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都市头条今日发布陈振民撰写的《“一分为二”的风波》文章，讲述了作者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的理论在文革时期引起的巨大风波，并遭受的种种磨难和非议，再现了作者敢于坚持真理，探索真理的胆量和勇气。时光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仍然有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理论性和指导性。(张忠信）

作者：陈振民

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也叫“一分为二”，即一个事物存在对立的两个方面。

内容嘛，当然是讲我在他们学校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是诬蔑毛泽东思想云云。
当时的团县委机关仅占县委会的一排房子，这个大字报正文抄了四五张有光纸，它一贴，马上在此前尚无一张大字报的全县委机关引起了轰动。大伙在你一伙他一伙地议论：
“陈振民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嘛，怎么也在反毛泽东思想？”
“他净听那个省团校理论教员胡言乱语！”
我不服气。我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从理论性与实践性、绝对性与相对性、阶段性与发展性去“一分为二”是正确的，省团校那位理论教员讲得没错。怪只怪一般人对“一分为二”观点理解得太狭窄、太浮浅，只把“一分为二”理解为“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不懂更多的科学的分法。你要说毛泽东思想也可一分为二，他就认为你说毛泽东思想有对的也有错的，这不是贬低甚至诬蔑毛泽东思想吗？这样以己之误，诬人为错，进而陷人于罪，实在也是太有些可悲而又可恶了！
在一些人的质问下，我与团县委有关同志商量后，出了一份回应性大字报，题目是：

我对于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的理解

正文当然是我这个说法的具体内容及其来源，还有现在并不认为是错误的想法。末了，自然少不了几句欢迎批评的话。大字报抄了六张有光纸，贴在学生们给我的大字报的对面墙上。
县委机关就此问题沉默了，一直沉默了三四天。但这种情况是不祥之兆，它不是对我的理解，而是酝酿着一场对我的围攻。
之后，果真这个部那个部、这个办那个办的对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说我态度恶劣，不接受批评；说我是假学习毛著标兵；说我反毛泽东思想本质大暴露。总之，没有一个涉及我对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法的评论，只一味在给我戴政治帽子，形成了一种赤色恐怖的氛围。
在这个事情上我不认为我有错误，团县委的同志也不认为我有错误。副书记卢茂强同志的爱人还以同情的口气向我透过一句：“你那只是个认识问题嘛！”意思是不属立场问题。这说法应该也是代表了卢的看法，无疑对我是一种难得的宽慰。但在当时形势下，大家却都不敢公开替我说话。
我陷于孤立了。
但我仍然咽不下这口气：本来是科学地解释毛泽东思想的“一分为二”，为什么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呢？
那时的县委书记闫广洪，被许多人认为理论水平高，可是他到华北局开会去了，不在机关。我盼望他回来后能替我解围；谁知他回来听了我的汇报竟一言不发，之后反而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了我。虽未指名，但谁都知道他是在说我，使我在小组讨论时受了一次批判。
那时的中央理论刊物是《红旗》杂志，我抱着求援的想法向其拍了电报，说明了原委，请求答复，谁知竟也一字不回。
我彻底地孤立了。
万荣中学的学生让“黑帮”老师游街时，曾到县委机关找我陪游，未能找见。
县委机关成立第一造反司令部时，我申请加入，被视为“黑帮”而拒绝。
我走到街上，有人指着我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在说：这就是团县委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个。
原来最器重我，积极介绍我入党的一位团县委主要领导当时调往外地，他给团县委写的一封信中，把全单位的同志一个一个都问到了，唯独对我未提一字。我知道他是在那种特殊环境下，违心地表示与我划清界限。
这就是世态！这就是人情！
我一阵阵感到难受，也一阵阵感到愤懑，不禁产生了屈原那种“举世皆醉惟我独醒”的情绪。
这是不是太有些自诩清高呢？太有些狂妄自大呢？然而…
就这样，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的问题，在整个“文革”十年中无人敢于触及，我的这一遭遇也无人敢表同情，大家只以无言代替了一切。我的一颗受伤的心，也只好久久地忍受着隐痛。直到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时，舆论上才渐渐理解了我。有的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伙计，看来你当年是说对了！”有的同志向我举起大拇指道：“嗨，还是你有识有胆！”
我苦笑了。
我在想，在那个造神运动的年代，随着对毛泽东个人的神化崇拜，毛泽东思想也被神化了。本来是一套完整的活泼的科学体系，却被一些人当做僵硬的宗教教条，只能句句照办不走样，不能对它作任何科学分析。否则就大逆不道，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帮！这是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左倾狂热病呢？
还有，“一分为二”本来是指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具体所指，随着观察的角度不同，说法可以多种多样。除过前边说的六个“性”以外。新与旧、前与后、上与下、左与右都是。而这一切，在许多时候却被“正确与错误”或“成绩与缺点”的习惯模式局限住，不允许有别种内涵的“两点论”存在。一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他就一味排斥别的解释，只往“正确与错误”或“成绩与缺点”方面想，不容分辨地给你戴一顶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这又是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左倾幼稚病呢？
我想，应该是的。或许不怎样准确，但中了左毒，则定是无疑。
现在的时代不同于文革时代了，不是可以随意给人上纲上线戴帽子的时候了。以科学的眼光和态度对待一切科学的理论和事业，是时尚的选择。既可以对毛泽东思想实行“一分为二”，也可以对我们奉行的所有主义、理论、思想等体系实行“一分为二”。具体分法依然是前边谈到的六个“性”，也可以是不带贬诬性的其它科学分法，如原则性与灵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斗争性与妥协性等等。否则，它就僵化了，就不能与时俱进，因情置宜了。理论界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应该大胆地面对，大胆地阐述。如果有意回避，“王顾左右而言他”，恰恰说明自己理论上的浅薄，把本来彻底的科学理论变得不彻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不应有的。
当然，懂得辩证法的人，一切活动都应体现辩证思维，必要的策略是应讲究的。而我当年却没有体现，没有讲究。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那时不顾眼前的政治形势和人们普遍的认识水平，硬是在逆风而上，结果自讨苦吃，受到打击。而今回眸总结起来，从严格要求自己的角度讲，当时是否可暂且沉默一些呢？委婉一些呢？而我没有。这无疑是书生气太浓了，是地地道道的“不识时务”，所以根本不能算作“俊杰”。
现在我当然懂得了这一点。因而我又在想，现在讲“一分为二”的普遍性，也应循序渐进，由“一分为二这个概念的全部内涵人手，渐次到不同事物的不同分法，逐步引导人们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察、分析、对待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的思维的种种，没有任何例外的种种，从而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这样，就能有助于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跨步，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
所幸，在而今思想活跃的开明时代，讲这个问题，要比“文革”那样的年代容易得多了。
只要如此识“时务”，就必然能够成“俊杰”。
我相信。

原载《后土文化》2010年第2期，后收入《陈振民文集. 文艺增补卷》（作家出版社））

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