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部 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在第二天（12月18日），周恩来就到止园杨公馆拜会了杨虎城将军，双方进行了交谈。随即在张公馆的中楼，举行了以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中共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情，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战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三方在政策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共识，被称为“三位一体”。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极其重要。如南京方面挑动内战，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共都信守三方协议，联合抗击南京政府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一行飞抵西安。第二天“三位一体”与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在张公馆中楼，进行了谈判。由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在一份保证文件上签了字。在这份保证文件中，蒋介石同意：（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请出去。蒋介石的顾问、美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见证人”，也在文件上签了字。但蒋介石却不同意签字保证，只答应以“领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逐步执行谈判协议。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
12月24日下午，周恩来与秦邦宪等在张公馆东楼上谈话，忽然传来飞机声，周恩来恍然大悟，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于是他急速赶往机场，但到达时早已机去人渺。周恩来叹息说：“唉！张汉卿就是看旧戏看坏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张学良为他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英雄“壮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客观上也使西安形势复杂起来，和平之路荆棘丛生。
蒋介石返回南京，把他的“领袖人格”抛到九霄云外，立即扣留张学良，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判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剥夺了张学良的自由，同时调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
刹那间，形势急转直下，西北上空战云密布，人们刚刚看到的和平希望又变得渺茫起来。
面对这种形势，需要中共做出自己的判断申明自己的立场。所以，在1937年1月2日，党中央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对策。
张闻天在会上开宗明义说：“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而不能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怀疑他，看不到他的抗日倾向。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重兵压境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张闻天还指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争取更多的同盟者。
张闻天的发言透彻、深刻，既肯定了蒋介石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又看清了蒋介石目前玩弄的伎俩，这种分析对于统一党内思想，把握方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月5日，张闻天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传达1月2日会议精神，具体指示红军行动和周、博的工作。他们还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要他与宋子文接洽，促使宋子文履行蒋在西安应允的“停战撤兵”等六项条件。1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周、博，强调“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
同一天，蒋介石抛出了解决西北问题的两种方案。张学良被扣未返，部队去向不明，西北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东北军内部分为主和派、主战派，两派矛盾分歧很大。主和派认为可以谈判撤军，但主战派仍执迷不悟，四下活动，煽起战争情绪，形势骤然变得险恶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张闻天1月25日从延安秘密出发前往西安。毛泽东当天致电周恩来告知此事说：“洛甫（即张闻天）本日出发来西安。”
张闻天动身前还致电北方局的刘少奇，指示北方局要“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
1月27日，张闻天到达西安后，立即与那里的周恩来、博古谈话，了解西安情况，共商大计。是夜，张闻天秘密住进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然而，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东北军青年军官50余人到周恩来住处请愿事件。当时气氛异常紧张，他们不听周恩来的解释、劝说，只坚持反对和谈撤军，否则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并希望得到中共和红军的支持。他们中有人当场扬言，如果红军不参加与中央军作战的话，他们就和红军决裂。还有人拟出了暗杀名单，里面有主和派和中共党人。
28日上午，博古急忙赶到张闻天住处，将夜里情况告诉他，并催张闻天赶快离开西安前往云阳红军总指挥部。
张闻天说并不着急，还想多了解情况。博古可急了，假如住在这里暴露了可不得了。
博古的担忧不无道理。张闻天是秘密来西安的，不像周恩来、博古他们是张学良邀请来的，是客人，东北军某些青年军官虽有不满，但有所顾忌。如果在他们情绪难平之时发现中共总负责人在西安城内，那么他们对中共的疑惑就更大了，张闻天的暴露无疑火上浇油，使局势难以控制。可见，张闻天西安之行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张闻天自西安动身前，以他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任弼时，谈了他的看法。他根据西安形势和主战派情况指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地坚决为和平奋斗。”同日，张闻天到达云阳红军总指挥部，顾不上休息，立即与那里的中共领导人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紧急商议，最后以他个人名义再次致电毛泽东及周恩来、博古，提出建议：军事上，红军主力主动从陕南向渭北方向撤退，这样既可以向各方表示和平诚意，又可以借机收缩兵力，避免被歼的危险。政治上，请朱德、毛泽东对红军这一行动发表谈话，表明“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
电报还进一步强调：“这一态度的表明，目前极端重要。”该电报的内容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果然，毛泽东第二天即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要他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为坚决赞助蒋先生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
29日、30日上午，张闻天又致电毛、周、博，再谈中共策略：在一般情况下，红军不参加内战。但是，西安城内，战争危机一触即发。中共及红军是坐而旁观，还是参与友军行动呢？
周恩来向西安方面表示，红军绝不做对不起友军的事情，但需协商后决定。于是，在30日下午5时，周恩来、博古等人匆匆赶到云阳，与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王稼祥等紧急蹉商，寻求对策。是夜10时，与会者联名致电陕北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形势变化后中共和红军的策略方针：“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是夜12时，毛、朱、张复电表示赞同，并将当前行动方针概况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
随后，周恩来等返回西安，告知西安方面以中共决定。张闻天仍留在云阳，关注着西安城内局势的发展。1月31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举行了最高军事会议，最终决定要和平撤兵。西安事变终于落下了帷幕，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步伐加快了（注3）。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在西安设有西安红军联络处，在西安七贤庄一号，一家德国医师海伯特开设的牙科诊所，它名义上是医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
为了解决陕北红军卫生器材和药品供应奇缺的问题，上级指示各地党的地下人员都要秘密购买各种药品和卫生器材。为能将这些分散的医药物资集中起来转送到陕北苏区，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地点和收货人。从地理位置上看，西安是最理想的接收和转运地点。但收货人呢？依靠公开的朋友不行，会使对方受到牵连并遭到敌人的破坏。最妥当的办法，是组织自己的秘密机关。几经磋商，最后确定由美国朋友史沫特莱介绍给刘鼎的德国朋友海伯特作为掩护人。海伯特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希特勒驱逐出境。后受德国共产党的派遣到中国的上海帮助我地下党工作。当他听史沫特莱讲要他为陕北苏区转运医药物资进行掩护，非常高兴，当场就满口答应下来了。刘鼎就在西安东城中国银行盖的七贤庄住宅区租了七贤庄一号一个两进的四合院，作为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站。他从上海请来的海伯特在前院开了一个“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诊所”，在西面的正厅摆设着治牙的器械和药品。对外又称是张学良的牙医，也给国民党官员和官太太们看牙。东厅则是一个烈士的遗孀作为“二房东”住在那里，负责接待党的地下来往人员。后院则全部是联络站办公及秘密客人住宿的地方。于是，1936年夏天，一家“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诊所”就在西安市的七贤庄一号“开张营业”了。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由这家牙科诊所作掩护，接收和运转了大批卫生器材和药品到陕北苏区，同时，还转送了一大批干部到陕北以及全国各地。例如，我国著名作家丁玲、美籍著名记者斯诺到陕北苏区去，就是通过这里护送过去的。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在地下室还安装了一个功率较大的电台，专门转播新华社新闻，对全国各地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收听红色中国的声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可惜这位国际友人海伯特，在发生西安事变的早上，听到枪声往门外看时，被流弹打中后牺牲了。刘鼎为失去了海伯特非常痛心和惋惜，亲自为他安葬，并立了碑，让中国人民永远记住这位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海伯特。
中共代表团在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蒋介石的谈判中，工作极为紧张，为了及时向党中央通报情况，所以西安与保安的电报往来也极为频繁。因此，曾三在七贤庄住下后，就和童小鹏等一起投入了繁忙的报务工作之中。
1937年2月，中共代表团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了七贤庄一号，周恩来当时就向国民党在西安的代理人顾祝同提出要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处，顾祝同答应了，但又怕共产党的影响扩大，说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可以公开活动，但不能公开挂牌。“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红军联络处也就随之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公开挂牌。西安红军联络处，从建立到改名前后，只不过7个月，但它是延安和红军总部通往国民党地区去的窗口和交通总站。
这年4月，春暖花开。曾三、童小鹏等圆满完成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通讯联络任务，与周恩来等一起胜利返回延安。
在斗争谈判中，最终达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对外打击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共产党从此在中国人民位置大有攀升。
注1：《1936年8月25日：中共致信国民党 主张第二次合作》，时间：2020-08-14编辑：梓岚。
注2：《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孙彦钊，摘自《重大决策幕后》杜导正廖盖隆主编
注3：《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和各方反应 》【摘自：《中共高层与西安事变》作者/程中原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授权】2017-03-18 18：07。
编著者：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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