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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年借车

李宗益

一生经历了大小事情无数，生活上，工作上，好的，孬的，大部分都忘的差不多了，唯独五十年前自行车的事总忘不下，永远定格在我的心底。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带兵来到省城住在市九中学。任务是调查兵员直系亲属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以及走访其家庭，这就需要到兵员父母所在单位及街道查挡案、开座谈会形成书面材料。那个年代当兵就业，干什么大事都要看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

兵员体检后，开始外出展开调查和走访。那时省城市区普通百姓出行的交通工具甚少，只有单一的公交车，而且线路短车辆少，全市东西南北线路也不过五六条，东西路十二马路到站就不往西去了。车次大约十至十五分钟一班，人多车少，还不定能挤上车。多数人出行不是骑自行车就是步行。再说，我是个刚当了两年兵的战士，津贴每月八元，虽说每次毛儿八分车票，但积少成多，这点钱坐车也不够啊，尚且车费不在报銷之列。我们只能步行穿梭于省城的大街小巷，进出单位或住家。每天不停地跑西家奔东家，中午要赶回学校驻地就歺，市内几处饭店价格贵还定点定时，我们多想有辆自行车，以解步行之苦。

有天我们外出回校，突然见学校南楼教室出出进进十几个女生，她们年龄大都在十六七岁，个个穿著红绿兰鲜艳的衣裤，与当时黑兰绿形成鲜明的对比，既不像是本校的学生，更不像工厂的女工。我问身后的王老师:”她们是谁呀？”这是分配到我们学校的印尼归国华侨学生”，前面姓方的老师抢着说。他还告诉我们，这些印尼华侨学生家庭殷实，多数人家里都经商。开始我们视而不见，老死不相往来。在那个多事之秋的年月，我们担心与她们相处违反政策与纪律。她们当时还沉浸在印尼反华恐惧中，对军人也反感。一个食堂买饭，一个水管洗刷与洗衣，一块在校园进出，从开始打招乎，慢慢到我们宿舍聊天，我好奇打听印尼局势和外国的奇闻趣谈，她们问我，能不能当兵？

有一天，我见三位女生分别骑着粉红、天蓝、墨绿色的自行车在校园内转悠，那车与马路上金鹿、永久和飞鸽的不光颜色不一样，形状也不同。又矮又小，两个小轮，中间大梁呈半圆形，两个车闸祼露在前端，像蜻蜓的两个翅膀不停地忽闪着，上车不用从后跨，前面一迈脚就坐上车座。我第一次见这车，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叫坤车，是女性专用的。当时，我脑子闪了一下，借用她们的车能少跑很多路，这一闪立马又缩了回来。我亲眼见本校一个长相好看的女生欲借用那个瘦小华侨刘同学的小型收音机，她死活不愿意，说弄坏了不好修，借她金贵的坤车能否同意？再说，我骑车技术也不过关，在部队当营部通讯员时，营长用他的自行车让我在操场上练了半天，骑了三个来回，连车带人摔了四次，营长家属心疼的嘟囔他一晚上。我试着借车时她眼睛没眨一下，爽快地答应。当我第一次骑在街上，不少人窃窃私语，指指点点，不知是好奇呢，还是因我着绿军装骑个坤车。

如果说华侨学生能借我自行车，是因同住一校在一起相互熟悉，而初次见面推车就走，那是对我莫大的信任，现在看那是多么不可思议。那次，我从试验机厂跑到经七路处职工宿舍兵员家中，敲开门，一个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子说是兵员的父亲，说明来意，他热情让座、倒水。城东还有一户兵员未走访，这时天色已晚，我累得实在迈不动腿，他见我坐立不安，问我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我用眼角扫了一下屋内，南墙角用布蒙着的辆大金鹿自行车，便鼓起勇气说借用，他听后略加停顿便答应了。他把带着绒线织成的把套车推出屋外，车座是布艺的，紫红色的座垫环围着串串小穗头，车子上的黑漆能照出人影。他用布从前到后又擦了一遍，抬起后轮用脚在扎子上登了登轮子，晃晃铃铛，嗯嗯闸，凡能看到的都摸了一遍，像出嫁的姑娘一样把它交到我的手中。

那个年代自行车不是很普遍，人们工资较低，家庭人口又多，一月跟着一月走，全家不吃不喝，购买一辆车要几个月甚直半年的工资。加之物资匮乏，计划经济，要集攒足够的金钱与票卷，有的还要借亲靠友。自行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份量，不亚于现在的“奥迪”、“宝马”之类的小轿车，是家庭的主要资产，一般是不会外借，也很少有人借。我只是与他一面之交的外人，仅凭一句话就相信我，丝毫不设防…… 我一路骑一路想。回来的路上，因天黑加之车技太差，发现对面驶来的自行车，慌张的没有刹住车，径直撞了过去，车翻人倒，那人起身骂了一句：没长眼啊！我一听是个男的，自知理亏，未敢回声。第二天，我把车送去时，是他妻子接收的，她说，孩子他爸是步行上的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