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四章 推荐为中共领导人
1942年5月2日，抗战中，大批文化人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斗争，怎样做好和这些文化人的交往，团结教育发挥好这支文化军队的作用，毛泽东始终注意人员工作的。
塞克原名陈凝秋，剧作家、画家和翻译家，其剧作《流民三千万》为抗战文艺的开山之作，被人们誉为“抗战吼狮”。作为党外人士的著名知识分子，塞克当年是延安文化界的“怪人”之一，一个男人留着一头延安革命女性那里都不常见的长发，性格倔强孤僻，时有怪诞之语。常见他叼着大烟斗，一个人溜达到山里，不是挖石头磨砚台，就是刨树根子雕刻烟斗和手杖。1938年秋塞克来到延安，毛泽东与他多有交往相谈甚欢。不料，有一次毛泽东派人请塞克来自己的窑洞聊天，塞克竟把头一扭，很干脆地回答：“我不去”。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进不得衙门，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动”。毛泽东闻讯，马上决定塞克来的时候，一路撤岗！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卫士们的反对。毛泽东只好又做卫士们的工作，向他们说，我这个朋友，脾气可大嘞，如果你们不撤岗，他来了一看，扭头就回去了，你们可吃罪不起呀！毛泽东再派人去请，不仅撤掉了岗哨，自己还到窑洞前的山坡上遥遥相候。塞克这才来见。
萧军是鲁迅先生的弟子，也是个延安文艺界的“怪人”之一，又是与毛泽东交往最多的知识分子之一。萧军狂放不羁性情暴烈，在延安时因为他个人感情生活的流言蜚语，曾闯进文化俱乐部的会议上，狠狠地把短刀插在桌上，后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决心，如果真的冲突了，我决定用刀子对付他们。“毛泽东一直对他亲眼有加，很喜欢找他聊天。而毛泽东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让萧军尊敬并亲近的人，只是仍比不上鲁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酒酣耳热之时，萧军曾对人公开说：“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显得有点狂妄类型的人物。萧军到延安是在1938年3月，因为想到五台山去打游击，他头戴狗皮帽，肩背褡裢，拄着木棍，孤身一人路过延安。毛泽东听说后很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厅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当和培元热情地提出要为萧军安排时间见见毛泽东时，萧军却说：“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他不想见毛泽东，毛泽东便亲自到招待所上门拜访他，这让萧军大为感动。更让他感动的是，他应邀参加一次会餐，几张大桌子摆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人拉着他坐一桌。没有凳子，几个人就站在桌子周围，一个大陶碗盛着酒，一口一口轮着喝。忽然狂风大作，尘土飞扬，几个人以黄土下酒，喝了个痛快。就这样萧军在延安终于找到了英雄豪情，住了下来。到了1941年6月，《解放日报》连载周扬的一篇文章，文中一些观点引起了艾青、舒群、萧军等一批文化人不满，萧军便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寄到《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他大感不公平，直接去找毛泽东评理。毛泽东并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萧军，他对萧军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于是，萧军果真把文章登在了《文艺月报》上。可能正是因为萧军与周扬的争论而找到毛泽东评理，让毛泽东注意到了延安文艺界的一些纷乱现象。萧军最先向毛泽东提出了”党应该有个文艺政策”。萧军心情恼怒准备离开延安去重庆，到毛泽东住处辞行，毛泽东极力挽留他留下来。谈话中萧军问毛泽东，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啊？毛泽东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哪还顾上。萧军建议应当有个文学艺术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毛泽东当即表态说：你这个建议很好，并委托萧军帮忙收集文艺界的各方面意见。毛泽东和萧军书信往来十余次，不仅谈论文艺问题，还善意坦诚地提醒萧军的毛病：“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与人相处和自己关系，包括我的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
柯仲平是延安街头诗运动的发起者，又是延安秦腔剧团（后来的平民剧团）的创办者。创办秦腔剧团，毛泽东送给他300元钢洋，买了毛驴、汽灯等必需品。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上，柯仲平发言时，结合自己率领剧团到各地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幽默地讲道：“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到我们所在地区找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接着他的话头说，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1942年9月，毛泽东为办好《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与副刊主编舒群反复商讨亲笔抄录了一份16人的撰稿人名单，柯仲平是其中之一，并在他的名字下注明：“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随后，即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了通知，请大家参加毛泽东的“枣园之宴”。开宴那天，大家边吃边讲，直到夕阳西沉，明月东升，才尽兴而散。只有柯仲平仍旧坐在那里，吃吃喝喝，没完没了。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3个碗，给柯仲平、舒群和他自己斟得满满的说，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逢友喝酒千杯不醉。又对柯仲平说，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柯仲平说，感谢你，是你批给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毛泽东说，让你去受苦受难……柯仲平说，过惯了，我愿意同老百姓在一起。月亮渐高，夜色又浓，舒群悄悄地写了一个条子，想背着毛泽东递给柯仲平，劝他罢饮而归。不料却被毛泽东看到截住了，他笑了笑把纸条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毛泽东才送到屋门口，望着他们走了。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跌了下来，舒群下马搀扶，已扶不起来，结果两人东倒西歪都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叫醒，抬头一瞧，发现竟然是毛泽东站在面前，还有延安唯一的一辆华侨所赠汽车，送他俩回去睡觉。
华君武是一位漫画家。1942年正月，华君武和蔡若虹、张谔3位画家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讽刺画展，展示的60余幅讽刺画内容主要是批评当时延安出现的某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毛泽东参观了画展，并表扬了他们3位。4月的一天，毛泽东又请他们到杨家岭作客，其间进行了一番争论。毛泽东对华君武画的《一九三九植的树林》发表观感说，那是延安的树吗，我看这只能叫清凉山的植树，延安许多地方植的树都是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把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漫画是不是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加一幅画画栽得不好的，枝叶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这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画都那样画。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瓜地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人下河捞，捞上来不是交还给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回答说，可以，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些。但如果发表在全区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是骂他，他改不了。后来有一天小学的老师看见他没有拖鼻涕，就表扬鼓励了他。从此，那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争论过后是吃饭，几杯酒下肚，华君武问毛泽东：听人说，您爱吃辣椒，连吃西瓜都就着辣椒吃，有没有这回事？毛泽东说，这有个来历。长征时，我有一次正在吃着辣椒吃饭，有人送来了当地产的西瓜，便放下饭碗吃西瓜。吃着辣椒吃西瓜就是这么传出来的。华君武又问，打仗时勇敢冲锋并不难，但是如果被敌人捉去了严刑拷打，经受不住怎么办？毛泽东回答一句话：你想着为劳苦大众嘛！这句话令华君武终生难忘。
杨令德不是抗战时到延安的文化人，而是《大公报》记者，“七七”事变后驻榆林从事采访工作。1938年初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当即给西北局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释放袁尘影。12月14日毛泽东复信杨令德：“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此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当时，杨令德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的，而毛泽东对于一个普通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令杨令德非常感动。他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说：“12月24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对毛泽东的话，杨令德感念不已。
以上是毛泽东在延安时和文化人交往的一些片段。正是毛泽东的真心真情，谦虚礼让，感动了那些性情各异风格不一的文化人，成为造就抗日文化大军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当时在延安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对文化工作者却是十分照顾的，享受供给制待遇，对那些已有成就名望的文化名人更是特别优待，发给数额不等的津贴。如1938年3月到达延安的作家徐懋庸当上了抗大教员，每个月有10元津贴，同时在鲁艺兼课另有5元补助。而在延安时期，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在内，每个月的津贴一律都只有5元。（注：《延安时期毛泽东如何同性格怪异的文化人交往》赵连军。作者单位：江苏宿迁市纪委派驻纪检十二组。史料来源：张志清、孙立、白均堂《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刘益涛《毛泽东在延安纪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2014年01月14日16：1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梁漱溟（1893—1988），生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一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积极探索。其间，梁漱溟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长谈和争论，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他就曾两赴延安与毛泽东谈抗战，谈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毛泽东和梁漱溟相识于北京豆腐池胡同。梁漱溟自幼对哲学兴趣颇大，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常在他心中盘旋。民国初年，他醉心于哲学研究，因此结识了一位本家的湖南至交的杨怀中。因杨怀中对哲学素有研究，梁就常常向他讨教，彼此逐渐相熟。
时至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为他开大门，彼此间会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后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的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其实，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好像相近不相识。
梁漱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其时，梁漱溟接到蒋介石邀他去南京的电报，后成为了“国民参政会”的一员。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党大员不战而逃，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对抗战前途很是悲观，于是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开始合作，梁漱溟的这个愿望得到了蒋介石的许可。
1938年初，梁漱溟来到了延安。因毛泽东习惯夜间办公，因此二人头一天的谈话从下午六时开始，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梁漱溟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果断而有力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着，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的讲话、文告，觉得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末了，梁漱溟送给毛泽东一本自己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欲罢而不能。这次的谈话，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书说：“大作拜读了，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这一点，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漱溟却不以为然，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之后两人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1986年秋天，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在经历了8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和。不少人颇为乐观，特别是一部分人十分热衷于多党制，想让今后的中国如同欧美国家一样。梁漱溟在年轻时也曾热衷于西方的宪政制度，但后来他对欧美式的政治产生了疑问。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重庆却无人可说，于是他又想到了毛泽东。
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与毛泽东寒暄后即提出，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毛泽东当即同意了。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在座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他说：“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但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梁漱溟在40年后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说：“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3年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注3）”
历史说出一段佳话，到处自己真心，梁漱溟与毛泽东交往和会谈，终于解答他心中梦想，建设会制度梦想。（注：《梁漱溟在延安的两次长谈》来源：党建网 06-26 13：38）。
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交谈（1939年摄）
1939年4月24日上午，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十四、他十五。”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您是毛主席！”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主席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做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泽”字和“东”字，并问：“记住了吗？”两位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比画教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革命领导人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记住了这段历史，毛泽东也很珍惜这张照片。（《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时间：2020-09-17 16：14：17 来源：延安日报）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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