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七十年》连载22 票证：以方寸之身，见证计划经济崔兆森口述公晓慧整理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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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七十年》连载22

崔兆森口述公晓慧整理

票证：以方寸之身，见证计划经济

编者的话

如果给计划经济时代寻找一个关键词的话，“ 票证”当之无愧。自1955 年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始，至1993 年全面退市，整整39 年，方寸“ 票证”近乎影响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40 年，让老百姓扔掉了各种票证，摆脱和告别了它所代表的商品短缺和物资匮乏，实现了从“ 解决温饱”到“ 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 民以食为天。”在所有曾发行过的票证中，粮票是最重要的票证之一。说起粮票，我哥哥有一段苦涩得让他掉眼泪的回忆。60 年代，母亲生日那天，哥哥想买几根油条回来给母亲吃。到了卖油条的地方，他得知一两粮票可以买一根油条配一碗豆浆，再买一根油条的话又得再配着买一碗豆浆。为了多买几根油回来，哥哥硬着头皮“ 咕咚咕咚” 喝下好几碗豆浆。旁人见他只喝豆浆，不吃油条，就一脸奇怪地盯着他看。哥哥被盯得不好意思了，就抱着鼓鼓胀胀的肚子去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喝……

我们过去经历的那种“ 凭票供应，有钱难买”的日子，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是无法想象的。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商品匮乏，物资短缺，要买东西仅有钱还不行，必须得有被称为“ 第二货币”的各种票证才能买到。不可否认，票证制度对保障物品供应、稳定物价等起到重要作用，也因其对生活的各种限制和安排，给人们带来诸如此类的无奈和尴尬。

居民粮食供应证、购物证和新中国成立前的户口簿

票证种类五花八门、繁多芜杂，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找不到不要凭票就能购买的东西，就连妇女的文胸、月经带都得凭票购买。那个时候，没有各种“ 票”寸步难行，没有粮票更是万万不行。粮票有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之分，要出差办事，首先得到粮店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1987 年，省行机关准备成立一个电子小乐队，我要出差去上海采购电子琴。由于来回得近一个星期，我就带着出差证明，去粮店里换了10 斤全国粮票。粮店的人给了我全国粮票之后，同时从我的粮本上扣掉10 斤粮食供应计划。又因为全国粮票是包含油的，我还按比例交回了一些油票。到了上海之后，去饭店吃饭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少了哪样都不行。同时，我还发现南方的粮票面额和咱们北方的差别很大，上海的粮票面额中有比半两更少的，咱济南最小的也是半两的，流通中还很少见。

虽然粮食都是凭本凭票购买，但基本能足量供应。当时被成为结婚“ 三大件”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以及电视机、大衣橱等物品，却都是“ 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的东西，必须要凭票购买。那会儿，各种票会首先发给各个单位，各单位再分配到各个部门。如果部门里有正要结婚的同事，那么部门就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大家举手表决。如果都同意的话，大家就会把这个票让给这位最需要的同事。如果没有要结婚的，大家就用抓阄的方式分配，比如我抓到了一台电视机，但是想要自行车，那你就自己和抓到自行车票的同事商量去吧。人家同意，你们俩就自己交换。那个时候，自行车、缝纫机票、煤气灶票等一年能有个一两张票，像电视机、收音机这些更抢手，一年有一次就不错了。

济南国棉四厂的“ 细粮证明”

“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那个时候，被俗称为“ 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同等重要，往往被放在家中的重要位置。申请和注销粮食本，也成为人出生和死亡时重要的申报步骤。1975 年，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报上户口之后，第一时间去申报粮食本。1984 年我母亲去世时，1986 年我父亲去世时，我们这些子女都是先拿着他们的死亡证明，先去粮店里销了粮本，再拿着粮店里的证明去派出所里销户口。然后派出所才给开火化证明。民以食为天，申报和注销粮本在生老病死之时如此被重视，足以看出粮本的重要性。

那个时候过日子，各种家什就在等票、凑票的过程中慢慢地添置齐全，生活品质也在这种期盼和等待中得到了逐步的改善与提高。1975 年，我妹妹刚参加工作时抓了一张煤气炉子票，我们家自此用上煤气炉子。1988 年，我老伴好不容易得到一张21 寸平面直角的彩色电视机票，我们取出了所有存款还借了一些钱，才买回电视机。

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咱们国家历经了“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工农业生产逐步迸发出惊人活力，各类商品日益丰富。现在的物资应有尽有，就怕你想不到，不怕你买不到。我们家存留下来的那些曾经叱咤一时的票证，伴随着过往的岁月，早已安静地躺在家庭博物馆的展柜里了.

（《家庭博物馆里的中国——我家七十年》崔兆森口述公晓慧整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