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五部 选举为新中国领导人
1948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刚刚收复延安，胡宗南的彻底失败，革命新形势开始，中央警卫团保护着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一行人从杨家沟出发，毛泽东骑着老青马，经绥德的吉镇店、刘家坪，4月23日来到了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渡口，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向晋绥解放区出发。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央红军长征以后，我们的党像孩子生了一场病，是陕西的小米，延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使革命站稳了脚跟，打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毛泽东深深地爱着陕西这片土地，心中怀念念不忘。
毛泽东看着眼前涛涛的黄河水，他瞧着陕北熟悉的一草一木，万般留恋地不肯上船。为了更快地解放全中国，让全国人民尽快地过上好日子，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在中央警卫团的催促下，分别上了黄河渡口的木船，船夫解开缆绳，划动船桨，渡船在滚滚的黄河水中，直奔黄河的东岸划了过去。
毛泽东坐船行到黄河中间，他还让参谋长叶子龙以黄河水和陕西的山川为背景，为自己照了一张相，很显然，毛主席是要将万般留恋的陕西摄进镜头，并将熟悉的景物都收到照片中带走。毛主席的坐骑老青马和中央机关的一些骡马，上了另外一条船，可是船到黄河中游，波翻浪涌，船体摇晃，那匹老青马站立不稳“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
坐船渡河的众人一见老青马落水，不由得一声惊叫，毛主席正不知道如何救这匹劳苦功高的老青马，就见那匹老青马好像青龙一样，昂首甩尾，四蹄划动，可是它却没有游向东岸，而是直奔黄河的西岸游了回去——老青马游回西岸后，很快又乘船渡过了黄河，追上了毛主席的队伍，但老青马在黄河水中的惊人之举，最充分地说明，毛泽东不仅心怀天下，而且深深地眷恋着陕北这块热土。
毛泽东过了黄河上了岸，他骑着老青马，经过山西的碛口、寨子山村，于3月24日到达临县三交镇双塔村。
来到了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 （简称中央后委）的机关就设在三交镇双塔村驻地。后委书记叶剑英、后方支队司令员杨尚昆，得训毛泽东要来这里，早早做好迎接中央前委的准备。毛泽东等人，到双塔村住了一夜。直接研究中央机关行动路线问题，商定分为两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此稍作逗留，乘车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中央机关和后委人员则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
第二天下午 ，毛泽东在不骑老青马了，毛泽东换坐叶剑英送的缴获的美制中吉普，上车前他特意去找马夫侯登科。毛泽东用的三匹牲口都是由他喂养。尽管老侯比毛泽东还大几岁但在艰难的转战中不管多么累、情况多么紧张从未掉过队。侯登科马夫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和安全，他不辞辛劳把牲口喂得膘肥体壮，尤其是那匹老青马被他调教得非常驯服，不管白天黑夜上坡下坡总稳稳当当地听人使唤。毛泽东握住正忙着给牲口铡草料的老侯的手亲切地说：“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全靠你喂马。今天我要坐汽车走了，你年纪大了，就骑上老青马行军吧。我们在晋察冀解放区见面”。老侯感激地回答：“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办”。毛泽东又转过身微笑着摸了摸老青马的脸又拍拍它的背，说了几句感激的话才离开。深情重义，仁义重亲，马也重情，毛泽东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告别，情执深重。
毛泽东在神池发表了两篇著名文献——《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那孔简陋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毛主席还亲笔起草了《土地改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对全国新老解放区的土改、整党工作，以及全国解放战争重大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等乘车从双塔村出发，抵达晋绥解放区首府兴县蔡家崖，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会面。对于晋绥解放区当前的工作，毛泽东心中早就就感觉忧患意识。康生在临县搞土改，搞乱了解放区的政策。发现晋绥土改中“左”的错误，毛泽东很重视，曾派秘书胡乔木到临县调查，并在 1947 年的十二月会议上批评了晋绥土改中的错误：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乱打乱杀等现象。
毛泽东抵达蔡家崖，康生早已率土改工作团前往山东渤海地区了。毛泽东在蔡家崖，听取贺龙、李井泉汇报了晋绥解放区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况，并先后召开了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地方干部代表等调查会。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康生在晋西北土改中的胡作非为已造成极大破坏，对此他很痛心。
4月1日，毛泽东在贺龙主持的晋绥干部会上发表了讲话：“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讲话解释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4月2日，毛泽东又对 《晋绥日报》 编辑人员讲话，讲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毛泽东一行人，在蔡家崖停留了8天，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工作，指导晋绥解放区革命工作，4月4日启程。
晋西北山区的崎岖道路上，毛泽东的车队经苛岚、神池、宁武，4月6日下午抵达代县。临逢清明节，大地万象更新，生机盎然，山路草木丛生，花香四境。往前走就到晋察冀解放区，毛泽东心情开朗，途经雁门关，下车凭吊古战场，悲壮场景，联想翩翩。
毛泽东习惯性的拄着柳木拐杖，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道登上雁门关。夕阳西下，放眼长城内外，遥看群山茫茫，霞走云飞；近览重峦叠嶂，峭壑阴森。两座大山对峙，形状犹如天造的两扇大门，护卫着山间的一条盘旋幽曲的穿城之路，峡谷关口，正如雄关漫道真如铁。
毛泽东非常感叹到：“这里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难怪有‘三关’之首这一说”！任弼时接着说：“是啊，雁门关与宁武关、偏关合称三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相传是宋代名将杨六郎镇守三关的地方”。周恩来接话茬说：“相传杨六郎镇守的三关是在河北徐水、唐县一带，不在山西这里”。毛泽东笑着说：“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如果没有史书记载，经后人七传八传时间久了也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条可以确信，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将军李牧大败匈奴的地方，应该不会错的”。周恩来笑道：“古人称这里是‘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呢”！毛泽东将手中的柳木棍指向远方的长城深处说：“中国这么大，长城长万里，凡是有关的地方，人们都说自己这里是天下第一关，也是后来人为祖上引以自豪的一桩事么”！谈笑间毛泽东一行人走下关楼，浏览了雁门关的三座关门，又驻足于李牧祠中的 《武安君庙碑记》 前，边看边朗读碑文。
雁门关，又称“雁门塞”、“西隆关”、“西陉关”。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古人有“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吕氏春秋》、《淮南子》都称“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雄关依山傍险，高踞勾注山 上。东西两翼，山峦起伏。山脊长城，其势蜿蜒，东走平型关、紫荆关、 倒马关，直抵幽燕，连接瀚海；西去轩岗口、宁武关、偏头关、至黄河边。关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砖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 雕嵌“天险”、“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祠立碑，可惜城楼与李牧祠， 均在日寇侵华时焚于一旦.毛泽东等行人没有看见，只有回到驻地。
4月7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和行政科长带领一支精干的警卫部队前往迎接中央前委车队。原计划当天到达五台山区台怀镇，因下雪无法前行。当晚毛泽东被安排在繁峙县伯强村食宿。期间他邀请村干部座谈该村土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了几封重要电报。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电，对城市政策作出重要指示：“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
“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谢有法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许、谭、谢卯东电（指4月1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谢有法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悉。你们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不正确的，即对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及大恶霸分子，也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电报还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鸿门岩是五台山的顶峰，海拔3040米，盘山公路蜿蜒在崎岖的大山里，路窄、弯急、坡陡，山巅上风疾云驰，积雪深处竟达丈余。周恩来亲自指挥修路并提前出发检查沿途道路情况，要求用3天时间修通公路。战士们把积雪切成大块，抱起来扔往崖下。4月11日下午四五点钟雪路修通。周恩来冒着寒风一直等候着毛泽东车队的到达。在夜幕低垂、狂风呼啸中，中央前委的车队通过鸿门岩。毛泽东转而下车步行，与周恩来互相搀扶着，并肩越过了五台山峰顶雪坡。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位于山西五台县东北部，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称为“金五台”，五峰环抱，而著称“五台山”。五台山为中国唯一青庙和黄庙交相辉映的佛教道场，最鼎盛时期为唐代，据《古清凉传》，全山寺院多达三百所，尚僧达一万多人，独秀之锋，尚庙存。现遗留寺院共47处。
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这里，五台山五峦巍然、气候清凉的特征与经文描述相符合，佛教徒即把五台山定为文殊菩萨道场。文殊菩萨是大智慧的象征，法身形象多变，依照其形象，可分为一字、五字、六字、八字文殊，其中最常见的是五髻文殊。一般右手握“智慧剑”，象征以智慧剑斩烦恼结。左手持的莲花上放置《般若经》，代表智慧的思维。
毛泽东时小，随母进寺庙，在这里进五台山寺庙颇感心灵之通，以普度众生释迦摩尼众发人生感受。
过了鸿门岩险地，到达五台山佛教中心区台怀镇。毛泽东环顾银蛇飞舞的五台群峰，不禁泛起盎然游兴，遂决定与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夜宿台怀镇塔院寺方丈院。他幽默地说：“今日我们不当和尚，也要撞撞他的钟哩”！毛泽东在方丈院大门前看到“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这副楹联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应广泛宣传。接着，他边走边解释：“我们不是从僧人‘放生’立场出发莫打三春鸟，而是从它们是益鸟能保护庄稼作物和林木这点出发的。”
当晚，塔院寺老方丈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品尝素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询问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座寺庙里当和尚。老方丈告知，鲁智深在菩萨顶当了7个月和尚，后因偷吃狗肉、醉打和尚而被放逐开封相国寺；而杨五郎就在五台山显通寺出家，杨五郎的大铁棍如今为镇山之宝。毛泽东边听边笑着讲起了梁山英雄和杨家将的故事。
翌日，毛泽东等人在老方丈和五台县县长张连奎陪同下游览寺院。在铜殿门前老方丈开启楼门对他们说：“施主请进，这里就是声及全山的铜钟了”。进到楼内，果然见到一口比人还要高的大铜钟挂在那里，周恩来请毛泽东用击木撞一撞铜钟。毛泽东先看看老方丈，老方丈随即合掌施礼道：“施主远道而来，撞击铜钟，必能声震寰宇，为敝寺增辉”。毛泽东这才抬起手对周恩来说：“我们两人一起来吧”！二人一起推击木用力撞响铜钟，那浑厚洪亮的声音传响五台山，震撼神州大地。
来到文殊殿，毛泽东看到几个僧人正在整理由其他寺院移来的残缺不全的清代大藏经，惋惜地叹道：“这么好的文物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实在可惜”！参观天王殿途中，毛泽东无意间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人掏了个大洞，再环视四周，发现几尊弥勒佛也少了脑袋缺了胳膊，便问原委。老方丈痛苦地回忆了抗战期间五台山和尚为掩护抗日军民惨遭日军屠杀、寺庙亦被破坏的往事。
在罗喉寺，周恩来问到这里的僧人都有哪些民族的，当地干部回答：“除汉族外，有蒙、藏、满族”。周恩来嘱咐：“要学会搞统战工作，团结各族僧人，把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做好”。
拜访僧侣看望民众根据相关记载，当晚，塔院寺老方丈请毛泽东一行品尝了素斋。饭间，毛泽东还饶有兴致地询问鲁智深和杨五郎是在五台山哪座寺庙里出家，之后还给大家讲起梁山好汉和杨家将的故事。
毛泽东听毕怒言道：“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毛泽东叮嘱张连奎：“你们要抓紧寺院的修复工作，加强文物保护管理，等革命胜利后可以开放，供广大人民参观游览”。
毛泽东一行还到杨林街看望当地百姓。在一个烟摊前他看到摊主是个老汉，便上前问道：“你是当地人吗？买卖怎么样啊”？老汉见有人跟他打招呼，便大着嗓门答道：“我是本地人，买卖还可以”。毛泽东让跟随他的“小伙计”替他向老汉买了一包哈德门香烟，毛泽东还跟老汉聊天说：“要好好生产，以后会有好日子过呢”！毛泽东走后，这位董福才老汉总觉得刚才买烟的这个人很面善，好像在哪儿见过，又好像在梦里，一时又想不起来。直到多日之后，他才突然想起，那天买烟、跟他握手说话的人竟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在街上公家办公的地方都贴着毛泽东和朱得总司令的像，他常看嘛！
从杨林镇1948年4月11日傍晚，安全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住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随同毛泽东一起来的有周恩来、任弼时及陆定一等。
城南庄位于阜平县城西南12.8 公里处，是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村东山坡上，一排排白色灰顶的平房，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住处。毛泽东走进晋察冀军区院内，环顾四周，兴致勃勃地对聂荣臻等人说：“到了晋察冀，就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 , 群众见了我们都是笑逐颜开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到来，聂荣臻非常高兴，他亲自组织欢迎仪式，又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安排在军区司令部院内住下。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聂荣臻指示保卫部门严格加强防范工作，保卫部门很快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司令部机关除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人不得随意接近毛泽东的住处。进出毛泽东办公地点的人员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就连给毛泽东做饭菜也另辟炉灶，单独进行，人员严格控制，无关人员更不得接近。此外，聂荣臻还规定在毛泽东休息睡觉的时候，除非特殊情况，尽量不要干扰他。
毛泽东住下后，十分满意。工作之余，他走出晋察冀军区大院，到外散步，不是到田间查看庄稼长势，就是找农民了解当地的情况。
一天早晨，太阳刚爬出山头，毛泽东在散步的路上，遇见一个翻身农民，正往地里送粪，便微笑着向他打招呼。这个朴实的农民叫李国祥，他见眼前这位身材魁梧，面容慈祥的陌生客人，心里暗想：一定是位大官。
“家里几口人” ?毛泽东亲切地问。
李国祥叹息着说：“咳，两个闺女”。毛泽东微笑着连声说：“闺女好，闺女也顶事”。
两个人接着拉起家常。时过不久，李国祥得知那天同他聊天说话的人是毛泽东，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哇，我还见到毛泽东了。
毛泽东同李国祥拉家常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城南庄，广大翻身农民都盼望有机会见见毛泽东。
有一天，毛泽东来到翻身农民邸连奎家。见到毛泽东，邸连奎心情无比激动，他赶忙请毛泽东到炕上坐下，往日有千言万语，这时却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直觉得心在怦怦地跳，泪水不由在眼里直打转转。
解放前，邸连奎家祖祖辈辈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上无片瓦，下无垄地，一年四季填不饱肚皮。邸连奎好不容易刚把媳妇娶到家，却因贫病交加，媳妇又离他而去。从此就剩下他光棍一条，过着孤独而凄凉的生活。土改后，邸连奎分了房子和土地，他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恩情。
毛泽东微笑着问：“土改后分了几间房，多少地，家里有几口人，生活上还有哪些困难”?
“自达土改后，生活过得挺好，不缺吃不愁穿的，啥困难也没有，就是缺个做饭的”。邸连奎回答。
毛泽东在和邸连奎的言谈中，得知邸连奎的妻子因病饿而死，家里只剩下他一人，孤孤零零，连个做饭缝衣的帮手都没有时。关心地说：“人民解放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可以再找个老伴嘛”。
毛泽东临别时，邸连奎送出很远很远，直到毛泽东的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他还目不转睛地望着 ......
4月30日，毛泽东起草了五一劳动节口号，这是中共中央从城南庄向全国发出第一文告。多达23条的《五一劳动节口号》，把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分析、判断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告天下。它犹如4月的春雷，激荡在国内外。
5月1日夜晚，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毛泽东还在伏案疾书，他正以个人的名义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商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
此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城南庄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时称“五大书记”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外，还有陈毅、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人。这是“五大书记”会合后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原来列为会议的第六个议题，实际上是首先讨论的。
在会上，粟裕着重汇报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并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了粟裕的汇报，当即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于5月7日结束。中共中央同时采取了一项重要组织措施，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用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殷切期望。同时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战略构想，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是切实可行的。主要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等有关重大事宜。粟裕周密地考虑了中原战场形势的变化，权衡了渡江南进的利弊，认为三个纵队渡江后不一定能吸引国民党的主力回防，反而会分散自己的兵力，加上其他不利条件，不如继续留在中原作战为好。听取了粟裕的汇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讨论研究，改变了原来准备派遣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由湖北宜昌、沙市一带渡江直插闽浙赣的打算，决心先集中优势兵力，尽可能在长江以北多歼灭敌人主力，然后再渡长江。这是构成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字原则。同时 ,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
毛泽东在城南庄还签发了准备解放济南的命令，电告西柏坡刘少奇、周恩来等转告山东各方面，震撼全国的济南战役很快就要打响了。
5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送走与会人员，心情非常兴奋，没有休息。挥笔给挺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拟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稿。
5月中旬的一天拂晓，城南庄里的公鸡己叫了几遍，天色己微明。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见天色己亮，便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换上睡衣，吃过安眠药，上床休息。
正当人们吃早饭的时候 , 城南庄上空，突然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人们纷纷放下碗筷，跑到屋外抬头观望，都惊住了：敌机飞来轰炸了?!这时防空警报响起。警卫员听到防空警报，心里非常焦急，徘徊在毛泽东屋前。按理说，应该让毛泽东进防空洞，但毛泽东日夜工作，休息很少，太辛苦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睡觉很困难，有时甚至吃两次安眠药都难以入睡，所以一旦睡着，谁也不忍心惊醒他。何况现在睡得正香，以致敌机在头顶上呼啸而过的雷鸣般声响都没能惊醒他。
一架敌机先是飞临城南庄上空，转了两圈，接着便嗡嗡着朝北平方向飞走了。敌机飞走后，警卫人员马上意识到这是侦察机，轰炸机随后就会来袭击，而军区大院建在村东空旷之处，盖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目标明显，很容易被敌机侦察到。
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警卫人员决定不惊扰他，但做好了一切防空准备。8点多钟，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又拉响了。李银桥立即跑到毛泽东的床前喊：“主席、主席，有情况…… ”
“哪个”?毛泽东被惊醒，朦胧着两眼看着李银桥。警卫排长阎长林扶他坐起来，大声报告：“主席 , 敌机要来轰炸了。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肯定来的是轰炸机，请主席赶快进防空洞”。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 , 但他却毫不在意地说：“给我拿烟来”。毛泽东历来都是遇事不惊，从容不迫，稳如泰山。
眼下，敌机就在头顶上盘旋，情况异常紧张。李银桥见毛泽东仍不慌不忙地躺在床上，便大声叫起来：“主席，来不及了”！毛泽东仍不慌不忙地问：“丢炸弹了吗”?
这时聂荣臻走到毛泽东屋内，见他还在床上，便以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这时还十分风趣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 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站在屋内的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见毛泽东不想进防空洞，连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毛泽东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聂荣臻着急了，让警卫人员拿来担架 , 和赵尔陆一起把毛泽东扶上担架，抬起就走，这时，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接过担架一溜小跑奔向防空洞。
毛泽东刚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狠狠地扔下了几枚炸弹，轰隆隆一阵巨响，炸弹在院子里爆炸了。
敌机走后，警卫人员匆匆赶去察看被轰炸的现场。敌机共投下了五颗炸弹 ,每个炸弹有25磅，5～10个捆在一起。 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在房后山坡上没有爆炸 , 一枚正落在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离驻地较远的地方。敌机投下的是几颗杀伤弹，把毛泽东住的那两间房子的门窗玻璃全部震碎，屋内还飞进不少弹片，房间中的两个暖水瓶，也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水流了一地。察看完了现场，人们不禁有些后怕, 如果房后山坡上的那颗炸弹爆炸了，如果毛泽东的动作再慢一, 如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等再晚走几天，真是后果将不堪设想。
敌机的炸弹为什么投的如此准确？至到大同、保定解放后，才从敌伪档案中查清了敌机轰炸城南庄的来龙去脉。
原来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大丰烟厂。烟厂经理孟建德被国民党特务组织收买。以后孟建德又将其同乡、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拉入特务组织，两人均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国民党提供情报外，还密谋往饭菜里投毒。孟建德曾把几包毒药交给了刘从文，让他毒死聂荣臻司令员和军区其他领导人。因怕被查出，刘从文几次想向饭菜里投毒都未敢动手。毛泽东到达城南庄后，聂荣臻指派专人为他做饭，防范十分严密 , 刘从文虽然无法接近, 但这个特务的狗鼻子很灵，他从种种迹象上嗅出了一些味道，分析一定是大人物到了。于是，便送情报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城南庄。情报送到保定特务机关后，敌特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保定特务机关马上向蒋介石的保密局作了详细汇报。保密局又是一阵兴奋，以为这是天赐良机，就毫不犹豫地派出轰炸机，在敌特分子电台的指挥下，向毛泽东的驻地城南庄扔下了罪恶的炸弹。
事情真相大白后，由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孟建德、刘从文和另一名特务刘金昌（注2）。
阜平县有一条优美秀气的河，叫胭脂河。胭脂河边的山沟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叫花山。花山村前村后的山坡沟壑满是花草树木，春天，满山的桃花紫荆花喧闹枝头；秋天，有醉人的野菊、迷人的红叶。村东一条小河，缓缓穿村而过。潺潺的水声夹着百鸟的齐鸣使这个山村更加富有诗情画意。
1948年5月18日凌晨，毛主席的住地城南庄遭敌机轰炸。于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在极端绝密的情况下，毛主席秘密转移到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隐在大山里的巴掌大的美丽小山村--花山村
张冀新刚满十八岁，在花山小学做小学教师。他就是花山村人。主席来之前，村里开了会，说中央工作组首长要来这里住几天，要保密，任何人不准走漏风声。首长住在张冀新家后排的张德山家，于是后排的几家人都将房子腾了出来，挪到前排，几家人挤在一起住。
5月18日傍晚，花山村响起了汽车的轰鸣声。顺着河槽开来几辆汽车。车停稳后，下来一些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随后从第三辆车上下来了一个身材魁伟的大个子。花山村的人第一次见到汽车，都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稀罕儿。张冀新就站在家门口，看见大个子的第一眼，他觉得很面熟，只是想不起来是谁。
首长住的房子旁边有一盘石碾。平时，张冀新他们四五家人吃面都在这里碾米。为了不影响首长办公，他们就到离家很远的另一个碾子上去碾米。
首长来的第三天晚上，张冀新带着疑问，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面熟的人是谁呢?边区家家户户都已经张挂毛泽东画像，张冀新在脑海里几经对照，断定首长就是毛主席!他激动地彻夜未眠，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但这是极端保密的事情，不能讲!
毛泽东每天都要出来散步。张冀新的妻子端着玉米去村上推碾，毛泽东碰见了，拦住了她：“这不是有碾子吗?为什么还到别处去推”?张冀新的妻子回答说，怕影响首长办公。毛泽东说：“就在这儿推，以后不要再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推碾”。毛泽东以为是警卫安排的，就叮嘱他们，“告诉乡亲们，咱们住了人家的房子，不能连碾也不能推，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不要影响群众生活”。
闲了几天的碾子又开始转上了。一天，张冀新与母亲在碾上推碾，他妻子在碾旁罗面。这时候，毛泽东从院里出来了，下了台阶，径直朝石碾走来。
“你是小学教员吗”?浓浓的湘音。
张冀新听见是冲他说话，忙抬起头来应声。
“是”。“你教了多少娃娃”?“34个”。“你教什么课本”?
“我教的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编的课本”。和毛泽东说话，张冀新心海里一直翻滚着激动的泪花，他多想说出一句“您就是毛泽东吧”？然而，几次想说出口，几次又将这个念头压了下去。
毛泽东听说教的是边区课本，连忙就说，“很好，很好”!说罢，他停顿了一下，沉吟良久，对张冀新说：“一定要培养好祖国的下一代”!
毛泽东走了。但毛泽东的这句话，却让张冀新激动万分。一个普通的山村小学教师受到毛泽东的千钧嘱托，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毛泽东这句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千百个教育工作者说的。毛泽东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日理万机，仍然牵挂着祖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祖国的下一代！其心可鉴！毛泽东在村里住了9天，便从花山到了西柏坡。
1948年6月27日至7月6日，在河南睢县、杞县地区，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一部进行了睢杞战役，历时9天，战役结束，俘虏敌人3万余人，毙伤2万4千余人。这次战役虽时间较短，但它使我军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爬坡，而改为居高临下了。粟裕同志说这话时，声情并茂，伸出紧握着的拳头比划示意着。他继续说，这一战役的胜利对全军指战员与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还有济南战役，我认为这两个战役是开展三大战役的前提。
据史书记载，西柏坡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1935年，该村一位教书先生将“卜”改为“坡”，又因与“东柏卜”村相对而座，遂改名为“西柏坡村”。西柏坡被选为解放全中国、筹备新中国的指挥中心，不仅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而且有多年来建立起来的革命基础和政治优势。西柏坡，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的小山村，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水土肥美。她位于平山县中部，正处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80公里。交通方便，易守难攻，既适宜危机时刻向山里撤退，顺利时又便于向城市进军。
平山县革命发动较早，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到1946年，全县党支部为608个，共产党员由1931年的60人发展到19，535人，人民群众听党的话，群众基础较好。自抗日战争以来，平山县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所环抱。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第四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等首脑机关也曾在这里居住长达三年半之久。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县，西柏坡是个模范村。西柏坡1937年冬建党，到1948年时已有党员40名，分布在33户，占全村人数的12.3%，占全村户数的33%。西柏坡村一带村庄稠密，相距多在1－2公里，且沿滹沱河分布，依山傍水滩地肥美，地宽粮丰，稻麦两熟。对于西柏坡一带以及平山县的经济条件，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说过：“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较发达的农业经济，有利于保障军民的经济供给，为党中央驻地提供物质基础。
中共中央工委，在晋擦翼军区选中共中央办公点，西柏坡村一带村庄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西柏坡作为中央工委的驻地呢？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潘开文实地参加了考察和选择。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将来后委一些机关要来，能放得下（至于中央、毛泽东来不来，谁也没说，我们更不知道，并且那应该是以后的事）；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的联系；三是安全问题。尽管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西柏坡村子较小，后边有个小山好防空，并且离周围村相隔有一段距离（1公里左右），便于保密；四是住宿条件。西柏坡当时许多房子都被鬼子烧了，但基础很好，便于建设，将来住在一起比较集中，方便工作，所以便选择西北坡这个农村村庄。
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当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中央工委当时对外称“工校”和“劳大”。刘少奇任校长，朱德为董事，分别称胡校长（胡服，刘少奇化名）、朱校董。
1947年5月，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先期进驻西柏坡。在这里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布并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中共党人，书写壮丽的诗篇，在共和国摇篮中唱响进行曲，你听那尖响的声音，为共和国诞生在全国响起的礼炮，震撼神主大地，那一刻谁也想不到，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突然间在暴风雨中，经过雷闪电鸣，高原江河跨越，豺狼围追堵截，在惊涛海中洗礼，在外来侵略者攻击中，用神奇般的魔力，统一战线抗日，打败侵略者。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异军突起，代表人民的心声，正在摧毁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正在拼杀。毛泽东以自己特有的魅力，走在历史前端，追着前所未有革命战争，为穷苦老百姓创立一个新社会，正在努力拼搏。毛泽东在这里大显身手：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解放战局发展，审时度势，在山东兵团发动的兖州战役结束后，济南战略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它是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的交汇点和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二绥靖区所在地。蒋介石以重兵镇守济南，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坐镇指挥济南部队共有约11万人，另加，徐州三个兵团 17万人也准备北援，力图死保济南。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战，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防御阵地，以城郊强固工事多个支撑组成外围阵地，企图想达到顽固抵抗。1948年7月18日，兖州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军驻守的济南已经陷于孤立状态。
兖州被攻克时，毛泽东就有“拟令许、谭攻济南”想法，希望“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8月12日，毛泽东又提出了攻济打援设想。经过中央军委与华东局、中原局反复交换意见，最后确定：由14万人组成攻济兵团，以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军委发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电报，毛泽东亲自起草攻打济南完，时间已到凌晨3时。电报提出，攻济打援有三种可能。首先争取第一种，即“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其次争取第二种，即“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又议有第三种办法对付敌人，即“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攻济和打援的两个兵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
毛泽东在攻克济南前两日，即1948年7月16日，一气发出五个电报，命令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集中兵团全部“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夺取济南”。恰在山东的中原军区豫皖苏军区司令员所率兵团确定了“你们应返回郓、巨以南，将自己处在邱黄两兵团之间，隔离两兵团，...保障攻济胜利”的作战区域，即贯彻“本次作战，主要是攻克济南，其次才是消灭一部分援兵”的作战方针。
许世友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及当面敌情，于1948年7月17日就确定了攻城部署的基本方针：首先“攻占飞机场，隔断长清、肥城一带保安旅及土顽(约一万五六千人)”，尔后再从东向西首先攻占济南城。“为阻击敌人各方向可能来的援军，对阻援方向做出如下安排：为了确保攻济安全及足够时间，提议以冀鲁豫之一、三两旅担任运河线及其以西地区之阻击，并以一部配合泰西部队肃清肥长地区散匪，以巩固我攻击兵团之后方；韦吉兵团插入徐(州)、新(安镇)线上，必要时以个主力纵队转入到滕临之间，阻击冯治安之北援。胶东集中全力于胶县、高密线上，坚决阻击青岛敌人之西援。粟陈全力拖住邱、黄两兵团”。
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粟裕对于阻援兵团的战斗力深感为难，他认为“我西兵团之七个纵队，除三、八纵队比较完整外(该两纵队每纵亦只二万三至二万五)，其余各纵既不充实，也不完整”，必须重新组建阻援部队。迟滞到9月份，尤其在曲阜会议上与华东局、华东军区、军委等多次协商后，决定以“较为充实”的华东七纵(三个师的满员编制)与粟兵团所属“不充实”的3、10两纵(各只有两个师的不满员部队)调换，强化阻援兵团。
两个月时间里，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部反复协商并报军委和毛泽东确定，以计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完成“主要是攻克济南”任务的攻城兵团。同时确定，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钳形突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以第9、渤海纵队等为攻城东集团，由9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指挥。首先肃清济南东郊之敌，尔后协同西集团攻城；另指挥渤海军区部队攻占泺口，控制黄河铁桥，尔后向南突击。以3、10纵及鲁中南纵队主力组成攻城西集团，由10纵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首先攻占机场，断敌空援，并攻占商埠，尔后在东集团协同下攻城；另指挥两广纵队(约3千人)及外线兵团所属特务团围攻长清之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围攻齐河之敌。以特纵炮1团(欠1个营)、炮3团(欠两个连)及各纵队炮兵团组成东、西两个炮兵群，分别隶属东、西集团，支援攻城作战。以第13纵队为攻城预备队。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阻援兵团，由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指挥：即以4、8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3旅，位于金乡、城武、巨野、嘉祥地区，构筑若干道防御阵地，坚决阻击可能由商丘、砀山地区北援之敌；以鲁中南纵队4个团及第7纵队一部于官桥至膝县之间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节节阻击可能由徐州北援之敌；以第1、第6纵队、第7纵队主力、隶属粟兵团的中野11纵队，以及苏北韦吉兵团2、12纵配属特纵炮兵第2团、第3团两个连，分别集结于济宁、充州和滕县以东地区，待机歼击沿津浦路北援之敌。以11纵和各军区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配合下，积极向当面之敌出击，破坏津浦路、陇海路，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
华野前委决定，济南战役于9 月16 日发起，预计以15 天至20 天时间攻克完济南。
9 月2 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上述攻济南部署。
8 月间，各兵团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在9 月15 日以前完成攻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电报，华东军区和山东省党政领导机关，在华北解放区大力支援下，全面地展开了各项工作准备。
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的军队后勤系统和地方支前系统召开了联席会议，全面地部署了后勤保障工作，至战役发起前，已动员了50 万支前民工，同时为参与阻援的豫皖苏军区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军装、医药等。为了做好接管工作，华东军区组成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并指定了城市警备部队，进行接管和警备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
攻城西集团9 月9 日自济宁、汶上，东集团13 日自泰安、莱芜、章邱等地，分别向济南隐蔽开进。15日，两广纵队等扫除长清西南地区敌保安部队，并包围了长清城的保安团。此时，王耀武判断我军主攻方向在西面，遂将其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机，将第57旅由张夏、崮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郊。
16日午夜，我军发起全线猛攻，经一天激战，西集团歼灭长清齐河守敌后迅速迫近济南西郊。东集团的九纵，按照许世友事先早已确定的“东西对进”原则，一举攻克城东南角的茂岭山、砚池山及回龙岭等制高点。使王耀武判断我主攻方向在东面，急将第19、第57旅东调，并以第15旅及刚空运抵济的整编第74师7个连，自七里河方向向我反击，另以一部增援燕翅山，妄图制止我军的攻势。随后，又将飞机场以西的整编第2师之第211旅调入市区，以增强机动兵力。17 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第2兵团准备经鲁西南北援，第7、第13兵团分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集结，准备沿津浦路北攻。阻援指挥的粟裕获此情报后，即告知刘邓中原局领导，要求做好配合阻援的准备。
17 日，我攻城东集团在炮火支援下，依托有利地形，不断击退敌之反冲击，并乘胜攻克窑头、甸柳庄等地。攻城西集团也继续分路猛攻，至18日，攻克古城、玉皇山、簸箕山、党家庄等地，并以炮火封锁了济南机场，迫使敌人中止空运。接着，许世友为扩大战果，将预备队的13纵加入西集团作战。19日晚，敌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我军争取下，率整编第84师等部3 个旅约2 万人起义，撤离战场。我军趁势前进，至20 日拂晓，占领商埠以西阵地。
我军的连续猛攻和吴化文部起义，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动摇了敌人坚守济南的信心，王耀武向统帅部请求突围，但遭蒋介石严词斥责，并令其坚决固守待遇援。王耀武随即调整部署，除留1 个营守千佛山，1 个团守马鞍山，以3 个旅又1 个团守商埠外，将主力撤入城内。南线之敌3 个兵团，在蒋介石督令下，正分别向商丘、徐州集结中。
20 日，中央军委指示：王耀武部可能突围，应从各方面布置，不使漏网。同时指出：刘峙已令邱清泉兵团集结临城待命援济，应迅速集结打援兵团全力于邹、膝地区，准备歼击北援之敌。除了华东军区迅速动员准备阻击与拦截溃逃之敌外，粟裕也修订了作战方案，以便随时迎击徐州方向上的可能援敌。
许谭依据军委指示，决定以两集团立即向商埠实施突击，以东集团继续肃清城外残敌，积极进行攻城准备。20 日黄昏，西集团经40 分钟的炮火准备和连续爆破，即多路突入敌阵地，至22 日午，完全占领商埠，歼敌两万余人。东集团也肃清了城东残敌，直逼城下。
我攻占商埠后，敌认为我需经三五天的准备才能攻城，因此，将3 个旅集中内城，以4 个旅图置外城，积极加修工事，准备顽抗。
为了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许世友决定立即对外城发起攻击，并作了如下部署：东集团9纵配属坦克4辆于城东永固门正面及东南角突击；渤海纵队一部向城东北角佯攻，另一部位于城东北地区准备堵击可能突围逃窜之敌。西集团13纵由城西南永绥门及其以北实施突击；10纵由城西普利门及永镇门、小北门实施突击。3纵集结商埠为预备队。22 日晚，攻城兵团各突击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进行连续爆破，勇猛突击，经1 小时左右激战，分别突入外城，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至23 日，除个别据点外，攻占外城。
退守内城之敌第15、第19、第57旅等部，妄图依托高厚城墙和坚固工事，作垂死抵抗。蒋介石也下令空军对我所占市区施行区域轰炸，投掷大量炸弹和燃烧弹，使得商埠和外城大片民房被炸起火。居民死伤和财产损失甚重。
南内城高8至12米，底宽10至11米，顶宽8至9米，并有上中下三层火力点。我军为迅速彻底歼灭济南守军，决定即刻对内城发起总攻。以第9纵队、渤海纵队由东南方向，第3、第13纵队由西、西南方向实行突击。23 日18 时，我军全部火炮均参加了火力准备。1小时后，各突击分队发起攻击。王耀武率其残部拼死抵抗。19时53分，第9纵队第79团由东门南侧突破，一个多连登上城头，但因桥被守军打断，后续不继，血战1小时后，全部壮烈牺牲。第13纵队第109团突上城头两个营，遭守军连续反击，经两小时激战，除有两个连突入城内，据守少数房屋坚持战斗外，大部伤亡，突破口为守军重占，其余部队的攻击亦未成功。
在此紧急情况下，许司令令各部重新调整部署，开展火线军事民主，严密组织炮火、爆破、突击三者的协同和后续部队的跟进。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后，于24 日2时25分，第9纵队第73团经过反复攻击，终于攻占城东南角，拂晓时，纵队主力与渤纵一部，源源不断入城与守军展开巷战。13纵109团在已入城的两个连接应下，亦于拂晓攻上城头，主力及3纵亦跟随突破口入城，向纵深发展攻击。战至21时，全歼守敌，济南宣告解放。许世友以的“围而不攻”方式阻断的马鞍山、千佛山守军分别于25日、26日缴械投降。王耀武化装逃至寿光县境，为我严密设防的华东军区地方武装俘获。
此次战役，敌共出动战斗机375 架次，轰炸机71 架次，战斗轰炸两用机50 架次，实行狂轰烂炸，另以运输机27 架次空运部队及物资，但终未能挽救济南守军的覆殁命运。
由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严令督促，但因我军攻城迅速，至我军攻克济南时，敌第2兵团前锋才进至城武、曹县地区，主力的第7、第13兵团尚未集结完毕。粟裕用了两个月时间艰难组建的“阻援兵团”，始终一枪未发，实现了在山东休整的目标。
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守敌，慑于我军声威，纷纷弃城逃窜。山东境内除青岛及南部边沿少数据点尚为敌占领外，其余全获解放。在此期间，中原军区各部，例如粟裕任司令员豫皖苏的豫皖苏军区等，辗转活动于南阳、确山间及大洪山、桐柏山和许昌、漯河以西地区，有效地钳制了白崇禧集团各部，有力地策应了攻济作战。华东各军区及以及冀鲁豫军区武装也积极向当面之敌发动进攻，计克沭阳、泗县、民权等城镇10余处，破铁路百余公里，截歼逃敌4700 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作战。而活捉王耀武的成功，正是华东军区全面动员的结果。
各接管机构和卫戌部队，紧随作战部队之后进入济南市区，进行接管和担任警备，作战部队也一面作战，一面协助接管和警备，在战火弥漫中，积极地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博得了各界人士的同声赞誉。
济南战役的顺利、迅猛、迅速，完全出乎蒋、毛的预料。蒋介石亲自乘飞机到济南上空观察后才敢确信济南已被攻克，而毛泽东也是从“中央社”的报道中才确信济南已被许世友所部解放。
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经过8昼夜连续作战，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4290人(其中俘敌61870人，起义2万余人，毙伤23420人)，俘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继掖县、莱阳、周村、潍县、兖州之后，继续大规模攻坚战。而济南战役本身，则完全实现了军委确定的“此次战役，以攻克济南为主”的战略战役目标，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10 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进一步削弱了敌军士气，从根本上动摇了敌人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我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济南的攻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继津胶济路青岛以西段全部为我所控制后，浦路徐州以北至天津以南段也被我军全部控制，从而大大地改善了支援前线的条件。同时，按照预定的计划，作为战略兵团的山东兵团得以按照5月份就确定的计划全部南下，与中原、苏北各部协同，在陇海路东段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逐次歼灭徐州地区的敌人。山东兵团下属9纵25师73团、13纵109团，接山东兵团申报后，军委分别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称号。鼓舞了解放军士气，增强人民解放全中国信心，军民团结谁能敌，英雄气慨。
济南攻克后，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赋诗一首赠送许世友，对山东兵团的伟大战绩表示了由衷的祝贺和称赞：
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是英雄猛如虎。
今日西进战胶济，泉城活捉王耀武。
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伤感感到：“戡乱时期的剿共军事，以三十七年九月下旬济南的失陷(即济南战役)，作为一个转捩点。在此以前，可以说胜败之机，犹未大定，国军努力的机会，还有争取的可能。但在此以后，显然已成江河日下之势，狂澜既倒，无可挽回矣。......济南为山东心脏，济南一失，整个山东就全成了一块死棋，而打通津浦，连贯南北，遂全然绝望。......其在共军方面，既已掌握了山东，自可抽调山东的共军，转移使用于其他战场，于是无论东北、华北、华中，均将造成我军之力日消、敌军之力日长的趋势”。解放军攻克了济南，陈诚觉得国民党走下坡路了，自取灭亡的一种悲哀。
注1：济南战役 . .人民网 . 2016-09-25，
毛泽东从整个战略考虑，以及局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东北是解放军在日本投降时期，中共和毛泽东一部好棋，到东北去伙同当地共产党部队，建立起巩固解放军根据地，跟国民党挣得大部分农村根据地，开战了广泛的土地革命，扩充解放军革命队伍，为解放辽沈打好基础。再跟国民党战斗中，锻炼了部队，早就革命气质。
毛泽东将战略大决战，首战方向指向东北战场，毛泽东从战略全局下，从局部战略优势决战的观察，国共双方在其他地区已处于相持状态，蒋已很难抽出足够的兵力去援助东北国军。加之，东北有人民解放军已达百万之多，兵力雄厚，在人数上已远远超越东北国军，装备较好，士气高昂；经过连续作战，东北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地改革和清剿土匪都已完成，有着巩固的后方。如果我军能在东北国军尚未撤走时就把它消灭掉，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大举入关，从而改变整个军事局势。这时，蒋介石正在举棋未定，东北的解放军已包围了长春、沈阳，东北国军已较孤立了，正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看见的大好时机，若是从战略上下决心打锦州，把东北的陆路门封死，成为关门打狗出奇制胜的条件。
这种机会，在历史上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毛泽东摸透了蒋介石的心里，放弃东北，等于丢掉一块工业基地地盘，自己固守可能有一线希望，蒋还有梦想大城市交通干线是自己的，可以在海上征援东北，利用铁路快速，相互接应的心里。就在这时毛泽东没有给蒋介石这个机会，做出了截断援军路线。反复和东北解放军磋商，议定东北解放战略方针。蒋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会下如此大的决心进行战略决战。 1948年9月国共两军的总体力量对比，国民党部队还占上风，共产党军队较占下风，按蒋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展开大的战略进攻。蒋在犹豫徘徊中，不愿意割舍放弃东北、华北等重要地区，以便把自己尚存的几支精锐主力集中到南线，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蒋在 1948 年 7 月 16 日召集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研究东北战略方针时，“设为只要沈阳粮煤可以自给无虞，则不如准其固守待时，而不必急令其出击打通锦沈路也。只要沈阳能固守不失，整补战力，则东北决不敢进扰华北，故决定坚守。而且世界大势必将变化，不如沉机待时也”。蒋舍不得丢弃东北有总体考量的：东北国军也可以在军事上牵制东北林彪的百万大军，使得共军无法入关作战，从而减少华北国军的压力。若实在不行就把东北国军撤至华中地区，可以加强国军在华中地区的防御。在蒋看来东北部队可以从容进退，却未意识到会有连退都不可能的时候。蒋很看重城池的得失，哪里也不想放弃，这也不想主动撤退，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构想，恰恰证明是致命的打击。约55万人的东北国军虽兵力雄厚、装备良好，其中还有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这两个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但已被我军孤立分散在互不相连的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给养困难，士气逐渐低落。到1948年9月间蒋也意识到了危险快要到来，已有将长春、沈阳主力撤出的打算，“研究撤守长春，把东北主力集中辽西，必要时放弃沈阳，以巩固华北、稳定全局的计划”。但遭到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坚决反对，廖耀湘等其他东北国军高级将领也很担忧，害怕离开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后会被解放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掉，蒋再次举步维艰，举棋不定。
东北的态势是：长春在最东边，锦州在最西边，沈阳守军最多，解放军要先从哪里打起呢？这个问题颇费斟酌：一是先打长春。长春的国军约 10 万人，远离关内、孤悬北边，被我军围困已达 5 个月，补给非常困难，解放军的北满根据地又在它旁边。如果能把长春打下来，战果也是不小的，并且风险也不太大，较有把握。二是先打锦州。锦州既是北宁铁路线上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道（当时北宁铁路从锦州到关内段尚能畅通），又是可对长春、沈阳国军进行空运补给的基地，非常重要；但对解放军却不利，离主力集结的北满根据地较远，作战需要长途奔袭，补给线较长，假如不能迅速打下锦州，就会受到沈阳和华北的国军的两面夹击，让部队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不断考虑利弊得失，与东北解放军林彪再三商议，最后认定先攻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同关内的联系、关门打狗，各个击破，最为有利；如果我军有最大的决心和充足的准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早在 1948 年 2 月 7 日，毛当时还在陕北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电报中说：“人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毛电报里问道：“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重点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毛蒋二人都知道锦州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却蒋忽略解放军，历来是声东击西，被解放军的奇袭搞蒙了。蒋介石认为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都在北满，又未识破对方的一些佯动。误以为解放军会将进攻重点放在长春，一直到解放军突然包围义县并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时，蒋介石才恍然大悟过来，他才慌忙调整部署应对混乱局面。对先打锦州起初毛泽东仍以商量的口吻征求林彪的意见，并未下最后命令。林打仗向来极谨慎，很在意减少伤亡，对冒险的仗很慎重甚至有点保守。他对先打锦州一直顾虑重重，担心若久攻不下，国军援兵就可从华北和海上增援，解放军将会陷入被动状态，所以再三向毛泽东提议先打长春，并于4月18日报告中央军委说明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林考虑的是小风险和渐进的打法。4月22日，毛泽东复电林同意先打长春，但强调：“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5 月下旬，林先派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遂改用严密围而待攻城办法。
长春未攻下，林彪表示同意执行南下锦州方案，中间林彪也没少反复，但毛泽东对此很有耐心，先是林彪提出攻打锦州的条件，让聂荣臻部帮忙拖住傅作义的华北部队，毛泽东答应并作了部署。可能兄弟部队协助的效果不太明显，林彪又有一些犹豫，强调存在的困难。但到了后来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求林彪站到全国大战略的高度考虑问题，为加快战争进程必须先打锦州。毛泽东坚持认为先打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与关内的联系，各个击破最为有利，并且是可以做到的。于是 1948 年 9 月 7 日即九月政治局会议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说：“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 18 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 （第一个大战役） 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 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壮况。
毛泽东同时告诫，你们应当注意：1、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2、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3、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 （粮食、弹药、新兵等） 和处理俘虏事宜”。9月10日，林、罗向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 12 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 13 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
与此同时，蒋介石同卫立煌等在坚守还是放弃东北的问题上争论越来越激烈时。东北国军 55 万人，沈阳驻守着由卫立煌直接指挥的两个兵团共 30 万人；长春驻守着由郑洞国率领的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 10 万人；范汉杰指挥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 15 万人，驻守在义县到山海关一线，兵力主要在锦州、锦西。当辽沈战役刚开始时，蒋还是颇有信心的，他的战略方针是计划锦州与沈阳的军队汇合，两地夹攻歼灭林彪。这个战略目标有攻有守，攻彰武，守锦州，但随着锦州被攻，蒋就越来越慌了手脚。
东北野战军于 1948 年 9 月 12 日发起强攻。26 日，林、罗报告中央军委：准备在 27日攻义县，成功后接着打锦西、兴城，再打山海关，假如敌军已逃，再回头打锦州。2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复电，同意他们的计划并指出：歼灭义县等地敌人后，如果先打山海关然后再回头打锦州，则劳师费事，给沈阳之敌以增援时间。不如先打锦州，然后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如有可能直迫天津城下。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在 9 月 28 日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29 日将具体作战部署报告中央军委，并称：“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毛接到电报后很高兴，于 30 日复电：“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如此经过反复商量，最终将当初定的北宁线秋季攻势扩大成全歼东北国军的辽沈决战。
蒋介石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未察觉东北野战军主力会南下奔袭北宁线攻取锦州， 关闭它通往关内的大门，认为毛泽东的手还不敢伸这么长。驻守在锦州的范汉杰在东北野战军包围义县的危急状况下接连致电向蒋求援。蒋一看林彪部都已兵指锦州一下子慌了，急忙于 9 月 30 日飞抵北平从傅作义手里调集第六十二、九十二军等部共 5 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调出第三十九军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由侯镜如指挥组成援锦东进兵团。接着见战事越发吃紧，先后于 10 月 2 日、15日、18 日三飞沈阳亲临前方指挥作战，将卫立煌完全撇在一边，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收复锦州。并越过卫立煌直接命令廖耀湘率兵 10 万出辽西解锦州之围。
国共双方仗打到这里就是明棋了，毛泽东命令林彪尽可能快地攻克锦州。但当林得知国民党援军 4 个师已开到葫芦岛、华北的杨罗耿兵团又因傅作义部向绥东进攻而不能开到山海关至天津段作战后，担心若继续攻打锦州将使自己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攻锦决心再次动摇，便个人以林罗刘名义致电中央军委请示回师转打长春。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才知道，觉得很不妥，“于是他说服林彪撤回这个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他便亲自起草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路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他在这封非常关键的 10 月 3 日上午 9 时的电报中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前一封电报后很生气，大战已到关键时刻林彪居然不想打锦州了，他绝不允许林彪这样做，便立即复电要求林：“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后来毛泽东收到罗荣恒说服林发的第二封电报十分欣慰，在 4 日清晨 6 时电复林罗刘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毛泽东又表示：“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并指示：蒋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 3日 9 时电部署做去”。这样，毛泽东的命令和战略构想得到有效执行。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总攻锦州开始，经过31小时的战斗攻克了锦州。东北野战军阻援部队挫败了蒋妄图分别从沈阳和葫芦岛增援的企图，充分保障了攻锦作战的胜利。毛泽东得知锦州攻克后高兴地致电林罗刘说：锦州作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锦州攻克，意味着关上了东北大门，把东北国军和华北国军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这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败军之将范汉杰被俘后曾评价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解放锦州之后，东北野战军打得非常积极。长时间困守长春的郑洞国主动放下武器，长春变成了和平解放。从沈阳西出后徘徊于新民、彰武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十万之众想从营口撤退时，东北野战军从四面八方将其分割包围经两天激战全歼掉了。11月2日，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和营口。9日收复锦西和葫芦岛。为此，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这种战略大局，在毛泽东战略在辽沈战役中显示出一个天才军事统帅才能，在关系全局大问题上果敢决策的超人魄力，毛泽东的雄心和战略抉择在辽沈战役中起了主要作用，不可否认战略实践。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障了军令畅通，确保了辽沈战役决策的严格落实，由此创造了我军战争史上的经典。辽沈战役历时52天，林罗刘率领的百万雄兵，歼敌47.2万人，其中包括由美国装备并训练、曾在印缅战场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取得震惊中外的巨大胜利，辽沈战役的胜利，给了蒋致命一击。
蒋介石为此在北平和南京两次气得吐血。蒋后来在书中写道：“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人民解放军巩固有较强工业基础的战备后方，也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战备机动部队（70多万人的东北野战军），获得了在战略指导下进行大会战的经验，这对于整个战略大决战的进一步展开和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为此倍感欣慰，在给东北解放的贺电中写道：“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东北解放，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1948年9月下旬，济南战役获胜三天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希望乘胜攻歼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海州国军之战役，称为淮海战役，主要目标为歼灭距离徐州较远的黄百韬第7兵团、李延年第9绥靖区，为夺取徐州做好准备。这一计划符合中国共产党“歼敌于长江以北”之指导思想，随即得到批准 。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电告华野，提出了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的设想，第一歼灭黄百韬兵团，占领新安镇，枣庄，临沂等地，同时，中原野战军应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以减轻华野阻援的压力 。
中野以极小代价占领郑州，开封后，对战役的部署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刘伯承李达等牵制张淦三兵团、黄维十二兵团，迟滞了华中国军向徐州战场的东调。1948年10月27日，中野主力四个纵队由郑州东进进入徐蚌战场，相机行事，此时，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已经发展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配合的战役，由小淮海发展变化为大淮海战役。故为，粟裕不得不提出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次日，毛泽东回电称“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国民党军队在济南失守后，1948年10月，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开始收缩兵力，国军集结了4个兵团(第2、第13、第7、第16兵团)和4个绥靖区(第3、第4、第1、第9绥靖区)部队25个军共约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利用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组成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之“一点两线”防御阵线，加强对防守中原和华东地区，采取战略守势的阵势。
10月底，解放军中原野战军进攻郑州，国军忧虑其可能会与华东野战军在江淮地区会合，为巩固江淮，屏障南京，1948年10月29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按照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提出“守江必守淮”指导思想，提出两种作战方案：一是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做战略防御；当解放军南下时，即集中全力，寻机与解放军决战。(郭汝瑰回忆录)二是放弃徐州，退守淮河进行河川防御。同时，为解决兵力不足，将辽沈战役后驻留葫芦岛的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四军转至蚌埠，支援徐蚌战场。尽管这次会议商定采用第一种作战方案，但直至徐蚌会战开始，国民党仍没有确定作战部署 ，蒋介石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在淮河一带击破解放军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至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刘峙、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确定部署按第一案，主力沿津浦路排开。指挥官人选上，蒋介石希望白崇禧担任总指挥，白崇禧认为国军布阵完全陷入被动，坚决推辞不受任。蒋介石只好在前方指挥机构人选，蒋介石又希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能指挥这场战事，却杜聿明已于1948年10月15日被紧急调往东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一时无可信任人选可派，最后选择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来指挥这场战役。
1948年9月24日济南失守后，国军总部误认为华东野战军需要长时间休整，未能料到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损失不大，能迅速南下进攻徐州，结果粗心大意轻敌。粟裕为迷惑国军，特意在山东开了十几台大功率电台，不停向外发出指令，国军误认为华东野战军主力依然在山东。使徐州剿匪总司令部部署调整、兵力调动也趋于缓慢。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共约15万人，以及部分地方部队与华东野战军共同进行淮海战役，参战兵力达到60万人。实际上，约50万解放军开始从不同方向秘密夜行，在国军不知情下扑向徐州。
1948年11月5日，刘峙见国军各兵团均已报告在正面发现解放军主力有扑向徐州之势，便遵从蒋介石之意，将徐州周边部队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图向淮河一线撤退。命令黄百韬第7兵团、李弥第13兵团退回徐州东郊；经蒙城向蚌埠调动的孙元良第16兵团，经宿县(存在时间1912年-1992年，今安徽省宿州市)北上退回徐州；邱清泉第2兵团退回徐州西郊，造成死守徐州阵势。1948年11月6日，国军调动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12兵团进至太和、阜阳地区东援，徐州、蚌埠战场国军兵力增加到70万人之多。
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1948年11月6日夜间就发起淮海战役攻势，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现国军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战。黄百韬第7兵团因奉令等海州第9绥靖区的第44军西撤，推迟至7日西开。华东野战军借此延误国军，追上正在强渡大运河的第7兵团，负责殿后之第7兵团第63军、第100军83师被迅速歼灭。黄百韬见势不妙，希望李弥第13兵团协助撤退。李弥拿出刘峙命令，执意按计划回撤，拒绝援助。1948年11月8日，防守运河一线之第3绥靖区四分之三以上之官兵，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举行贾汪起义，解放军就此迅速通过第三绥靖区防区。1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山东兵团主力，歼灭第7兵团西撤之先头师，切断第7兵团退路。第7兵团渡过大运河后，走到碾庄时，第64军军长刘镇湘建议，依靠第13兵团在碾庄留下的军事工事，与解放军一场大决战。国防部发来电，称可交战，如能击退敌人再走亦可，这样第7兵团就在碾庄犹豫了一天，最后决定迎战解放军。结果解放军行军速度超出预料，在一日之内，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就攻占碾庄与徐州之间曹八集等各据点要道，11日，华东野战军将第7兵团合围于碾庄地区，国军就此地而惨败。
徐州南方战况，由于宿县之孙元良第16兵团北撤徐州，而协防宿县之刘汝明第4绥靖区也向南撤。由于刘峙指挥慌乱，蒋介石决定1948年11月10日把杜聿明调回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具体负责指挥作战；同时命令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由徐州向东攻击，为黄百韬第7兵团解围。在蚌埠，以第9绥靖区改组建第6兵团，以第4绥靖区改组建第8兵团，两兵团将协同沿津浦铁路两侧向宿县推进。由此，徐州、蚌埠战场国军兵力增加到80万人，而据《国民党视角下的大决战》中，实有兵力50多万。
1948年11月16日，中原野战军攻占张绩武驻防的宿县(存在时间1912年-1992年，今安徽省宿州市)，切断了徐州守军向蚌埠之退路。鉴于淮海战役规模越打越大；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华东、中原区事宜，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后，中原野战军指挥部驻地临涣文昌宫(时属安徽省宿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成为淮海战役总前委驻地。 蒋介石下令黄维第12兵团及蚌埠之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向北推进，重占宿县梦想。
11月13日起，徐州国军以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协同攻击全力解第7兵团之围。开始粟裕令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纵队组成阻援兵团，由10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在侯集、林佟山至大许家地域，实行正面防御阻击徐州国军东援；以苏北兵团各纵队从徐州东南侧击第2、第13兵团增援，在潘塘附近发生激战。在22日第2兵团被华东野战军阻于离碾庄12公里处大许家一线，无法突破。11月19日，华东野战军全力加快对第7兵团的围歼作战，至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将第7兵团10万人全部歼灭，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阵亡。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解放军胜利，国军惨败收场。
国军第7兵团被歼灭，蚌埠进军的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担心被解放军攻击而拖延北进，造成从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增援向宿县进军的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位置突出、孤立，在解放军的阻击下，这3个兵团无法靠拢徐州打通徐州-蚌埠间联系，战场形势对国军极其不利。第12兵团由蒙城出发渡过涡河，1948年11月21日，第12兵团到达南坪集并渡过浍河，发现解放军有合围之势，于23日夜转向东南方向的固镇转移，企图向李延年第6兵团靠拢。中原野战军集中兵力合围黄维第12兵团。
1948年11月23日，为便于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淮海战役总前委移驻临涣以东15华里、浍河北岸的宿县小李家村(时属安徽省宿县，今安徽省濉溪县韩村镇淮海村)。小李家村是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普通小村庄。村周围柏树环绕，郁郁葱葱，比较隐蔽。这里位于徐宿铁路与徐阜公路之间，是敌“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每天都有几批敌机临空侦察或过往，总前委驻在这里，为敌人意料不到的。总前委偶尔移驻小李家村附近纪家、周殷圩等，尔后又复返小李家村。总前委总是随淮海战役变化而改变指挥地点，迷惑敌人。
1948年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将国军第12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之双堆集(时属安徽省宿县，今安徽省濉溪县双堆集镇)。11月27日，黄维指挥第12兵团乘合围尚不严密以4个师兵力为先头向东南方向全力突围，其中第85军第110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率部阵前倒戈，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军心动摇，士气一蹶不振，没有法只得就地固守待援。由此，国军已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由于第7兵团被消灭，徐州东线已完全暴露；徐州往蚌埠之退路，亦因宿县被中原野战军占领而切断。而黄维第12兵团也被解放军合围，有被全歼之危险。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不得不下令徐州驻军第2、第13、第16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江南撤退，徐州剿匪总司令官刘峙离开徐州调到蚌埠指挥第6兵团、第8兵团再次北援，由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30万徐州守军，于1948年11月30日放弃徐州向西南沿永城、涡阳撤退。华东野战军发现国军撤走即以7个纵队30万人发起追击、拦截。同时，由于南线李延年兵团缩回蚌埠，华东野战军又从南线另抽调3个纵队加入北线对杜聿明集团的围攻。杜聿明部途中接到蒋介石命令向东南出击，解救黄维第12兵团，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第13兵团、孙元良第16兵团不得不转攻东南，最终12月4日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12月6日，第16兵团因协调错误，自行突围，大部被歼灭。
中原野战军对黄维第12兵团采取大量土工作业的近迫攻坚战法，对第12兵团合围圈不断缩小，至12月初，第12兵团粮弹不足陷入困境，只能靠有限的空运补给。此外，华东野战军又抽调5个纵队加特种兵纵队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加入对第12兵团的围攻。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因回家奔丧最初没有随军，第12兵团被围后乘飞机进入双堆集包围圈。1948年12月6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对第12兵团全线发起攻击，1948年12月12日发起总攻，至15日第12兵团残部各自突围被歼灭，消灭了国军12万人，俘虏第12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搭乘战一团战二营代营长甘义三座车，单独突围逃出(这部战车为战车二营突围指挥车，仅此车有突围路线地图及资料)，但坦克被解放军击中亦受重伤，嗣即在上海接受手术。
1948年12月16日晚，刘、陈、邓驱车前往华野指挥部驻地安徽萧县蔡洼村同粟裕见面。蔡洼村距总前委驻地小李家村约一百华里。17日早上，谭震林也从山东兵团驻地赶来。刘伯承、邓小平与粟裕、谭震林自在中央苏区分别后，已有十几年没见面，这次战地相聚，心情格外兴奋。总前委五位领导，第一次聚在一起商讨战事，也是淮海战役中唯一的一次聚会。
12月17日整整开了一天会，鉴于杜聿明集团插翅难逃，未成为会议的议题，会议主要研究渡江作战计划与部队整编方案。会间，五位领导在华野指挥部的小土屋前合影留念。他们面带微笑，目视远方，眉锋舒展，可见其胸中似有百万雄兵，脑海里已有千条韬略。他们将继续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去夺取淮海大战的全胜。
会后，邓小平回到小李家，刘、陈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不久，也复返小李家。谭震林返回山东兵团驻地。第二阶段淮海战役，已消灭了国军34个师，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第13兵团之22个师被包围，为配合平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之分割包围避免其迅速决策经海路南逃，解放军对合围的杜聿明部暂缓攻击，进行了20天休整，向杜聿明发动政战宣传与劝降，消耗其心理，为围歼杜聿明部做最后准备，虽然杜聿明拒绝投降，但瓦解了国军官兵士气，已经开始低落。
合围圈中的国军面临粮弹两缺，虽有空投补给，却远远跟不上战争消耗。1948年12月19日被围的国军曾谋划空军掩护下突围，也无力执行。
1948年12月30日，邓小平率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离开宿县小李家村，经过徐州，1949年1月元旦节，来到河南商丘。商丘是淮海战役支前总兵站，车站的站台上、仓库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支前物资，商丘车站已经变成一座座的炮弹山、炸药山、粮食山、布匹山、服装山、军鞋山。看着眼前这堆积如山的支前物资，邓小平脸上绽开了笑容，正是由于后方的同志们想尽办法，保障了前线所需要的一切物资，才有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他找到商丘总兵站的同志和中野负责商丘支前工作的杨国宇，对他们说：“搞得不坏嘛，应该给你记一功”！
总前委指挥部设在商丘以南十几公里处的张菜园村。刘伯承、陈毅去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尚未返回，粟裕、谭震林正在前线指挥围歼邱、李兵团的作战，邓小平一人坐镇总前委，既要指挥前方作战，处理各种电文、报告，又要总结淮海战役各项工作，部署中原野战军的休整、补充任务。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向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9日消灭第13兵团大部，残部撤往第2兵团防区。1月10日战斗结束。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在安徽省萧县张庄寨镇张老庄被俘，标志淮海战役终结。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阵亡，第13兵团司令官李弥逃脱。李延年第6、刘汝明第8兵团随后放弃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撤往江南，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占领了长江以北大片土地。
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八十六个师，共约八十万人，出动飞机高达2957架次。解放军参战部队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连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六十万人。战役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其所指挥的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一个绥靖区，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555099人，约占其参战兵力的69%，其中俘虏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被俘124人，投诚22人，起义8人。以上战果还不包括其溃散和逃亡人数。主要缴获有火炮4215门，轻重机枪14503挺，长短枪151045支，飞机6架，坦克装甲车215辆，汽车1747辆，马车6680辆，炮弹120128发，枪弹2015.1万发。
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敌我损失比为4.06:1。武器装备损失计有坦克1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34门，迫击炮、步兵炮共219门，掷弹筒26具，轻重机枪1884挺，长短枪14588支，各种炮弹679943发，各种枪弹2014.9万发，炸药(缺双堆集战役统计数字)97025斤。在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占大决战总伤亡的53.8%，各种武器的损耗和弹药的消耗也最大，其中火炮损耗占总损耗的48.6%；长短枪损耗占总损耗的69.4%，轻重机枪的损耗占总损耗的61.8%，炮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8.7%，子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2.7%，炸药的消耗占总消耗的57.4%。歼敌总数则最多，占总歼敌数的35.8%，缴获则最少，淮海战役的激烈可见非同一般。
其中华野歼敌约44万，约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80%；华野伤亡约9.1万，约占淮海战役解放军总伤亡人数的67%。
一场巨大的战役，除了指挥得当，三军拼命，后勤保障的重要环节。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方面并没有现代化手段保障战役后勤，用人力保障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说刘陈邓粟谭组成的总前委在战役组织指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担负主要后勤保障工作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在组织后勤工作方面的成绩非常突出。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和华野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豫皖苏财经办事处主任(后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瑞龙是后勤工作的主要指挥者。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可想数量之大，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可以说壮阔山野，民为天，士气成民也。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的程度。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这是难以想象，中共和毛泽东为民打天下，放射出来人们的集聚力有多强，视若排山倒海，国民党哪有不败道理。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打响了淮海战役。
郑州解放后，两万多民工和铁路工人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至12月初，使开封、洛阳、新郑完全通车，并将后方的军需物资运送到前线。
为了使济南至徐州段能提前通车，支援淮海战场。在“快修铁路，支援前线”，“建设一条人民铁路”口号的鼓舞下，广大地方群众和铁路工人们团结协作，艰苦奋战，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他们仅用33天，将长达110公里、大小47座桥梁完全修复竣工，使济南至徐州段提前了一个月通车。修复这段铁路需要枕木17万根，夹板2.5万副，道钉75万颗，螺丝5万颗，2万立方米土方。沿铁路线的人民群众得知为支援淮海决战需要抢修铁路用的枕木，便积极行动起来。滋阳一县就征购枕木达15000根；离山(滕县西北新设县)、邹县、滕县、济北(济宁北战前新设县)、曲阜等县，一边准备木材，一边发动木匠集体赶制枕木，组织大小车辆抢时间运送。各县动员了240多个铁匠炉昼夜打制夹板、道钉，许多铁匠铺自发合炉成立不同工序小组，进行流水作业。这种方法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保证了任务的完成。抢修铁路所需的其他各种器材，由于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和城市工人齐心协力，这些物资很快就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运来，17万根枕木在不到20天的时间就全部落实并送到铁路线上。
开封的铁路工人工程队，听到商丘解放的消息，连夜赶到民权县，仅用2天的时间就铺修好被破坏的路轨。平汉路郑州段铁路抢修队的工人，冒着持续数日的大风雪，在路基、路轨全掩埋进厚厚的积雪里的情况下，他们不畏冰雪严寒，工人们顶风冒雪，克服困难抢修铁路，一段一段完好的铁路在他们的抢修中不断向前伸展。
徐州铁路工人们保护了大量的铁路机车、车辆以及机器设备等免遭敌人破坏。徐州解放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以徐州为中心，东到新安镇，西至洛阳，南抵宿县，北达济南的铁路全部通车，陇海和津浦路也得以贯通。
据不完全统计，铁路工人和后方人民群众共抢修铁桥68座，涵洞228座，修复铁路220里。同时通往前线的大路、公路、桥梁也已修复。东从黄海，西至运河，南到陇海路，北达胶济路的主要交通干线全部畅通，有力支援了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超越空前，划时代的人民铁路人民建景象。
淮海战役，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决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胜而告终。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的条件下，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正确决策，华野、中野的密切配合，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取得的结果，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国民党军方面，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认为此次战役，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他总共列举了十三条失误，主要有：对进退大计，迟疑不决，结果临时应战，而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会战，以致形成兵力、态势上的劣势；顾虑长江与淮河防务，结果处处顾虑，处处薄弱，以致分散了兵力；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杜聿明放弃徐州，本属冒险，却不能发挥勇敢果断精神，以迅速的行动击破解放军，以致陷全军于危殆；各部队长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国民党统帅部战后检讨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乃为战略错误，其次为战术缺乏改进，难以支持战略。其他如持续战斗力之保持，战斗力统合发挥及反情报等方面，均有重大错失。
共产党方面，1949年1月20日主将粟裕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有中央军委、毛泽东、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各兵团、各兵种的协同作战，到会各同志机动灵活的指挥，全体指战员不辞辛劳的英勇作战。
陈毅在1951年2月1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概括说明决战胜利的原因：一是敌人错误判断，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与他决战。二是在战役战术上分批分割歼敌，主要以近战夜战，发挥我们的长处。三是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实际上成为五百万对八十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四是战役过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难以一下把敌人歼灭，是靠战士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的创造力来完成战略战役上的正确决策。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在战役中敌军有五个师起义，一个师投诚。在俘虏政策上，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化。在这些原因中，人民的支援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正如中野在《双堆集作战总结》中所说的，作战中的物资供应，是达到较圆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还是医疗救护等方面，都未感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是无法想象的。陈毅对尤金特别强调，五百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也真正是人民的胜利。
淮海战役的失利，军事上使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尤其是嫡系部队中的骨干，黄维的第12兵团和邱清泉的第2兵团全军覆没，其中还包括被称为“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五大主力其他三支部队分别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歼的整编第74师、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的新1军和新6军)从而也就失去了蒋介石赖以支持战争的中坚力量。淮河以北完全被解放，淮南大部也为解放军所控制，江北只剩一个重要城市安庆在国军控制下，解放军已直逼长江，下一步攻击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地区江浙沪地区。
就全国战局而言，辽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最强大的战略集团徐州集团和东北集团已不复存在，华北集团也危在旦夕，尚存的华中、西安两集团，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也受到很大削弱，而新组建的京沪杭汤恩伯集团，实力很弱，这三个集团已构不成主力集团。黄河以北绝大部分已是解放区，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基本是解放区，国民党只得凭借长江天险占据江南半壁，但随着精锐主力的丧失，也已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国民党政治上的危机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进一步加剧，派系间的权利争斗，趋于白热化。白崇禧利用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利的形势，于1948年12月25日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并随即得到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参议会的支持。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与中共和平谈判。然而此时，要和要战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手中了。行政院院长孙科未经蒋介石批准，就率行政院迁往广州，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并表示反对与中共谈判，号召继续与中共进行战争，企图在外国势力支持下，经营华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已是人心浮动，惶惑不安。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各级政府官员，争相逃往香港、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物也开始撤离南京迁往台湾。
在此之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北平收复，国民党政府再度接收故宫博物院，三处南迁文物复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淮海战役的失利，迫使国民政府加紧从南京撤走重要文物。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立新馆，公开对外展出。余下的大批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176箱仍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管。国民党中央党部仅剩十余人，立法院80%的立法委员逃离了南京。就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忙于撤退人员及家属。李宗仁回忆到：徐蚌会战已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全盘胜利已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至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前途无望。
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在这样局面下，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引退，将总统之职交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在幕后遥控指挥。
对于淮海战役，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战后检讨中，不得不承认：国军遭受之失败，影响全局，最为重大，尤其是华东地区。由于国军在徐蚌决战中，主力兵团全部被歼，致使国军再无力与解放军主力决战。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将军在给美国陆军部的报告中说：由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失败所造成的耻辱，纵令时间容许，国民党政府是否能在华南取得必要的支持，动员这一地区的人力，以重建其军队，实属极端令人怀疑。国民党的完全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认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崩溃了。桂系一时间倍感扬眉吐气，甚至想大干一场。
淮海战役的意义就如毛泽东在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即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说：“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很明显，只要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亡”。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
通观全局，战略转向于中共这边，毛泽东在淮海战役中，起到了穿针引线作用，贯穿在始终，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真把人民发动起来了，是一股巨大力量，坚不可摧。
1947 年 5 月 2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就作出大致的战略布局。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解放北宁、长春两路和平、津、沈、长四城，东北和华北必须密切配合，有计划地、逐步地建立北满、南满、冀热辽强大根据地。1948 年 8 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杨成武时，又说：“现在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先解放东北，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因此，你们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抓住华北的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北”。到了 10 月 31 日，正当东北野战军即将攻占沈阳、营口时，毛泽东安排东北部队主力先抽出两个纵队立即南下，其他部队等任务完成后再协同我华北部队歼灭傅作义集团，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 1949 年夏天在北平开会的目的设想。
蒋介石和傅作义此时此刻已惶惶不可终日，缺乏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排兵布阵非常奇怪，除了有一个军在归绥、一个师在大同外，其余主力 4个兵团、12个军连同其他部队约 50 多万人，沿着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分驻在东起滦县、西迄张家口的500多公里狭长地带上，摆成东西向的一字长蛇阵。这些部队中，40%属于傅系、60%属于蒋系，二者彼此间存有矛盾。国民党军在东北和华北我解放军的联合打击下，已经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相继进行后，这时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唯一可能机动使用的兵力。蒋介石这时还抱有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从实际情况分析，华北和东北在战略上是一体的，整个东北被解放军攻取后，把华北国军兵力南撤才是首选。却蒋没有这么做，蒋介石认为自己在中原还有一拼，东北林彪不可能迅速入关，华北国军兵力仍然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因为蒋介石人为，自己拥有的海军力量可以使用，还可以依靠海军力量南撤。对局势如何应对蒋一直难以打定主意，处于犹豫时。蒋介石曾有想要傅作义率部南撤，并委任傅为“东南军政长官”。却蒋考虑到根据地原在绥远的傅作义不愿南下可能性大，于是又改变了主意，想让傅作义留在平津，以阻挡和牵制人民解放军南下，为巩固长江防线争取时间。而此时的傅作义也有自己的打算，绥远是傅的“老家”， 但是绥远经济落后，不利于扩充实力和长期坚守，况且傅统率下的蒋系部队又无法带走。如果暂守平津，有助于傅扩充实力；如果南下，不但傅系部队很难带往江南，而且一旦失去了地盘在南下后很可能被蒋吞并掉。傅作义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东南向，把傅系部队摆在西北向，一旦东北野战军入关，蒋系可以乘船南下，而傅系可以西撤绥远，这就是长蛇阵的缘由，摆阵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逃跑方便做准备。蒋、傅二人各有各的算计，很难同心协力共谋时局。但暂守平津、控制海港，以观时局发展成了蒋、傅两人达成的共识。成功与失败就在这一念之差，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没有给任何机会，让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彻底没了撤退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抵抗解放军的本钱。
自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考虑着东北野战军应该尽快入关，可林彪表示有困难。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是最好能堵住华北的傅作义集团，若蒋介石一旦调走他们，东北野战军将无仗可打。毛泽东判断出蒋介石仍在犹豫观望时，毛泽东就当机立断不再和林彪商量，下达即刻入关命令。11 月 18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林罗刘通报：“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接着，断然作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 21 日或 22 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 （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罗刘等：“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为了使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的行动不过早惊动对方，毛泽东特别强调：“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毛泽东的声东击西再次上演。毛泽东还决定以华北聂荣臻的名义，派人同傅作义联系作起义谈判的初步接洽。此时的傅作义早已不是当年的意气风发，他被蒋介石绑在了一个快要散了架子的破车上。虽然已通过关系开始起义的谈判工作，但他意在“保存实力”，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傅还有西逃和南下的可能，且西逃的可能性较大。毛泽东估计，一旦解放军攻打张家口，傅作义将调集他的嫡系部队西援，能够使傅部不能西逃或南下最为理想。
蒋介石最初的注意力集中在东面，为了防备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蒋还要求国军东移津沽，为必要时从海路南撤提前做好准备。毛泽东绝不会按蒋的思路走，他出其不意地从西线打起。
1948 年 11 月 29 日平津战役从开始，毛泽东命令原在归绥的杨成武兵团和在石家庄北面的杨得志兵团各自迅速包围张家口和新保安，这样就使得傅作义无法顾得上东线，只得把注意力放在西边。而东北林彪主力又提前入关，悄悄地地越过长城南下，分割国军东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傅作义果不其然即刻驰援张家口，他要保障其西撤的通路，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做出攻打北平姿态，傅作义急忙将兵力撤回增防北平，可是毛泽东的意图根本不是攻打北平，而是先切断傅作义集团南下的海上之路。攻打天津和塘沽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傅作义上当了。毛泽东十分欣慰，整个过程中他“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依据这个判断，毛泽东给前线将领发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 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 （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 （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电报里说：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毛泽东在完成上列部署后，又在电报中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 （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蒋介石很显然错误估计了毛泽东的行动，从蒋感到尚能支撑到全盘皆输，只有极短的时间，等局势明显对其不利的时候，他仍然是舍不得地盘，这里也不想丢，那里也不想丢，结果是一块地盘也保不住。局势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计完全契合。12 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12 月 15 日，蒋介石才派人从南京飞抵北平劝傅作义率部南撤，这已经太迟了，唯一能跑的海上之路被解放军截断，欲逃无路了。
人民解放军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于12 月 22 日和 24 日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系主力基本消灭，使他们无法西逃。毛泽东在布置严密防止平、津国民党军南逃的同时，一再查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塘沽不好打，因为有国民党海军支援，所以有一小部分蒋军乘船逃走，但蒋军大部被截住了，天津守敌拒绝投降，仅仅 29 个小时即被解放军攻克。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基本上走投无路了，促使他们接受和平解决方式。
毛泽东一直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他对傅作义很有耐心并不断地减少傅作义谈判的筹码，傅在兵临城下时，才下决心放弃抵抗。经过双方的多次谈判，加上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八项和平条件”后，傅作义终于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 20 多万人从1949年1月 22 日起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1 月 31 日进驻北平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使 500 年古都得以保全，人民也没再多流血，这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讲是最好的结果了。
1949年2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称赞了傅作义，说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有大功劳！当他们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毛泽东的感召使傅作义放下心中包袱圆满地解决了绥远问题。平津战役历时 64 天，共歼灭和改编国军52 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毛泽东后来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他们的命运就三种：被消灭，投降或起义。
从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日，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下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大决战，在北起松花江、南抵长江的广大土地上，前后经过 142 天的连续作战，消灭国民党军队173 个师，共 154 万多人。给蒋介石反动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其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胜利传唱在民间中流传，军民团结，农民老百姓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就能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战犯蒋介石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
“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这是首先重要的。“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
“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和平”就是为了这个。打了两年半了，“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就是稍为休养一会儿也好。
“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倘若“中断”了，那是很危险的，整个买办地主阶级将被消灭，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倘若战犯们及其阶级不能维持其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和平有什么用呢？而要这个，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上述一切，还没有包括一月一日战犯求和声明中的一切宝贝。还有另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战”。哪里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吗？据说缺点是有的。什么缺点呢？蒋总统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吗？
要问：这样的新闻是否在市场上还有销路？是否还值得人们看上一眼？根据我们所得的北平城内的消息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外国通讯社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的。”这就答复了战犯蒋介石的销路问题。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注《1949年1月4日 评战犯求和》毛泽东，责编:高楠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2009月15日 16:16）。
毛泽东以不可辩驳的事实，驳斥蒋介石的求和论，批评求和真面目，以蒋介石保持国民党统治者利益和权力，变为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仍然有买办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剥削人的社会，使人受奴役的真相。呼吁人民团结起来，撕开蒋介石真面目，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
西北坡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跨时代一次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会议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于1949年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听取并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全会内容：会议认真分析了革命形势，今后主要问题是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方式：“绥远方式”，即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改编敌军的方式。当前首先必须采取的还是“天津方式”，但后两种方式也不能忽视，必须认真学会和平斗争的方式。会议认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面临着必须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要把人民解放军看成培养干部的学校，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想法，作为实践需要必须。
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全会认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如今，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经过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适应了。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历史条件要求，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确定，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会议特别提醒全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显得特别重要。
在政治方面，会议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由于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党要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另一方面，党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分子。同时，党必须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地工作。
在经济方面，会议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对于这几种经济成分，党的政策应确定为：第一，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第二，对于占现代工业经济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这就是说，利用它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必须限制它的消极方面，将其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第三，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在外交方面，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毛泽东把它称为“另起炉灶”。毛泽东又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后来毛泽东把它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在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是摆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为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自傲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最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和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七届二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工程。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历史性的指导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按惯例，为纪念这一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比如，1927年5月1日，中共五大为“五一”劳动节纪念分别发表《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告中国民众书》。1939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延安各界为此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正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书记扩大会议。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廖承志从涉县发来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令与会的五大书记都忍俊不禁：“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廖承志生性幽默，平常就喜欢开玩笑，因毛泽东同志平素爱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经常对人说，不让人说话不行，屁放了，肚子就舒服了。于是这个“屁”就被廖承志信手拈来引用了。“五一口号”由胡乔木很快起草完成了初稿，共25条。交给毛泽东审核，毛泽东亲自对初稿做了多处修改，主要改动有三处：
一是将初稿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是将第十八条中“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扩大干涉中国内战，侵犯中国主权”，改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
三是将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划掉。表明对个人崇拜的去掉，突出人民力量创造的力量。
另外将原来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保留其“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内容。
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口号”
经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口号”，由25条变为23条。毛泽东的修改并非一时之想，而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中国政治进程估量，正是毛泽东对第五条的修改，“五一口号”的历史作用，成为新中国成立宣告书。
毛泽东修改的第五条，虽然仅仅51个字（包括标点符号），但可谓字字千钧，勾画出“两步走”的建国蓝图：即第一步，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代表在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如何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步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召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将这一伟大构想昭告天下，在饱受战乱和独裁统治之苦的中国大地如春天的惊雷，足以振聋发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称城南庄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有了廖承志问“屁”的引子，在城南庄低矮的民房里，在恢谐欢快的气氛中，“五一口号”迅速形成。
5月1日在《晋察冀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共23条口号。同一天，香港《华商报》也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五一口号”全文。5月2日，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发表“五一口号”。
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当天，南京伪国大闭幕，总统、副总统就职。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毛泽东的这一封信函，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五一口号”主要围绕打倒蒋介石和建立新中国两个方面安排内容：
第一至三条，关于当时形势判断。“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第四条，关于巩固扩大统一战线。“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第五条，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六至十四条，关于解放区职工和解放区工商业政策。“更好的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努力改进技术”，“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政策和工业政策！”“与资本家建立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为共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
第十五至十七条，关于蒋管区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自动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公私企业，不许蒋介石匪徒破坏”！“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工商业者，打倒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第十八至二十一条，关于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问题。
第二十二至二十三条，关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和中华民族解放问题。
“五一口号”核心内容是毛泽东修改的第五条。第五条虽然简短，但却是整个口号的核心内容，它完整地设计了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方法步骤和推进主体。
毛泽东在亲笔修改的第五条中，鲜明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怎样建立政权，谁来建立政权等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顺应国内民主愿望，准确把握国际民主趋势，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实现统一战线的最佳正确形式，中共自公开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便把建立联合政府作为政治追求和奋斗目标，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争取和斗争。
1.“五一口号”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其架构宏阔，内容博大精深，寓意深远，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动员令、路线图。“五一口号”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合作的先河，成为协商民主制度探索中一个丰碑式的标志。
2.“五一口号”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充分明确地指示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今天的总形势和总任务。那虽然主要地是以体力劳动者为对象或主体而提出，中间更特别强调着“努力生产”，但对于全人民，尤其知识分子，是全体适用的。那是对于反革命势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下了总讨伐令，而对于可以参加革命的一切阶层、团体、党派和个人，下了总动员令。
3.“五一口号”确定了奋斗目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指明了方法步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推进主体：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五一口号”倡导的新政协与过去的旧政协有着根本的不同，即召集者、构成、目标任务、结果不同。
“五一口号”提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民主联合政府，这是民主联合政府合法性的必然要求，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质就是民主。
4.“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中共取得了实际上的统一战线领导权，中共的政治自信倍增，政治智慧得到充分发挥：一是不以大党、胜利者自居，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党派；二是求同存异、海纳百川，坚持多党合作，不搞一党专政；三是坚持民主联合政府，真诚与其它党派共同建立新中国。通过“五一口号”，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人民利益至上的立党宗旨，中国共产党偶能力自信执政，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5月4日，华侨首领陈嘉庚代表在新加坡的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五一”号召。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并通电国内外。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五一号召”。接着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冯裕芳等125人，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以及南洋、法国、加拿大、古巴华侨代表，纷纷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的主张。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民主建国会中央也于5月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急剧改变着中国的政治格局，预示着蒋家王朝行将没落，新的民主政府即将诞生。
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有时非常简单，为节日增加喜讯喝彩，提高人民奋斗向往，用人们劳动换来美好的生活。正在中国处于历史变革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炸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所修改的“五一口号”，真是一字拨千斤，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响，各大党派都有自己向往，大多数党都逐渐向中共党中央靠拢，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这真是大伟可贵新的趋势和走向，毛泽东是这次引导者，也是前行者。为奔走而呼号，为建国而奔波。在指挥打败国民党反动势力呕心沥血，在建国马前马后，点拨祖国江山，属于谁手？属于人民大众，属于最底层的工农人民大众，才得到各阶层党派支持和拥护。
所以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中央城市工作部就进驻李家庄村办公。“五一”号召发出后，中央城工部负责同上海、香港地下党组织保持秘密电台联系。1948年7月底到8月初，周恩来致电上海、香港党组织和华北局，准备安全接送沪、港、平、津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9月26日，中共中央为适应统战工作需要，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称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高文化，秘书长齐燕铭，副秘书长童小鹏。其首要任务就是协助中央做好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如组织接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知名代表到解放区，搞好接待，起草有关文件，反映、传达各种信息等。中央统战部的成立，意味着全国统一战线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彻底成为了孤家寡人，而中国共产党得道多助，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一致拥戴，由中共组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始进入实质性开展阶段，也就是说，中共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政坛的核心领导力量。
中共“五一”号召发出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并最终接受中共的邀请，开始积极北上进入解放区，积极“北上”的转变，标志着高举民主、团结大旗的中共，实际上实现了由中国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向领导者的角色转变。1948年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各地前来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77人的名单。到1949年3月，先后接送4批在港的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等。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朱蕴山、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等30多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黄炎培、姚维钧、盛丕华、盛康年、俞寰澄等。实际上，从1948年8月，当时的中央城工部就开始接待民主人士工作，到11月底，由平、津、沪、西安等地来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和胡愈之、沈兹九、吴晗、周新民、刘清扬、严信民、韩兆鹗、何惧等。而后又来了周建人、雷洁琼、楚图南、田汉、安娥、杨刚、张曼筠、周颖以及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等。1949年1月22日，已赴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5人代表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声明 “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前进。”随着各民主党派纷纷进入解放区，中共在全国统一战线的领导地位基本确立。
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村成立后，立即承担起了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各项工作，民主人士的意见通过这里向周恩来和中央反映，中央的各项电令也由这里发到全国各地。任副秘书长的童小鹏除负责行政工作外，还负责同上海、香港等地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无线电台联络，为保证及时、准确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向中央报送收到的电报，常常是深夜不眠。李家庄成为中共组织各民主党派的中心，也成为各民主党派向往的地方。为接待好民主人士，伙食都按中央机关小灶标准供给；住房除挤出 较好的民房外，又专门盖了一些土木平房，砌上土炕，再配上木制家具。这种居住条件虽然简陋，但在李家庄算是高级的了，比李维汉部长的居住条件还好，民主人士都感到过意不去。1949年1月16日，周恩来亲自到李家庄看望民主人士，向他们报告了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况，并对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的八条做了详尽的阐述。周恩来的报告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1月20日，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在李家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会上，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拥护共产党打到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22日，中共中央对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报告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情况”。同时指出，“要不加回避地正面解答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指示统战部给民主人士组织报告会。统战部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在李家庄给民主人士做专题报告，如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李维汉报告解放战争和国统区的民主斗争等，深化了民主人士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了他们商讨召开新政协的热情。
从鸦片战争始，中华民族就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富强的国家而奋起抗争。从戊戌变法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都未能从根本上建立起真正民主政治的国家，甚至连中国的主权都无法恢复。民主斗争历程不断在前进和倒退中徘徊。蒋介石执政后，其独裁政府又一次将民主建国的梦想打到支离破碎的边缘。1947年10月，民盟等民主党派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使各民主党派想独立地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在国共之间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三条道路”的梦想彻底破灭。1948年10月2日，中国民主同盟代笔沈钧儒、章伯钧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不断与各民主党派共同探求建立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实现途径。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始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密联系，共同奋斗，逐步形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广泛而深刻的共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历史发展经验和现实政治环境中，中国显然既不适合西方的“一党制”、“两党制”，也不适合多党轮流执政的“多党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最终创造性地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框架，即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在共同政治和经济基础上合作共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必须把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问题，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这是中共为各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而许下的庄严承诺。在“联合政府”的大框架下，各民主党派都参与到联合政府中，从整个国家政权体系上理定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地位。事实证明，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已经内化为中国体制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946年1月10日到31日，蒋介石根据国共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召集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基本符合全国人民和平民主愿望的五项协议，这就是俗称的旧政协。可是，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就被蒋介石一手撕毁。1946年6月，开始对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从此爆发。11月，蒋介石又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公开背弃政协协议，并残酷迫害各民主党派成员，民主党派在蒋管区几乎没有了政治活动空间，中共则一直竭尽全力地对民主党派的成员进行保护，秘密地把民盟、救国会、民革等主要负责人安全转移至香港等地区，及至中国革命胜利形势已现，开始描绘新中国蓝图之时，中共又着力保护民主党派成员北上解放区，为其在新中国建设中施展爱国政治抱负提供政治空间。中共以“新政治协商会议”搭建起政治合作平台，顺应了中国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追求民主与团结的心愿。中共中央特别尊重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在电报中多次指示，要“真诚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他们如有所见或给我们批评，我们应诚意接受其正确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与各民主党派就新政协会议的所有内容和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取得了一致意见。几千年来，在封建主义统治，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和买办官僚统治下灾难重重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正如毛主席在新政协会议开幕式上所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李家庄是一个小山村，又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缔造了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开启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征程。（注3）
注3：【读史迎七一】《李家庄：统战史上璀璨记忆》中国统一战线杂志 2015-06-30 21:25 发表于北京。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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