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七十年》连载04

崔兆森 口述 公晓慧 整理
经济建设公债,见证对新中国最初的爱
编者的话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十分落后、薄弱,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又迫在眉睫。于是,党和政府决定从1954 年起,面向社会各阶层人民,连续5 年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以筹集建设资金。和众多怀有爱国热忱的人们一样,崔兆森的父母也积极加入到认购建设公债的队伍中来。
“ 吃窝头就咸菜,省下钱来买公债。修铁道盖工厂,社会主义来得快。”从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我和邻家几个毛头小子经常在街头巷尾嘟囔起这几句顺口溜。乍一开始,我们几个就光图热闹瞎吆喝,并不知道说的这个“ 公债”具体是啥。就记得父亲过一段时间就交给母亲一些“ 公债”,母亲接过来之后,会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子里。不仅父亲会时不时地从单位上买回一些“ 公债”,街道居委会主任许大娘也经常拿着“ 公债”挨家窜户地宣传,动员大家买公债。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买回家的这个“ 公债”是指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行的第二次国内公债,第一次发行的叫“ 折实公债”。从1954 年至1958 年连续发行5 年时间。那时,关于公债的宣传可谓铺天盖地,人们用各种形式来宣传推销公债的意义, 除了利用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以外,更通过宣传歌曲、招贴画、快板、短剧、黑板报、报告会等多种方式将宣传工作深入到群众中来。
1958 年,我的母亲在街道举办的“ 扫盲”业余学校学文化上课时,她的语文课本第十五课也是关于公债的内容:“ 为了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积极量力认购经济建设公债。”


1954 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仅就钢产量而言, 1949 年我国钢产量15.8 万吨,不到世界钢产量的千分之一,还不够每个中国家庭打一把菜刀的。面对这种情况,人们纷纷以国家主人的积极态度,通过踊跃认购公债来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一张张“ 公债” 券,凝聚着广大人民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和对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现在回忆起来刚解放时老百姓对人民政府真是一心一意啊,这种感情真是最珍贵的。那时,我父亲一个月工资50 多元,每次都会拿出10 到15 元钱来购买公债,剩下的钱用以维持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设,父亲、母亲自觉地制定了厉行节约、勤俭持家的计划,除了维持正常生计,不买非迫切需要的消费物资, 尽可能多地认购公债。在城市里,像我们家踊跃认购大量公债的家庭不在少数。在我的农村老家,也有不少老乡踊跃认购公债。他们盼着国家早一点实现工业化,那样他们就能早一点用上拖拉机。就像这样, 在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五年时间里,购买公债已成为全国广大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自觉的、不可缺少的事情。
人民认购公债支援国家建设之后,可按期收回利息和本金。偿还时采用的是“ 分次抽签偿付法”,国家每年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还本债券的号码,并向社会公布号码通知中签的持券者兑换本息。利率是年息四厘,在还本金时一次付给,不计复利。公债还本付息的时间比较长,1954 年是8 年还本付息,其余四次又增加到10 年的限期。我们家人口多,孩子不断蹿个长大,饭量也随之不断增大,家里的开销也紧跟着多了起来,日子过得有些捉襟见肘。好歹等到可以“ 还本付息”的时刻,那几年里,一到公布公债号码之时,父亲就赶紧督促母亲,找到合适的债券,兑换出来贴补生活。

母亲当年在扫盲业余学校学习时使用的语文课本

我收藏的国库券
今天看来,公债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弊端,却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这种制度下,全国人民发挥的巨大力量。从实际效果来说,公债发行所筹集的资金为“ 一五”计划的完成、中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连续五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让“ 节约储蓄、勤俭建国”蔚然成风。1954 年至1958 年5 年间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所筹集的35.44 亿元,其作用已远远超过了数字本身。







我收藏的股票认购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令全世界瞩目。这快速发展的背后,有“ 国库券”的助力。如果说建设公债体现了我父亲那一代人的爱国热忱的话,国库券则彰显了我们这一代人最朴素也最直接的爱国之情。1981 年,我在部队担任机关支部副书记,负责向同志们宣讲、动员大家踊跃认购国库券。同时,自己积极带头购买,每年拿出一个月的工资买国库券。后来,我收藏了不少从1981 — 1997 年国库券。
改革开放的中国,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一切成功的企业经营模式。在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的神州大地上,悄然勃起了股市潮。股票作为筹集资金、明晰产权的一种有效方式,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应用于我国的企业经营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们这一代人也经历了从之前谈股色变到参与其中的巨大转变。在我们家,我的老伴也成了炒股大军中的一员。
1999 年,一次到烟台出发的机会,让我有机缘与已在市面上消失了的经济建设公债再次“ 相逢”。在开发区刘家台子村的文化大集上, 我从内蒙古草原上来的农民父子手里,花了4000 元钱买下来了一套珍贵的建设公债。根据当年老百姓的工资标准、生活水准,建设公债一般是不会耽搁兑付的,所以公债的存世量是极少的。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了我的博物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还收藏了股票认购证、外汇券等不同种类的证券,把它们和经济建设公债、国库券等摆在一起,让它们一道共同见证新中国走过的金融时光。
(《家庭博物馆里的中国——我家七十年》 崔兆森口述 公晓慧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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