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都市头条今日发布陈振民撰写的《“一分为二”的风波》文章,讲述了作者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的理论在文革时期引起的巨大风波,并遭受的种种磨难和非议,再现了作者敢于坚持真理,探索真理的胆量和勇气。时光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仍然有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理论性和指导性。(张忠信)
作者:陈振民
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也叫“一分为二”,即一个事物存在对立的两个方面。
所谓“任何”,即没有例外之意,自然的、社会的、思维的尽皆如此。
然而,在那个极左又极左的“文革”年代,从中央到基层,在许多又许多的政治理论的积极分子中,“一分为二”有了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毛泽东思想。
我当时在万荣县的团县委工作,是团县委曾经发文件树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我单位一位同志从省团校学习回来后,传达说,省团校的理论教员讲,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分法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绝对性与相对性、阶段性与发展性。我根据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亦即“一分为二”的论述精神,几乎是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这个观点。因为我体会到,观察每一事物都有许多不同的角度,因而就有许多“一分为二”的形式。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这种“一分为二”,就是从认识真理的一种特殊角度谈的。
可是,我竟因此而被批判了。
那是1966年夏季。当时万荣中学的同学给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贴了许多大字报,我进校参观时,见有一张是给学校一位理论教员贴的,说她上课时讲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这是在反毛泽东思想。我顺便向跟在我后边的几位学生作了解释,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只是具体的分法不同。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分法是:它一方面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又有中国革命的实经验;既有绝对真理的一面,又有相对真理的一面;既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理论指南,又会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
学生们听了,并未提出异议。
可是我回到机关不到半天,万荣中学学生给我的大字报就贴到团县委机关的墙上,斗大字的大标题是:打倒团县委的牛鬼蛇神陈振民,陈振民三字被颠倒写,振字写成镇字,名字上面划了大红叉。
内容嘛,当然是讲我在他们学校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是诬蔑毛泽东思想云云。
当时的团县委机关仅占县委会的一排房子,这个大字报正文抄了四五张有光纸,它一贴,马上在此前尚无一张大字报的全县委机关引起了轰动。大伙在你一伙他一伙地议论:
“陈振民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嘛,怎么也在反毛泽东思想?”
“他净听那个省团校理论教员胡言乱语!”
我不服气。我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从理论性与实践性、绝对性与相对性、阶段性与发展性去“一分为二”是正确的,省团校那位理论教员讲得没错。怪只怪一般人对“一分为二”观点理解得太狭窄、太浮浅,只把“一分为二”理解为“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不懂更多的科学的分法。你要说毛泽东思想也可一分为二,他就认为你说毛泽东思想有对的也有错的,这不是贬低甚至诬蔑毛泽东思想吗?这样以己之误,诬人为错,进而陷人于罪,实在也是太有些可悲而又可恶了!
在一些人的质问下,我与团县委有关同志商量后,出了一份回应性大字报,题目是:
我对于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的理解
正文当然是我这个说法的具体内容及其来源,还有现在并不认为是错误的想法。末了,自然少不了几句欢迎批评的话。大字报抄了六张有光纸,贴在学生们给我的大字报的对面墙上。
县委机关就此问题沉默了,一直沉默了三四天。但这种情况是不祥之兆,它不是对我的理解,而是酝酿着一场对我的围攻。
之后,果真这个部那个部、这个办那个办的对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说我态度恶劣,不接受批评;说我是假学习毛著标兵;说我反毛泽东思想本质大暴露。总之,没有一个涉及我对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法的评论,只一味在给我戴政治帽子,形成了一种赤色恐怖的氛围。
在这个事情上我不认为我有错误,团县委的同志也不认为我有错误。副书记卢茂强同志的爱人还以同情的口气向我透过一句:“你那只是个认识问题嘛!”意思是不属立场问题。这说法应该也是代表了卢的看法,无疑对我是一种难得的宽慰。但在当时形势下,大家却都不敢公开替我说话。
我陷于孤立了。
但我仍然咽不下这口气:本来是科学地解释毛泽东思想的“一分为二”,为什么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呢?
那时的县委书记闫广洪,被许多人认为理论水平高,可是他到华北局开会去了,不在机关。我盼望他回来后能替我解围;谁知他回来听了我的汇报竟一言不发,之后反而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了我。虽未指名,但谁都知道他是在说我,使我在小组讨论时受了一次批判。
那时的中央理论刊物是《红旗》杂志,我抱着求援的想法向其拍了电报,说明了原委,请求答复,谁知竟也一字不回。
我彻底地孤立了。
万荣中学的学生让“黑帮”老师游街时,曾到县委机关找我陪游,未能找见。
县委机关成立第一造反司令部时,我申请加入,被视为“黑帮”而拒绝。
我走到街上,有人指着我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在说:这就是团县委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个。
原来最器重我,积极介绍我入党的一位团县委主要领导当时调往外地,他给团县委写的一封信中,把全单位的同志一个一个都问到了,唯独对我未提一字。我知道他是在那种特殊环境下,违心地表示与我划清界限。
这就是世态!这就是人情!
我一阵阵感到难受,也一阵阵感到愤懑,不禁产生了屈原那种“举世皆醉惟我独醒”的情绪。
这是不是太有些自诩清高呢?太有些狂妄自大呢?然而…
就这样,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的问题,在整个“文革”十年中无人敢于触及,我的这一遭遇也无人敢表同情,大家只以无言代替了一切。我的一颗受伤的心,也只好久久地忍受着隐痛。直到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时,舆论上才渐渐理解了我。有的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伙计,看来你当年是说对了!”有的同志向我举起大拇指道:“嗨,还是你有识有胆!”
我苦笑了。
我在想,在那个造神运动的年代,随着对毛泽东个人的神化崇拜,毛泽东思想也被神化了。本来是一套完整的活泼的科学体系,却被一些人当做僵硬的宗教教条,只能句句照办不走样,不能对它作任何科学分析。否则就大逆不道,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帮!这是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左倾狂热病呢?
还有,“一分为二”本来是指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具体所指,随着观察的角度不同,说法可以多种多样。除过前边说的六个“性”以外。新与旧、前与后、上与下、左与右都是。而这一切,在许多时候却被“正确与错误”或“成绩与缺点”的习惯模式局限住,不允许有别种内涵的“两点论”存在。一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他就一味排斥别的解释,只往“正确与错误”或“成绩与缺点”方面想,不容分辨地给你戴一顶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这又是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左倾幼稚病呢?
我想,应该是的。或许不怎样准确,但中了左毒,则定是无疑。
现在的时代不同于文革时代了,不是可以随意给人上纲上线戴帽子的时候了。以科学的眼光和态度对待一切科学的理论和事业,是时尚的选择。既可以对毛泽东思想实行“一分为二”,也可以对我们奉行的所有主义、理论、思想等体系实行“一分为二”。具体分法依然是前边谈到的六个“性”,也可以是不带贬诬性的其它科学分法,如原则性与灵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斗争性与妥协性等等。否则,它就僵化了,就不能与时俱进,因情置宜了。理论界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应该大胆地面对,大胆地阐述。如果有意回避,“王顾左右而言他”,恰恰说明自己理论上的浅薄,把本来彻底的科学理论变得不彻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不应有的。
当然,懂得辩证法的人,一切活动都应体现辩证思维,必要的策略是应讲究的。而我当年却没有体现,没有讲究。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那时不顾眼前的政治形势和人们普遍的认识水平,硬是在逆风而上,结果自讨苦吃,受到打击。而今回眸总结起来,从严格要求自己的角度讲,当时是否可暂且沉默一些呢?委婉一些呢?而我没有。这无疑是书生气太浓了,是地地道道的“不识时务”,所以根本不能算作“俊杰”。
现在我当然懂得了这一点。因而我又在想,现在讲“一分为二”的普遍性,也应循序渐进,由“一分为二这个概念的全部内涵人手,渐次到不同事物的不同分法,逐步引导人们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察、分析、对待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的思维的种种,没有任何例外的种种,从而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这样,就能有助于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跨步,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
所幸,在而今思想活跃的开明时代,讲这个问题,要比“文革”那样的年代容易得多了。
只要如此识“时务”,就必然能够成“俊杰”。
我相信。
原载《后土文化》2010年第2期,后收入《陈振民文集. 文艺增补卷》(作家出版社))
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