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家七十年》连载04
崔兆森 口述 公晓慧 整理
经济建设公债，见证对新中国最初的爱
编者的话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十分落后、薄弱，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又迫在眉睫。于是，党和政府决定从1954 年起，面向社会各阶层人民，连续5 年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以筹集建设资金。和众多怀有爱国热忱的人们一样，崔兆森的父母也积极加入到认购建设公债的队伍中来。
“ 吃窝头就咸菜，省下钱来买公债。修铁道盖工厂，社会主义来得快。”从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我和邻家几个毛头小子经常在街头巷尾嘟囔起这几句顺口溜。乍一开始，我们几个就光图热闹瞎吆喝，并不知道说的这个“ 公债”具体是啥。就记得父亲过一段时间就交给母亲一些“ 公债”，母亲接过来之后，会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子里。不仅父亲会时不时地从单位上买回一些“ 公债”，街道居委会主任许大娘也经常拿着“ 公债”挨家窜户地宣传，动员大家买公债。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买回家的这个“ 公债”是指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行的第二次国内公债，第一次发行的叫“ 折实公债”。从1954 年至1958 年连续发行5 年时间。那时，关于公债的宣传可谓铺天盖地，人们用各种形式来宣传推销公债的意义， 除了利用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以外，更通过宣传歌曲、招贴画、快板、短剧、黑板报、报告会等多种方式将宣传工作深入到群众中来。
1958 年，我的母亲在街道举办的“ 扫盲”业余学校学文化上课时，她的语文课本第十五课也是关于公债的内容：“ 为了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积极量力认购经济建设公债。”
人民认购公债支援国家建设之后，可按期收回利息和本金。偿还时采用的是“ 分次抽签偿付法”，国家每年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还本债券的号码，并向社会公布号码通知中签的持券者兑换本息。利率是年息四厘，在还本金时一次付给，不计复利。公债还本付息的时间比较长，1954 年是8 年还本付息，其余四次又增加到10 年的限期。我们家人口多，孩子不断蹿个长大，饭量也随之不断增大，家里的开销也紧跟着多了起来，日子过得有些捉襟见肘。好歹等到可以“ 还本付息”的时刻，那几年里，一到公布公债号码之时，父亲就赶紧督促母亲，找到合适的债券，兑换出来贴补生活。
今天看来，公债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弊端，却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这种制度下，全国人民发挥的巨大力量。从实际效果来说，公债发行所筹集的资金为“ 一五”计划的完成、中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连续五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让“ 节约储蓄、勤俭建国”蔚然成风。1954 年至1958 年5 年间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所筹集的35.44 亿元，其作用已远远超过了数字本身。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令全世界瞩目。这快速发展的背后，有“ 国库券”的助力。如果说建设公债体现了我父亲那一代人的爱国热忱的话，国库券则彰显了我们这一代人最朴素也最直接的爱国之情。1981 年，我在部队担任机关支部副书记，负责向同志们宣讲、动员大家踊跃认购国库券。同时，自己积极带头购买，每年拿出一个月的工资买国库券。后来，我收藏了不少从1981 — 1997 年国库券。
改革开放的中国，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一切成功的企业经营模式。在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的神州大地上，悄然勃起了股市潮。股票作为筹集资金、明晰产权的一种有效方式，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应用于我国的企业经营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们这一代人也经历了从之前谈股色变到参与其中的巨大转变。在我们家，我的老伴也成了炒股大军中的一员。
1999 年，一次到烟台出发的机会，让我有机缘与已在市面上消失了的经济建设公债再次“ 相逢”。在开发区刘家台子村的文化大集上， 我从内蒙古草原上来的农民父子手里，花了4000 元钱买下来了一套珍贵的建设公债。根据当年老百姓的工资标准、生活水准，建设公债一般是不会耽搁兑付的，所以公债的存世量是极少的。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了我的博物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还收藏了股票认购证、外汇券等不同种类的证券，把它们和经济建设公债、国库券等摆在一起，让它们一道共同见证新中国走过的金融时光。
（《家庭博物馆里的中国——我家七十年》 崔兆森口述 公晓慧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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