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部 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继宣武门之变1300多年发生“兵谏”，灞桥的见证历史发，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黎明前寂静。两个小时内，西安城完全控制在东北军和西北军手中。在俘获蒋介石后，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提出抗日救国八大纲领，(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当日扣下了张杨起草的致全国人民的通电，反而向南京何应钦密报了事变的情况。何应钦获悉情报后，立即严加控制全国的邮电系统，严格封锁来自西安的一切消息。南京的宣传机构不惜捏造谣言，混淆视听，一条条关于西安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在这种形势下，全国舆论界开始纷纷谴责张杨，胡适、傅斯年等学者都在报纸上写文章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则大多持观望态度，只有广西桂系对西安事变表示同情支持。
张学良杨虎城西安“兵谏”，震惊了中国与世界，掀起了惊涛骇浪。各种社会形态暴露出来，都想走向历史舞台。
12月12日下午，他邀请在京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伧等都同何应钦一致，主张武力讨伐。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则为蒋氏的安全担忧，主张和平解决。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讨伐派人多占上风；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何应钦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对西安进攻。12月16日，军事部署大致就绪。国民党中央政委会再次开会，决定任命何应钦为 “讨逆军总司令”，并由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同时任命刘峙、顾祝同分别担任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举行白衣誓师仪式，渲染声势。蒋嫡系部队进入潼关，占领华县，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西安因下大雪而未能轰炸。还派飞机在西安上空侦察、恫吓，连被扣留在西安的蒋介石，也“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多数将领并不像何应钦那样主动积极。
西安张、杨一时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其部队“出现不稳”，有的已叛投蒋军。军委和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红军迅即出动，直接援助张、杨，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形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巩固西安，已成为我党能否立足西北，推动全国抗日局面出现的关键所在。于是，一方面坚持红军主力立即南下，同时也修正了原兵出河南、进逼南京的计划。决定以红军主力取直径南下，迅速出至西峰镇地区，靠近东北军，“或增援西安打何应钦，或增援固原打胡宗南”。事实证明，这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针。据此，彭、任立即向红军各部发布出动命令，部署红军主力分为三个梯队，“均以七天为限到达指定地点(西峰、庆阳附近)集结待命”。第三十二军、第二十八军等组成追击军，钳制胡宗南部，掩护红军主力南下。12月14日，刘峙、顾祝同、胡宗南、李默庵、樊崧甫、关麟征、宋希濂、毛炳文等三十八名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指出“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回南京。讨伐令下达后，西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留在南京协助孔祥熙策划和平营救活动，没有及时赴任；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行动迟缓；胡宗南军观望不前。只有中央教导总队桂永清于17日率领两个团由华县向赤水西岸进攻，被守军击溃。此后，双方即处于对峙状态。
在何应钦指挥讨伐派进行收效甚微，宋美龄和孔祥熙、宋子文等主张和平派，他们不顾何应钦、戴季陶等的反对和阻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了积极活动。
宋美龄于12月12日当天，在上海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13日晨即同孔祥熙一起赶回南京。宋美龄对何应钦等主张讨伐西安，以及12日晚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所作将张学良革职查办等决议，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她和孔祥熙在上海已经决定，请与张学良和蒋介石都有私交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赴西安探听情况。宋美龄回到南京后即将此意电告张学良。端纳也电告张学良，他已经启程赴洛阳转途西安。为争取时间，端纳不顾何应钦的阻挠，于13日下午乘飞机去洛阳。
14日下午四时，端纳到达西安。他立即会见张学良，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意图。得知释放蒋介石必须得到杨虎城等人的同意，他又即拜会了杨虎城和一些高级将领。随后，端纳在张学良陪同下见了蒋介石，转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
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宋美龄在信中说她正在努力营救蒋介石，并为此准备亲自到西安。信的最后还说：“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端纳于14日晚致电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在陕平安，并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她和孔祥熙来西安商谈和平解决办法。
从14日开始，张学良连续向南京发电，反复申明他们扣留委员长的意图，表示如果政府派代表前来讨论时局，他便放蒋介石。他还特别希望宋美龄和孔祥熙能够来西安。但蒋介石嘱咐端纳，要他告诉夫人千万不要到西安来。
12月15日，端纳飞抵洛阳，打电话给宋美龄，详尽告知在西安的活动和蒋介石、张学良第一次交谈的情况，表示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并再次转达张学良对孔祥熙和宋美龄的邀请。宋美龄也把何应钦决定立即进攻西安的事告诉端纳，要他立即转告蒋介石设法制止。当天深夜，宋美龄又给端纳打电话，说孔祥熙身体不好且身份也不宜去西安，拟请宋子文和顾祝同（时任贵州省主席）代替。南京军事领导人极力阻止她去西安，但她决意前往。
12月16日，端纳由洛阳飞回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转达了宋美龄的口信。张学良、杨虎城同意由宋子文代替孔祥熙。此时，南京空军已对渭南、三原等地进行轰炸，七个师集中在潼关前线，整装待发，所有军用飞机集中在洛阳待命。于右任赴陕西“抚慰”。38名高级将领，278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分别联名致电张学良，施加压力。端纳向蒋介石转述了宋美龄要他制止何应钦进攻西安的口信。张学良在旁插话说：“何应钦欺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遂商定派蒋鼎文携蒋介石写给何应钦的手令从西安回南京。蒋的手令为：“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可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来，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题。”
张学良为表明希望和平但并不惧战的态度，也在18日给何应钦发去一电，说“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主战派及野战派，在和战派努力下，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统一抗日”初衷“兵谏”，并没想到加害蒋介石图谋，时态逐渐缓和下来，力求和平解决前进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南京还主动向媒体发表谈话，表示自己愿意担任斡旋者角色，并赶赴西安。12月20日，张学良陪同宋子文去见蒋介石，宋子文给蒋介石带来了宋美龄的信，信中说，如宋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在宋子文用英文写成的《西安事变日记》里，描述了蒋介石见信落泪的情景。
12月22日，身患荨麻疹病的宋美龄克服了众人的阻饶和晕机的困难，飞抵西安。在下飞机之前，宋美龄交给端纳一把手枪，用英语说，如果叛军哗变，无法控制时，你立即开枪打死我。那天早上，蒋介石翻开《圣经》，正好翻到一句话：“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人”。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记了下午四时他与宋美龄见面的情况，二人相见“感动悲咽，不可言状”。
宋氏兄妹的到来使蒋介石的态度又了很大转变，蒋介石开始同意与张杨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个月内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1936年12月22日，在宋氏兄妹和蒋鼎文等飞抵西安后，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和中共进行谈判，23日和24日，经过谈判双方分别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对西安事变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他们一面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自应遵命，维持大局”，一面向全国发出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领衔的十六位高级将领联名的一份通电，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通电指出“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应该“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反对独裁政治”，要求“迅速将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开至绥远前线”，并表示“广西军一部援绥”。李宗仁、白崇禧等在通电中表示以“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的精神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
四川的刘湘在事变发生后召开了防务会议，实际上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出兵准备。12月18日，发表通电公开表态，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四点意见。对事变的处置，提出“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御侮救国之实力”。表明他是赞同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救国主张而反对武力讨伐的。
绥远的傅作义同张学良关系较深，对联合各方力量包括红军在内态度积极。他对西安事变提出的政治主张是支持的。12月24日，他乘飞机赴西安拟以调停，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抗日援绥办法，因飞机迷航而延误。
冀察的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在事变前与张学良、杨虎城有信使往来，事变发生后态度不够明朗。12月21日韩复榘致电张学良，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和主张倍加赞誉，并说他的军队已奉命西开，望两军接近时勿生误会。在和平解决前景逐渐明朗时，韩复榘与宋哲元于12月23日联名通电全国，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谋求政治解决，避免军事冲突。
山西的阎锡山同张学良关系不错，10月底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曾进行过深谈。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发专电给阎锡山征询意见，阎锡山复电张学良，却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说什么“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日力量乎？抑减少抗日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是否更以救国热心，成危国之行为？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弟抱无限之悲痛……”阎锡山这封电报一连提出四个反问，都以“乎”字反诘，被谑称为“四乎”电报。他还把这封电报送给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对阎锡山的态度非常生气。其后，阎锡山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和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代表他前往西安打算进行调停，张学良未予理睬。
新疆的盛世才一贯反对蒋介石。张学良以为在逼蒋抗日问题上可以得到盛世才的合作，并可借以沟通和苏联的关系，８月曾派人去新疆联络。事变发生后，盛世才本有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打算，但获悉苏联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持反对态度，即改变主意。12月18日，盛世才电令新疆驻南京办事处发表声明称：“西安事变不但与新疆毫无关系，且亦绝不赞同。”各地方实力派虽有种种表态，但主要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内战，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他们并不支持讨伐派。
国内势力派，多数都支持“停止内战，统一抗日”，可见军队中多数“兵谏”，和平解决这次事端。
国际舆论不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竭力避免内战，都要求尽快释放蒋介石，只是有的激烈，有的温和。以和平解决西安事件。
1929年史沫特莱作为外国驻华记者来到中国。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5天以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她的报道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中，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有人认为她是英雄，有人认为她是无赖。美国报纸说：“她背后有庞大的军队”，“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美国妇女帮助中国人叛乱”。美联社在一篇很长的背景介绍中，说史沫特莱“从前的一个美国农村姑娘将成为千万黄皮肤人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
1936年12月13日，中央研究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伐张学良；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留蒋介石的行为。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如胡适、傅斯年等则公开斥责张学良、杨虎城“叛乱”，还乘机攻击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极力为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辩护。
12月16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
12月1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全国声讨叛逆一致拥护政府（各界通电痛斥张学良）》。
12月16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英、美两国政府为维护在华权益，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事变期间他们赞同宋美龄等营救蒋介石的活动。英、美两国通过其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表示拟进行调解，他们希望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英商汇丰银行应孔祥熙、宋子文请求提供的帮助，使事变当时上海金融市场得以保持稳定。英、美报纸充当了他们的喉舌。1936年12月14日美国《民声讲坛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
苏联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于事变性质和作用的评论大出人们意料。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的《消息报》（政府机关报）、《真理报》（联共中央机关报）和共产国际的刊物《国际新闻通讯》，接连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搞起来的，甚至说张学良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是“烟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破坏中国御侮力量的团结”。这些社论、评论，无视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将士的抗日要求，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纯属臆断和偏见。苏联政府为了表明不支持西安事变，12月16日，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会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19日，苏联驻中国使馆代办斯皮里瓦尼克发表声明，以相同的内容，声称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且自‘满洲’事变以来，……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
事变当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十四个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来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和从国外回来的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的代表。代表们认为，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是反映了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行动，决定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随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及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十八个团体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主张。
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三十多个团体联名发表《致全国各政党、各法团、各机关通电》和《致全国各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电》，要求加强团结，共赴国难。13日以后，学生上街演讲、贴标语，拥护八项主张；市民送茶送水， 到处一片团结救亡的景象。事变后新出版的刊物达四十多种。十多天成立了三十多个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二十多县陆续成立了救国会。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西北人民抗日先锋队”、“抗日义勇军”等群众武装组织。12月14日，在西安召开了有九省回族代表参加的全国回族代表大会，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救国主张。
西安事变后，各界学生及各界群众上街举行游行，声援蒋介石，并声讨张、杨二人反动“兵谏”，要求张、杨二人立即释放蒋介石
12月15日，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敌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采取真正抗日的步骤”，“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保护救国运动，开放民众的爱国言论与组织”；“希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面恢复蒋先生等的自由，一面率领东北和陕中健儿，驰赴绥远，援助我晋绥将士，用事实来表示收复失地的主张”，并“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全国救亡协会积极回应张学良、杨虎城通电的八大纲领，提出五项主张：（一）停止内战；（二）停止镇压共产党；（三）组织统一战线；（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五）加强和援助绥远的抗日战争。
北平学联通过决议：“（一）我们以人民的名义要求立即对日宣战。（二）我们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三）我们谴责以任何借口发动任何形式和任何种类的内战。（四）我们要求蒋介石联合张学良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五）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全部接受张学良提出的抗日主张，必要时宣战。（六）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和中国所有各党派、各种力量召开一个全国国防会议，共商抗日救亡之大计。（注1）”
站在大众中，声援张扬，“停止内战，统一抗战”，是民众的声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软禁蒋介石，究竟如何处置蒋介石有了主张，怎样达成共识，放蒋寻找多方支持。
张、杨寻求中国共产党。中共于当天就得到消息，群情激昂。人们欢呼雀跃，不断传来“审判蒋介石”、“审蒋”、“杀掉蒋介石”的呼声。中共领导人激情后，很快就冷静下来，密切注视着事变的发展，准备应变措施。
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三次去电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西安情况以及中共意见；复电张学良，表示支持他的抗日义举，并提醒他看管好蒋介石；急令红军南下，与张、杨部靠拢，为张、杨壮胆振威。
紧接着，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西安事变，地点在陕北保安城（今志丹县），东南张闻天窑洞内。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人。
毛泽东负责对国民党的外部（即统战）工作，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毛泽东根据掌握的材料，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意义、事变后的形势以及如何看待蒋介石等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指出：“此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毛泽东在报告中还谈到：“蒋最近的立场虽是中间派，然在‘剿共’这一点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审蒋、除蒋”。
随后，与会者就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讨论。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关于西安事变意义的分析，对于“审蒋、除蒋”，只有张国焘认为张、杨举动第一是对蒋表示同意，第二才是抗日，从而低估了事变的意义。
周恩来的发言委婉，他提出在政权上不要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比建立实质政权）更为有利。”他认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里，这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从而暗示了他反对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和“审蒋”、“除蒋”的看法。
张闻天最后发言：“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突变。因而，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而要尽量争取、分化、孤立妥协派，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系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中共中央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他同时预测说，西安事变是一次最好的时机，“党要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红大第一期学员200多人纷纷“下山”，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罗瑞卿则作为中共处理西安事变工作组成员，赴西安和谈国共关系。在继续争取国内和平、组织对日抗战的关键时刻，红大第一期学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选自人民政协报《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张伟。
张闻天的发言，明确了不在西安建立实质政权方式的主张，反而强调要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自然包括争取蒋介石。因为南京政府正统和蒋介石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群情高昂情况下，张闻天能够冷静考虑，提醒大家不要急躁，有一定预测性。他的观点很快被形势的发展所证明。
事变发生三个月之前。中共中央在9月1日向党内发出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目前形势下，抗日反蒋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策略转变。
9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为联蒋抗日再迈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
然而，蒋介石不甘心与中共合作，不甘心给中共及红军以合法地位，他一面谈判，一面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宁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企图彻底消灭中共及红军。一时间，蒋介石的行为令人猜疑，党内也有人开始怀疑蒋介石能否走上抗日道路。
鉴于此，中共中央在11月13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他在分析全国形势后明确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原因是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硬，蒋动摇走向抗日的可能性来得较快。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就轻易认为他是专门来打我们，与日妥协的。”
尽管历史证明张闻天在事变后第二天的发言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持此种看法者寥寥无几，人们听到的多是“除蒋”、“审蒋”、“建立西安政权中心”等呼声外，张闻天对自己的主张能否一直坚持到底呢？事态又是如何发展呢？
西安事变，国内外震惊，反应强烈。一时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世人关注的热点都集中在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的问题上，换言之，对蒋介石的处置成了问题的焦点。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中国共产党就明确表示红军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毛泽东致张电表示：“红军准备全力增援”。周恩来也表示要在解决事变的实际工作中发挥“红军作用”。所以，当张请求红军集中环县附近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即电复：拟以二万红军移驻环县、曲子、豫旺堡、毛居井地域于你部靠近。如果胡宗南等部自北向南进逼时，红军坚决从其侧后进击，配合你部坚决消灭之。
彭、任率红军主力南下分两个步骤：一是12月20日红军兵分两路，取直径南开到庆阳、西峰、正宁、宁县地区，杨虎城、王以哲等以为事变和平解决，要求红军停止南下。红军这一步骤发生在西安事变期间，作用重在稳定张、杨部队。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何应钦借“营救”之名，调兵遣将，准备向西安张、杨部大举进攻，其主力已进逼西安。此时张、杨部队内部出现许多不稳定迹象，南京方面还采取拉杨打张的分化策略，张、杨部队有被化分解体危险。而红军主力南下与其靠拢，一可以“壮其胆而振其气”，二可以解救张、杨危机，“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
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是促蒋抗日、逼蒋抗日，并非除蒋抗日。因此，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12月17日到达西安，周恩来与张、杨在西安商定：以杨部控守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河南北备战，另以东北军一部集结固原、平凉，监视胡宗南部；红军立即接防肤施(今延安)、甘泉，以便南下渭北，侧击蒋军，参加决战。随后，彭、任率红军主力，兵分两路，夜行晓宿，兼程南下。同时了解各方反应，西安情况和与张学良商谈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保蒋安全”建议。前方后方，周恩来与毛泽东、张闻天电报往来不断，互传信息，共商计策，推动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方向发展。
12月1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是继13日会议后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最终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策略方针。
毛泽东认为：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和走向抗日的前途，两个方面都在发展着。张闻天也在会上做了发言。他的发言共七点，比较系统和明确，阐述了我党在西安事变上的认识和采取的策略方针。
张闻天认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全国性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鉴于党内曾有过“审蒋”主张，张闻天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我们应把抗日作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这种明确的态度与其13日会议发言精神是一致的，对于统一党内思想。
张闻天谈到了关于苏联在西安事变上的舆论问题。苏联报纸自14日起，对张、杨举动横加指责，称事变的发动是亲日派的阴谋等等，令人迷惑。此时，中共还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清晰的指示，所以对苏联的舆论党内有得到了统一认识。
张闻天认为：“苏联的舆论，是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会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那么，中共能否采取与苏联同一立场呢？“当然是不能的。”张闻天的回答。中共是独立自主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方针，不是屈从于苏联或听命于共产国际指示，有自己独特见解。
会议结束，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公开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二、对党内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张闻天在21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时局和释蒋的看法，对促成和谈顺利进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张闻天认为时局的特点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战；另一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所以，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具体请周恩来与张、杨协商，可以在下列条件下与蒋介石、陈诚谈判，“成立和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该电文受到周恩来重视，后来成为西安谈判的基础。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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