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四部 推荐为中共领导人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出生后他随父母到过上海、广州、武汉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随母亲及两个弟弟回长沙县东乡板仓隐蔽。
1930年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时，8岁的毛岸英也被一同抓进监狱，目睹了母亲与敌斗争和牺牲前的惨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后，留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孩子。湖南省党的地下组织为了孩子的安全，与上海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于1931年春由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将三个孩子护送到上海。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三个孩子进入大同幼稚园。
1931年大同幼稚园部分保育员与幼儿。
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别为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大同幼稚园是中共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园。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革命烈士的遗孤流落街头；一些革命者去农村开辟根据地，子女在城市四处漂流。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的周恩来指派，由革命互济会〈又称济难会和赤色互济会）出资，于1930年3月开办大同幼稚园，收留了30多个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子女。为便于掩护，由董健吾牧师（当时是地下党员）出任园长。
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而国民党又大肆宣传缉拿“朱毛”，毛泽东的脑袋悬赏25万大洋。因此这三个孩子来上海是绝对保密的，向董健吾介绍情况时只说是烈士遗孤，每月由组织上付30元生活费。不久岸龙因病夭折，什么病，怎么死的详细情况都不清楚。
大约到了1932年春夏之交，由于白区的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园内孩子都陆续分散作了安置。
岸英、岸青兄弟俩经组织再三考虑，认为暂时放在董健吾家比较安全。第一，他有牧师身份；第二，他家里当时已有两三个小孩，岸英他们放在他家不易引起他人注意。董健吾把两个孩子放在他外室家中，生活费由组织上支付。从入大同幼稚园开始，他们用的是“永福”“永寿”的名字。1935年中央特科遭到破坏，经费中断了，董健吾便去外地出差。
但由于身份特殊，他并未告知家人孩子身份，于是家属认为两个孩子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便开始打骂两兄弟。有一次，董健吾的老婆用火钳，把毛岸青的头打了以后，毛岸英见弟弟耳朵都出血了，便带着弟弟出走开始流浪生活。董健吾回来之后赶紧向组织汇报了情况，于是，没有暴露身份的李云夫妇便接到这项任务。
年轻李云
老年李云
知道这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
左毛岸英 右毛岸龙
中央特科已经被破坏了以后，中断了党组织的联系、失去经费的情况下，李云冒着生命危险，走遍了大上海。李云早上出门只吃一个饼和一碗稀饭，便要跑上一天，而这一找就是半年。一天，李云无意中走到城隍庙，在一个粥摊边，她看到了两个孩子，两兄弟穿着很破烂，警惕性很高，很难接近，于是她把消息报给了中央特科负责人冯雪峰。冯雪峰见到孩子之后，这才确定了两个孩子的身份。为了考虑到两个孩子还得的安全起见，李雪峰仍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董永福）、毛岸青（董永寿）兄弟交给董健吾抚养（注2）。
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但形势仍然严峻。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特科”成员已大部撤离，留下我们少数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当时的总负责人是邱吉夫，
董健吾是中共地下党员，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同学。1935年1月受宋庆龄之托，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亲自送往陕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只好请张学良帮助，张学良亲自驾车送他到机场，由美国飞行员驾驶张学良的座机送他去延安，从此，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因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之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明代的花瓶，十分喜爱，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很心疼。
这次谈话之后，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告诉他张学良夫妇很喜欢瓷器，为了联络感情，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他，刘鼎也表示同意。于是董健吾到南苑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该店的老板常到上海办货，和董健吾很熟悉，董健吾从他那里买了一套宋代彩瓷，给张学良送来，张学良夫妇一见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张设家宴为之饯别。席间，张问有何要求，董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他又问，有没有私人要求?原来张还在为馈赠古玩一事感到不安。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提出要求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李杜的一个电话，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董健吾听后喜出望外。张告诉他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咖啡馆中见面。张学良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当时住在上海宝鸡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招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的目的，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请他把三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董健吾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后，认为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出国，是件大事，不敢擅自决定，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组织上决定派刘仲华(与董健吾的单线联系人，建国后曾任北京园林局局长)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
第二天一早，董、刘二人就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咖啡馆刚刚开门，服务员领他们进了一个幽静的单间，他们要了两杯咖啡慢慢地饮着。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学良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四人坐定后，张学良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事情谈妥后，张学良立即站起来说：“此地不便久留。”于是四人匆匆离开，张学良担心董健吾等人的安全，亲自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法国公园，一直看着董健吾和刘仲华两人平安进了公园，他才驾车离去。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三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虽然是夏天，还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袄，另外每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皮鞋、衬衫。不久，董健吾用汽车把毛岸英（董永福）、毛岸青（董永寿）、董寿祺三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麦式的小洋楼，他为三个孩子准备了一间卧室，放置了宽大的席梦思床，还让自己的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在国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党研究后，决定派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去苏联考察。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三个孩子，共9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彝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
李杜和三个孩子的出国照
在航行途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董寿琪回忆说：“在抵达马赛港前的一两天，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那天晚上，几个随行的大人突然忙碌起来，先把窗帘拉好，又把船舱的房门反锁上，然后翻起了箱子，把压在箱底的许多小纸盒翻出来，偷偷地从窗口扔入海里。这下可把我们三个孩子惊呆了，这是干什么？岸英比较机灵，他趁大人不注意时，打开纸盒，原来全是锃亮的手枪子弹。于是岸青和我也来劲了，一齐帮着大人把纸盒往外面扔。当船到达马赛时，大人们还叫我们三个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每人口袋里塞进一支小手枪和几盒子弹，并且叫我们在舱里走了两圈。又教我们一旦有人检查时，神色不要慌张，我们都一一点头。尽管大人们安排得很周到，可一下船，我们心里仍是怦怦乱跳，生怕被搜出来。幸好那次检查并不严，只是马马虎虎地对了一下我们三个孩子的护照，就顺利地放行了。”
他们到马赛后，即乘火车去了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却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抗议。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签证。也有人说：苏联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故而拒绝外国人入境。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滞留了好几个月，三个孩子抓紧时间学习外文。后杨承芳找到《救国时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氏兄弟入境，并送来签证，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境。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在国外逗留，只好返回了上海。
毛氏兄弟和董寿琪在巴黎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常和外国小孩打架。董寿琪回忆说：”在公寓住久了，对于那里的人事渐渐熟悉了。做招待的侍女们对我们比较好，有时我们三个跑去帮她们做点事。这家老板是个女的，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可就是没有见过她的丈夫。她的三个儿子比我们稍大点，衣着华丽，性格粗野，举止傲慢。有一次我们要去餐厅隔壁的娱乐房玩，他们故意寻衅，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一怒之下，冲了进去。他们拦不住，就伸出拳头，摆出要揍我们的架势。我们也不示弱，岸英高喊：‘洋人要欺负我们了，注意闪开！’他们蹦蹦跳跳，打的是洋式‘仆克欣’，我们则以中国式的‘开打’还击。激战了大约几分钟，桌子、椅子都翻了身，玩具也狼藉满地。岸青因人小，气力也小，吃了点亏，但对方一个小的也被我们打翻在地，哇哇直叫。隔天，他们又来偷袭，园子里栽着很多栗子树，遍地都是掉下来的栗子，他们捡来向我们投掷，想打个措手不及。其实我们对他们早有戒心，搬起园子里的藤椅当‘盾牌’，罩住头部和上身，然后又拾起栗子冲上去。他们只得抱头逃跑，大败而去。说也奇怪，‘不打不相识’，经过这两仗，他们反倒对我们客气起来，主动与我们握手言欢，并把他们心爱的玩具、小图书让我们欣赏。当我们要迁到别处居住时，他们还向我们馈赠礼物，列队欢送。”
毛岸英和毛岸青被送往苏联驻法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亲自来巴黎接他们的康生。1937年初，康生护送毛氏兄弟来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本文照片“董健吾”和“出国护照”由黄达孝提供）毛岸英兄弟二人被送到了，苏联国际第二儿童院，当贺子珍去苏联养病的时候，两个孩子才又一次体会到了母亲的关爱，把贺子珍叫：贺妈妈（注2）。
周恩来邓颖超在苏联看望毛岸英兄弟，在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学习认真，不久便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1939年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支部书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中苏两党有过不让中国孩子服兵役的约定毛岸英仍坚决要求参战。不久他找到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被批准去军校学习。1943年毕业时他获中尉军衔并加入联共布后来回国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他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校期间曾到红军中担任过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
1946年1月他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临行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赠送了一支手枪他直至牺牲时身边还带着这支枪。
毛岸英到延安毛泽东抱病到机场迎接。据中央机关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的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父子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 大灶并让他到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这时睡农民的土炕一样干起农活儿。1947年春国民党进攻延安他随中央机关北撤又按毛泽东的安排去土改工作团在山西临县参加试点。他写信报告父亲说两个月的收获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此后他又到冀中、山东搞过土改并参加了中宣部、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半个月后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毛泽东参加了婚礼只送了一件穿过的大衣并对儿媳说“白天岸英穿晚间你盖都有份”。
顾昌华讲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延安的时光：“抗战胜利后，听说主席的儿子要回来，我们就想主席的儿子回来还不得好好照顾一下？怎么也该和毛泽东一块吃个饭吧！那天，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主席白天工作忙，到晚上才见到儿子。一见面，就让儿子汇报学习情况，谈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父子俩谈完话之后，毛泽东就让岸英到中央局食堂和战士们一起吃饭去了。中央局食堂是很艰苦的一个食堂，常吃野菜，还是定量的。岸英个子高，饭量也大，第一顿饭就没有吃饱。后来熟悉了，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把余下的饭让给他吃。”
顾昌华说：“那时，我们做警卫工作的人员们猜想，岸英学习结束了，应该能分到一个好的工作单位。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岸英在主席身边待了几天后，毛泽东就让他到马房去住，帮助饲养员喂牲口、遛马。之后，又让他到教导队和战士一起训练。再之后，就把他送到农村当农民去了。”
注1：摘自《往事与情怀》，李云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注2：《张学良豪赠10万法郎，救护毛岸英兄弟秘密逃往苏联的细节》文汇报 2020-07-12。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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