些情报对中共中央决策解放湖南省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黄雍(1900-1970)，字剑秋，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人；幼年孤苦，曾当过学徒、警察。1918年出走广州，1922年入讲武堂，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做农运工作。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江和琼崖特派员，先后组织武装暴动，占领过海陆丰，建立苏维埃政府及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1929年，对立三路线不满，与中共失去联系，由谭平山等介绍加入第三党，1930年被捕后脱党；1931年后，担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三青团总务处长等职。其间，还创办过中国通讯社，《中华晚报》及新生学校(后改名中正学校)，浮沉于国民党官场10余年，直至1946年退役。
国共内战时期，同时任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四所中正学校校长。学校系私立，名虽中正学校，但不准国民党、三青团在校活动。相反，却容纳了进步教师，任中共党员肖克勤开办的上海夜校的教务主任等；1947年蒋介石的军务局长俞济时给黄雍来信和电话，要求将肖克勤等4位教师押送南京，并谓“吴国桢市长和宣铁吾司令已报告蒋介石”。黄雍则赠送旅费，请肖克勤离校暂避。对进步教师陈逵等3人，则调整教课而已。
1948年秋，黄雍被迫辞去上海中正学校校长职返湘，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
年初，黄雍的秘书吴少岳自上海来电，约黄到沪，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见面。三四月间，黄雍、陈逵等组织湖南在乡军官自救会，陈明仁任主委，黄副之，为促成湖南和平解放而工作。4月，建立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电台；白崇禧在长沙实行白色恐怖的一段日子里，黄为保护这一电台颇费周折。黄雍在黄埔同学中颇有名望，各方面的关系也极多，加上有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这个身份，活动也就方便了。因为吴克坚“有言在先”，加之在重庆时周、黄也还熟悉，联络起来也就有了互信的基础。
黄雍不仅为与中央联络的电台提供了安全环境，而且还争取了湖南“绥靖”副总司令王劲修，又通过王策动了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湖南保安副司令彭杰如等参加起义；又联络了程潜之子程元，通过程又去策动国民党三一四师程杰团与陈又平团起义；又通过苏本善去争取株州第十一兵工厂人员保护重要机器、物资等，并动员铁路局员工怠工抵制了白崇禧企图运输机器的计划。另外，周竹安还通过国民党空军第四军区陆空联络组组长苏本诚，去做驻衡阳的空军第四军区罗司令的工作，让白崇禧炸毁赣江大堤的阴谋计划流产。
湖南和平解放后，吴克坚给黄雍的信中写道：“昨晤竹安兄，盛称吾兄几月以来，奔走和平，甚具劳绩；贤夫人城乡照顾，力疾从公，钦佩莫名。”1954年冬，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特地找到黄雍，动情地说：“黄雍，你头发都白了。你这次在湖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嘛！”周恩来原本是黄雍在黄埔军校的老师，黄得到自己老师的夸奖，自己感到欣慰。
1949年5月上旬，白崇禧率桂军撤退到湖南，长沙就显得一片恐怖气氛。国民党政府又派来大员到湘，逼劝程潜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心向和平的程潜既感到“亚历山大”，心如乱麻，不知如何是好，又没有渠道与中共直接联络，而到他那里“接头的人很多”，不知道，到底谁能说话算数的人？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他当即设大宴款待部下，作出一走了之的姿态。稳定程潜情绪波动就成了周竹安第一位的工作。
周竹安决定，先通过省银行行长李维城疏通，再派黄雍亮出身份，与程潜开诚布公地说明一切。
一个晚上，黄雍冒着倾盆大雨，从后门进入省府秘密会见程潜。一见面，程潜就叹气连连说道：“真是亡国之天，我这样苦，毛润之何尝知道”？黄马上接过话头说：“您的一举一动，毛润之都很清楚”。程潜说出了来联络的人“真伪难辨”的忧虑，不知中共高层对他报的如何态度。黄听出了程的话中之音，也就不再隐瞒：“您有什么要求，我可以代为转达给毛泽东主席”。程追问：“那你有通信工具吗？”黄答：“我没有，乡下有人有。”当即从实告他，中共已派周竹安来长沙，建立了地下电台，可直接联系毛泽东。程潜听了十分高兴，随即给陈明仁打电话说：“我已经和黄雍见了面，不走了”。接着，他亲拟了一份电报交黄雍转周竹安转发，且当即表示：他附和白崇禧所唱的“湘桂合作”高调，非其本意，恐怕中共不能谅解；再则与林彪所率前线部队毫无联系，恐怕长沙解放时受其所部侮辱。
黄当即将程的顾虑和希望告诉周竹安。周竹安于6月27日通过秘密电台将这一切消息发送党中央，7月2日也就收到了本文开头的那封电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各方努力、共襄义举”。程潜在回忆录中也说：“我通过黄雍与中共地下党员周竹安建立的电台取得联系。周一方面将湖南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一方面又将毛主席的指示电文告我，使我心中有数。”
程潜在回忆录还说：“ 7月4日，黄雍将周竹安收到毛主席来电告我，‘先生决定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这份来电稳定了程潜的情绪，坚定了程走和平道路的意志，也开始了程潜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
程潜根据毛泽东主席来电中的提示，派出刘纯正随中共湖南省工委的地下交通员密赴武汉。刘纯正在王首道、肖劲光等首长接见时，转达了程潜和平起义的诚意，希望解放军早日入湘愿望。
程潜可以依靠的武装部队极少，仅有一些警卫团及宪兵作自卫之用，而手握重兵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子良）则可以左右长沙的一切。
7月9日，中央又致电周竹安：只有争取陈明仁协同程潜起义才能达到长沙和平解放的目的。周竹安当然知道陈对蒋介石亦是心存不满，也不愿家乡再遭战火，走和平之路是可能的，但在其没表明态度之前，只能谨慎行事。于是，周请出唐生明（字季澧）。因为唐与陈为“生死刎颈之交”，由唐去策动陈起义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果然，唐的工作很成功。陈决心与程合作。
程、陈“合作举义”，正如周竹安在回忆录所说——是“各方面力量密切配合”的结果。譬如说，周竹安还通过黄雍，“策动黄埔军校同学70余人，婉劝陈明仁顺应民情，拥戴程潜走和平道路”。却唐生明的话终究能入陈明仁之耳。
7月18日，周竹安又接到关于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集中地点的中央来电。来电说：我军侧面占领平（江）、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阴、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陈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陈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份电报的主要内容同时通知了四野首长。
周竹安立即将电报抄送程潜。程阅读电文后喜形于色，当即亲拟了致中共中央的复电，声明“遵命办理”。周竹安为了表示对陈明仁的重视，亦将电报抄送一份请唐生明送给陈。
7月21日，程潜为了蒙蔽白崇禧，离开长沙去邵阳。果然，当天下午白亦率桂军向南撤退。7月29日，程潜潜回长沙准备起义的最后事宜。这时，四野派出金明等组成代表团，前来举行和平谈判。同时又派与湖南有历史联系的李明灏为四野的先行代表进入长沙城，会同程潜、陈明仁商议关于起义的具体事宜。
8月4日，程、陈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注： 标题：《 代号“象”》，来源：湖南日报，2014年04月06日11:03）。
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代表常委会向会议报告了3个月来的筹备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1）关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各单位名单。（2）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3）关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两项工作尚未完成，常务委员会提议把这两项工作移交给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由原来负责该两项工作的两个小组向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报告。全体会议一致批准了常委会的报告，并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两项工作移交给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只等大会开幕了，大家突然感觉很放松。18日晚上，正好是星期天，北平党政军各群众团体设宴欢迎到达北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宴会选在瀛台大殿举行，这里曾是戊戌变法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
席间，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和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北平市长聂荣臻致欢迎词。接着，由郭沫若代表到会的全体政协代表致答谢词，并带领全场一致起立，举杯祝毛主席健康，祝政协会议圆满成功。
宴会上，与毛泽东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珩、郭沫若、李立三等人。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为老人们夹菜敬酒。他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及华侨两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19日，秋高气爽，毛泽东又潇洒地带着一行人游览天坛公园去了。这一天，他邀请了老乡程潜、李明扬、陈明仁同游天坛，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在天坛回音壁前停下，先行下车的毛泽东亲自把程潜扶下车来，然后对大家说：“这几天，大家一面商量开好这次大会，一面访亲会友，你们辛苦了，以后大会开幕，那就更紧张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我钻了一个空子，请大家来这个地方，无非是调剂一下生活，喘口气嘛！”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轻松地笑了。看到毛泽东和大家那么高兴，摄影师徐冰随性冒出一句：“主席，我给你们在祈年殿合个影吧？”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
照完后，毛泽东还特意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这……”陈明仁感到意外。这可是在东北战场上唯一让林彪吃过苦头的人啊。
“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了。”陈毅调侃道，并把陈明仁推到毛泽东身边。陈明仁恭敬地站在毛泽东右边，俩人照了个双人半身像。
毛泽东对他的这两位湖南老乡还是情有独钟的。9月4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聂荣臻：“程潜九月二日抵汉，四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周恩来当即提出具体安排计划送毛泽东阅后，即交聂荣臻办理。
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100多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迎上前去，握住程潜的手，非常高兴地说：“颂公，别来无恙？一路上劳累了。”他又指着前来迎接的人们说：“你看，老朋友们、你的学生、部下都在恭候你啊！”程潜激动得眼睛湿润了，连声说：“谢谢！谢谢！”
9月8日晚上，毛泽东为程潜设宴洗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毅、陈叔通等出席作陪。席间，毛泽东等与程潜亲切交谈，追述往事。毛泽东感慨地说：“20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了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流浪汉，走南串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沉思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真是人心所向啊。”
程潜被亲情感动着，也被革命的共产党人感动着，他说：“我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元老，在大革命以后，对蒋介石是有看法的。抗战胜利了，但我对中国的前途怀有疑虑，甚至有些悲观。辽沈、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大势已成定局，使我看到了希望。平津战役中傅作义和后来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是历史的必然。……”程潜站起来举杯敬酒：“今朝承蒙润之兄盛情厚待，我深感受之有愧。不过，尚望在我有生之年，愿随各位为建设祖国、造福人民做些事情。”
毛泽东又动情地说：“颂云兄，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种欢乐。”毛泽东再次举杯：“你们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对陈明仁也是厚爱有加。9月5日，毛泽东致电在长沙的陈明仁：“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极表欢迎。”同时，毛泽东又嘱咐周恩来等，让聂荣臻等一定要去车站迎接。10日，陈明仁到北平时，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车站迎接。
和陈明仁照完合影后，毛泽东又嘱咐他洗50打照片，分赠故旧亲朋。
再有一天多就要开筹备建国的大会了，此刻，毛泽东一定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一起涌上心头，感慨万千，借天坛寄天下情，携乡亲抒家乡情！
毛泽东非常喜欢欣赏中国地图，在他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犹如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市就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激昂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正式决定首都设在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毛泽东指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你可知道，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为何选择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时，就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了。
在毛泽东组织平津战役中，解放军对北平“围而不打”，最终使千年古都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其中便有定都北平的考虑。
不过，中共中央最早选定的新中国首都既不是虎踞龙盘的金陵南京，也不是古都北京，更不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西都长安，而是具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了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侵占，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我国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毛泽东非常喜欢欣赏中国地图，在他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犹如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市就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而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了剧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了交通要道。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等城市纷纷在毛泽东眼前浮现。最后他的目光锁定了北平。
而此时，参与指挥平津战役的聂荣臻也在反复思考着能否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一问题。他之所以这样想，一是为了让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免遭战火毁坏，二是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的接触中意识到了将来有可能会定都北平，应最大限度减小其损失。特别是当时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有谈判的意向，通过他大女儿傅冬菊提供的情报，可以及时掌握他的最新动态，进行正确决策。这就更加坚定了聂荣臻和平解放北平的信心。
于是，聂荣臻向罗荣桓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应该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如果党中央决定定都北平，再把它打个稀巴烂，到时候连个住处都没有。罗荣桓充满自信地说：我们要用枪杆子做后盾，逼着傅作义放下武器，走和平谈判的道路。
事关重大，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再次明确建议：攻下天津，迫使傅作义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而解决。毛泽东同意了聂荣臻的看法，指出：“今后，我军作战主要是夺取大城市。能和平解决的尽量和平解决。北平最好不打！中国人民为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是太多了！”可见，聂荣臻的战略眼光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了，海河两岸瞬间就笼罩在了浓烈的炮火硝烟之中。经过29小时的激战，我军一举攻占天津。坐镇北平的傅作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被迫同意和平解决。我军攻下天津的第二天，傅作义便派代表与聂荣臻等人再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终于使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里，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北平方式”。北平的和平解决为新中国定都北京提供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他总是善于统筹兼顾。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刚刚响起，毛泽东便着手部署接管北平的工作。1948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统一领导北平的接管工作。在西柏坡，毛泽东一见到来接受新任务的彭真和叶剑英，就满怀期望地説：“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要像接管沈阳、济南那样，取得更好的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另外，还要特别防止出现过去某些‘左’的做法”。
尽管前线战事紧张，但毛泽东还是就北平接管等问题专门作出指示，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要将北平作为首都，但叶剑英、彭真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决不是一次简单的接管任务，它包含着领导人更多更深的考虑。他们当即向毛泽东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努力完成好这次接管任务。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离开西柏坡，叶剑英和彭真就全力地投入到了繁忙的接管准备工作之中，从各地抽调的1000多名干部迅速到保定集中。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在保定召开，研究有关接管工作。叶剑英在讲话中阐述了接管北平的重大意义和具体要求。随后，叶剑英和彭真率领接管人员先后抵达北平西南的良乡，利用解放军和傅作义谈判的这段时间，抓紧教育训练接管干部。叶剑英在良乡的一个庙里专门为接管干部作了几次形势报告。他明确告诉大家：“北平是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都，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其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关系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我们务必要把眼前工作搞好”。叶剑英能讲出这样有关定都北平的预见性的话，在当时也是非常有远见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从2月初开始，北平的接管工作就在叶剑英和彭真领导下全面展开了，接管工作到4月初基本完成。接着，叶剑英又积极加强了北平的治理，包括维护伟人节是真的 开国大典纪录片 1959年国庆阅兵文革时期的故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稳定，恢复发展生产，关心市民生活，改善文化教育等等，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中国建都北平和未来首都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平的接管工作也受到了中外舆论的赞扬，就连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天地》也刊文报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打稳了中共未来首都的
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8月份，叶剑英调往华南，聂荣臻继任北平市市长。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实际上，他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
王稼祥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
毛泽东表示赞同。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稳地説:“我认为我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选在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认为首都应定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如此痛快淋漓的意见后甚感欣慰，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显然，王稼祥的远见卓识使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定都北平的决心。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待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打垮蒋介石国民党政治集团，胜利在大力推进时刻，在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公开打内战后，中共领导的解放军仅在三年时间，已经摧毁国民党的根基，经过济南、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后，中共掌握了主动权，在敌管区惶惶不可终日，人民受压迫，希望解放的时刻，各民主派希望和平、自主、独立的国家时，在1948年5月1日，发表“五一”口号，促进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中华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感召下，人民渴望这一天就要到来时，准备通过政治协商，筹备建立新中国。
1946年在国共谈判达成协议，正准备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但由于国民党撕毁协议，没有在多党派参与下召开政协会议，所称为旧政协，曾经开辟了中国民主进程，但最终归于失败，归根于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人民政协的历史责任，不可避免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肩上。
旧政协失败、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来也没有放弃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国事的主张，这种政治协商必须排除国民党反动派。当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扩大了，1948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从陕北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就开了历史新征程。中共中央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国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
1948年4月30日，在李庄，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由胡乔木草写的经毛泽东修改，再由中共中央讨论并决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共23条，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主张，其中的第五条是毛泽东在修改时亲自加上去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被誉为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动员令，由此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区别旧政协，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把“五一口号”所号召之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五一口号”发布后，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随之开始。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凭空而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艰苦历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历史和人民看见了革命希望，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协的领导。西柏坡为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国外华侨和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并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召开新政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口号”的实际行动，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国民党的假求和阴谋，以及民主阵营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提出了明确主张。1949年1月至3月间，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相继发表谈话、通电、宣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进一步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夯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新政协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特别是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等55名民主人士响应毛泽东关于时局声明而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首次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书面宣言。
中国解放战争步步取得胜利，毛泽东正在筹备建国之事。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毛泽东早就确定，但在哪里建都统一领导中国革命顺利进行还是未知数。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想的事，比任何人都广，宽而厚重，建国定都也是毛泽东的一项工作。
国都历来都是政治、军事、经济建设的重心，根据地理和环境，政治统帅，军事要素，经济来源以及安全因素选择。
1948年9月，正值民族转折大决战前，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会议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就战略大决战进行规划与布局。
二、讨论新中国建立之后，首都的所在地。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党第一次以会议的形式提及定都的问题。定都的概念，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来的，在《聂荣臻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同志认为，太原是一定要打的，但北平尽量不打，原因有二：
一、我们要保护历史与文化古都，连日本人当初都没有做的事，我们更不能背离祖宗去做。
二、新中国建立之后极有可能建都北平，而枪炮一响，北平极有可能沦为废墟一片。
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是聂荣臻在西柏坡参加会议期间第一个提出来的，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聂荣臻预测，新中国极有可能会定都北平。而北平守将傅作义，可能有和平解放北平，因为，其女儿傅冬菊更是我党内线，这有条件为我军和平解放北平提供了更大的帮助与取得和平解放可能性。经过战争解放了天津，石家庄和济南，紧逼北平，经和傅作义谈判最终取得成功。
九月会议之后，党的各个机关基本上已经把北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都进行宣传，毛泽东在派彭真与叶剑英赴北平组织市委工作时，叶剑英便已经通过毛泽东的讲话预料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毛泽东对二人说：这次接管北平，国际上都在看着我们，影响很大。你们务必要像接管沈阳、济南一样，取得更加好的成绩才行，不要落后。同时也要防范出现一些“左”的错误。所谓“左”的错误，即指采取暴力手段激进维稳。
1948年12月，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期间，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向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表示：我们一定要把北平的建设工作搞好，因为它以后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红色首都！
1949年1月，在我人民解放军对北平实行“围而不打”战略准备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前夕，中共中央又特下指示：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兵不血刃，和平解放北平，不破坏北平的一砖一瓦！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定都选址问题并确定下来，能否最终定都北平对中央来说还有待协商。
我党对首都的选择，除了北平之外，还有一处，那就是具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
东北是我党与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省份，而哈尔滨则是我党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实际在1948年的早些时间，我党曾一度将其设为“特别市”，初步设想将中共中央的党政机关迁移至哈尔滨。
为何考虑将哈尔滨定为中共中央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其主要条件有二：一、早在1945年，哈尔滨便已经成为我党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我党与解放军在此群众基础深厚，扎根很深，属于大后方性质。二、哈尔滨，北接苏联，一旦国际与战事有变，苏联红军便可朝发夕至，丝毫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随后，因解放战争的扩大与东北战局的发酵，时势很快决定，我党定都哈尔滨的决定已经不肯能了。国民党军队大量增援东北，抢占了重要城市与其交通要道，这样便将哈尔滨直之于军事、政治、交通各种不利因素，定都哈尔滨已经不存在了。
在辽沈战役发起之前，四野总司令林彪还特意发电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问询问：是否将中共中央机关迁移至哈尔滨？毛泽东的回答：中共中央必须留在关内，而我亦暂不能离开！中央定都哈尔滨的设想，由此就夭折了。我党放弃哈尔滨，又选哪个城市为首都呢？仍然是迷茫与犹豫中。1949年2月，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局特意电请东北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同志来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很信任王稼祥，因为王稼祥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其多次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与伟大转折点，他都坚定地站了出来，支持毛泽东以及正确思想与路线，使我党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每逢大事，毛泽东都总会问王稼祥，证求他的意见。
这次会议期间在涉及定都的问题上，毛泽东对其也表现出了毫无例外的信任，毛泽东与王稼祥就新中国建立之后，定都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毛泽东说：稼祥啊，我们的解放战争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定都何地至今仍是未知数，你对此有什么意见吗？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定都在洛阳、开封或者南京和北平，他们是四大古都嘛！有些同志认为我们也应该效法古人，但是我毛泽东不这么看，我们还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嘛，历朝历代的首都都有其时代与局限性，我们的新中国是新篇章，首都也应有其发展中应当适应的新环境嘛，对此中央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考虑，但是都还不成熟，也还没有定性，我们希望听听你的意见啊！
毛泽东的讲话所表述，就是希望听听这位从东北哈尔滨过来的同志，对于新中国定都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毛泽东的发问，王稼祥显然也是有备而来，他一共给出了十多个可能作为首都的备选城市，在对南京、开封与西安不适合做首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说明之后说：主席，我认为不管是过去的王朝还是曾经的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虽自称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到底都是短命的。虽然这样说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信这一套。但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南京太靠近沿海了，而且他是蒋的根基所在地，于我们不利啊！因此我建议，我们的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该是在北平啊！
北平地接南北，具有极其优异的地理与战略位置，其北接东北，南衔中原，一旦局势有变，漫长的国境线能够给予一定的缓冲。除此之外，它的东面虽然是渤海，但渤海却是内海，有辽宁与山东两个半岛拱卫，可无后顾之忧。此外，北平是六朝古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来说，也乐于接受嘛！
王稼祥的讲话一语中，新中国的的首都，就是应该建立在军事、政治、经济与地理位置优异的情况下去考虑，显然北平确实是最优选。毛泽东听了王稼祥的分析后十分欣慰回复道：稼祥，你的话一语中的，我是赞同的。我们以后就是要定都于北平。蒋介石政府定都南京，是因为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那就是广大的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
王稼祥提出的备选城市都有哪些呢？它们又为什么不适合作为首都呢？王稼祥列出的备选城市分别有哈尔滨、西安、延安，上海，成都，开封、北平、洛阳，重庆，广州与南京，而最终经过会议的一轮筛选，主要剩下哈尔滨，西安、开封、洛阳、南京与北平六个城市。
选择哈尔滨的理由，已经简述了。其他五大古都，能上榜也就顺理成章，那么新中国为何最初定都北平？不是西安，开封或者南京呢？
我们要从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与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做综合具体的分析和考虑。西安，西安作为四大古都之一，曾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建都，其中著名的有汉、隋、唐，这些王朝在此定都，其存在极其优异的具有合理性。从客观来看，这些王朝定都在此，都有一种必然性与偶然性。单从必然性来说，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都曾这样说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也就是说，自古以来捣乱的都出于东南一带的人，而成大事的人往往聚于西北这种现象。这因为太史公说了：“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由此可见，太史公认为，关中之地，富得流油，这就是其之所以为国都的主要原因。《资治通鉴》中张良则对定都西安的优越性，做出了全面的分析说明：“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一句话：关中有地可耕、有险可守、有河水可灌。古代封建王朝，战略防御与劝课农桑，从来是统治者发展国力的重中之重的农耕。
从偶然性来说，关中西周战胜了中原商朝，后是汉朝击败了江东的楚氏，这些都是历史的偶然性。但千百年来汉族政权的统一与版图的并拢，西安作为一个远离东南沿海富裕城市的所在地，早已经不再适应汉人政权发展的需要，更不适合新世纪首都发展的需要。
随着千百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与政治的中心早已从最开始的西部战略防御，慢慢转向中部，并慢慢向东部与沿海黑土地城市战略扩张与转移，因此定都西安是不顺应潮流与大势发展的，更不顺应国情与民心所向。
南京是六朝古都，从魏晋南北朝的东晋、宋、齐、梁、陈，到五代十国的南唐，再到后来的明朝，太平天国，均定都在此。因为这是其土生土长的所在地，就和当初三国东吴一样，是无法选择也割舍不开的。而明朝定都于此，则恰恰是汉人将发现中心从西部向东部转移的经典体现。毛泽东曾经说：“南京是蒋介石江浙派系的发源地！”那样的话，我国建都南京便意味着存在着许多暗流涌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众所周知，国都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为一个国家的权威与主权象征，从地理位置上看，南京距离长城以北太远，距离日本也太远，这些都是不利因素。倒过来看，南京距离港澳台又更近，这些都是不利的地缘政治，而相比其他城市来说，我党在南京的群众基础与根基较浅，一旦局势有变，更加增加难以得到苏联与大后方的支持。
洛阳与开封，洛阳号虽然称九朝古都，而开封则是宋朝时期最繁华的城市，却洛阳与开封也有时代与地理位置的局限性的，长期以来均是经济落后，交通各方面问题都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
新中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完成了从西部向中部再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转移，定都中原并不符合国情，更不符合潮流与大趋势。
洛阳、开封，为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的中段，历年洪涝最为肆虐的所在地。因此，定都此地，洪涝则是跨不过去的一道最大难题。形之下，中央最终定都北平。
定都北平，在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我空军受阅战机，看起来有几十架，可实际上仅17架。中外史上都极其罕见的，这些飞机在毛泽东的命令下都是挂实弹受阅，目的就是为了抵御国民党来犯之敌。
蒋介石已经龟缩台湾，但企图利用飞机对我开国大典进行轰炸，他并进行了缜密的安排。
蒋介石办公室原主任俞济时回忆，针对我国开国大典的轰炸，蒋介石先命令与空军司令周至柔交换了意见。
周至柔认为轰炸北平必须在中途加油，中共已经有空军了，长途奔袭，极有可能有去无回可能，且收效不大，徒增伤亡，建议取消。然而，周至柔还是组建了一支空军突击队，随时待命，等候蒋介石的命令。
蒋介石最北边的空军基地在金门岛，到北京直线距离有1700多公里，在中途不加油的情况下，有可能连北京都飞不到就便机毁人亡了。因此周至柔认为，必须请求美国人的援助，允许空军中途备降韩国釜山美空军基地加油。然而当蒋介石向美方提出这一请求时，立马遭到了美方的严词拒绝。根据分析，其原因其二：一、美苏冷战，美国不愿意得罪新中国，过早在亚洲树敌。二、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做法并不赞同，认为其做法毫无意义。
最终，迫使蒋介石还是取消了派飞机对我新中国开国大典进行轰炸，而是选择在收音机上见证了我新中国的诞生的事实。
如果首都选择南京，金门与南京的距离就进了，那明显危险性就大得多了，蒋介石完全有可能性实现其拼死一搏狗急跳墙，狂轰滥炸。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新中国定都北京的战略布局由此的伟大。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最终一致通过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
《礼记·中庸》曾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这样走一步看三步的超前眼光与伟大战略布局，才做到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与人民的解放。
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军的指挥中心，又是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来解放区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真实窗口，共产党怎样与民主党、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领导的解放军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以及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人民生活状况，享受充分的民主生活，政治生活，人民当家做主人状况。
在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中共中央指示有关地方党组织，就新政协的有关问题，与民主人士进行真诚的协商。仅香港分局就组织了8次座谈协商会，得到民主人士的广泛认同。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组织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政治协商活动更为频繁，例如，1949年1月16日，周恩来到李家庄与民主人士座谈，持续了4个多小时。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多层次、广泛性的政治协商活动，为政治协商的制度化建立起了基础。
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各地前来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77人的名单及其他各项拟成一个文件，内容邀请政治协商。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同在李家庄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充分商讨，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共中央将这个草案发东北局，征求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意见。经过反复磋商，中共中央在充分吸收各民主党派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于11月25日，与各民主党派代表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的达成，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开端。
西柏坡开展的一系列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各民主党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格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形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在《共同纲领》确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始。
从“五一口号”发布算起，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共进行了14个月，而西柏坡就占了11个月时间。西柏坡是人民政协的发起阶段和筹备的前期阶段，各项筹备工作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开创性。
新政协代表接送到解放区，是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前提条件。从1948年秋开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亲自指挥，中央统战部协调安排，有关地方党组织周密组织，实施了秘密的、复杂的接送民主人士行动。经梳理有关资料，西柏坡中共地下党组织接送了3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达解放区，其中的139人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见证了从政协到新中国的诞生历史。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政协的号召者和召集者，在筹备过程中必须要提出一个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全面覆盖面，还得到各方所认同，而且保证中共领导地位的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名单，草拟名单是项非常复杂的工作，直接关系着新政协的成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央统战部做了大量的具体的拟议工作。1949年2月28日，中央统战部的一份综合报告中说，西柏坡所拟议的“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总数尚未能最后确定，约为40个左右。其中除去我党及我党直接组织与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各个单位、各解放区人民政府、全国总工会、农民团体、青联、妇联、学联、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国内少数民族等共约20个单位外，属于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各个单位，其中左、中、右的情况各有不同。”西柏坡拟议的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虽然后来有所调整和增加，但拟议的基本原则、参加范围、代表基本面没有多大变化，为最终形成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46个单位、662名代表名单。
西柏坡中共中央为了筹备新政协，起草了一系列有关新政协的文件或草案，其中主要有：《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一、二次稿）《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将上述文件一起编印成册，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其中《中国人民民主纲领草稿》为后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为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为政协召开做了铺垫。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带着西柏坡绘就的新中国蓝图进驻北平。在西柏坡新政协筹备工作基础上，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召开。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下，百万大军于4月20日发起渡江战役，23日深夜一举占领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乘胜追击，合围歼灭了芜湖、南京、镇江逃敌，攻占金融中心上海，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部分地区，并向福建及华南、西南挺进。使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成为泡影。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三年来的穷兵黩武，使国统区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已经失去对国民党的信任，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彻底完蛋。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统战部组织下，召开一个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描绘新中国的蓝图，条件已经具备了。
1949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驻北平。
1949年4月1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6月11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协商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成立，由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组成，即（1）中国共产党；（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中国民主同盟；（4）民主建国会；（5）无党派民主人士；（6）中国民主促进会；（7）中国农工民主党；（8）中国人民救国会；（9）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0）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1）中国致公党；（12）中国人民解放军；（13）中华全国总工会；（14）解放区农民团体；（15）产业界民主人士；（16）文化界民主人士：（17）民主教授；（18）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19）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21）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22）国内少数民族；（23）海外华侨民主人士。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同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来自上述23个单位的134位代表与会，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毛泽东以革命气派，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人民的命运一经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符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要筹备好一个足以代表全国各革命阶层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使之能够号召各阶层群众”，号召大家团结一起，各尽其能，为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到底。他还说：“筹备会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全国人民都引颈等待着美丽的结果，我们要更加振奋精神，认真地、严肃地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我们的工作！”
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发言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成立，是表明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基本上摧毁了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统治，革命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新政协是“一种人民的大协商会议”，我们一定要制定出一套“完全合于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原则的联合政府组织大纲的草案来，以便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迅速实现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中华人民统一民主共和国。”
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也先后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努力完成建设新中国的神圣使命。
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修改并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等21人为常务委员。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设立6个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工作。第一小组，主要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组长李维汉；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组长谭平山，副组长周新民；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第四小组，拟订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第五小组，起草宣言，组长郭沫若，副组长陈绍先；第六小组，拟订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由此，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主任毛泽东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协商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共同纲领》是建国纲领，也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准则和指南，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新政协筹备会专门成立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任组长。
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三小组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中指出：“我们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很紧迫，必须加紧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委托中共负责起草。从6月22日起，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连续一周没日没夜起草《共同纲领》。6月30日，初稿顺利完成。
《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而奋斗。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同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它凝聚了共产党人关于建国后政权问题的深入思考，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成为《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的指导思想。
随后，周恩来又主持或出席了多次会议，专门研究修改共同纲领草案，集思广益，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经过充分听取意见，反复修改，共同纲领交由毛泽东审定。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的修改计有8月22日稿、9月5日稿、9月6日稿、9月11日稿和9月13日共五稿。9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给胡乔木，要求：“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目应是《共同纲领》。”在9月11日稿上批示：“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交周副主席，但不要拆版，候起草小组修改后，再印一千份。”还有一张便条上写：“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9月17日，常务委员会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了上述三项文件。至于起草新政协宣言草案及拟定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建议案两项工作，决定移交给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17日，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9月22日，周恩来在会上代表新政协筹委会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着重明确了两点：
一是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将长期存在。周恩来说，关于这个问题“在讨论中曾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这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作用。其次，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主要政策问题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面前，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
二是在《共同纲领》中没有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前途。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通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而在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外景
《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民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之流血牺牲的革命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定了我国的外交、民族、文化教育和人民民主权利等基本政策，在新中国宪法颁布之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的起草，为新政协的召开建立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
协商新政协的代表名单是一件极为复杂繁重的工作。根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不允许参加。”这就要求新政协既有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为基础；要充分照顾各方面，又要防止一切反动党派、反动势力混入，以保持政协阵容的严肃性。
1949年6月19日，筹备会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规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为45个，代表总名额为510名。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以上者，得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者，得推选候补代表1人；候补代表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此外，另设一个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人选，均由筹备会常委会决定。
根据筹委会的规定，第一小组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其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做了很多沟通协调工作。从代表名单看，新政协最终确定的名单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是具有极强的广泛性。新政协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解放军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各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物。
筹委会设立了“特别邀请人士”类别。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前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前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前海军宿将萨镇冰，老同盟会员张难先，长期在老解放区工作的陈瑾昆，著名艺术家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商务印书馆老板、前清翰林张元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都在邀请之列。
国民党方面，有曾经是南京政府和谈首席代表的张治中以及和谈代表邵力子、黄绍肱、刘斐、李蒸；有为国共和谈而来到解放区的“四老”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龙云、董其武、邓宝珊、陈明仁等人。
筹委会专门设定了“无党派民主人士”派别，专门吸纳没有参加任何民主党派，但对民主革命有重大贡献，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郭沫若、马寅初等人。周恩来说，他们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1948年秋至1949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先后恢复和建立。1948年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恢复；1949年3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3月底4月初，首次全国妇女大会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5月，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随后，全国自然科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代表也分别举行会议，成立相关的全国性组织的筹备委员会。这些全国性的人民团体，都参加了新政协。
1949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尚未解放的地区，新政协专门为其预留了十分之一的代表名额。据说，新政协名单所列单位中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的一些满族人因此而哭了（实际代表中，如齐燕铭、罗常培是满族）。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在召开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时作了弥补。
这尤其体现在对一些党派的严格把关上。对申请参加新政协的党派，筹委会具体分析、分别处理，对于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者，不能以党派或团体单位的名义参加。同时又注意团结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组织中有民主运动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经过严格把关和充分酝酿，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共和民革、民盟等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之外，明确规定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党派和团体。
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一批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重庆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改名为“九三学社”。由于处于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直到1949年1月才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筹委会认为，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为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应邀请其参加新政协。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之后，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人士，于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的，成立后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于1948年5月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五一口号”。筹委会认为，台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但已经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条件，应邀请参加。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前身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了积极贡献，筹委会同意其参加。
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曾有不少其他党派团体要求参加政协。筹备会共收到要求参加新政协的申请28件，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工党、光复会、中国农工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筹备会经过调查，坚持原则和标准，做了实事求是的处理。对于不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的组织，不考虑他们参加政协，要求他们宣告解散结束组织，但邀请他们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又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给予适当安排。对这些组织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予学习与工作的机会，愿意参加其他民主党派的向有关民主党派推荐。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性质与民革相近，主张联共反蒋，但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于1949年8月在上海宣告解散，其成员大都转入民革，领导人许闻天、邓昊明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民社党革新派成分复杂，其领导人沙彦凯、汪世民以个人身份加入新政协，并在会议期间宣布民社党革新派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自动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盟。中国农工党主席董进时，1949年5月宣布该党停止活动。中国少年劳动党1949年9月正式发表解散公告。国民党CC分子操控的中国民治党，以及为国民党所利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政党”，因其并未参加民主运动，有的还属反动组织，被要求解散。“汉留”等封建帮会性质组织，被勒令解散。
新政协将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当时的形势下，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同民主党派真诚合作，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达到政治上的一致。因此，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和民革、民盟这两个党派采取了相等名额。而在人民解放区、各地区以及工、农、青、妇等单位中，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占多数。这样，既保证了党的领导又促进中共同其他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同刘伯承、陈毅、粟裕邀请部分民主人士游览北平天坛
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筹备会反复沟通、统一思想，9月20日，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终于尘埃落定。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共有45个单位，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总共66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三个党派的正式名额均为16人，候补代表2人。66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约26%，民主党派约占30%。这份名单，囊括了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精英。据说接到这份名单时，毛泽东感叹道：“这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嘛！”
新中国的国歌、国徽、国旗、国都和纪年等方案，由新政协筹委会第六小组负责草拟。著名教育家、民进领导人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在经筹委会批准的前提下，第六小组提出《关于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方案）》，面向全国人民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并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截至8月20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国旗方案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方案112件，图案900副；国歌方案632件，歌词、歌谱694首；意见书24封。
经过充分讨论、认真评选，评选委员会在国都问题上达成一致，都建议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在纪年上，也多倾向于公元纪年。但在国歌、国徽、国旗上，仍存在分歧。为慎重起见，9月17日。新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
国徽审查组马叙伦、陈嘉庚、庄明理等讨论国徽方案
9月22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念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马叙伦召集55名委员集中讨论。
关于国歌，征稿虽多，但一时却难以选定。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但有人提议修改歌词。周恩来插话：“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毛泽东接着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为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被确定了下来。
讨论较多的是国旗方案。在第六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有四种主要意见：一，镰刀锤头交叉并加五角星，但有模仿苏联之感；二，麦穗齿轮并加五角星，图案复杂，不适合作国旗图案；三，两色或三色横条组成旗面，左上或中央置放镰刀锤头或麦穗齿轮或五角星。横条象征长江、黄河和珠江，镰刀锤头象征工农等各阶级联合，但图案也较复杂，且有美国、苏联国旗混杂之感；四，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
几种方案，都各有利弊，评选委员会和专家反复商议，从中选择了32幅，交审查委员会决定。
在9月23日审查委员会讨论时，大家比较倾向于复字32号五星红旗方案，这是一位名叫陈联松的普通职工设计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可是，大家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争论较为激烈。在25日的讨论中，毛泽东建议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他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方案好，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一直关心国旗方案的华侨代表陈嘉庚接着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同意毛主席讲的复字32号国旗方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表示赞同：“我觉得32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其他人也相继发言，五星红旗的方案最终得到通过。
关于国徽，鉴于大家对当时所涉及的国徽图案均不满意，毛泽东建议：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纪年，大多数人赞同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我们采用公元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过去用中华民国，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是，我们政府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黄炎培接着说：“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很麻烦。”毛泽东风趣地接话：“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不一样！”于是，公元纪年得以确立。
国号的讨论最为激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初，几次在中共党内文件中又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自从1948年8月1日电复香港民主人士直至筹备会召开，政协有关文件中用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筹备会上，黄炎培、张志让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基本达成一致，同意后者。
1949年9月21日，经过三个多月的充分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1949年9月21日19时，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
这是一次肩负着建国使命的时代盛会。参加盛会的代表包括中共、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共662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有著名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有爱国华侨陈嘉庚、司徒美堂；有文化名人梅兰芳、程砚秋；有原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真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由主席团轮流主持。第一天的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在大会上致词：“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不再是被人欺辱的民族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从9月21日到30日，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其他参加新政协的人士进行了大会发言。
何香凝
民革代表何香凝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对内实现国家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外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孙先生了！”李济深说：“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郑重表示，我们对于人民政协向大会提出的原草案，完全赞同”。“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证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张澜
民盟代表张澜发言：“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也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践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提高发挥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
黄炎培
民建代表黄炎培在发言中把中国比喻成为一所新建的大厦，他说：“这一所大厦，是钢骨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单位就是一根一根柱子。这钢骨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厦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厦屋顶的旗帜就是“新民主主义”。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有两个大字，就是“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这所大厦的主人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这一比喻，贴切而形象地揭示出新中国的政权基础、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结下的深厚友谊，将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续发扬光大！
民进代表马叙伦说：“革命胜利后最重要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所以我们必须共同来鼓励私人资本，即海外华侨与国家资本有计划地合作，发展工业”。“在思想方面，我们更应当注意所谓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要是不把英美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加以澄清，这种思想就会残留下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加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广大地推行这种教育。”
农工党代表彭泽民在发言中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共同纲领是中共最低的纲领，是要一字一句对中国人民负责，使其彻底实现的。相信中共有此诚意，有此决心并有此力量，使这建国纲领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兑现。第二，完全承认政治协商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政策，也是走向革命胜利的最好的保证。第三，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我们认为这是马列主义的国家制度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民主集中的人民自己负责的政权。在本质上与欧美三权分立的旧民主的国家制度，绝无相同之点。”
致公党代表陈其尤说：“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虽然还不是直接经过人民普选出来的，但是他们不仅都来自民间而且都是多年与反动派作过残酷斗争的人，所以都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在全国代表大会未召开之前，人民政协会议及其所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可以充分代表人民执行政权的。”
许德珩
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指出：“出席这次会议的人物，是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92岁的老翁，也有21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华侨，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大家“空前未有的团聚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
谢雪红
台盟代表谢雪红发言表示：“全台湾省人民完全拥护这个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全支持这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完全同意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在这个共同纲领中的每一条都代表我们的利益，为着这个纲领的全部实现，必须努力到底。”
民促代表蔡廷锴、民联代表陈铭枢、救国会代表沙千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郭沫若等也在一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在发言中充分表达了对新中国前景的美好展望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充分信任，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好新中国。
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29日，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
毛泽东和周恩来特别尊重宋庆龄，宋庆龄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又是孙中山夫人，孙中山内贤助。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残酷杀害革命同胞，用他能进的力量救援，同时暗中给共产党办事，抗日战时期，给八路军和解放军送救护药品和医疗器件设备。也是冒着危险做她应做的事情，在解放区由华侨捐资办洛杉矶幼儿园。
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参加政协的信
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毛泽东”，时期“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参加政协的信
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耑上。敬颂”，“大安”。“周恩来”，日期：“一九四九 .六 .廿一”。
周恩来写完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去看。毛泽东看过之后，认为“略陈”不够恭敬，便动笔将其改成了“谨陈”。周恩来认可这种修改，同时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也就这样将信原样送出。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宋庆龄的一种特殊的非同寻常的尊重。
中共中央派出邓颖超作为代表，专程赴上海迎接宋庆龄。邓颖超与廖梦醒一起前往宋宅拜望，呈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后，又向宋庆龄当面表达了同志们盼望她亲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的迫切心情。宋庆龄听罢很是高兴，但也很是犹豫。她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吧”。
此前，宋庆龄曾经两次踏上北平的土地。第一次是她陪同孙中山先生北上，1924年12月31日到达北平。当时中山先生已经病势沉重。宋庆龄席不暇暖、衣不解带地服侍照顾着自己的丈夫。北平的政治环境十分堪忧。段祺瑞政府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孙中山为此异常愤怒，后来病情加重，终致不起。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宋庆龄料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将灵榇送至香山碧云寺安放，然后就离开了北平。她只有三十二岁。这件事对她的伤害很大。
1929年，宋庆龄从苏联经东北第二次来到北平。她到碧云寺亲自为孙中山先生换装，并更换棺木。事毕，她又一路护送灵寝到南京中山陵安葬。两次的北平之行都令宋庆龄十分伤心，她怕到北平去，怕勾起自己痛苦的回忆。但她又清醒地认识到，建立新中国是一件大事，这正是自己与无数同志数十年斗争的结果。她徘徊，她犹豫。为了等待宋庆龄的决定，邓颖超和廖梦醒在上海住了竟两个多月。
最终，宋庆龄同意北上!消息传到北平，毛泽东兴奋异常。他立刻表示要亲自到车站迎接。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五十余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最高领导人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只有刘少奇因访苏刚刚回到东北而没有前往迎接。据在场的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同志介绍，毛泽东等人都是提前近一个小时就到了车站，所有人都站在月台上恭候，没有一个人坐下休息。除了这些领导人之外，就是身穿统一服装、戴着白色遮阳帽的洛杉矶幼儿园的孩子们。洛杉矶幼儿园是宋庆龄用美国洛杉矶华人、华侨捐献的款物在延安建立起来的。这个幼儿园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领袖和烈士的子女。
下午四时，列车缓缓驶入车站。毛泽东登上车厢，亲自迎接宋庆龄下车。毛泽东与宋庆龄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泽东诚挚地表示：“我们恭候你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宋庆龄笑着说：“你们做得很好，我愿意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中共中央全体领导人到车站恭候，毛泽东亲自登上车厢迎接，这种规格的欢迎，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是不多见的。
车站上举行了最简短的欢迎仪式。领导人与宋庆龄互致问候，洛杉矶幼儿园的孩子们向宋庆龄献了鲜花。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便请宋庆龄上汽车回饭店休息。毛泽东和周恩来想到孙夫人从上海到北平乘火车时间很长，一路旅途劳顿，故而特意尽快安排她休息。
9月21日至9月30日，宋庆龄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江庸何其人也？江庸，字翊云，号詹翁，祖籍福建长汀县，1878年3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璧山县（今重庆市璧山区）。曾入读致用书院（今渝中区沧白路），与辛亥革命元老杨沧白是同学。21岁时，他进入成都中西学堂习英文，后又经重庆去日本留学。江庸的祖父江怀廷、父亲江瀚都曾在四川为官。江庸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过后成为律师。坚持爱国进步立场，多次拒绝日伪和国民党政府高官利诱，他仍然以律师为职业，挺身为国民党政府迫害的‘七君子’等爱国人士出庭辩护。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毛泽东接见过江庸这位大律师，江庸印象深刻。
1949年8月25日，江庸在自己位于上海的律师楼里，突然收到一封落款印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红色铅印的信函，很引人注目。江庸急忙拆开，只见信上这样写道：
翊云先生：
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人俊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先生事，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
延接。草复。
敬颂道安！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江庸一口气读完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他已经71岁高龄的江庸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他而言，这份荣誉可谓非常珍贵——因为只有宋庆龄和他有幸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邀请信。这一刻，毛泽东曾在西柏坡接见他的情景，历历呈现在眼前。
虽然1945年，江庸曾在重庆见过毛泽东，却未及深谈，此番能够亲睹其风采，感受其为人做事的胸襟和作风，令他对毛泽东更加敬佩。如今，又获毛泽东亲笔邀请书，信中有一段话令他感触良久：“……许先生，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信中提到的许先生即许藻容，乃江庸在西柏坡时向毛泽东推荐的一位法学家。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及时处理，而且还没忘向江庸交待此事。
1949年初，北平已宣告和平解放，一意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下台。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着手准备与共产党议和，意欲寻求几位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往北平探求国共和谈途径。
为此，李宗仁专程从南京飞到上海，邀请江庸、颜惠庆、章士钊等民主人士赴北平协调。江庸等人几经商榷，认为国共议和乃民心所向，表示愿前往一试。但他们既非国民党员，又不在国民政府任职，建议以民意代表的名义前往。李宗仁对此表示赞同。于是，江庸、颜惠庆、章士钊3人组成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同行的还有邵力子，他虽是国民党党员，却一贯主张国共和谈，此次愿以私人身份相随。
江庸等“四老”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1949年2月14日到达北平。受毛泽东指派，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接待了他们。
在与叶剑英的交谈中，江庸坦露心迹：“和谈是合乎全国人民心愿的，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天蒋介石下了台，李宗仁表示了和平的愿望，尽管他分量不够，可共产党也不宜拒绝。”
叶剑英听后，表示愿将他的意见向毛泽东转达。
1949年2月19日，叶剑英向江庸等人传达消息，重开和平谈判的想法已得到毛泽东的认可。2月22日，“四老”在傅作义、邓宝珊的陪同下前往西柏坡面见毛泽东。
他们下了飞机，发现周恩来、杨尚昆等早已在机场迎候。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首先致欢迎词，然后大家相互做自我介绍。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出现了：杨尚昆做完自我介绍后，话音刚落，便见江庸急步迎上前去，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杨主任好！恐怕你不认识我吧。我和你们双江杨家是亲戚，说起来你还是我的内弟呢！”听到江庸这一番话，杨尚昆大为惊讶，在场的人也无不感到困惑不解。
江庸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大律师，而杨尚昆在中共北方局从事抗日武装斗争，两人看似毫无交集的人生经历，又怎么会是亲戚的呢？
原来是这样的，江庸的父亲江瀚与潼南县（今重庆市潼南区）双江镇的首富杨尚模是同僚，经人撮合，江瀚的长子江庸与杨尚模的二姐杨琼英喜结良缘。而江庸的小舅杨尚模正是杨尚昆的堂兄，自然杨尚昆便是江庸的舅子了。
江庸一五一十地为大家解开了谜团，顿时引起满堂笑声。有人说：“杨主任今天是异乡遇亲戚啊！可要好好招待姐夫哥哟！”
江庸除了律师外，还颇喜欢文学，与领袖交往过程中特别爱写诗，他回潼南县。
双江镇为夫人扫墓时，曾写过两首诗：《双江镇道中》和《展杨夫人墓》。《双江镇道中》：新涨宵来与岸齐，酒旗风飐野猫溪。行囊殊以多为累，熟路如何久便迷。绝好山光人独赏，早凉天气鸟争啼。邮程细数双江近，怕看空梁故燕栖。
《展杨夫人墓》：蔓草颓阳里，来惭廿载迟。恐无同穴望，竟有见坟时。生子多弥苦，宁家远未宜。慰君无别语，后妇似君慈。
江庸与陈毅是诗友，且诗文颇得陈毅赞赏。一次，江庸送了一本诗集给陈毅，陈看后回信写道：“尊集收到，病中读之，有清新趣味。古人云诗可以疗疾，信然。大作早岁以情韵胜，晚岁以健劲胜。黄晦闻评早岁作，有中者，有不中者，即可信，又不可全信……”可见二人交往之深。
最令江庸难忘的还是毛泽东与他约谈时的情景。交谈中，毛泽东并未涉及政治和军事，只是随意漫谈，毫无拘束。当时，毛泽东曾这样问他：“江大律师，你看蒋介石为何会失败？”江庸随即答道：“我看他主要是不能用人，只用奴才，不用人才。”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愿意延揽能为人民做事的人的，还望你们几位老先生多多为我们推荐人才啊！”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江庸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10月1日下午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后，江庸又历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1960年2月9日，江庸病逝于上海，享年82岁。
若问江庸为何能获得如此殊荣，并得到毛泽东的格外尊重呢？原中顾委常委、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在一本由杨尚昆题写书名的《江庸诗选》的序文中，对江庸做了颇为中肯的评介，原文如下：
司法界前辈。为我国司法建设和法律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江庸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江庸先生曾为中国的和平统一而奔走。江庸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江庸先生出身书香世家，诗文造诣很深。他是陈毅同志的诗友，在上海期间常有过往。我与先生亦亲切交往过。《江庸诗选》的出版，具有文学和历史价值，亦是陈总之遗愿，甚感欣慰。应江庸先生亲属之嘱，是以为序。
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下午，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投票选举，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来到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委员和国务院组成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了半壁江山。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等。其中民主人士26名，占46.5%。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50%。
政务委员15名，其中民主人士9名，占60%。
政务院下属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5人，担任副职的42人。如担任正职的民主人士有：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林垦部部长梁希，政务院及所属单位机构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司法部部长史良（女），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女），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等。
1949年9月30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闭幕式，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登上主席台。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毛泽东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此，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总结，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充分表明了中国的民主党派已不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或“不合法团体”，而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重任的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革命征程中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自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今，他们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谱写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新篇章！
注2：《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作者：》信息来源：统战新语 发布时间： 2018年05月25日（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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